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补贴、企业所有权与外国对华的反倾销调查——基于Poisson模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所有权论文,模型论文,外国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从反倾销的涉案数量、金额以及领域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最大受害国”。自1979年欧共体发起第一次对华反倾销调查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且增加速度大于全球任何经济体（Chu和Prusa，2004）。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同时，中国遭受反倾销最终裁定的数量也居全球首位，占反倾销调查数量的比率高达70.8%。这表明中国所面临的以反倾销为核心的贸易摩擦已经普遍化、长期化与激烈化。那么，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与中国的出口推动型政策、企业所有权结构以及加入WTO有怎样的联系呢？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这些问题从理论和经验上做出回答。
较之国内外关于反倾销问题的研究，本文的分析有两个创新。首先，从理论上看，与国外学者以企业为考察重点，采用博弈论方法对倾销和反倾销问题福利效应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做法不同，本文以出口国中国为宏观观察焦点，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出口补贴的价格和数量效应，建立了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和反倾销风险之间相关性的理论预期；其次，从实证分析看，与国外学者主要以美国和欧盟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实践为考察焦点，从汇率与政治关系等宏观因素解释反倾销发生原因的做法不同，本文以中国为反倾销目标国，以美、欧和印度等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为反倾销的发起国，从出口补贴政策、企业所有权、贸易报复与“入世”等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解释中国企业长期遭受反倾销问题的原因。
本文的分析结构如下：首先，从政府出口补贴政策、企业所有权和中国“入世”等方面对中国企业所遭受的反倾销问题做出理论解释；其次，选取1995-2009年对华反倾销的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南非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即Poisson模型对出口补贴、企业所有权与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二、相关文献评述
反倾销代表性理论研究包括Brander和Krugman（1983）及Bown（2001）等建立“相互倾销模型”以解释企业进行倾销或相互倾销的原因，Prusa（1987）等分析反倾销法实施的经济效应。它们的共同点是从微观策略性行为视角，将企业的生产成本差异及反倾销法的威胁和报复效应等因素作为倾销和反倾销发生的原因，但忽略了出口补贴政策作为倾销发生的诱因，而后者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经济学家对出口补贴这种贸易政策实践的关注与研究也由来已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Bhagwati和Ramaswami（1963）等建立“市场扭曲理论”，对一个国家采用包括出口补贴在内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其共同点是以局部均衡方法来分析出口补贴的宏观福利效应。相反，本文重点分析出口补贴的贸易条件效应。Brander和Spencer（1981）等研究者建立相互市场模型或第三方市场模型，证明了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与此相反，本文关注出口补贴政策的“反倾销风险增加”效应。
就反倾销的实证分析而言，Blonigen和Bown（2003）发现了报复威胁影响美国的反倾销决策的显著证据。Knetter和Prusa（2003）采用Poisson模型证实了反倾销备案数与汇率与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因素的相关关系。国内学者沈国兵（2007）、谢建国（2006）以及杨艳红（2009）从宏观经济与政治因素探讨了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对华反倾销问题。与上述单纯的实证分析相比较，本文以局部均衡为基础，力图实现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的统一性；此外，本文重点将出口退税、企业所有权和报复威胁作为反倾销的核心解释因素。
三、影响反倾销行为的理论假说
这里我们以中国出口企业的贸易实践为基础，确定出口补贴、企业所有权与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行为相关性的基本理论假说。
（一）出口补贴与反倾销风险
出口补贴与反倾销风险的关联性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采用局部均衡分析建立两者的理论假说。
首先，本文假设本国可贸易品的出口供给函数与外国进口函数分别为：
其次，假设本国政府实行出口优先的贸易政策，对每单位出口给予数量为s＞0的出口补贴，则出口供给函数变为：
假说1：在大国情形下，本国出口补贴的增加会降低产品的世界价格，并且提高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在WTO反倾销法的基准价格方法（the price-based method）裁定下，本国出口补贴降低世界价格的幅度越大，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风险越大。
假说2：在大国情形下，本国出口补贴会增加出口数量。在WTO反倾销法的实质性损害（material injury）方法裁定下，出口补贴导致的出口数量增加越多，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风险越高。
（二）不完全合同、企业所有权与反倾销风险
Antràs（2005）及Antràs和Helpman（2004）等众多贸易研究者从产品密度、贸易模式与企业所有权安排之间的联系中得到不同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形成不同的贸易风险规避能力的命题，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在大国情形下，企业的所有权安排会影响外国对华的反倾销调查行动，出口企业的中方（外方）所有权控制程度越高（越低），则其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越高。
（三）报复威胁与反倾销风险
Bown（2001）理论证明了在反倾销情形下的潜在贸易报复途径。Prusa（2001）经验证实贸易报复成为引发各国发起反倾销起诉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4：贸易报复会显著影响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行为，中国对外国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增加，将会提高外国对华的反倾销调查数量。
（四）“入世”与反倾销风险
2001年底，中国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了WTO，这意味着“推定价格”法成为外国裁决中国企业是否倾销的重要工具。Chu和Prusa（2004）证实，外国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绝大多数案件以“推定价格”的方法裁定且69%的反倾销指控成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5：在中国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WTO的情形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外国对华反倾销获胜的预期。因此，“入世”增加了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
四、计量模型与解释变量的选取
（一）解释变量及数据来源
1.出口退税率（TRE）
出口退税是推动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成长的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出口补贴政策，故本文将出口退税率作为度量中国出口政策支持强度的指标。出口退税率数据主要来自于财政部官网数据库。
2.中外双边贸易不对称度（TRAS）
为了度量出口补贴的“挤出效应”，本文建立中国出口贸易不对称性指数，即中国对一国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减去该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该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它度量了中国出口对外国产业威胁或损害的相对程度，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国家统计局、商务部、WTO、联合国贸发会和欧盟官方网站数据库。
3.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企业所有权指数（FNA）
根据所有权性质，中国出口企业可以分为六类：外资独资、合资和合作企业以及中资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本文根据外国对在华出口企业的实际剩余处置权的控制程度对这六类企业的所有权赋值如下：外资的独资、合资和合作企业分别取值1、0.65和0.35，中资的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均取值为0。
Bown（2010）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给出了每一个受诉反倾销调查对象比较完整的信息。根据该数据库，本文将中国涉案企业分为如下三类：（1）受调查对象被指定为中国某个出口厂商。对于这些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信息，我们通过商务部、统计局和工商管理总局的数据库获取。（2）被调查对象被指定为中国出口某类产品的所有出口商或企业（All Exporters or All Firms）。（3）被调查对象因数据丢失等原因而不明确的企业（Missing）。对于后两类企业，本文将Bown（2010）的数据和中国海关和商务部数据库的数据结合起来，以确定其所有权指数。
4.中国对国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CHIAD）
为了检验贸易报复与反倾销风险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将中国对外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作为度量中国对贸易伙伴的报复程度的指标。该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网和WTO数据库。
5.双边贸易额（LNTR）
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越频繁，贸易摩擦可能越多。因此，两国间的贸易规模是解释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用双边贸易总额度量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规模。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数据库和WTO数据库。
6.外国对华进口比重（IMWT）
根据假说2，本国出口补贴的“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会增加外国对本国产品的进口规模，因而可能增加外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风险。这表明，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与其对华产品的进口规模成正比。因此，我们选择外国对华进口比重作为度量出口补贴政策下，中国出口对外国产业威胁或损害程度的相对指标。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和WTO数据库。
（二）反倾销行为的计量模型：Poisson回归模型
在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中，美、欧、印等国家和地区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的前十位国家与地区——其反倾销数量占全球对华反倾销数量的90%以上。因此，本文选择它们1995-2009年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年度数据。本文将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记为AD。
外国对华的反倾销调查数量AD是一个非负的离散型随机变量，因此一般采用Poisson模型来进行参数估计。如Knetter和Prusa（2003）采用该模型分析了反倾销立案数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也采用Poisson模型分析反倾销调查数量与出口补贴政策、企业所有权以及报复威胁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由于反倾销调查事件的特殊性，即一国受理反倾销起诉的部门会对应诉方在反倾销立案前1年的价格和销售行为进行调查，因此，本文模型中除FNA之外，各经济变量取其1年的滞后值。反倾销调查数量的Poisson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下标i表示国别，下标t为年份。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于GEE模型的分析
本文选取的是1995-2009年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对华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年度数据。解释变量包括出口退税率、出口企业所有权指数、中外双边贸易不对称度指数、双边贸易额对数、外国对华进口比重以及中国对外反倾销调查数量。因此，我们计量分析的数据属于面板数据。为此，我们首先采用不区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GEE模型，即一般估计方程进行回归。同时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以FNA、TRE（-1）与TRAS（-1）为基本解释变量，逐步增加其他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下页表1。
从表1可知：首先，滞后一期的出口退税率TRE（-1）在五个模型中其符号均与假说1和假说2的预期一致，即出口补贴率的增加将提高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并且除模型3外，在其余4个模型均显著。这表明估计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因此，假说1和假说2得到了充分的经验数据的支持。其次，滞后一期的中外贸易不对称指数TRAS（-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为负，与假说2不一致，并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在其余3个模型中其符号与假说2一致，而且在模型4和模型中5均高度显著。这表明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因此假说2得到了一定的经验数据的支持。再次，中国出口企业所有权产权指数FNA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在模型1至模型3中为正，与假说3的预期一致，其中，模型1至模型2的估计系数分别具有1%和5%的统计显著性。但在模型4和模型5中符号为负，与假说3的预期不一致，并且均具有1%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估计结果缺乏良好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因此假说3没有得到充分的经验数据支持。第四，滞后一期的中国对外国反倾销调查数量CHIAD（-1）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与假说4的预期完全一致，并且除模型3外，在其余3个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估计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因此假说4得到较为充分的经验数据支持。第五，度量宏观贸易制度变化影响力的虚拟变量WTO，其符号均为正，与假说5的预期一致，但只有模型3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估计结果不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稳健性，因此假说4缺乏较为充分的经验数据支持。第六，滞后一期的中外双边贸易总量LNTR（-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正，与假说1和假说2的预期一致，并且均显示了1%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估计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因此假说1和假说2具有较为充分的经验数据支持。第七，滞后一期的外国对华进口总量IMWT（-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与假说2的预期一致，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最后，从模型总体统计显著性指标Wald-Chi2（2）和Prob＞Chi2可以看出，模型1至模型5均有良好的整体拟合度。
（二）基于RE模型的分析
由表1的估计结果可知，基于面板数据GEE模型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对以出口补贴政策和企业所有权安排为核心的理论假说提供充分且可靠的数据支持。这可能是由于基于GEE模型的分析忽略了一些对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产生影响且随时间不同而变化的不可观察的因素，即随机因素（Random Effects，RE），从而影响了本文定量分析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因此，为了弥补因忽略随机因素而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采用具有随机效应的Poisson模型（RE模型），再次进行逐步增加解释变量的计量分析。下页表2报告了分析结果。
与表1相比，从表2中可以看到如下变化：首先，出口退税率TRE（-1）的符号均为正，与假说1和假说2的预期完全一致。同时，在所有模型中，TRE（-1）的估计系数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反映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因此假说1和假说2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此外，TRE（-1）的系数均变大，这表明在引入随机效应之后，出口退税的影响提高，税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使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加9.5%至17.7%。其次，TRAS（-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正，与假说2的预期一致。同时，在每个模型中，TRE（-1）的系数均有统计显著性，这反映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因此假说2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再次，企业所有权指数FNA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全部为负，与假说3的预期一致，但仅在模型4和模型5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第四，中国CHIAD（-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正，与理论假说4的预期一致，并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反映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因此假说4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第五，WTO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正，与假说5的预期一致，但仍只有在模型3中具有5%的显著性。第六，LNTR（-1）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与假说1和假说2的预期一致。并且均具有显著性。最后，IMWT（-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与假说2的预期一致，并且系数变大。
（三）基于FE模型的估计
与基于GEE模型的估计相比，基于RE模型的估计，因引入了随机效应而改善了大部分核心变量，如TRE（-1）、TRAS（-1）与CHIAD（-1）。但其他变量，特别是出口企业所有权安排指数FNA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善。这可能是由于基于GEE模型和RE模型的估计均忽略了另外一些对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产生影响并且不会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察的因素，即固定因素（FixedEffects，FE）。因此，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我们采用FE模型再次进行逐步增加解释变量的计量分析。表3报告了分析结果。
与表1与表2相比，引入固定效应的Poisson模型的回归结果有如下特征：首先，TRE（-1）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而且统计显著性大幅改进，这表明假说1和假说2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同时，TRE（-1）的系数均变大，这表明在引入固定效应后，出口退税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即税率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使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加24.2%至29.8%，出口退税政策的出口促进效应得到了充分体现。其次，TRAS（-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为正且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假说1和假说2再次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持。再次，FNA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并且全部通过了统计显著性的经验，并且除模型1外，其他4个模型的FNA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在1%以上，因此显著性较之于表2和表3有大幅改善。这表明关于出口企业所有权与外国对华反倾销关联性的假说3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第四，CHIAD（-1）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关于贸易报复与外国对华反倾销关联性的假说4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第五，LNTR（-1）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而且每个模型的系数均具有1%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关于出口补贴与外国对华反倾销关联性的假说2也得到了经验数据的充分支持。最后，IMWT（-1）的系数符号为正，与假说4一致，但不具有显著性。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Poisson模型的GEE、FE和RE估计方法，建立并检验了关于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报复出口补贴政策、企业所有权以及贸易不对称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得到如下核心结论和政策建议：
1.以出口退税率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假说1和假说2在Poisson模型的GEE、FE和RE估计中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这是因为：首先，在这三种类型的估计中，TRE（-1）的估计系数均与假说1和假说2的预期一致。同时，TRE（-1）的回归系数是最大的，表明出口补贴是影响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最重要的因素。其次，间接度量出口补贴消费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的解释变量TRAS（-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在RE和FE估计与假说2预期一致，并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在GEE估计中，TRAS（-1）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在模型4和模型5中与假说2的预期一致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此外，在Poisson模型所有估计结果中，TRAS（-1）的回归系数仅小于TRE（-1）的。最后，其他间接体现出口补贴消费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的解释变量LNTR（-1）和IMWT（-1），其估计系数的符号均与假说1和假说2的预期一致，并且在GEE、FE和RE三种估计中基本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综上所述，理论逻辑和和经验检验均证实以出口退税为核心的出口补贴政策是诱发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在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和全球反倾销调查“最大受害国”的今天，逐步取消出口补贴或者将出口补贴转换为有条件的国内消费补贴或生产补贴，将是缓解外国对华出口企业的敌意、减少以外国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为核心的贸易摩擦、促进中国产业升级，以及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的排他性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型的重要途径。
2.以出口企业所有权指数FNA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假说3在Poisson模型的GEE、FE和RE估计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经验数据的支持。这是因为在这三类估计中，FNA的估计系数的符号在绝大多数的模型中与假说3的预期一致。而且在GEE和FE估计的模型4和模型5中FNA的估计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RE估计中，所有模型中FNA的估计系数均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其中三个具有1%的显著性。上述理论和经验的分析揭示，在出口企业所有权安排，即中资在出口企业的控制权对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产生负面影响的条件下，中资出口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与其出口目标国或区域的企业通过合同外包和垂直一体化方式建立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企业所有权安排，是降低贸易摩擦和外国反倾销调查风险的一种有效途径。
3.以体现贸易报复因素的中国对外国反倾销调查数量CHIAD（-1）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假说4，在Poisson模型的GEE、FE和RE估计中均得到了充分的经验数据支持。这是因为在所有模型中，CHIAD（-1）的估计系数始终为正，并且在11个模型中的10个均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贸易报复数量与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应对外国对华反倾销的问题上，“贸易协商”而非“以暴易暴”的反倾销报复才是化解贸易摩擦的长久之计。
4.以度量贸易制度变化的虚拟变量WTO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假说5在Poisson模型的GEE与FE估计中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WTO的估计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与假说5的预期一致，即在中国以“非市场国家”的身份加入，“入世”提高了外国对华反倾销成功的预期，激发了它们采取反倾销调查制衡和削弱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的动力。这些理论和经验分析启示我们，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国家”身份是最近几年降低中国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威胁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文感谢孙雅娟在数据的搜集与处理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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