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社会之科学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3-0001-07
“低碳社会”的起因源于全球正在加速变暖的这一事实。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再到2010年的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人类的目标都是要建设一个低碳社会。虽然世界各国在建设低碳社会的各种问题上达到了某些共识，采取了一些有益措施，但要实现“巴厘路线图”中发达国家至2020年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的目标，看来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原因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但其中的科学基础——IPCC的科学报告的困境特别值得关注。本文拟从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视角出发，对相关的科学困境进行分析。STS主要研究社会、政治与文化如何影响科学的研究与技术的发明，反过来，科学与技术又如何影响与塑造社会与文化。STS的研究者关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与风险等问题。
一、IPCC及其作用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威胁，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该小组目前拥有2500名世界一流的各学科科学家和专家，有气象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社会学家、WMO和UNEP的所有成员等。它的作用是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科学基础上，对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好的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这些评估吸收了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数百位专家的工作成果。IPCC的报告力求确保平衡地反映现有各种观点，并具有政策相关性，但不具有政策指导性。IPCC已编写了一系列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现已成为建立低碳社会相关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IPCC评估报告成为世界历次气候谈判会议的重要科学基础。IPCC所设计的报告要求达到最大化透明度与可说明性，严格地排除政治的角色，如IPCC前三份报告的负责人，英国剑桥大学大气物理学家霍顿（John Houghton）在其著名的论全球变暖的普及性读物《全球变暖：完整的概况》的前言指出，虽然他“相信科学应该被表达到更为广泛的人类价值的语境中”，但他“更偏爱于某些客观的与无偏见的科学”[1]前言。2007年IPCC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报告中它首次明确指出：“全球气候变暖90％以上是由于人类消费能源的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由于引起大气变化主要是温室效应，因此过去50年发生的气候变化，有90％以上的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2]也就是说，人类过度排放二氧化碳的做法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该报告为当前世界各国的碳减排目标之争提供了最权威的科学依据。IPCC无疑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与地位，这源于当代社会赋予科学力量以最高的文化地位，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形象通常彰显为科学能够超越社会性的力量，能够为认识自然提供一种真理性视角，而科学家拥有的较高的社会认可又源于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的认可，因此，气候科学理应具有真理性、客观性、普遍性。基于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的科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为这种一般性的社会认可提供了合法性的保证。
然而，伴随着“气候门”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出现，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去质疑IPCC研究报告的客观公正性。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的前夕，多位西方国家的顶级气候学家的邮件和文件被黑客公开，这些邮件和文件显示，一些科学家在操纵数据，以支持气候变暖结论，这一事件被西方媒体称为“气候门”，而主角正是IPCC的几位成员。今年年初，IPCC又正式承认，其2007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存在重大“失误”，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2]。实际上，从“曲棍球门”、“气候门”、“冰川门”到如今的“亚马逊门”，隐含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是，IPCC报告正在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各取所需的“政治修辞术”[3]3－8。以东英吉利大学的几位研究者为例，在解读相关的科学证据时，他们倾向于认为：其结论越是惊人，其研究越是有希望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他们的学术名声、学术前途也越是有利[4]。当下的气候科学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自主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的分析指出，“气候门”所涉及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环境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在近10年中获得的研究经费迅速增长，有的甚至增长了近10倍，而这些研究经费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与企业的资助，为此，一些人开始质疑性地指出气候变暖不过是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策划的一场骗局。同样的政治诱惑也极大地导引着许多科学家的相反的研究方向：几年前气候科学界曝光了另一个丑闻：一些美国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被发现接受美孚等美国石油公司的经费，故意否认科学证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当时的布什政府在气候问题上不作为的借口[4]。一时间，气候到底变冷还是变暖扑朔迷离，气候科学背后的政治博弈纷繁复杂，使IPCC落入艰难微妙的政治陷阱。
二、IPCC的科学困境——“曲棍球门”事件
IPCC报告的科学性一直备受争议，争议的起因包含报告本身在科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别有用心的政治干涉（如美国政府）、无法消除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等。
首先，气候科学模型是各取所需的建构。气候变化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对其未来走向的预测带有很强的猜测性。在不了解未来走向所发生的变化的情况下，科学家有责任去评估系统行为的未来，这种评估往往是根据气候科学模型，但气候科学不是完全的受控科学，气候科学模型只能基于不完备的知识构造起来。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拉森曾研究过各种气候模型（如众所周知的大气环流模型或一般环流模型）的可信性是如何获得的。拉森指出：这些模型不能够借助于未来得到检验，因为未来是开放而不确定的，我们无法跳跃到未来从而决定今天的模型是否正确；这些气候模型也不能依据过去的气候科学的数据来得到检验，因为这些数据是依据过去的信息而被较准确地建构，其准确性最多针对过去，而无法针对现在[5]。因而，这些模型具有相当程度的猜测性。这种特性在研究气候模型的科学共同体中得到了普遍认可。如大气科学家凯文·特伦伯思（Kevin Trenberth）说：“所有的模型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被设计的，它们表现出系统被建模时的简化观点”（转引自Steven Yearley,2009,391）。因此，检验气候模型的途径往往就是对不同模型的进行相互比较，不断调整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其次，气候变化的计算机模拟也有实际的限制，它相当耗时并花费昂贵：“尽管在计算机能力上有巨大增长，今天，总循环模式的充分模拟仍然需要数以百计小时的巨型计算机工作，这是因为模型制造者在模型中增加的复杂性的速度远比计算机速度的提高快得多。”[6]232再次，研究气候变化科学的不同学术共同体具有不同的学术传统。沙克雷（Shackley）曾研究过这些不同气候模型的科学共同体的不同的“认知生活风格”（epistemic life-styles）。气候模型可以被视为一种对自然的“建构”，在建构全球气候变化的模型过程中，不同学术传统的科学家会选择完全不同的理论前提，反过来，这些选择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其模拟的结果。如某些科学家热心于建构最广泛的模型，认为这是进行有意义的气候预测的一种必要的途径，而另一些科学家关注建构能够描述一般长期趋势的模型，从而使这些模型尽快介入制定政策的过程。总之，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学术传统，不同的国家与组织的利益，不同学术团体的科学家会建造出不同的气候科学模型[7]。结果是：气候模型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计算机模拟的局限性与不同学术传统的差异，所有这些使自发性的或者是目的性的气候科学模型带有较强的建构性。
著名的“曲棍球门”事件不仅呈现出气候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更突显出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因素与科学问题的相互交织和塑造。
199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气象学家曼（Mann）与两位合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随后又在一系列后继的出版物中对相关结果进行修正性扩展，最终绘出一条引人注目的曲线图。[8]这条曲线图像一组“曲棍球棒”，（“hockey stick”），随后引发学术界称谓的“曲棍球门事件”。该曲线图汇集了北半球气候在过去近千年以来的波动变化的最可利用的数据，表明在过去50年内所观察到的气候变化主要来源于人为的因素，这一曲线后来成为IPCC的第三份报告的政治决策基础。完全不同于对一个温度计的简单解读，这条曲线在整体上评估了北半球年平均温度的变化，是一种科学上的重构。在这一曲线图背后是数百名科学家的集体劳动，包括科学家汇集、操作与修订各式各样难以处理的树木的年轮、古代的冰蕊、层压湖、海洋沉积物、海洋珊瑚等资料。通过认真测量与复杂的统计技术，科学家把这些材料的各种数量特征相互联系在一起，并把它们与其它区域的温度和降雨量联系起来考虑，重组了各种年平均温度的分散记录。通过对这些不同区域中具有代表性的记录进行统计处理，使所有的分散记录变成一种空间上同质化（把北半球视为一个整体）的年度时间数列，随后又对照仪器与其它记录的进行调整，以确保最后的曲线能代表把北半球作为一个整体的过去的年平均温度。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考虑了如何处理相互矛盾的古代气候变化的数据与理论。
在当前美国有关气候变暖的论战中，这条曲线图处于争论的中心。第一次众所周知的“地震”，来自“气候监测网”的创始人斯蒂芬·麦金太尔（Stephen McIntyre），一位被IPCC科学家们斥为“根本不具备科学家资质”的美国人。2001年，在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完成之后，麦金太尔质疑了这份报告，因为它引用的来自曼等人有关北半球年平均温度升温的曲线，而这条描述1000至1900年间近似直线变化的温度曲线，在2006年被证实确实存在数据误差[9]。这条曲线与其领头的作者曼（Michael Mann）因此就成为激烈攻击的对象。虽然麦金太尔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它随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以及后继的评论）而被放大。这就是著名的“曲棍球门”事件。之后，两位著名的气候怀疑论者，同样也选择性地利用了这一曲线中出现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气候数据，用它们来反驳了曼等人所得出的结论——当前全球变暖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随后政治家开始介入，利用手中的权力展开攻势，2003年7月，音霍夫（James Inhofe）主导的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建设工程委员会传唤曼与他的几位批评者参加美国参议院召开的听证会。音霍夫声称曼代表的是右翼思想库，而不是气候研究共同体。他把这一曲线解读为“由IPCC与美国国家评估委员会表现出来的具有偏见的记录”。里盖兹（David Legates），一位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地理学家，曼的一位批评家，指责“曼等人利用仪器记录取代了20世纪头10年的真实数据，产生出一个错误的印象，仪器记录与代表性数据高度一致……我们不同意曼博士与他的同事的工作，他们建构了北半球平均时间数列，并由此断言20世纪90年代是过去1000年中最热的十年，继而认为人类的影响看来是在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唯一因素。曼等人歪曲了分散的真实数据的可靠性，这种可靠性正是我们将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统计学问题的出发点。我们之间看法上的真正分歧主要集中在曼等人的曲线上，我们已经看出他们曲解了个别真实的数据。在诉诸真实性这个意义上，科学家必须在曼等人的所谓真实性曲线面前指出这一问题”[10]。
2005年6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美国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巴顿（Joe Barton）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曼，这封信列举出了两页的问题，要求他们直接解释在其气候曲线背后的资源、方法与分析判断、所有研究的细节、他们所接受的其它基金来源、与先前的联邦政府的所有合约以及他们在IPCC中所占据的准确地位。这封信起因是一篇由麦克里克（Ross McKitrick），一位前采矿工程师与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文章，他谴责曼等人所采用的统计技术，认为它歪曲了古代气候学的记录，制造了反常的“曲棍球棒”曲线。
当然，这种政治化的科学不仅反映在IPCC的报告中，而且还反映在IPCC的批评者——“气候怀疑论者”的报告中。与IPCC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共识相反，少数的“气候怀疑论者”一直在否认人为因素是造成气候变化风险的最重要的原因的结论。沙克雷（Shackley）等的一系列论文提供了相关的例证。他们考察了模型知识如何为政治与经济利益提供有效性保证，反过来又如何由此获得了信任。他们研究了一系列气候科学模型，发现在气候敏感性问题上，这些模型与相关的政治利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的困惑是：尽管气候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对于摄氏1.5°到摄氏4.5°CO[,2]增加一倍后，气候敏感性的评估波动在二十多年中仍然保持相当的稳定。对此他们的解释是：塑造建构这些模型的科学共同体的某些社会因素，使他们的工作被限制在政策所要求的结论之中，这绝对不是科学的进步[11]。这些来自于“气候怀疑论者”的研究在美国具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它们反映出投资于石油行业的跨国集团的利益，后者是温室气体最大的人为消费者。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要求公众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投不信任票，因为IPCC报告的结论是“有证据表明人类应对全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通过报纸与广告宣传去改变科学的同行评议过程，众多保守的思想库与财团基金会所支持的政治组织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传播相反的主张：全球变暖是一个不可信任的笑话。在美国前总统布什（George W.Bush）的干预下，美国撤回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建设工程委员会共和党主席音霍夫称：“所有这些都是歇斯底里的喧嚣，所有这些恐惧，所有这些欺骗人的科学，所有人类原因造成了全球变暖的说法，难道不是呈现在美国人民心中的最大的恶作剧吗？如果我们允许从自由主义的好莱坞精英们到那些以此实现赚钱目的的人，对所有那些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人进行诋毁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配在以上帝名义下的这一世界中生存”[12]454。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怀疑论者的这些结论，按照音霍夫的说法，恰恰是基于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科学基础之上的。应该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这种逻辑经验论的科学观在学术界已经失去了其学术影响，但它在当下的社会与政治领域中依旧占据着极大的市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具有极强的修辞上的伪装性。在各种党派的利益影响下，美国文化一直把科学理想化为一种在决策上高度专业化，由客观性与无私利性所引导的研究。在谈到气候变暖的论调是一种恶作剧时，音霍夫自以为是地声称：“我们将不会基于政治议程，而是基于完善的科学来进行决策……对于人们所听到的‘我想要的不过是完善的科学的说法’，这是相当正常的。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完善的科学呢？为什么在某些事情上的预测决策上不与完善的科学联系在一起呢？左派的环境科学共同体所坚持某些科学是不道德的。对于他们来说，赞同环境政策只能意味着从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控制，这是由官僚主义者所发出的指令，与科学无关。相反，对我们说，政治与权力是有道德的公共政策的推动力量。……当前许多环境政策是由不负责任的修辞，而不是基于客观科学的事实所驱使而塑造”[12]454。
本文并非要在IPCC的科学报告与其批评者的研究之间做出一个孰是孰非、孰真孰假的判断，只是想表明由于气候科学模型本身存在的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计算机模拟的局限性与不同的学术传统的差异，在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强权干预下，这些局限性被极度放大，使气候科学模型成为了“政治化科学”。
三、IPCC科学困境的根源——传统学术标准的失效
作为联合国的机构，IPCC每年的经费只有区区680万美元，远不够支撑其科学研究所需的费用，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成员国资助。据《华盛顿邮报》透露，2500名科学家组成的IPCC中，有很大一部分科学家的研究经费都来自欧盟成员国。这样IPCC所建构的模型不得不依赖于其合法性得以产生和维护的机构，不得不反映出支持这些组织与机构得以运行的国家、组织与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声音。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以及各学术流派不可避免地会基于各自利益和价值取向，要求修正、增加或删除有关观点和内容。虽然参加编写报告的科学家来自世界各国，但目前发布的IPCC评估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盟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报告所选用的科学文献和科学观点也大部分都源自欧盟国家。结果是，IPCC的科学报告并非是由科学家共同体单独完成，而是在不同科学家群体，不同国家、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外交谈判和博弈中产生，它远远超越了默顿式的科学中的学术规范模式所倡导和维护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利他主义以及理性主义蕴含的客观性与价值无涉，事实上已经成为超越科学共同体之上的社会建构。IPCC的每一报告都带有针对相关决策者的概括，需要得到相关国家或组织的代表的认可，因此“它是政府间谈判的文本，正像其前言已经清楚地表明那样”[13]。这种政治化的科学使默顿式的传统学术标准失去范型约束力量。
“曲棍球门”事件，就像目前针对IPCC报告的其它质疑一样，问题几乎都出在各种“灰色文献”上。灰色文献指那些未公开发表的会议文集、论文、报告、档案等文献。IPCC鼓励作者参考和引用“灰色文献”和非英语文献。第一次众所周知的“地震”，来自“气候监测网”的创始人斯蒂芬·麦金太尔引发的“曲棍球门”事件。继“曲棍球门”事件后，又出现了“冰川门”事件，英国媒体《星期日电讯报》披露：在IPCC第四次报告中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将威胁到40％的亚马逊雨林”，此结论再次援引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原报告作者声称他们的依据来自《自然》杂志。但很快人们发现，原文指出这一威胁来自砍伐，并非来自气候变暖。去年12月初，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又爆发了“气候门”事件——黑客进入英国东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CRU）网络获取大量的邮件，从中发现了修改气候数据的丑闻——可谓曲棍球门事件之后的又一个反IPCC的高潮[14]。
IPCC报告还引发同行评议问题的困境。IPCC的批评者已经指出IPCC科学共同体的既定利益：它依靠其所发出的潜在的危险的严重性而获取相关的资助，这会使它不可避免地出于凸显诱惑的考虑去夸大这些危害。这是IPCC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当今的科学研究世界，尽管还有其他的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如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等），但IPCC的更为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比起其他研究项目来说，它所处理的科学问题更具争议性和复杂性。例如，人类基因组计划，针对有关答案会是什么，在生物学专业共同体内有着高度的共识，相应的，很少会有人去组织游说团体，到美国国会去否认这一研究的基本前提的合法性。相反，IPCC研究的利益导向性相当明显，是在考虑相关重要的利益的基础之上达成的国际共识，专业学科共同体的影响力式微。因此，很多科学政策的顾问，包括一些受到尊敬的科学家认为它的报告是垃圾不是科学。这意味着IPCC违反了同行评议的公正性原则，因为IPCC报告的评论专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处在其自身的工作圈内[15]。常规的同行评议依赖于工作圈外的专家，IPCC改变了这一标准。在2001年第三份评估报告中，仅仅一章的内容就有IPCC圈内10个主要的作者和140多位合作者。当面临质疑和挑战时，IPCC通常诉求于政策科学的经典脚本，即IPCC是依据其成员自身所认可的科学客观性和公正性来实现自身的合法化。对此，某些批评者指出IPCC的这种“正统科学性”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即IPCC和相关政策制定者通常主要选择IPCC中合格专家俱乐部中的成员，结果使其报告的评议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趋向的“自我辩护”的特征。“这是一个带有既得利益的，想使自己的主张永恒合法化的共同体，它不断地寻求解释现象重要性的‘证据’，以约束其成员的研究活动”[16]。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做法使传统的同行评议的学术标准失效。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曲棍球棒曲线”问题上的争论放大性地彰显了柯林斯所称的“实验者回归”（“the experimenter's regress”）的科学困境。柯林斯在《改变秩序》中指出任何实验者都会面临的一种困境：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的实验者，这就是所谓的“实验者回归”。在实验室中，这种循环表现为一种回归，柯林斯说：“问题是，因为实验是一种技巧性的实验，它就决不能够保证第二次实验是否能够充分地检验第一次实验的结果。某些更进一步的检验被要求来检验第二次实验……对克服这一困难而进行的‘检验的检验’证明需要更进一步的‘检验的检验的检验’”[17]2。这种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结果证明了“像技巧性类的知识的传递是不可靠的。[17]129按照柯林斯的观点，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通常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来解决。“核心群”成员（在气候科学的例子中，“核心群”成员不包括政治家）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回归困境，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7]144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即便是在一般意义上具有实验可控性的实验科学而言，实验也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法性的绝对性的基础，对于不具严格可控性的气候科学研究，则更凸显出其科学基础的不确定性和操纵与协商的特性，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介入更使这种凸显格外放大。
四、结语与启示
通过对IPCC的政治化科学的分析，我们在此并不是想否认科学的真理性与客观性，而是想表明传统逻辑经验论科学观已经不适合当代“大科学”的现实背景。从逻辑经验论来看，科学是寻求真理的一种独特性活动，是客观的、公共的和可检验的，这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政治及社会的关键性划界标准。科学越接近真理，就越能够摆脱政治与社会的干预与控制。从默顿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科学是一个能够自我管理并拥有独特规范秩序的自治组织和社会建制，它具有一组特殊的制度性规范，而这些规范制约着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并反过来帮助科学有效地摆脱政治与社会的约束与控制，并避免政治、商业与经济的污染。科学家有能力为政治与社会设定一个廉洁、公正、共识的标准，使政治决策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然而，当前科学已经进入了“大科学”时代，其主要特征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一体化。气候科学研究本身的极强的不确定性，以及与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科学”背景，使得传统的逻辑经验论的科学观在气候科学中很难以贯彻执行。相反从IPCC的遭遇中，我们发现了这种所谓客观自主性的科学成为某些发达国家的“政治修辞术”的合法性基础，成为未来发达国家用来强加其政治霸权，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学术修辞工具。气候科学研究并非独立于政治与社会之外，而是一种负载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其真理性与客观性的含义不是逻辑经验论的机械反映论，而是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生成论，这也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在“大科学”的背景下，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科学、技术、自然、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异质性力量相互作用的网络中，创造出“好科学”，防止“坏科学”，从而使这网络中的各种因素和谐相处，共同进化，从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IPCC的气候政治学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即中国应该加强相对独立自主的气候科研，在未来的IPCC第五份科学评估报告及相关的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气候科学的“话语权”，努力赢得国际气候与环境外交的主动权，使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活动朝着真正有助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使人类社会走向一个真正的低碳社会的方向演进。
收稿日期：2011－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