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政治报刊的共和想象及其纷争——以《民立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共和论文,为例论文,纷争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5)06～0092～08 随着民国成立以及与此相匹配的理念、制度导入中国的政治实践，这意味着“普遍王权”的崩溃以及帝制中国所建立的一整套抽象、普遍性价值的解体，①而挑战、取代绝对主义的理论框架当仁不让乃是“共和”。②在以西方政治现代性为镜像的共和时刻，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微观叙事，还是社会政治的宏大论述，大抵紧扣“共和”这一理论变量。新语汇、新理论、新概念的出现，既为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也为政治行为提供了新的基础。③就此而言，中国的政治报刊如何展开对“共和”的具体想象，而“共和”话语又如何规范与塑造政治报刊的“思想”与“行动”，民初报刊史书写势必需要回应如上问题。 辛亥前的政治性报刊，大多依附于政治集团，这些报刊的政治观点、理想、目标不尽相同，甚或截然对立，但对于报刊的认知、所切入的角度及达到的程度，却是基本相似。大体说来，基本特征有二：首先是将言论置于首位，报刊的主要旨趣在“立言”，重点落在宣传而非纪事；其次是“喉舌”思想的确立。“喉舌”为说话、为发言，“言论”则更能反映“喉舌”的风采和作用。由于报刊观念类同，具体的报刊实践也是大致相仿，有着共通的准则，“即首先提出一个目标，继而鼓吹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并相信通过一致行动可以达到预定的目的”。④这种随着革命而深度卷入的政治报刊，定位为政党的“耳目喉舌”，往往为政党的意识形态所操控，并由此走向大众动员式的政治解决与社会革命。 民国建立不久，被认为是同盟会喉舌机关的《民立报》喊出“与政府为敌”的主张，以《泰晤士报》自许，标榜独立。而思想旨趣同情革命的《独立周报》，声称“必求言论无党无偏”。⑤胡适亦注意到，曾经开“党报”风气之先的梁启超，在民国前后倡导“不党”的办报路数，报刊思想有不小的转折，“《国风》与《庸言》里的梁启超已不是《新民丛报》第一二年的梁启超了”。⑥“与政府为敌”，意味着在具体的报刊实践中不以党派利益为依归，从而彰显主体性的立场。如果考虑到《民立报》这类政治性报刊自身所具有的党派倾向，那么，这股“去政党化”的趋向并转身与共和政府为“敌”的思潮愈加彰显出另类与特殊性：为什么在当时中国这些政治报刊会出现这样的转折?为何是这些报纸在这样的一个“共和时刻”持有这样的想法?其目的、意义究竟何在?依曼海姆之见，社会进程对思想视野有着本质的渗透，因此在知识领域，“我们也可以愈来愈准确地探测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背景的视角”，不仅如此，“通过对思想结构进行充分的分析，我们能确定世界何时何地向作出断言的主体这样呈现，而且只是这样呈现其自身”，⑦我们还需追问的是，政治报刊的这股自主性冲动，呈现了何种特殊的“历史背景的视角”?又为何恰恰以“那样”的方式呈现其自身? 一、主体意识：“去与政府为敌” 1912年元月，以同盟会为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建元改历。然而，属于革命阵营的《民立报》却率先对改历之举发难，颇令人意外。就共和政府而言，黄帝纪元固然有利于唤醒种族思想，但“排满”已告功成，黄帝是封建帝王的象征符号，为“共和”所不容，以西历代替黄帝纪元，无疑具有告别专制、拥抱政治现代性的隐喻。而《民立报》之所以反对，因为改元发表在前，而大总统莅任在后，照此看来，“则改元之议乃发表于大总统未就职之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程序错了，这就“有所违反共和本旨”，法令自身之合法性即存有瑕疵，所以“不得不言辞抗议”。⑧究其本意，《民立报》的反对立场乃因改历立法程序不当，其着重点在于强调民主在共和中的优先性，而脱离参议院的讨论事先确立改元，程序失当，无异于专制的做法，而与共和精神相悖。“郑重手续”、“不背共和”这些语汇的反复出现，《民立报》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即民主的制度安排及其程序合法性，才是当下最为紧要的关切。 不过，这种反对声调在当时舆论界似乎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民立报》的此次反对，从后见之明看，却是大有深意，即此时此刻的《民立报》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定位，就报纸一方而言，已然不再视其自身为生物有机体意义上的那种“耳目”与“喉舌”，拒绝成为指令性、工具性的选择而滋生了独立的价值认同。“耳目喉舌”强调报刊之于政党等主体的依附，报刊之上，存在着一个阿尔都塞所说的“绝对主体”，在绝对主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映照中，报刊才能看到自己的“主体”位置。缘此，报刊功能之确立、交往空间及其关系之构成，“都需依赖于其背靠的主体的意志，是根据报刊所属的主体发出的指令，报刊没有自己的独立性”。⑨而此刻《民立报》依凭共和立场进行合法反对，而不以政党意志为其固有关怀，就有“去政党化”、重塑主体的理论意味了，用于右任的话讲：“我之期望《民立》，欲《民立》为东方《太晤士》(《泰晤士报》)也。所不同者，彼保守的，而我进步的耳。”⑩ 《泰晤士报》作为一种报业典范频频见之于当时报人的理论文章中，但以资借用的意象却呈现多重的维度。(11)因此，《民立报》以《泰晤士报》自况，本不是新鲜的做法。兹后，《民立报》又将其在共和的框架下所要承担的职志概括为“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这同样不是新鲜的提法，甚至是拾人牙慧，不出梁启超设定的规范。又或者说，松本君平之《新闻学》经由“翻译”之后的广泛“实践”，使得言论界“信手拈来了一种适用于国外的理想化的报业模式”，报业作为“第四种族”的身份认同，这在“过渡时代”是一种太过寻常的理论表述。(12) 无论如何，在政党体制下，政党报刊滋生出主体意识，是值得深加分疏的历史线索。报刊和党的关系，在革命党人的报刊理论中素来明确。孙中山在1910年这样界定：“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挥出来。两件事就是一件事。”(13)报纸对革命党人来说，旨在发挥“党的宗旨和作用”，是“用”层面的问题。因此，革命派所创之机关报如《苏报》《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尽管类型有所不同，但功能却是一致的：宣传革命为其一要义，同时亦是“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14)就在民国成立的前夜，行将赴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民立报》题词曰“戮力同心”。(15)这既是期许，也是对革命时代报刊与政党合二为一的体用关系的再次确认。而于右任“欲《民立》为东方《太晤士》”的表白，其独立的旨趣同样也很明显。具体说来，在报纸与政党关系的处理上，《民立报》试图从革命时代的依附状态脱离，在结构上转而建构成为一种对等的新型关系，“民立者，我四万万众共有之言论机关也”，并声称“党见存则人才沦落，故不敢存党见”。(16) 报纸“不敢存党见”，这倒不是在否定政党政治，恰恰相反，《民立报》并不讳言政党政治在共和立宪国家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由此派生出报刊与政治的依赖关系，“新闻者与政党政治相依为命者也”，可见政党新闻乃共和政治应有之义。而且，在政党政治的制度框架内，多养成彼此竞争、均势的舆论政治，“其新闻之言论恒不期而分为两党”，“当两党相持不下之时，胜负决以数票，选民之从违，未易揣知于时，大新闻中有一绝明无翳之社说，深中于人心，则内阁必随此新闻之主义而成”。(17) 然而，“揖美追欧”的制度效仿，在民初的政治实践往往显得非驴非马，从共和原理推导出来的议事规则，一俟回到中国语境，便无法理性运作。《民立报》所期许的舆论政治，属于民主政治环境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舆论攻守围绕着政纲展开，由于民初各个政党政纲大多趋同，“就是彼此都采至简单的项目，至有含蓄的语句，解释起来很有弹性，可以立异，也未尝绝对不可求同”，名义上是政党，“实则与普通结社相去不远”。(18)所以民初的舆论政治，常为“意气所激，往往举天下万事，悉纳之于党争范围之中”。(19) 《民立报》的“独立”旨趣，正是在这种自反性基础上滋生而来。在《民立报》同人看来，口诛笔伐式的政治文化并不切合民主共和国家的基本定位，而政纲不明，政治讨论也就无所依附而失去纲目，所以，当下政党之间的舆论攻守，可说都是不明要素，不出“私争”之窠臼，因而需要“毁党造党”。于右任直言，如此“争小意见而昧大体”的党争格局，正是“《民立》之态度，所以与未光复前绝然有异”的动因之所在。(20)《民立报》对于共和政治的介入，是有“原则”的支持或者反对，而不是以党派意志为依归。于是，在迁都、“暂行报律”及汉冶萍借款问题上，“《民立报》社论之悍然不顾，去与政府为敌，其间不能以寸”。(21)这也表明了《民立报》从理想类型中的撤退。 “与政府为敌”，其实质含义是监督政府。所谓“监督”，从内涵上讲，较之排满时期全盘否定的倾向可谓大异其趣。后者论，按照王中教授的界定，乃食其肉、寝其皮式的“监督”，这种“监督”背后的真意在于“吊民伐罪”，即“革命”。(22)而其深层次目的，更在于论证、构建未来共和国家(“革命建国”)的正当性，所要挑战的乃是韦伯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但在“共和时刻”，《民立报》的理论关切已然落实到有限政府、宪政框架以及法治等维度，因此，《民立报》的主体重塑，无论是“东方太晤士”还是“以政府为敌”的提法，其要旨都紧扣权力的制衡。 因此，《民立报》大致刻画了在共和框架下，其自身所要到达的两个方向性目标：其一，以共和的原理作为报纸立论之依据，“不竞无谓之意气，不尚偏激之感情，以建设之大计，精审之原理，指导政府，启迪国民”，(23)主张在共和政治的实践中，不必刻意求同于政党意见；其二，既然《民立报》决意“去政党化”，报纸重新定义为“非一私之机关”，那么，报纸空间原则上对于任何人开放，读者可以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与对话。 二、主笔章士钊：“务持‘独立’二字不失” 《民立报》的“去政党化”转向，不能不注意到章士钊被聘为主笔这一重要的人事表征。从现实情势看，《民立报》人事框架的调整实为应急之需。在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建制里，诸多的《民立报》记者占据要职，随着这批精英报人赴宁任职，“报中枢要，为之一空”，(24)报纸要维持正常运转，补充新鲜血液是势所必然。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章士钊身份的特殊，即其非同盟会中人，但在共和革命的历史叙事之中，却又无法绕开此人。章氏曾任《苏报》主笔，上任伊始，即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为宗旨，对《苏报》进行“大改良”，“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发纵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25)自此报纸格调大变，倡言革命，这种“革命”转向，固然与当时拒俄风潮的刺激有关，但“明显是章士钊等人所造成的”。(26)至《苏报》案起，逃脱文网的章士钊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该报“发行未久，风行一时，人人咸称《苏报》第二”。因此在革命党人眼中，“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27) 针对革命迷思，章士钊又有所反思。1905年之后，章士钊相继负笈日本、英伦，比较政治的视野使章士钊意识到，中国革命虽是时代风潮，其背后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革命之后的建设问题，诸如自由、民主、共和等，各方理解更是“如菽与麦”，其间“理实相需之道”以及“法度损益所宜”，即西方政治理论在当时中国的适用性问题，都不曾在学理上有所辨析。(28)章氏自此决意“绝口不谈政治”，专心学问，自称愿借数年之力求学苦读，以备将来所用。(29)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则是章士钊与同盟会的刻意疏离，在此后的数年间，章士钊屡次拒绝加入同盟会，保持独立身份。 章士钊不与“革命”发生“交涉”，为文多侧重讨论中国实施共和的架构问题，从思路上来讲，实际更贴合国内立宪的思潮，而与梁启超等人交响之处颇多。由此，于右任延请非党员身份的章士钊主笔《民立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都意味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章士钊有过犹豫，其中的顾虑即是他的身份问题，“此中铁门限，逾越不得，盖吾非同盟会员也”。于右任也有类似压力。(30)但是，章氏终究鼓吹过“排满”，亦不缺乏具体的革命行动。何况，《民立报》在上海光复期间为时人所津津乐道的欧洲通讯，大多就出自章士钊之手，“武昌举义后，欧洲电报收效不少”，章氏文章“有功革命事业”，这在当时的舆论界，“人多知之”，(31)于右任正是借此力排众议，弥合不同意见。 依此可见，“党”与“非党”，其间的政治身份认同固然有其界限，但“独立”的章士钊所以能主笔《民立报》，足见不同的政治身份，内里其实还有相通之处。章士钊入职《民立报》，或许是来自报纸的实际主导者宋教仁的属意。(32)无论是个人脾性，还是政治观点，宋、章二人甚为接近，抛开个人私谊，两人还是政治上的盟友。 在革命党人之中，宋教仁可谓“学者型”的革命家，兼顾破坏与建设两端，因此，在排满革命期间，宋教仁精研西学西政，比较各国制度之源流与异同，这点颇与章士钊同。就政治观点而言，章、宋两人“持论绝相合”，但“宋似受章之启示为多”。(33)宋教仁后来坦承，他那时用来“以时考览，借明宪政梗概”的东西，主要取资于章士钊公开发表的政论文章。(34)因此，理论的亲近，加之于右任对《民立报》这张党人报纸的改造远景，“当时惟《民立报》有作诤友之机会，于右任复以言论独立颂言于人”，(35)这些都足以打动章士钊。章氏携手于右任的《民立报》，彼此可谓一拍即合，两情相悦。章士钊所顾虑的身份问题，在于右任一方看来，反倒成了最值得欣赏之点。于右任力邀章士钊加盟《民立报》，固然与章氏“极表同情于本党者”有着紧密关联，但其无党无派的中间身份，实际上更和《民立报》“去政党化”的目标有着贴合之处。因此，章士钊的加盟，当解读为《民立报》在共和时刻推进报纸转型的人事准备。对于双方而言，这其实都是一种姿态。质而言之，“务持‘独立’二字不失”，可谓章士钊能够与《民立报》合作的基本前提和共享的价值信条。 三、“有容”：《民立报》的讨论性质 从1912年2月起《民立报》尝试设置“函告栏”，邀请“异见”进入报刊空间，这使得报纸具有某种“讨论”的性质。 报刊开设刊登来信来函的常设性栏目，与读者进行想象性的互动，是晚清报刊吸引读者的惯用路数，章士钊对此也是谙熟的。因此，章一接手《民立报》，即刊登启事称：“弟自英伦来，颇承诸友展辗探问，深以为感。弟以略有政见，即借《民立报》与诸友商征，此当较面谈函达为佳。有赐函者，以后请即有《民立报》转，或径寄弟寓静安寺路二十九号亦可”。(36)从内容看，这不过是章士钊的私人启事，但他声言，“弟以略有政见，即借《民立报》与诸友商征”，并请诸友“赐稿”，这样的“商征”就不再局限于“私”的领域，而具有公共讨论的性质。果然，不久即有读者回应。2月22日，《民立报》刊登了读者朱德裳的来信。从内容看，来信讨论的是政府组织的问题，这应该是对21日报纸刊登《新总统与内阁政治》的回应，朱姓读者大体上赞同该文观点，以为“中国此时，万不能不有内阁”。针对信中所提及的内阁制以及行政制度问题，章士钊则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与回应。(37) 需要注意的是，章士钊在主笔《苏报》时期，也曾经开设过“舆论商榷”栏，声称愿意“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敬与诸君子从长商榷”。(38)毋庸讳言，《苏报》所谓“舆论商榷”，其用意在引入“反革命”话语，从而为“革命”话语的正当性论证提供批判的“他者”，强化一党之见，其间非黑即白，不容中间地带和妥协空间的存有，属于典型的革命宣传范式。是故，《苏报》的“舆论商榷”，既不是建立在报刊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之上，也不以报刊自身所固有的理性批判功能为基础，而是谋求“为爆炸性之一击”的决绝效果。《民立报》此时的“函告栏”，明显别有思路，其实质恰在于通过共和原理的公共讨论，进而形成多元繁复的舆论意见，而不是寻求在政治论题上的联合一致，用《民立报》的话说，“本报之设‘投函’，原以广征舆论，呼唤智识”。(39)这和《苏报》的“舆论商榷”可谓大异旨趣。 《民立报》的平等讨论姿态，有其现实的针砭用意。成王败寇的历史叙事逻辑，使得民初的舆论界为革命话语的叙述所主导，对此优势意见与叙述霸权，章士钊甚有不满。在他看来，为政之根本，不在“好同恶异”，而在“有容”，容纳多元意见的存在，“政党之德，首在听反对党之意见流行”，若能取“有容”姿态，则“可以进语共和政治矣”，而革命党人此时恰入“好同恶异”之窠臼，“彼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40)所以，那些“徒以感情用事之文章”，并非共和“对症之药”，需要“告别”，而代之以做“研究之实功”，就共和政制原理问题，“与国民重商榷之”。(41)因此，“函告栏”的开设，一开始就以输入共和学理，启蒙国民为其旨归。 不过，最初读者来函并不多，互动亦是不佳，这或是因为“函告栏”不固定，且所占版面也较局促，以致没有引起读者注意所致。4月1日，《民立报》再次刊登启事，公开征稿，并声称，“本报不存党见，不立异同，苟所言无私，立论可采，无不顺次刊登报端，公诸天下”。(42)自此，读者的来函渐见增多，以章士钊的论稿作为统计范例，在5月20日调整版面前，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共复读者来函15件，涉及探讨的话题包括行政系统、逻辑问题、外交官改称、译名、军律、刘福彪案、义务教育期限、议院制度、选举权等话题，这些“政见”显然都是属于“共和”的范畴。参与讨论的各方，大多也能够“心平气和，好无成见”，“头脑冷静，略通逻辑论法”，且往往兼备政、经等多元的知识视野与专业素养，“具有普通常识而于本问题夙有研究，或正着手研究，不至作极外行语”。(43) 实际上，《民立报》的社论文章多是有的放矢，针对读者的质疑、批评而发，只不过诸多“投函”并未附着社论同步刊出。报纸上稿件的你来我往、一问一答，构成了思想、论题的互动。正是由于报纸版面空间的开放性，《民立报》不得不于5月间再次调整版面，以容纳多元意见，“与读者痛加讨论”。(44)不过，“投函”栏的设置，并没有成为《民立报》的常规，且不久随着章士钊离职而告终。之后章士钊相继创办《独立周报》《甲寅》，“投函”栏的设置成为制度化的做法。常乃惪后来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和章士钊稍后创办的《甲寅》进行比较，认为前者“仅仅有一股新生蓬勃之气罢了”，其论断“大半毗于武断，反不如《甲寅》时代的处处严守论理”。(45)如果考虑到《甲寅》与《民立报》存在的人事脉络，其间的思想谱系，以“严守论理”来评价《民立报》，虽不中也不远矣。(46)实际上，《民立报》理性、包容的论述风格，在民初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之中，可说是少见的例外，吕思勉先生曾经中肯评价：“方其盛时，两党互诋，皆近叫嚣；真能平心静气，以商榷是非者绝少，虽或援据不论，侈陈法理，亦多取其便于己者用之；或不惜曲说以申党议；违心之讥，两党皆所不免也。民党中唯章士钊一派，持论最持平；不曲阿己党，持调停之说甚力。”(47) 从思想史的脉络看，《民立报》此时的转型对应着五四思想世界中以严复、梁启超、杜亚泉、章士钊等人所代表的“调和”的变革线索，“一种温和的、中庸的启蒙”。(48)其要旨在于倡言多元、妥协的“调和”精神，乃是两派政治势力之间在维护各自独立性基础上所实现的两让。如此说来，《民立报》宽容、节制的理性论述，与同盟会阵营中的其他报刊——如后来与之展开激烈论战的“横三民”，风格是很不同的，戈公振认为后者：“言辞激烈，感情用事，强于从同。”(49)“从同”，即是谋求塑造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个党派、一种利益、一种意见的格局。 四、范式对抗：“以学理触党旨” 《民立报》试图以冷峻笔调和共和原理来介入现实的政治问题，这种办报思路在当时的政治实践遭遇到诸多争议，主要表现在同《民权报》《中华民报》等(“横三民”)持续的论战。表象上看，这场论战关涉政治观点、路线的分歧，以及同盟会内部的复杂利益构成。然而，从报刊史的角度着眼，实际上探讨了政治性报刊在共和架构下身份认同的问题，以及如何重新安排报刊跟政党关系的新闻理论问题。 1912年7月6日，同盟会和进步党报人互殴，引发“《国民公报》案”。舆论乃至涉案各方，多视该案为党派政见分歧所致，围绕党派做足文章。《民立报》编辑部同人“开会研究对付方法”，认为该案只是“个人行为”，而与政党无涉。(50)不久发生的“张振武案”，章士钊从责任内阁的政党原理出发，坚持袁世凯不必承担责任。着眼于政党视野，《民立报》的以上社论无疑较为温和，同盟会内部围绕“报刊与政党关系为何”的讨论由此发端。 章士钊首先成为众矢之的。1912年8月27日，《中华民报》刊出杨笃生的“烈士遗书”。杨笃生为湘省革命志士，与章士钊原系同乡，两人的关系在亦师亦友间。所谓“遗书”，不过是杨笃生与友人间的私信，且成文于其投海自尽的四个月之前，《中华民报》选择此时刊发名实不符的“遗书”，此举殊堪玩味。信中涉及章、杨两人“公义私交两相责望”，其中特别提及：“行严自上海失败以后，到东留学，已绝意革命事业，与各种激烈波澜全无关系，及今若徘徊梁卓如(梁启超)、杨晳子(杨度)之间，既在《帝国日报》馆担任文字，而《国风报》上亦有大作一首。”(51) “徘徊梁卓如、杨皙子之间”的指控甚是严重，显然是将章士钊与梁启超、杨度引为同党，借由“烈士遗书”的道德优势，《民权报》《中华民报》意图坐实章氏为“保皇党”“不忠革命”。《民权报》指责章士钊系“总统顾问”(52)“爱俸爱薪，不问而知”(53)。《中华民报》则评价章氏文章“不惜牵强附会，为袁氏辩护又不能自圆其说，理屈词穷”(54)。 章士钊当然自辩，也很清楚其中的症结——在于其“非同盟会员”，“党人”所以“大哄”，原因即是他们在“谓党报也，奈何使非党人持之”这个问题上的质疑。(55)这样的认识其实已算通透，章士钊实际上提示出“党报”体制之下记者身份属性的理论问题。从两方的诉求看，章士钊的立场、位置显然是相争之焦点，即章士钊这样一个“独立”人物放在“党报”主笔的位置上是否“正确”，透视出所谓“党报”与政党如何在制度上整合的问题。关于这点，《民权报》的评论就说得很清楚，“行严本不足责，彼既非同党，又非同志”，问题关键在于“乃民立之号称同志者，亦与行严一鼻孔出气”。(56)主笔之权操持在被怀疑和保皇党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章士钊之手，不啻“授编辑全权于反对党，不能与吾党一致进行”。(57) 这样的认识在同盟会内部多少具有普遍性。胡汉民批评章士钊“为《民立报》编辑”却“不尊重同盟会之政纲与党议”，而且“时事讥弹立异说，谓个人不党”，结果引致“戴季陶任编辑之《民权报》，邓家彦任编辑之《中华民报》，皆与《民立报》对垒笔战”，实在失却了“民党言论机关”应有之本义。胡汉民把这笔账直接算在于右任头上，党报却延请“党外人士”为主笔，“此种怪现象，皆右任等之过也”(58)。胡汉民曾如此追述中国革命报刊的“发达”历史：“上海报纸素无宗旨，自《苏报》延革命党章炳麟、吴敬恒为主笔，大张挞伐，旬月之间，增报数千，内地思想为之大变。”(59)其中的史实错缪显而易见，如将《苏报》的主笔章士钊(行严)混为章炳麟(太炎)，与其说是事后追忆的失误，不如说是党报历史书写的有意曲笔，显然在胡汉民看来，无党无派的章士钊担任革命报刊的主笔，可谓身份不当。因此，在这样的理论依托下，党报党刊实际上已经容纳不下一个身份独立的章士钊。在这样的情势下，章士钊出走《民立报》几乎就是必然结局。 《民立报》的办报宗旨也在各方论战之列。事实上，在“张振武案”的后期，党刊之间的辩论、争斗与分化，焦点最后其实都落在政党与报刊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维持民党势力，即以民党之宗旨为宗旨”(60)的《民权报》竭力讨伐《民立报》，看轻的是《民立报》“以东方泰晤士相夸诩”的标榜与独立姿态，《民立报》稳健平和的方针更是不入其法眼。处处、时时拘泥于学理，并以此介入实际的政治论争，《民立报》的办报实践被《民权报》斥为“空言法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民立报》撰文立说看上去都像似“强于行政问题中开脱袁氏之责任”。(61) 在激进的同盟会党人看来，《民立报》在共和政治实践中的超然姿态与调和气息，不但缺乏战斗性，更有立场不稳、敌友不辨之嫌，即使被贴上“袁党”政治标签也不意外。《民权报》责问于右任，《民立报》既为同盟会之机关，不服从党魁，反对党的决议，是名为“提倡稳健之说”，实际行“反对党”之实。在他们看来，共和时代的报刊，同样须强调对论敌的战斗性，提倡激越。《民权报》那篇著名的《杀》，可谓范例：“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公敌也。”(62)循此逻辑而论，在《民权报》《中华民报》的视野里，那份曾经与同盟会“戮力同心”的《民立报》，此时已然“一落千丈”，与“妖报”无疑，并由此主张“推倒”《民立报》，“顾记者声讨之于右任，非仅关系乎于之个人也，所以辟民立报逆旨而将为吾同胞解惑纠惑耳”。(63) “逆旨”“服从”这些规范性的词汇甚是要紧，显示同盟会内部在处理政治性报刊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构想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关乎此，《民权报》对于右任的指责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于右任之为党报，竟直认绌法律而殉党旨”。(64)言外之意，前者自甘为党派喉舌，《民立报》则抵抗这种构想。 时任同盟会驻沪机关部评议长的吴稚晖点出了问题之实质。在他看来，章士钊离职，实际上是“以学理触党旨，遂结其舌”，看到的是以共和原理为依归的办报哲学与政党报刊以“党旨”为统摄的理念的不相容。其实，身兼协调各机关报言论之责的吴稚晖已算宽容，他看出政党报纸“感情之用事”，而《民立报》则“务拙感情，以伸学理”，从而同情地评价《民立报》，“今日诚能多说学理以饷人，较发挥感情之党旨弥可贵”。至于围绕着《民立报》之间的意见分歧，就好比“校中各班学生吵嘴，两贤不相厄”，因此较好的相处之道还是“各管各事”，既然“先生(注：指于右任)与诸君子及行严先生既同意审量，愿持一种特别慎重之态度，于世界名报中求价值”，《民立报》又何妨“求足于学理，止为学理之讨论，以持其特别态度可矣”。(65) 吴稚晖不得不在“学理”和“党旨”之间作一番调和，试图弥合党内同志的意见分歧。然而，这样的观点终究不占上风，至少在同盟会内部的多数意见来看，“学理”与“党旨”绝非对等并行的两面，单以共和原理来讨论、实践共和政治，即是“非有政治眼光者”，依照戴季陶的说法，“舍法理而单论政治现状者失之陋，不谙政治现状如何，而空论法理者，更失之偏”。(66)国民党元老平少璜后来也说，“民国之大总统所行之事，不能与约法所希望之大总统相合”，故此他提请党内同志注意，“事实与法理未必相容”，进而主张政治问题，“自不必以法理空争”。(67)因此，有着“党报”血统的《民立报》，以“学理”而非“党旨”作为办报宗旨，同盟会的政党体制并没有为其提供可行性的话语空间，黄兴就此带话给章士钊，“行严此后文字所主张必与吾党政策一致，因党报之性质，绝无不偏不党者也”。(68)孙中山也批评《民立报》“有不正当之言论混淆是非”，并期许报纸转变反对立场，求同于政党意志，“抱定真理，一往不渝”。(69) 在民初政党政治之中，政党报刊偏离党派的藩篱与控制而代之以共和原理独立发表政见，这样的制度空间已属狭窄，若“学理”侵犯到“党旨”的边界与限度，那么，共和原理被“暂置之勿论”同样也算不得一个悖论。事实上，章士钊的出走已经表明，他对于政党建制中安插一个以“学理”为导向的“舆论”，明显信心不足。 1913年春，宋教仁遇刺身亡。在国民党内激烈舆论的裹挟下，《民立报》对于“宋案”的立场从寻求政治法律的“最后解决”，迅速转向“革命之再起”。“革命之再起”在组织上的后果，是孙中山改组政党，打出中华革命党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不再侧重五权宪法，而是要透过组织与纪律，谋划第三次革命。(70)以此为契机，革命党人重构了其先锋主义的党报理论，以高度共识、同一目标作为纲领，确立“党性”原则。 在过往革命叙事主导的报刊史下，《民立报》等政治报刊在民初的转型，通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妥协与软弱”。本文则认为，《民立报》试图告别革命“喉舌”的身份认同，转而寻求“合法反对”的角色，并依据共和的政制原理来介入政治，而不是刻意求同政党意志，这种“去政党化”的报刊实践，实则基于“共和”的立场。 《民立报》的共和话语实践，在同盟会(国民党)内部遭到制度性的排斥。《民权报》《中华民报》等党刊在与《民立报》的论战中，政治报刊与政党的理论关系再次被讨论。谋求在制度框架内对党刊党报的统制，以彰显政党意志，逐渐成为同盟会(国民党)的共识。随着“二次革命”的爆发和“中华革命党”的建立，革命党内部逐步确立不能容忍异己的政治文化，党报宣传强调绝对服从党义、纪律和领袖权威，报刊的党性原则得以再次强化。 《民立报》从公共说理的共和立场，撤退到激进的革命模式，呈现出民初对抗式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政治报刊之政论模式的困境。另外一则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是《甲寅》在1915年停刊。胡适认为，辛亥前《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的论战，造成的一大影响就是梁启超早年提倡的那种“情感”的文章，自此就“永永不适用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在章士钊告别“徒以感情用事”的身体力行下，同时代的政论家如黄远庸、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等，“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大家不知不觉的造成一种修饰的、谨严的、逻辑的，有时不免掉书袋的政论文学”。然而，在革命的激进主义和袁世凯的专制压迫下，到了1916年，“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甚至连日报的时评“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71)报刊政论的式微，表明原来依靠政论解决政治问题的范式，逐渐变得不太流行，也预示了报刊范式及其思想的转折：从谈法理、论政制的方式介入共和政治，转向从“全盘的反传统主义”(社会文化意识上的“革命”)来寻求政治问题的解决。(72) 注释： ①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 ②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269～273页。 ③[澳]费约翰著，李恭忠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1页。 ④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⑤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⑦[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77页。 ⑧血儿：《历法不统一之痛言》，《民立报》，1912年1月7日。 ⑨黄旦：《耳目喉舌：新知识与旧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⑩《于右任答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 (11)林盼：《仰之几如泰山北斗——晚清中国报刊对英国〈泰晤士报〉的追崇与仿效》，《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12)[澳]特里·纳里莫：《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历程——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新闻研究资料》第5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1页。 (13)《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1，中华书局，2006年，第439页。 (14)冯自由：《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15)《为上海〈民立报〉题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1)，中华书局，2006年，第581页。 (16)血儿：《民立报之宣誓》，《民立报》，1912年2月23日。 (17)行严：《政党政治与新闻》，《民立报》，1912年7月9日。 (1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0～284页。 (19)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第13页。 (20)《于右任答某君书(续)》，《民立报》，1912年9月14日。 (21)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22)赵凯主编：《王中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7～139页。 (23)血儿：《中华民国万岁民立报万岁》，《民立报》，1912年10月18日。 (24)冯自由：《上海〈民立日报〉小史》，《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 (25)章行严：《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7页。 (26)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27)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日报》，《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28)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 (29)秋桐：《章行严与杨怀中书》，《独立周报》，1912年9月22日。 (30)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31)《于右任答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 (32)从已有资料看，《民立报》体现出的是同盟会中部总会而不是东京本部或者孙中山的意志。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揭示出同盟会内部复杂的人事，以及不同的“革命方略”。孙中山并未与闻中部总会的筹组工作，且始终与之保持疏离的状态。上海光复前夕，《民立报》担负着言论机关和行动组织的双重职责，而宋教仁是报务和革命行动的实际主导者。北一辉指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民立报》，而革命同志筹划各地革命起义，无不按宋教仁规划的方案执行。报社内同仁动辄举宋教仁之名以为背书，无论行何事，皆称是按宋先生之意办理，“宋教仁在革命阵营所扮演的角色，认为足以比拟总理大人”。参见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131～133页。 (33)吴相湘：《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 (34)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 (35)秋桐：《章行严与杨怀中书》，《独立周报》，1912年9月22日。 (36)《章行严启事》，《民立报》，1912年2月11日。 (37)《覆朱君德裳书》，《民立报》，1912年2月22日。 (38)《本报大注意》，《苏报》，1903年6月2日。 (39)《编辑部启事》，《民立报》，1912年5月5日。 (40)《政本》，章含之、白吉庵编：《章士钊全集》(3)，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41)《记者之宣告》，《民立报》，1912年3月15日。 (42)《编辑部宣告(二)》，《民立报》，1912年4月1日。 (43)行严：《记者之宣告》，《民立报》，1912年3月15日。 (44)《编辑部紧要告白》，《民立报》，1912年5月20日。 (45)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46)Weston,T.B.,The Form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ulture Community 1913～1917,Modern China,3(1998). (47)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7～378页。 (48)许纪霖：《杜亚泉与多元的五四启蒙》，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6页。 (4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50)《于右任答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 (51)《杨笃生遗书之一》，《中华民报》，1912年8月27日。 (52)柏缄：《告〈民立报〉记者》，《民权报》，1912年9月11日。 (53)士鹗：《驳于右任答某君书》，《民权报》，1912年9月17日。 (54)辟非：《驳行严之总统责任问题》，《中华民报》，1912年8月23日。 (55)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142～143页。 (56)《某君答于右任书》，《民权报》，1912年9月17日。 (57)《某君答于右任书(五续)》，《民权报》，1912年9月24日。 (58)《胡汉民自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1981年总45期。 (59)胡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60)《本报编辑两大纲》，《民权报》，1912年3月28日。 (61)仲材：《讨民立报》，《民权报》，1912年9月13日。 (62)天仇：《杀》，《民权报》，1912年5月20日。 (63)仲材：《讨民立报(二续)》，《民权报》，1912年9月21日。 (64)仲材：《讨民立报(三续)》，《民权报》，1912年9月20日。 (65)《吴稚晖致于右任书》，《民立报》，1912年9月18日。 (66)天仇：《破坏〈约法〉之言论》，《民权报》，1912年7月23日。 (67)《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记事》，《民立报》，1912年12月6日。 (68)《某君答于右任书(续)》，《民权报》，1912年9月18日。 (69)《在上海〈民立报〉之答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2)，中华书局，2006年，第337页。 (70)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13～14页。 (7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4～236页。 (72)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第25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