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与西方管理理论比较研究之我见_孙子兵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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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它对人类战争哲理所作的形象生动、鞭辟入里的阐述,一直为后世兵家、学者所垂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世界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和平年代,《孙子兵法》不但没有消声匿迹,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尤其是得到了世界经济舞台主角——企业界人士的推崇,古老的东方兵书甚至被各国企业家奉为商战圣典。

为了把《孙子兵法》的思想、观念引入现代经营管理理论,众多的中外管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不同的诠释。然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却造成理论研究的困难:《孙子兵法》是古老中华文明的产物,它建立在整体、直觉、思辩逻辑的基础之上,深深刻着自成体系的内陆文化的烙印。而现代管理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西方管理学者在研究《孙子兵法》时难免用自己分析、抽象和形式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将《孙子兵法》肢解、嫁接到自身的理论体系当中,从而使《孙子兵法》肢离破碎、面目全非,难以真正从中吸取到活的灵魂。相形之下,中国学者则有许多优势,但如不自觉,仍容易受两种误区的诱惑:其一,容易受中国几千年经学传统的影响,对《孙子兵法》顶礼膜拜,把聪明才智消磨在训诂摘句之中,而失去深入探求本质,发展创立新理论的内在兴趣与动力;其二,容易奉西方管理理论为经典,在近于直觉而不是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将《孙子兵法》断章取义、对号入座,更有甚者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本意是想弘扬《孙子兵法》,抬高其地位,实际上却使原本“独上高楼”的《孙子兵法》变成西方管理理论的影子,充其量只是零星涉及到一些管理条文。如上误区都无益于《孙子兵法》价值的真正体现。对此,周三多先生曾有这样的评述:“世界各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对《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应用于企业竞争,已经作过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大多数学者都着重于解释《孙子兵法》的内容及应用,缺少对孙子战略思想体系的探讨。因此使企业经理们往往只得到有关《孙子兵法》的语录式概念,缺乏对孙子战略思想的系统的完整的理解和把握。从而限制了《孙子兵法》战略思想在企业竞争中更高层次和更广泛有效的应用。”〔1〕

在管理领域中,深入研究《孙子兵法》必须在全面学习西方现代经营管理学科的同时,深入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文化渊源,并最终跳出文化圈子以探求科学的普遍性结论。这里,比较研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有利于我们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只有这样,大相异致的东西方文化宝库才会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达到瑕瑜互见的境地。在这方面无疑有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要做。

西方管理理论来源于西方企业管理实践,是在与经验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作为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腾飞的“巨轮”之一,其成功之处显然是要充分肯定的。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西方管理理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知识体系,除了各门具体的管理学科,如生产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等等之外,还上升到了一般管理的层次,并试图对非企业组织如医院、学校、政府部门的管理实践提供指导。即便如此,西方的管理学仍然有令人不甚满意的地方。且不说各门具体的管理学科,仅就一般管理而言,各种管理著作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世界管理学大师孔茨本人对这种“丛林”现象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这些连片的丛林仅仅是竞争着的学院思想及研究,那倒没什么,但是当它阻碍了有用的理论和科学的发展,并使实践中的管理者感到混乱,那就严重了。各种企业和各级有效的管理对任何社会都是太重要了,缺乏可使用的以及易于理解的知识会导致社会的失败。”〔2〕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丛林”给管理者带来学习和应用的困难,还在于这“丛林”纷纭芜杂,缺乏有机联系,缺乏系统性(虽然系统管理论是管理理论的一部分)。各种管理理论标新立异、层出不穷,形成相互交叠、涵盖(所谓“用新瓶子装旧酒”)、游离的态势。基于这些管理理论的管理方法更是如走马观花一样,谁都无法预料今日流行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能光耀几时。这种理论终难完全摆脱经验主义的挑战,本世纪八十年代最畅销书《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倡导的“返回基点”运动和八路经验管理方法之所以盛行就是其中的例证。事实是,十年后(1992年),书中所指的那些曾经一度是美国最成功的公司中已有三分之一几乎不能盈利,有的甚至陷入亏损的境地。〔3〕

与上述情形相反,中国古代的经典学术著作却以言辞简约、蕴意丰富、渊远流长为特色,并在科学理论和经验之间独辟蹊径。整个《孙子兵法》行文仅十三篇,最长的一篇不过几百字,却可以从中找到现代管理学、市场学、战略学、领导科学、决策科学、组织行为学、伦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影子。更为奇妙的是,它决不是这些影子的叠加或组合,《孙子兵法》活的灵魂在于其本身独具一格的系统的思想体系。这从《孙子兵法》活的灵魂在于其本身独具一格的系统的思想体系。这从《孙子兵法》与西方管理理论之一——战略管理理论的如下比较示例中可见一斑。

现代西方较为流行的战略管理理论是将战略管理分为三个步骤: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每一步都提供了理性地完成这一步的各种技术和方法。例如,SWOT分析就是战略分析阶段的一个重要方法[4]。SWOT是实力(Strength)、弱点(Weakness)、 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的英文缩写,分析过程是由多名经理人员使用一张二维表打分进行的。图表的格式如下:

打分之后,分别对+,-号数目进行累加,从列的+,-号之和的比较中可以判断某项环境变化对企业而言是机会还是威胁;从行的+,-号之和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面临环境变化,企业的主要实力和弱点(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原来认为的企业自身的实力可能变化为弱点,而原来的弱点可能变成实力)。还可以看到现行战略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是否仍合时宜以及其中问题所在。如上战略管理的步骤和方法使管理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利于战略管理的科学性、可行性,但却时常受到现代环境瞬息万变及管理者与组织行为复杂性的挑战。与此相反,《孙子兵法》却没有指明战略管理的任何步骤,更没有相应于步骤的操作方法。孙子虽将内外部环境条件划分为五个要素:道、天、地、将、法,但这五者之间的联系是系统的、有机的,孙子力图使其论述更接近于复杂的战争实际,而没有将它们的关系简单地抽象为一张二维表,更没有机械地使用“+”和“-”。在孙子眼里,道、天、地、将、法这五者之间的联系是生动的,并在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等无穷变换的实战中体现出来,其系统性、全息性就犹如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比如说“将”,孙子在《九变篇》中论述到“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如果不杂于利害,则“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孙子把“将”这个趋利避害的能动力量列为谋划要素,可见其对“事在人为”的重视。

1、打分方法:

相应项环境变化对组织有利时,标+;

相应项环境变化对组织不利时,标-;

2、其中环境问题及企业的实力和弱点可用其他的分析方法得出

再说“道”和“法”,这两个要素以“形”为纽带贯穿于《孙子兵法》。《形篇》中孙子强调:“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这实际上指明了“修道而保法”从而驾驭胜败的能动力量。若将其与该篇中“胜可知,而不可为”这句话比较起来,可见孙子思想深刻的思辩性以及《形篇》的重要地位。该篇与其它各篇密切联系,我们可以以此探求孙子“全胜”思想的根据。这里且不谈与《形篇》有明显联系的各篇而只以孙子最后一篇《用间篇》为例:这一篇表面上似乎与《形篇》无关,但实际上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用间篇》中,孙子强调用“间”的重要性,但又指出用“间”的困难和危险。真正能使“间”为我所用却在于“道”、“法”二字。(见孙子《用间篇》:“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最后说“天”和“地”,与SWOT的环境分析不同的是,在《孙子兵法》中根本没有单纯的天和地,以及固定的自身优势和弱点。孙子的着眼点不在于分析客观情况如何变化而在于探讨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符合制胜的规律。孙子谈“天”的地方不多,集中说“地”的有《地形篇》和《九地篇》。但这两篇中有一大半以上是讲用兵。即使是讲“地”的部分也是从“用兵之道”的角度对“地”进行划分的。于是在孙子眼里,没有不利的“地”,只有“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孙子,《地形篇》)

从以上的分析比较中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系统性及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超脱了客观环境的限制,论述人类团体对抗活动的规律,《孙子兵法》便成为一种柔性的、富有弹性的理论。《孙子兵法》的柔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表现在其理论的适用性上

《孙子兵法》阐述的理论大无边、小无间,超越了时空。现代武器已发展到太空仍离不开他的军事哲学范围。而且我们既可以将其应用于军事,又可将其应用于政治、经济以及管理;既可以将其应用于国家,又可以将其应用于企业,甚至个人;既可以将其应用于即时决策,又可以将其应用于长期运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兵战不同于商战。商战有其自身的复杂特性,《孙子兵法》并不能应用于商战的所用问题。孙子以中国传统的整体、直觉、思辩的思维方式考察战争得出的规律,强调军队自身管理以及管理的目的——矛盾对抗关系中获胜,这也同样存在于商战之中,从而与现代经营管理相联系。我们既可以将其与某一具体的经营管理方法做比较研究,又可以将其与西方战略管理相比较,还可以将其与整个西方管理学体系相比较。

2 《孙子兵法》的柔性还表现在其理论思维方式上

《孙子兵法》不同于西方科学,它不是由概念、推理判断和命题组成的。它并未对客观世界作科学的抽象分析,而是极尽直观之能事,这由其对“形”和“势”的描述可见。在《孙子兵法》中随处可见“形”、“势”二字,然而却找不到孙子关于“形”和“势”的定义,只能找到这样两句看似定义的话:“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孙子《形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势篇》)。这不免让人迷惑,不知道“形”与“势”的区别何在,难道是“积水”与“圆石”的不同吗?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意象型的,它强调的是物质的属性或蕴意,而不是具体的物质。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实质上是相同的,正是这种相同揭示了“形”和“势”一为体,一为用,及“形”和“势”体用不二的关系。“形”与“势”体用不二并不等于“形”与“势”就是一回事。同中有异,异中存同。而如上两幅动态的画面(“决积于千仞之溪”,“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又可以在中国的象形文字中得到象征性的体现,从而形成“形”与“势”两个范畴。这与西方科学给概念下定义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孙子的理论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柔性的理论思维方式是利弊掺半的。首先,整体直觉地把握客体的方式使孙子的理论避免了现代管理学所面临的两难问题:要么用抽象的静态的分析工具试图对动态的具体的管理过程进行描述,从而难以对综合的、复杂的、艺术性强的管理活动作有力的指导;要么否定理论,陷入经验主义的窠臼。然而,孙子的理论也有不足之处,它对“硬”的东西重视不够,除了对物性的工具力量重视不够之外,其理论的实证性、技术性、方法性远远赶不上西方的,而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并要求人们有很高的悟性。

总之,《孙子兵法》虽有许多优秀之处,但它毕竟是前科学的,必须经受现代科学的洗礼,而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则迫切需要全新思想的启迪。为此,在管理领域中研究《孙子兵法》必须首先明确《孙子兵法》和当代西方管理理论的不同文化背景,然后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这样不但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东西方文化,更好地认识和学习现代管理理论,还能促进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契机,同时又是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可行之路。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包括古今综合、传统与创新综合、东方与西方综合在内的广义综合的恢宏时代,相信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古老的《孙子兵法》定会在与现代管理科学的结合中孕育出丰硕的成果,为世界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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