当代西方教育学的探索与发展（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教育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
本世纪初，美国以实验为取向的教育科学和法国以实证为取向的教育科学，预示了后来的教育科学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不断涌现的教育科学分支学科，在其学科自身的科学性上，都没有偏离这两种取向。例如，在教育社会学领域里，大约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从早期的规范性、应用性的教育社会学（educational sociology）向经验性、 实证性的教育社会学（sociology of education）发展，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基于实验研究的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亦有长足发展，因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信息加工理论使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又添风采。此外，在工具性学科的范围内，本世纪先后涌现出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教育评价学、教育技术学等学科。〔61〕在这种情况下，用单数形式的教育科学来指称众多的教育学科已不可能， 正如汉麦林（ D.Hameline）所概括的：“实际上，是19 世纪在修辞学尊崇进步和民主的背景下，教育学（pedagogy ）获得了（单数形式）‘教育科学（science de l'éducation）’的地位。至于20世纪，那是（复数形式）‘教育科学（sciences de l'éducation）’的时代。从单数向复数的过渡……‘在这里，既标志着认识论的变化，也标志着社会的变化。’”〔62〕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可认为是教育学横向分化的产物——教育学与其它科学“联姻”的交叉性分化的产物。
瑞士心理学家克拉帕雷德（E.Claparede，1873—1940）是最早为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做出贡献的人，尽管他曾将教育科学理解为实验教育学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学，但是，他于1912年在日内瓦创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des Sciences de I'
ducation ）被后人视为复数形式“教育科学”产生的标志。实际上，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这一术语，是在诸多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产生和发展以后的60年代才被人们较广泛地接受。在法国，1967年设立了“教育科学”（复数）学位；并且，60年代至今，以教育科学（复数）命名的著作也大量出现，如克洛斯（A.Clausse）的《教育科学入门（Initiation aux sciences de l'éducation）》（1967）、米亚拉雷与德贝斯（M.Debesse）合编的《教育科学论文集（Traite des sciences pédagogiques）》（1971）、德贝斯的《对教育科学的界说（Defiaux sciences de l'éducation）》（1973 ）、 阿旺齐尼（G. Avanzini ）的《教育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aux sciences de l'éducation）》（1976）。又如，1980年，米亚拉雷的《教育科学（Les sciences de l'éducation）》出版了第二版， 1985 年， 他还为国际教育局（The
InternationalBureau of Education,IBE）的“教育科学丛书”写了《教育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Educational Sciences）》。由于这些学者的大力推动，这种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人们开始较普遍地使用这一术语，“在认识论方面，用来囊括在研究教育现象时使用的所有客观研究法，以及使用这种方法的所有教育研究机构（实验室、民间协会或公共设施）；在行政管理上，既用来表明数量越来越多的大学授予的某些学位，也用来表明有关研究的地位。”〔63〕
从根本上讲，由教育学或单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变为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是人们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的反映。 “pedagogy”的词源学上的局限性，使它难以涵盖当今蓬勃发展的众多教育分支学科发展的态势，也无法包含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等内容，而且，在有些西文中，它还往往成为教学论或教学法的同义语，单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则往往是实验教育学的代名词。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特朗（R.Dottrens）和米亚拉雷才认为，由单数的教育科学变为复数的教育科学是一个“发展”。〔64〕
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是“从历史、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的角度论述教育事实和情景的一些学科的总称。”〔65〕这表明，人们对教育问题已有一种多学科的认识，并希望通过这种多学科的认识来揭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或许国际公共教育大会第六十号建议书中的陈述，更能表达它的深层意义：“教育科学的任务是应该更好地确保人得到充分发展（在身体、理智、道德、审美和社会诸方面），以便使人受到最好的教育和实现最好的社会整合。”〔66〕
但是，由单数形式的教育科学向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过渡，这一动态变化过程本身也有诸多令人担忧之处。这就是说，它由单一型、具有凝聚力和确定性的教育科学逐渐变成了扩散型的、彼此有分歧的、不确定的教育科学。正如有人批评米亚拉雷的那样，“米亚拉雷的定义已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它与原来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学’这一术语相分离，使它几乎丧失了原意，还可以这么说，关于教育的知识被割裂了。”〔67〕日益复杂的教育现象本身需要人们从多学科进行研究，但这些研究之间又往往存在着矛盾，而要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这些研究成果则更加困难。此外，“关于教育科学分类至今还不够完善，甚至具有随意性。”〔68〕撇开这一点不论，〔69〕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关于教育科学分类的研究都把研究价值、态度、规范等问题的教育哲学（以及教育逻辑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等）划归“科学”的名下，〔70〕这表明：人们并不是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使用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这一术语的。也许，用复数形式的“教育学科（disciplines ofeducation，或educational disciplines）”来指称这些多学科的教育研究成果会更恰当一些。〔71〕
在迈向21世纪的前夕，如何进一步推进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如何整合各门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使教育学成为能够真实反映教育规律、解释教育现象并且概念清晰、体系完整的科学，是两项相依的艰巨的国际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昭示了教育学由综合走向分化、由分化走向综合这一波浪式辩证发展的历程。
注释：
〔1〕如美国教育学家奈勒认为：“几个世纪以来， 不同派别的学者们都在研究一门叫做教育学‘pedagogy’——关于教（teaching）的艺术和科学的——学科。而在我们的时代，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人的发展的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结果是增进了人们对教育学问题的理解，使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更加充分。然而，教育学研究（study of education）必须超越教育学（pedagogy）， 以包括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教育在人的生活与文化中的地位，这一点已同时变得相当清晰。作为一门学科的‘education’必须涵盖比‘pedagogy ’更多的内容”[见G.F.Kneller (ed.),Foundations of Education,2nd ed.,1967,p.vii]。
〔2〕当时参与讨论的论文汇集成两本论文集出版：J.Walton & J.L.Kuethe (eds.),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 1963;
M.Belth,Education as a Discipline,1965.
〔3〕J.A.Laska,Current Progress in the Foundations ofEducation,Teachers College Record,Vol.71,No.2,1969.
〔4〕时至七八十年代，仍然有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例如：J.F. Solt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Educational Concepts, 1978;
J. Pietig, Is Education aDiscipline? The Educational Forum,Vol.48,Spring,1984.
〔5〕R.P.Taneja,Dictionary of Education,1989,p.229.
〔6〕R.Barrow & G.Milburn,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Educational Concepts,1986,p.224.又如穆尔（T.W.Moore ）在他的《教育理论导论（Education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1974）中，曾把柏拉图、卢梭、詹姆斯·穆勒和杜威的教育思想都纳入“教育理论”的研究范围。
〔7〕例如：M.Sutherland,Theory of Education,1988.
〔8〕R.F.Dearden,Theory and Practice in Education,1984.
〔9〕I.Scheffler,Is Education a Discipline?
in I.Scheffler (ed),Philosoply and Education,1966.
〔10〕J.R.Miller & J.I.Young,Professional Education:Beginning of the End,or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ducationForum,Vol.45,1981,pp.145—151.
〔11〕〔12〕R.S.Peters,Comments,in J.Walton & J. L.Kuethe (ed.),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1963,p.17、p.18.
〔13〕J.F.Soltis,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Educational Concepts,1978,p.22.
〔14〕F.McMurray,Preface to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 ofEducation,Educational Theory,Vol.5,1955,pp.129—144.
〔15〕F.McMurray,Reply,Educational Theory,Vol.6,1956,p.18.
〔16〕〔18〕J.Walton & J. L. Kuethe ( eds.) , TheDiscipline of Education,1963,p.75、p.5.
〔17〕M.Belth,Education as a Discipline,1965,p.7、p.9、p.103.
〔19〕J.F.Soltis,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Educational Concepts, 1978, Chapter 2;
J. Pietig, IsEducation a Discipline? The Educational Forum, Vol. 48,Spring,1984,pp.365—372.
〔20〕C.Jencks & D.Riesman. The Academic Revolution,1969,p.523.
〔21 〕J. Pietig, Is Education a Discipline?
TheEducational Forum,Vol.48,Spring,1984,pp.370—371.
〔22〕〔24〕奥康纳著、王承绪译：《教育哲学引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440—441页； 又见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484页。
〔23〕D.J.O'Connor,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of Education,1969,p.75.
〔25〕F.R. Harrison, III, Constructing Theories ofEducation,The School Review,Vol.74,1966,pp.123—138; M.Levit,Scientific Method, Social Systems and EducationalResearch,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Vol.6, 1968,pp.145—167.
〔26〕J.Deese,The Nature and the Uses of the Study ofEducation,in J.Walton & J.L.Kuethe (eds.),The Disciplineof Education,1963,pp. 163 —183;
C. Beck, EducationalPhilosophy and Theory:an Introduction,1974.
〔27〕比彻姆著、黄明皖译：《课程理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28〕D.P.Ausubel,The Natur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Educational Theory,Vol.3,1953,pp.314—320.
〔29〕P.H.Hirst,Educational Theory,in P.H.Hirst (ed.),Educational Theory and Its Foundation Disciplines,1983,p.4；中译文见赫斯特著、沈剑平译、赵祥麟校：《教育理论》， 载《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442—443页。
〔30〕P.H.Hirst,Educational Theory,in J.W.Tibble (ed.),The Study of Education,1966,p.40.
〔31〕W.Carr,Theori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Vol.20,No.2,1986；中译文见卡尔著，郭元祥、沈剑平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载《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557—575页。
〔32〕布雷岑卡的《教育的元理论》影响广泛，1978年出版德文第4版以后，1980年出版了意大利文版，1990年出版了日文版，1992 年以《教育学知识的哲学：教育科学、 教育哲学与实践教育学导论（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An Introducation to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of Eduction,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Pedagogics）》为书名出版了英文版。
〔33〕W.Brezinka,Meta- Theory of Education: EuropeanContributions from an Empirical-Analytical Point of View,in J.E.Christensen (ed.),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s Educology,1981,p.13.
〔34〕W.Brezinka,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1992，p.35；布雷岑卡著、李其龙译：《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分析、批判、建议》，《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5年第4期。
〔35〕1991年，范国睿曾将“educology ”一词译为“教育理论学”〔范国睿：《当代西方关于教育理论性质问题的研究动向》，《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1期〕。 现从我国已故外国教育史学家、比较教育学家马骥雄教授的译名“教理学”。马骥雄为了答复瞿葆奎的请教，于1987年写了一张便条：“‘educology’一词， 本当译作‘教育学’。唯在我国‘教育学’已经是‘pedagogics’的译语，如仍译为‘教育学’会造成术语的雷同和混乱。踟蹰良久，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译名。转思我国的学科名称有伦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地理学、法理学，等等。因此，姑暂译作‘教理学’，供商榷，以便定出恰当的译名。”
〔36〕包括我们在内的不少人，曾误认为这一新术语是斯坦纳（E.Steiner）于1964年首创的〔例如，范国睿：《当代西方关于教育学理论性质问题的研究动向》；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3年第2期； 何塞·路易斯·加西亚·加里多著、曾子达译：《比较教育与教育科学：老题目新想法》，《教育展望》第19卷第3期，中文版第23期（1990年 5 月）； C.E.Olivera,Comparative Education,What Kind of Knowledge? in J.Schriewer & B.Holmes (eds.),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2nd.ed.,1990,p.202〕。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也许在于：哈丁的建树很少为人所知；而斯坦纳是在对哈丁的建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这一新术语，并努力使其推而广之的。
〔37〕哈丁编的其余3本教理学研究文集分别为：Essays in Educology,1956; More Essays in Educology,1964; Educology:The Fourth Collection,1965.后两本文集由教理学研究协会出版。
〔38〕J.E.Christensen (ed.),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as Educology,1981,pp.v—vi.
〔39〕E.Steiner,Educology:Thirteen Years Later,in J.E.Christensen (ed.),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s Educology,1981,p.108.J.B.Biggs,Educology: Theory of EducationalPractice,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Vol.1, 1976,pp.274—284.
〔40〕E.Steiner,Towards Educational Theorizing WithoutMistake,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Vol.Ⅶ,No.2,1970.
〔41〕J.E. Christensen, Introduction: Education andEducology,in J.E. Christensen ( ed.) , Perspectives onEducation as Educology,1981,p.1.
〔42〕Quoted in J.Schriewer & B.Homes (eds.), Theories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1990,p.202.
〔43〕W.Breainka,Meta- theory of Education: EuropeanContributions from an Empirical-analytical Point of View,in J.E.Christensen (ed.),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s Educology,1981,p.8.
〔44〕G.T.Page & J.B.Thomas ( eds.) , InternationalDictionary of education,1979, p. 118;
R. P. Taneja,Dictionary of Education,1989,p.76.
〔45〕J.E.Christensen & J.E.Fisher, Educology as anOrganizational Concepts for Schools of Teacher Education,Colleges of Education,and Faculties of Education,in J. E.Christensen (ed.),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s Educology,1981,p.271.
〔46〕加里多著、曾子达译：《比较教育学与教育科学：老题目新想法》，《教育展望》1990年5月第19卷第3期，中文版第23期。
〔47〕托斯顿·胡森著、张承泉译：《教育研究处在十字路口吗？试以此文作自我批评》，《教育展望》第19卷第3期，中文版第23 期（1990年5月）。
〔48〕C.E.Olivera, Comparative Education: Towards aBasic Theory,Prospects,Vol.X Ⅷ,No.2,1988.
〔49〕J.Schriewer & B. Holmes ( eds.)
Theories andMethod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1990,pp.218—223.
〔50〕马骥雄教授曾将“andragogy ”译为“育人学”。在其所著《外国教育史略》的一个注释中说：“‘育人学’一词， 英文为‘andragogy”，法文为‘andragogie’，德文为‘andrgogik’。 这个词在《六国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曾译作‘成人教育学’（见该书63页），觉得不好，现姑译作‘育人学’，供商榷”（马骥雄：《外国教育史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 笔者认为，“andragogy”所探讨的主要是成人教育问题，而“humanagogy ”则涉及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的教育问题，故将“andragogy ”仍译作“成人教育学”，而将“humanagogy”译为“育人学”。待斟酌。
〔51〕H.Hanselmann,Andragogik: Wesen, Moglichkeiten,Grenzen der Erwachsenenbildung,1951.
〔52〕克拉因克（A.Krajnc）关于“在英语国家，整个说来， 这一术语的使用遭到抵制”的看法未必恰当〔A.Krajnc, Andragogy,in T.Husén & T.N.Postlethwaite(eds.),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1985,Vol.1,p.267〕.
〔53 〕诺尔斯研究成人教育学的著述甚丰， 例如， The Modern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From Pedagogy to Andragogy, 2nded.,1980; Andragogy in Action:Applying Modern Principles ofAdult Learning,1984.
〔54〕J.L.Elias,Andragogy Revisited,Adult Education,Vol.29,No.4,1979.
〔55〕G.T.Page & J.B.Thomas,International Dictionaryof Education,1979,p.22.
〔56〕C.J.Titmus,et al.,Terminology of Adult Education,1971,quoted in A.Krajnc,Andragogy.
〔57〕Nottingham Andragogy Group,Towards a DevelopmentalTheory of Andragogy,1983.
〔58〕J.L.Elias,Andragogy Revisited,Adult Education,Vol.29.,No.4,1979.
〔59〕J.Lebel,Beyond Andragogy to Gerogogy, LifelongLearning:The Adult Years 1,1978.
〔60〕R.S.Knudson,Humanagogy Anyone? Adult Education,Vol,29,No.4,1979.
〔61〕有关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发展，可参见P.H.Hirst (ed.),Educational Theory and Its Foundation Disciplines,1983； 钟启泉、李其龙主编：《教育科学新进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62 〕Quoted in M. Debeauvais, The InternationalDimension of 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the EducationalSciences:a Comparative Approach,Prospects,Vol.ⅩⅨ,No.3,1989；中译文见米歇尔·德博韦著、马肇元译：《关于教育科学性质的国际范围大辩论：一个比较研究的方法》，《教育展望》中文版第23期（1990年5月）。
〔63〕〔64〕〔66〕〔68〕加斯东·米亚拉雷等主编、张人杰等译：《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第498、501、500—501、500页。
〔65〕米阿拉雷著、郑军等译：《教育科学导论》引言，第3页。
〔67〕贝斯特：《“教育学”一词的演变》，《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338页。
〔69〕有关教育科学分类的研究，可参见米亚拉雷等主编、张人杰等译：《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第495—504页；米亚拉雷著、郑军等译：《教育科学导论》，第27—107页； 马骥雄：《外国教育史略》，第397—399页；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
〔70〕在已有的关于教育科学分类的研究中，唐莹、瞿葆奎曾意识到这一点，认为以往的科学分类，其实“都是对学科进行分类。严格说来，用‘学科分类’替代‘科学分类’也许更恰当一些。”（《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第1页注〔3〕） 〔71〕赫斯特恰当地使用了“学科（disciplines）”这一术语（P.H.Hirst,Educational Theory and Its Foundation Disciplines,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