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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3-0066-07
在中国社会不断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以及伴随市场化的全球化转型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变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市场化转型，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文化与政治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主义中国是否存在文化矛盾？社会主义文化矛盾有何形式及特征？又该如何调和？
一、市场转型与文化转型及矛盾
市场转型指发生在经济系统中的一种结构和制度变迁，在这种体制下，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独立的法人行动者如公司、企业、组织和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资源和经济利益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和分配，配置和分配过程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政府主要是市场规则的供应者和市场监管者以及再分配的执行者。
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源于改革开放，在1990年代后进入加速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取得合法性之后，市场经济的观念、逻辑和实践范围也在迅速扩展，很快渗透到社会行动的诸多领域。市场转型虽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引发的，但其社会效应则更为广泛，其中典型例子就是社会上曾盛行的“下海”现象，那些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选择放弃“铁饭碗”去经营私人工商业，显然他们的行动选择是受市场经济规则所支配的，也就是追求利润和个人收益的最大化。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那么，经济系统的变革将对政治和文化系统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领域的变革能否符合生产方式的需要，将决定社会矛盾的状况。
丹尼尔·贝尔(D.Bell)将整个社会分解为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特殊领域，每个领域服从各自的轴心原则，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而且还会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三个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贝尔提出：“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原则正引导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些矛盾主要产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产主义世界……是否也会遇到这些矛盾，目前尚不清楚。”①由于贝尔在1970年代讨论后工业社会问题时，尚未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因而未能做出明确预测。
那么，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中，是否也面临类似的断裂呢？关于这一问题，孙立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也正在“从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②，因为大量下岗失业群体已经不再是社会底层，而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整个社会就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所谓断裂的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③。
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社会做出“断裂”的判断可能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为什么不同时代成分的并存就没有联系呢？既然没有有机联系为何又能同时并存？难道有一种纯粹理想的社会发展阶段，所有的要素都达到相同进步的程度？显然这是一种乌托邦。就拿个人的一生发展来说，年轻时我们只会用笔书写，现在电子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电脑，这两种东西并存于我们一生，但未必就造成我们的人生的断裂，最多偶尔会产生一些矛盾而已。
所以，对市场转型以来的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认识，可能也需要从转型的视角出发，把转型视为一只看不见的手④，支配和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行动方式。发生在经济领域里的市场转型，不可避免地影响乃至带动其他社会领域的转型，其中包括文化转型，而且不同的转型之间并不一定协调一致。我们需要把握的是社会与文化转型究竟发生在哪些具体方面，它们与市场转型存在哪些方向不一或不相协调的地方？
文化转型是指文化及价值观念系统从一种模式向新的模式转变的动态过程。所谓文化模式，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是围绕一定文化特质而构成的⑤，是由某种核心价值原则形成的一个系统。经济领域或政治系统的重要变迁会促动和加速文化领域的转型，中国的市场转型所带动的社会文化转型的现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我利益原则和观念逐渐成为文化中优先原则和核心观念。自我利益优先原则及观念实际是市场观念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就是实现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一直没有把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优先原则，如传统的义利观念强调在义利发生矛盾时，君子要重义轻利，唯有小人才重利轻义。计划经济时代所主张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原则，实际上也是把道义置于个人利益之先。而市场转型则把重利变为优先原则，如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合作中的“双赢”原则的强调，以及市场实践中不择手段的赢利现象等。实际上都是将自我赢利作为社会行动的目标甚至是前提。西方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社会矛盾重重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原则解构了道德的、社会整合的文化结构。西方社会通过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基本修复了市场对精神文化领域造成的断裂。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整合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同样遭遇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冲击，并引发精神文化领域内的观念冲突和矛盾。
第二，精神文化领域与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并在转变中产生不和谐之处。当市场化转型引发人们价值及文化观念的转变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社会行动的结构，因为人的行动总是受观念和动机系统支配的。那么，强调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系如何保证政治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呢？这个问题实际涉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两者的拟合程度决定着政治腐败和政府失灵问题的解决效果。
文化转型带来的文化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问题突出体现在消费社会的出现。在追求高效率、高利润和个人财富积累的市场经济中，经济目标的实现已经依赖于消费，只有鼓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断地购买消费品，那些快速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变成利润和财富。由此可见，市场经济需要一种大众消费。现实的消费遵循按需消费的原则，显然这一原则无法维系大众消费。为了维持大众消费的延续甚至扩展，人们逐渐在社会文化领域里建构起消费文化和消费社会。所谓消费文化和消费社会，就是把消费与现实需要相分离，而用象征符号来控制人们消费行为。正如布希亚(J.Bardrillard)所认为的那样，在一个被符码控制的世界里，消费与我们的需要满足已经关系不大，消费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动、一种道德、一种沟通系统、一种交换结构，消费物品成了标志品味、声望、奢华、权力和等级的符号。⑥目前在中国，无论在都市还是在乡村，消费社会的特征也在逐渐形成。
第三，本土文化与文化全球化的接触和碰撞。在市场的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多的普遍文化价值正取代或是压倒地方性的、本土的文化价值观。而所谓普遍价值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模版的价值观，是强势的西方文化话语统治全球的一种表征，同时也是本土文化衰落和变异的过程。
文化价值普遍化与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扩展相辅相成，一方面，商业交往活动和市场营销策略要求和推进文化的普遍化，他们在文化价值观推广和普及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文化价值的普遍化也对商业和市场发展是有利的，因为标准化、统一化是市场扩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利润最大化的途径之一。推进普遍的、统一的价值观，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标准化和统一化的商品和服务的重要策略。
总之，在市场化及全球化的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特征逐步渗透到文化价值结构之中，并通过文化价值观的转型，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文化转型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趋势。即便有些转型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或是对某些传统的文化价值仍有留恋之情，但转型是一种潮流，难以抵挡。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转型是否能相互协调、是否维持结构内部和结构间的一致性。
二、断裂抑或矛盾：社会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
随着中国文化及观念系统的转型，新的文化价值和行动结构产生出来，与以往的结构和价值形成一种较为复杂的互动和关联。新的结构形成后，与以往系统结构是否融合为相协调的系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转型过程是否存在社会主义文化矛盾。
西方社会在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按照马克斯·韦伯(M.Weber)的观点，其文化精神是以理性占主导的，即以追求合理的目标和合理的价值为行动原则，这些主要表现在人们在行动中具有禁欲主义、守信用和天职观等价值取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⑦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何出现种种社会问题和文化矛盾呢？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现代性的后果，也就是文化在向现代主义转型过程中，背离了理性至上的原则和价值，出现了注重情绪和本能支配行为的倾向。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大众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历史虚无主义和随意冲动的行动自由，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理性至上的秩序，从而造成了“领域的断裂”及“言路的断裂”。⑧
那么，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面临着种种价值、观念系统和结构间的不一致或不协调，但从现实经验来看，目前尚未出现类似贝尔和孙立平所说的断裂。或许，将那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文化不和谐、不协调的因素视为矛盾现象，可能更为切合现实经验，因为在多种文化主体间，由于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不一致甚至冲突，在文化观念上自然也会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特征。
之所以说中国文化观念系统和社会结构尚未断裂，而可能是转型中出现一些文化矛盾，是因为中国的文化转型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心，出现了价值分化和文化多元化。在新兴的价值和文化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不和谐甚或冲突之处，由此形成多元文化间的相互矛盾，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高度的统合功能，从而使多元文化间的不协调或矛盾不会演变成领域和结构的断裂。至少在可见的现实和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也难以形成断裂。因此，社会主义文化矛盾可以理解为价值的分化和文化多元化。
文化价值的分化是指人们的预期目标或理想目标、所认同的行为准则、审美及道德判断标准的分化和多样化。也就是说，在文化快速转型过程中，以往人们可能认同某一套核心的或中心的价值体系，而如今则逐渐从中心价值体系向外分散，即不同的个人和社群，有着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而且这套体系与核心价值体系和统一的社会结构环境之间存在偏差和背离。随着价值观的分化，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和结构相应形成，从而出现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价值的分化与文化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一、价值主体的分化和多元化；二、文化形式的多样化；三、文化价值内涵和内容的多样化。这三方面的分化与多元化既有内在联系，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价值主体主要指文化价值持有者和利益主体。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都是相对于文化主体即某些个人或社群而言的。文化价值主体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组成的，他们是具体的、现实的和有特定利益诉求的人，因此，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与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现实世界和利益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社会分工的细化和职业阶层分化速度的加快。随着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样化。较多新兴行业、新兴职业随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应运而生，传统行业和职业在人员结构和规模上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从1999年到2003年行业的从业人员统计情况来看，行业分类有了一些变化，由6个大的行业分类增加到9个大行业，职业增至60多种，一些传统行业如农林、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数量规模有减少下降的趋势，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服务及机关和公共管理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有增长之趋势。⑨这些统计分类上的变化不仅反映职业结构的变动，而且意味着随着技术、行业和职业的变迁，更多的新价值主体和利益主体涌现出来。因为职业、阶层的划分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分工的结果，也体现着社会利益和价值的分化。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之间既存在着劳动差异，也存在利益分配和阶层地位的差别，由此会形成多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观念和行动原则逐渐变成社群认同标准和阶级阶层意识，从而可能出现分化的社群文化。这种社群认同和文化则影响着人们在越来越趋同的市场环境中的交流和共存，出现类似图海纳(A.Touraine)所说的“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些阶层和社群的独立和自由，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在工具性活动之外建立共同的和可以联系的东西，于是产生了“工具世界和符号世界之间以及技术与价值之间”的分裂。⑩随着价值主体的分化，主体间意识和认同观念也可能趋于分化和独立，形成多元价值和文化。在多元价值和文化观念之间，也会出现交流沟通的障碍，甚至是矛盾冲突。
文化价值形式是指文化主体的行动表现及文化产品形式。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价值形式随着审美、判断标准以及社会需求的分化，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特别是市场、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为文化价值形式的分化和多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或成果形式，能够得以迅速扩展和被人们接受并运用。
市场化运作驱动着多种形式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平面的、视频的文化产品以五花八门的形式面向消费者，既激起受众的消费欲求，同时也在迎合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多样需求。此外，从文化价值的载体形式看，现代技术手段尤其是IT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价值可以通过形式更多、效率更高的媒介迅速传播、扩展和表现出来。如今，人们已经不必光靠看书、读报、看电视，或是街谈巷议来接受文化价值的熏陶，网络、通讯等先进手段成为人们获得文化价值信息的重要途径。价值载体和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反过来又在推动文化价值形式和内容的分化和多样化。
例如，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形式，对大众文化和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由于网络是一种多元文化影响源，网络文化汇集了多种多样的价值、审美标准以及信息，而且其影响具有快速、情绪化、便利性、匿名性和虚拟性等特点，因而网络文化正在加速文化价值的分化和多元化。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站是具有多元价值和文化的网民们的聚集区，他们共同建构着五颜六色的价值和文化，当人们在浏览这些网络文化后，又可能滋生出更为复杂、更加分化的价值和文化形式。
文化价值内容是针对社会成员的观念系统而言的，价值内容的分化和多元化指社会行动者或文化主体在观念上有着越来越多的差异、分离，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不统一和多元化的趋势。
在传统社会里，文化价值认同或统一化成为重要的社会黏合剂，即社会成员主要通过对核心文化价值的认同而整合到社会系统之中。当社会快速转型时，文化也在转型，文化价值观念从简单转向复杂，从统一逐渐走向分化和多元。
当前，中国社会文化价值内容的分化和多元化主要反映在：第一，自我认知和评价标准的多元化；第二，对他人的认识和评价原则的多元化；第三，公共意识的多元化。
自我认知和评价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个人价值追求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个人自我实现的期望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相对剥夺感在增强。在对他人的评价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评价和认同感似乎有降低之趋势。在对公共事务的态度方面，公众对公共权力的评价和认识趋于分化，以往较多的人对权力或权威持敬畏态度，如今有较多的人对公共权力持有冲突型评价，即对抗和反感情绪不断高涨。
文化系统和文化领域出现的价值分化和多元化，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矛盾或冲突的产生，但是，如果在这些分化的、多元的价值和文化观念之间存在着方向相反、原则对立之处，那么也就意味着矛盾的存在。从现实状况看，在价值分化和多元化中所潜在的文化矛盾之处主要有：
(1)经济文化规则与政治文化原则的矛盾冲突。市场经济文化的基本规则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环境中，人们的行动选择自然会遵循这一规则；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原则是优先实现集体福利和共同目标。由此可见，两种原则所引导行动的方向是不同的，尽管两者所适应的系统领域不同。经济逻辑与政治文化在转型时期的裂缝或矛盾可能会凸显出来，集中反映在政治腐败问题之上。腐败问题实质是市场经济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
(2)社会秩序的理性化需求与文化生活的非理性化趋势之间的矛盾。随着市场化转型，生产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都越来越要求有严格的制度、规则和章程，因为市场要依靠规则来运转的。也就是说，市场社会越来越依靠理性化管理。然而在文化领域和观念系统，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不断挑战和解构理性，掀起文化生活中的自由随意型行动浪潮，从而推动了文化系统的非理性化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主张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选择，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挑战核心价值和理性秩序。文化领域的非理性化趋势将可能蔓延至其他领域，进而可能与理性化的社会秩序产生矛盾和冲突。
(3)文化的主体性要求与文化工具化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和观念系统的本质意义在于能支撑人类精神世界、加强群体认同、巩固社会交流、规范互动行为、促进社会整合、传承人类文明。因此，文化总是主体性的精神活动，而且也总是向黏合社会结构方向发展的。然而，市场文化逻辑似乎对文化的主体性和整合性形成挑战。如今，在文化生活中，人们越来越注重市场开发和追求市场价值的倾向，使得文化价值发展可能偏离其原本的价值轨道。因为文化在市场中有工具化的趋势，文化越来越多被当做谋利的工具，这将不可避免地消解文化的精神价值。而且在文化工具化过程中，潜在着资本话语主宰文化的危险。
文化系统和文化生活是社会系统中的一种相对独立领域，其运行规则与市场经济运行逻辑是不一样的。市场价值是短期的、可见的、具体的，而文化价值则是久远的，市场价值的核心原则就是能够赢得利润，有利可图就去发展，而无利可图就抛弃。所以，文化事业的过度市场化，可能带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本质价值形成分离。具体来说，就是那些没有利润空间的文化领域和文化产品，将被边缘化甚至被丢弃。这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系统的单向度发展和功能退化。
(4)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化、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的矛盾。随着文化的转型，生活方式的变迁，涌现出多种多样新的价值观念，其中不乏现代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文化形式和观念，在所谓创新旗号的掩饰下，极力夸大个人主义、情绪、本能和现时的意义，尽量割断文化的历史脉络，或是在不断对那些具有认同和整合功能的文化传统加以解构。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目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在文化艺术领域和经济领域，现代性思潮试图割断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削弱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最终为实现自己赢利的目标服务。
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价值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全球化和市场话语体系中，地方性的、本土的、民族的文化价值及观念系统，越来越走向弱势的、边缘的地带。市场的运作越来越注重利润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策略，因此，运用新奇文化和新奇价值，是拓展市场和扩大利润的招数之一。然而这种市场化的运作，其结果或者说社会文化效应，就是让人们忘却自我，消解人们的文化自省、自尊和自信。本土的、民族的文化，本来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一套整合人与社会的规则和策略。我们可以直接接受外来的商品和工具，替代我们以往所使用的，但是，如果我们同时照搬外来文化，用以替代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那就等于渐渐消灭了自我，毁坏自己的立身之本。
市场转型所带动的文化转型，之所以可能诱发文化矛盾，一方面因为经济、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在结构变迁中可能出现相互间不够协调或矛盾，如经济利益格局及经济系统结构的转变，就需要政治系统在制度、政策、管理等方面，以及文化系统在价值和认同方面加以协调，否则将会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相应的也会产生新的价值及文化观念，新出现的价值对文化系统自身协调可能产生一定影响。所有这些都可能构成引发文化矛盾的重要因素，某种意义上说，转型社会的文化协调总会面临重重压力，文化矛盾产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而且文化协调对于协调转型社会的运行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缓解社会主义文化矛盾的机制
变化的事物总是会产生矛盾，矛盾的存在是绝对的，没有矛盾才是相对的。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角度看，当今中国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也经历着社会与文化的快速转型，这一时期可能是文化矛盾和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正面临着价值的分化和文化多元化，各种文化价值及其主体之间将出现复杂的关系，其中不兼容、不和谐的关系将在所难免，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矛盾的产生也是正常的。所以，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并不一定否定矛盾的存在，而是要正视各种矛盾，认识矛盾的特征和形成机制，并从机制体制上去有效缓解或化解种种矛盾。社会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不是在无矛盾状态下实现的，而是在解决多种矛盾过程中达到的。
虽然社会主义文化矛盾的出现是社会运行和转型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矛盾并非只有负面功能。但是，如果任凭文化矛盾不断积累，就可能形成矛盾尖锐化乃至冲突，从而影响正常社会生活和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行。所以，对待文化矛盾的理想方式就是积极应对矛盾，并通过矛盾缓解机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消解矛盾的负面功能。那么，如何缓解或化解文化矛盾呢？丹尼尔·贝尔把解决西方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之上，实际就是恢复和重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即新教伦理。社会主义文化矛盾显然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它主要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也要从转型视角去探析其缓解机制。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矛盾缓解机制的重要构成：
第一，自我与社会的调和机制。市场化带来的文化矛盾突出表现为对自我价值的过度强调，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失衡。缓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既需要有文化上的调和机制，又要有制度上的调节机制，使社会中个人的自我实现是在趋向于社会团结、有利于发展公共利益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下进行。这样，既不至于扼杀自我发展，也不至于自我主义扩张造成社会团结的削弱和社会关系的紧张。自我与社会的调和机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利他主义和公共领域的文化和制度建设，如社会福利、慈善、救助、保障、志愿行动、社会工作等事业的发展和相关制度建设。
第二，政治经济与文化系统的协调机制。为了缓解市场转型中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与政治、文化中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理性化与文化生活的非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应对市场转型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主要包括那些具有整合和控制功能的经济伦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及文化。通过这些制度的控制和文化的协调，使得各个领域的价值原则能实现相互衔接和协调一致。如经济诚信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政治权力的合法行使和监督以及通过立法确立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行为规则等，都将有利于理性化社会秩序的建构，从而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系统间的不协调。
第三，文化认同机制。当前社会主义文化矛盾实质是价值的分化和文化多元化，也就是社会认同的中心或基础走向分散化。越来越多的价值和文化形式的出现，意味着人们有着多种多样的认同中心，因而整个社会难免出现多种相冲突的认同中心，由此可能诱发文化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那么，人们何以能更紧密地联结成社会？又何以能共同生存？这就需要在多元价值之间建构起共同的基础，也就是要有共同的文化为人们所认同和接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发展，是建立文化认同机制的关键。因为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或不确定，将导致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无序性和多变性，也使社会缺乏黏合剂和失去向心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等于意识形态，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只是建构的组成部分，建构还包括社会成员的参与，依靠社会实践共同建构核心价值体系。某种意义上说，在市场化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价值体系，其中主要包括公德、法律、制度和规则等公民文化。公民文化培养个人守道德、守法律、守规则的意识，使个体变成社会公民，由此可以遏制极端个人主义的扩张，促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四，文化自省与文化交流机制。缓解文化矛盾要看如何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和文化中寻求兼容和共通之处，这一机制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参照他人文化的前提下反观和认识自己的文化，即文化自省。文化自省或自觉就是要认识自己及其社群和民族文化的特质和规则，首先建立起本文化认同。二是在理解多种价值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文化交流和沟通，尤其要促进不同意识形态和相抵触价值观之间的对话和包容，尽可能化解不同价值间的冲突。
文化系统在社会系统中具有整合的功能，因此，文化矛盾不仅仅影响着文化系统自身的协调发展，而且关系社会系统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转型所引发的以及将要带来的文化矛盾，是社会转型在所难免的。调和或化解文化矛盾，较为关键的是如何在社会利益格局分化和自我实现盛行的背景下，建构起具有核心价值体系支撑的文化认同机制。
注释：
①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1页。
②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第14页。
④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⑤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⑥参见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112页。
⑦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⑧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第133页。
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33页。
⑩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狄玉明、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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