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建构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路径论文,话语权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状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式”与理论运作的“集体无意识”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思潮的起伏变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中国学界迸发出巨大的创新热情。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谓创新不断，成果丰硕。研讨视域之开辟，理论生长点之挖掘，创新路径之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为理论创新而上下求索，可谓绞尽脑汁。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却与这些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反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场域中的话语权逐渐丧失，并成为其他思潮的知识输入者；在公共领域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弱，对现实的关怀也越来越少，以致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的疑问[1]。在时代的挑战面前，20多年的理论创新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话语权建构起来，而只是使我们多了一些想像的理论维度，其原因何在？
从这一提问出发，我们不再考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中的具体学理问题，而是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式”和理论运作的“集体无意识”。我们发现，20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没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照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领域中导致真正的“转换”和“偏移”（福柯语）。从宏观的理论运演逻辑来看，中国马哲学界这些年的理论生产并未真正地离开过哲学的思辨王国而深入到社会历史生活中，这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式”的主要缺陷，这一缺陷在哲学研究“范式”上就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集体无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首先需要有这样一个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并非学院哲学，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能从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的哲学学科出发，而是应该从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而对现实社会的思考，马克思明确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2](P242,P249)。詹明信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3](P20)，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创新的“问题式”是社会历史生活而不是学科内部的提问。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独特的“问题式”，决定了从哲学到哲学，是走不出理论生产的“范式”创新之路。
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较早意识到。阿尔都塞明确提出马克思从哲学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问题。客观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意识到的问题，中国学人不能说是毫无知觉，如在当前哲学研究中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对现代性的问题意识等都表明了一种深入当代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哲学意向。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问题意识并没有具体的科学理论支撑——对社会历史现实生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多的是流于形上哲学的思辨。换言之，中国学界虽有所意识，但未能践行之；有问题意识，但没有具体的理论通道；有实践的理论要求，但没有实践的科学认识，其结果则如黑格尔所言：“结果若无通向的道路是没有生命力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自身的革命性（人类解放）与实践性（理论与现实结合）的特点，决定了在现代学术分工中的“哲学”学科中容纳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涵。且不说马克思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话语权建构的角度来说，是难以割断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的）；单纯就学理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品格也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同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政治经济学发生关联。从学科角度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的专门化形成之前，欧洲的哲学学科最初就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当时是“道德哲学”教授，而著名的经济学家穆勒就是以“社会哲学”来称呼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古典经济学时代，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并不像在今天的学术体制中那样，以邻为壑，老死不相往来，而是紧密勾连在一起。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这一历史背景来看，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像在今天的学术界，是通过学术交流来实现的，而是时代——中华民族图存救亡的革命需要，是“主义”先行而“哲学”后发。作为一种“主义”的话语，它必然包含着对当下社会历史生活的政治经济学阐释与批判。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在哲学上提出了“实践”、“物质”之类的新奇概念，而是它为中国人把握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此外，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特点来看，其哲学理念、政治经济学分析和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是有机结合、唇齿相依的，唇亡而齿寒，如果缺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能独善其身？
二、历史的经验：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同构性
从思想史的层面来看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式”实际上涉及现代人哲学观念的变革。黑格尔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原初的经验。在古代传统中，哲学以“爱智慧”为圭泉；黑格尔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峰上，使哲学观念发生了划时代嬗变。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提出，“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4](P55—56) 马克思接过黑格尔点燃的思想火种，进一步确证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5](P21)。黑格尔为哲学从形而上学之思过渡到对社会历史的科学探索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思则彻底地颠覆了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使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并明确指认“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6](P66)。黑格尔的“时代精神”以及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我们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前提。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时代精神”？如何把握“历史的科学”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①。列宁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7](P418,P428)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起步是法哲学；但在对法学的研究中，马克思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8](P8)。此后马克思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则是马克思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9](P385)。对哲学形而上学的颠覆，使马克思几乎没有在任何纯粹哲学的意义上书写自己的著作，这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企图从纯粹哲学学科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在文本依托层面上构成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这些著作来看，其内容与哲学相关的少，而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多。用后现代的话来说，马克思对哲学的言说，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叙事策略，而其载体则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由于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作为文本依托，因此在文本解读中实际上只能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就迫使中国学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产中必须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
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马克思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之“问题式”演变为例：从哲学视域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到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劳动力商品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异化劳动理论。劳动这一概念实际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之一，异化则是一个哲学概念。马克思在第一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1843—1845年），从哲学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劳动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生产的要素，与生产工具没有区别，因而不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是“异化劳动”。此时的马克思没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出“异化劳动”的本质在于资本统治劳动的生产关系，因此他的理论运作更多的是从哲学出发，从人本主义立场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外在的批判，而不能从“生产关系”出发来解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马克思此时的“问题式”还是哲学人本主义的，所以尽管他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但这种批判是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的外在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批判和解构，阿尔都塞由此指出：“马克思在这里原封不动地把政治经济学接受下来了，丝毫没有触动政治经济学各个概念的内容和体系”，“他似乎只能让哲学去碰运气，去碰最后一次运气，他赋予了哲学对它的对立面的绝对统治，使哲学获得空前的理论胜利，而这一次胜利也就是哲学的失败”。[10](P130—132) 从纯粹哲学体系的建构上来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无疑是一次理论高峰，但从马克思主义“改变现实”的历史使命及其相应的话语权建构的内在要求来看，“这一次胜利也就是哲学的失败”。
那么，马克思是在什么时候获得哲学的“真正的胜利”而不仅仅是“理论的胜利”（阿尔都塞语）呢？那是在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之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才达到这个高度。在这个时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才成熟起来，与此相应，马克思在哲学上获得了“真正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解放运动科学地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权由此真正建构起来。具体到“异化劳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提出科学的“劳动力商品”概念。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中指出：“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的那一部分”[6](P351)，工资本质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并不是像地主或者资本家那样，是有产阶级，可以拿着自己的资产去交换。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一无所有，只能拿自己的劳动力的使用权去交换，因此，“工人是以出卖劳动为其工资的唯一来源，……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6](P355)。这样，从异化劳动的哲学逻辑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逻辑，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被古典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工资本质——工资不过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而且科学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劳动从属于资本。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然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11](P29)，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被颠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权才得以真正建构起来。
不仅马克思哲学的出场路径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新形态——列宁主义甚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均与政治经济学有不解之缘。
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角度中来理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因此，在冷战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观察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本文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建构的立场出发，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更为重要的并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言之，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国内经济学理论，20世纪初，列宁分析了资本的输出和垄断，开始将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国内批判理论转换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从而把全球化的市场看成是资本帝国主义的结果。列宁考察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的革命问题，这是列宁提出俄国革命问题的历史与逻辑前提，列宁主义哲学的话语权就是建立在这一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上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文化哲学的主题出场②，然而在他们理论逻辑的历史变迁之下踊动的却是政治经济学的判断。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构架就离不开该所早期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哲学进展提供了基础性的判断时代性质的理论框架”[12](P329)。一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革命高潮之后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革命问题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日益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制度积累和崩溃的规律》对此进行了辩驳[13](P232—237)，为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前景的乐观判断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经济学基础”[14](P212)。但是不久，格罗斯曼的观点遭到霍克海默的助手、经济学家波洛克的有力反对。波洛克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服务业的日益增长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提供了新的途径，这将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另一方面，波洛克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也会有计划，在被管理的资本主义之下，“经济的作用在20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15](P176—177)，“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已经使工人阶级变得破碎和被动”[16](P83)。正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判断迫使法兰克福学派重新审视其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保持必要的距离”，并迫使阿多诺等人“走向悲观主义”。[14](P218)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理论逻辑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建构，影响何其之大！
三、当下的要求：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走向实践的桥梁
2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焦点几经变迁。最早的一次是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最近的动向则是“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引入。无论是人道主义还是现代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关键环节还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走向实践所不可或缺的逻辑一环。
人道主义以人为出发点，表面上看是抓住了哲学的关键，但问题在于，对于人不能作抽象的理解，只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出发，这就要求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把握人的本质，而不能先验地设立一个“人的本质”作为哲学批判的价值出发点。阿尔都塞认为：“‘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神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从‘人’出发”[17](P64)。由是观之，国内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抽象的价值悬设出发来理解人，马克思有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的把握只能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达到。
近来有不少学者强调现代性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如有人提出：“‘现代性’是真正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的理论视域”（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以现代性问题作为其叙事框架”（张盾），“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语境中打开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任平）。[18] 我以为，从现代性的角度切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代表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取向，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摆脱从哲学到哲学的学院派抽象思辨，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现代性的视域出发，必须引申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现代性研讨中还未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因为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并非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在当代学术场域中，比较经典的现代性阐释有：“共同体与社会”（腾尼斯）、“有机团契与机械联结”（涂尔干）、“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席美尔）、“休戚与共与自由竞争”（舍勒）、“巫魅与理论”（韦伯）、“身份到契约”（梅因）等。这些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是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出发；而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就是资本主义，这一理解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因此，把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范式归纳一下，可以捕获到两个进路：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二是西方的文化社会学思路；前者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后者则从古典社会学（孔德、韦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现代性研究而言，就要明确：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价值与精神气质，同时还是一种社会组织与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解剖现代性（市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的理论武器。从经济思想史的逻辑来看，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密切相关——重商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相关、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则与工业资本主义相关（再往后看，新古典经济学则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相关）；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既是市民社会的“科学”，同时也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19](P17)。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45年完成哲学革命之后，就将其一生的“黄金时间”（马克思语）投入到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之中，《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把握现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理论构架，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资本论》问世之后，资本主义便取代了过去含混不清的一些概念如工业主义等来指认现代的世界与历史。目前关于现代性的认识主要是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恰恰缺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这从充斥和流行于当代学术市场中的韦伯、席美尔、涂尔干等现象就可以看出来；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几乎无人提及。实际上，关于现代性的最深刻探讨来自于马克思，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就是对现代性的最深刻阐释，即使是以研究现代性而闻名的文化研究者们，也没有提出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更为精确的“能指”来指认现代性。
现代性视域的介入，使马克思主义有可能摆脱过去的从哲学到哲学、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而远离现实的社会历史这一局面。然而，现代性概念如果没有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那就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换成了现代性，本质上依然没有摆脱阿多诺所批判的“概念拜物教”。
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关键，在于研究范式的彻底变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出路所在。就当下中国的现实而言，这一逻辑进路还多了两层实践的意义：一是分析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阶级）结构与矛盾，这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二是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总之，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与全球化的现实，都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逻辑构架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空前凸显。
四、延伸考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看马哲、西马、西哲之间纯哲学对话的局限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引入中国学界，并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积极对话；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大潮也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进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话语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三足鼎立之势，言说的话题则主要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的重新阐释以及西方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毋庸置疑，这三大研究领域的互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某些专题方向上得到深化，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这一事实的合理想像，人们希望通过三者之间的对话，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开拓出一个坚实的理论地平。这固然是一个良好愿望，然而，在其逻辑前提不明确的情况下来言说马哲、西哲与西马之间的对话，其结果可能并不会带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振，反而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式微。这种对话很可能成为西方文化兼并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这并非危言耸听，而就是理论界的现实：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场域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正在丧失，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成为强势话语，并占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如在本体论上与存在主义纠缠不清、认识论上为实证主义所困扰、在实践观上革命淡化而“生活世界”凸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唯一的“对话”对象就是社会历史生活，对话的“语言”则是政治经济学，如果离开了对现实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与批判，试图仅仅通过哲学与哲学之间的对话来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学院派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也正在此，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就予以明确：“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这种对话首先就遇到的根本性问题是：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学院派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恰恰不是学院哲学，那么，这两种异质性的话语之间的对话应该如何进行呢？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对话并不是学院哲学之间的对话，这就决定了以任何一种哲学文化思潮来构架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进程中曾经发生的用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或存在主义等思潮来构架马克思主义——是注定不成功的。在当前马哲学界，有不少人仍然试图以西方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这还是没有摆脱学院哲学的出场路径。其次，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决定了我们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能局限于哲学学理的视野和思维。仅就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本身内涵而言，我们就需要关注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更深层次的，我们需要理解和把握当代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及其内在逻辑。当前马哲与西马对话的关注焦点、操持话语和理解路径主要还局限在哲学的层面上③，恰恰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关注。最后，从具体的学理层面上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逻辑体系并不统一，他们大都是通过嫁接某一种西方哲学文化思潮而形成的，影响较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背后大都站立着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师，如存在主义背后的海德格尔、人道主义背后的费尔巴哈和尼采、卢卡奇背后的韦伯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流”而并非“源”，因而并不具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资格”。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元化的思潮，具有较强的变异性和浮动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一元化理论，它有其内在严密的逻辑，因此两者之间的对话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问题：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多元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实际上，这种对话的一个最大潜在危险就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或沦为“不在场的幽灵”。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逻辑终结，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远离政治经济斗争而成为学院哲学。安德森批判它们是以理论取代实践、以哲学取代科学。就此而言，我们如果没有在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是从单纯的学院哲学的角度来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也就很难回避安德森所说的“以理论取代实践、以哲学取代科学”的评判。无论它们之间的学术对话多么成功，我们也很难建立起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就是前车之鉴。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在当下中国对外开放的现实语境中，实际上脱离不了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这个大框架。从这一视角来看，在这种对话中隐藏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消解在西方哲学之中的危险。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的逻辑基础——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视为一种哲学流派来与西方的某一种哲学流派的对话，由于专门化的哲学来自于西方，这种对话就会沦为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④，其结果必然是以西方哲学来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在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时，需要有一种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一种与一切传统形而上学告别的“新型哲学”，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与学术发展路径；如果没有这种脱离，列宁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已近一个世纪，经过百年的中国化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西学”，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要从“文明对话”的高度着眼；入手则需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出发。
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一切的理论与文化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的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在这一点上，西方哲学也难以摆脱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正如著名的詹明信所指出的，“因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而形成，它导致一种霸权的成立，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3](P430)。他的说法提醒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时，应该注意到政治经济霸权与文化霸权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只有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解读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考量西方哲学，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一个科学的基础，否则，这种对话的结局将会丧失自己民族的话语权、陷于“以西（哲）解马”的困境。从这一逻辑出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由于中国目前的现代哲学主要还是从西方输入的，从这种西方哲学的立场来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一种西方哲学的帝国主义呢？一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⑤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来说，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哲学之间的对话固然重要，但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这种研究即使再为深入，它们也只是哲学的“独白”，而远离了生动的现实历史进程；这种研究再富有成效，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也仅具有“量”的意义，而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实际地参与历史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概念和任何理论阐述所服从的伟大目的”[20](P183)，只有深入社会历史，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才能建构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1页。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则干脆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科学”（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页），但同时又提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页），这是由于列宁指示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可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从此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科学”色彩淡化而“为经济服务”的功能凸现。而对于本文所考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建构这个视角而言，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意蕴及其批判理路则更为重要。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涵在于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解剖（参见拙作《古典经济学的多重语境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② 安德森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出现了主题的创新，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而转向文化、意识形态、心理分析（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
③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虽有一部分人开始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这主要是以激进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而且主要是经济学界的少部分人在进行这项工作，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没有从总体上考察其逻辑，而主要是为当代中国的实证政治经济学研究寻求一些有用的理论资源，还处于“拿来主义”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视，更谈不上有机融合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中，因此本文在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有意略过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④ 由于专门化的哲学来自于西方，这曾经导致中国哲学界的疑惑：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从本文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它还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有没有哲学的“学术性”。如果仅仅从哲学学科的角度来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与学术性，则难以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
⑤ 中国学界已有人对“经过西方哲学中介之后的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质疑。如穆南坷在《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一文中认为，这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陷于“‘学术性’的迷阵”，“经过西方哲学中介之后的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成了飘忽不定的‘剩余之物’，甚至仅仅成了一种‘修辞手段’。在流行的许多论著之中，使我们产生震撼的并不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说了些什么，而是形形色色的‘中介’在争奇斗妍”（文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但在如何“超越‘学术性’和‘现实性”，的问题上，无论是穆南珂先生所赞同的“走向学科综合”还是所提出的“问题的统一”，都过于空泛而没有提供一条明确的道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对此虽有问题意识，但仍无通向的道路。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学术性’和‘现实性’”，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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