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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F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1)01-0035-05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迄今已走过20余年的历程。20余年来，中国经济已实现了年均10%左右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回顾20余年的改革历程，能够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渐进式改革已成为改革历程的内在逻辑规定。这种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规定，突出地体现在改革的时间路径和空间路径的制度安排里。就改革的空间路径选择而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最初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这是中央在总结地区平衡发展，正视东西部地区原有经济差距，为加快全国经济发展，对经济改革作出的空间路径上的制度安排，而实施的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这也是传统体制下追求平等均衡发展向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反映了国家目标函数的改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在投资政策、财政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均给予了较大的倾斜。东部沿海地区则充分发挥了国家地区倾斜政策的先发优势，较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多的先发利益，成功地实现了外向型经济的转型，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相反，由于国家投资的东移，财政体制的变革以及对外开放度的限制，经济基础原本就十分薄弱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能力被极大削弱。经过80年代和90年代的地区倾斜政策，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加剧，“马太效应”增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此种经济背景中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阻力进一步增大。为了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全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力振兴民族经济和增强综合国力，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发大西部就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自东向西推移的现实选择和迫切需要。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国家目标函数的又一次改变，体现着我国经济渐进式改革的深入，是渐进式改革空间路径的内在逻辑规定，是效率与平等在现实经济环境中，政府作出的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保持全社会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开发大西部，笔者认为，西部传统工业的制度创新是关键。因为，建国后历经50余年沉淀下来的西部传统工业对西部经济持续增长已显露出极强的约束效应，并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严重桎梏。
一、西部地区工业的产业特征及运作机理
数据显示，西部九省区在1978-1993年间，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5.6%降至42.0%，1993年的产值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1]。现阶段，我国经济的增长仍主要源于第二产业的增长。而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的普遍偏低，无疑是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西部地区蕴含着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西部地区的工业则大多以此优势为依托，表现出显著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并且使其具有全国比较优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以煤炭、水电为主的能源工业，钢铁、锌、铅、铜、镍、镁为主的冶金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磷、盐（化工）、钾肥为主的化学工业以及石油加工工业和电子工业。1978年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为561亿元，1994年增长至799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8.1%[1]。西部地区工业内部结构的粗放特征，决定了这种工业增长主要源于规模的扩大，而且建立在大量投入基础之上。同时也意味着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因此被局限在有限的投入内，由此种工业增长拉动的西部地区经济则呈现出缓慢增长的态势。1990-1998年8年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1%，东部地区达到14%，西部地区仅10%[2]。
西部地区工业大量表现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特征直接内含着自我循环与服务的运作机理，这集中体现在：第一，西部地区工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弱。西部地区具有全国意义的优势工业主要是能源工业、冶金工业、化工化学工业、石油加工工业和电子工业。这类工业在产业联系特征上，表现为前向联系效应强、后向联系弱。这一方面决定了西部地区工业对其他工业依赖的有限性，同时也反映了西部地区工业对其他产业的增长拉动也相当微弱。其发展，势必以大量资源和劳动的投入为支撑，显示出极强的自我循环与服务的运作特征。第二，西部地区工业的消费需求相关程度低。与城乡居民日常消费需求相关的产业一般体现在与城乡居民生存、发展、享受相关联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商业批发零售、饮食及其他生活服务、旅游、服务贸易等商业服务领域，以及邮电通讯、交通运输等基础领域。西部地区多以能源、冶金、化学、石油加工和电子等产业为发展指向，这种产业发展方向便引致出与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极为低下的相关度。另一方面，传统体制安排下创建发展起来的这些传统工业，其技术设备的专用性极强，其从业人员的技术也具有极强的专业刚性，因而从根本上难以适应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的消费需求。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缺乏最终消费需求推动的产业，其增长空间是狭小的，其增长无疑也是乏力的。
二、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效应分析
西部地区传统工业自我循环与服务的运作机理在现实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较弱产业关联效应，导致了中间需求的减少，而与消费需求相关程度的偏低又使其遭遇到城乡居民最终需求的下降，沉淀有大量传统工业的西部地区经济便在双向需求的趋减中增长日渐滞后。而这一切都源于西部传统工业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暗含着的极强约束效应。
约束一：西部地区传统工业的制度安排与市场制度不适应
1.西部地区传统工业的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不适应
迄今的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大多建立于“一五”时期和“三线”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初期确立加快包括西部在内的广大内陆地区发展，实现生产力均衡布局目标函数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重化工业集中的特征，并以国有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非均衡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传统工业体制的触动极其有限，非国有经济发展不甚活跃，国有经济仍占有相当的份额。截至1999年9月，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工业经济中所占份额仍高达70%，较东部地区的44%高26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份额，西部地区达到61%，高于东部地区(28%)33个百分点[2]。
国有企业作为西部地区主要的微观基础，其长期的低效运作演绎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内生因素。而这种低效运作正是其组织制度与市场制度强烈相悖作用下的直接结果。第一，企业所有权缺位。传统体制下的西部国有企业，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长时期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改革以来，这种政企不分的格局有所变动，而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企业行为与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关系必然有一个梳理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不明产权关系和不清责权利界线，便导致了这一阶段政府企业间的委托代理链较长，以及企业所有权缺位。第二，传统工业的低水平竞争陷阱。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多以资源、劳动力为支撑，这得益于西部地区丰裕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种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在促成国家对西部地区作出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安排的同时，也给现代西部地区日渐活跃的乡镇企业创造了便利条件。依附自然资源、劳动力而发展的传统工业多表现为技术壁垒不强，行业进入障碍不大，只要拥有资源、劳动力和一定的市场便能够较容易地进入该行业。这种基础上构建的生产供给极富弹性，需求微小的变动都可能引起生产的大量增加。于是，西部地区企业之间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原材料与市场的争夺战，并导致行业利润率普遍下降。与传统工业进入障碍较小相对应的却是极强的退出障碍。传统工业以资源开采与加工为主，行业设备的专用性与从业人员的专业性，在生产能力增大的情况下，使其供给越来越缺乏弹性，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只要产品市场价格处于生产的平均可变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企业即使已经出现亏损，也时常不愿退出竞争[3]，从而铸成了传统工业的低水平竞争陷阱。
2.市场制度强化下的西部传统工业的资源优势弱化
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衍生出单一的生产结构。渐进式改革的深入，企业改革随之从表层的放权让利走向深层意义上的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这不仅要调整与激活国有企业资产存量，而且也引发了企业人员的重组。单一资源密集型生产结构，很难营造吸纳下岗分流人员与人员存量调整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制度的作用，以盈利为目的，受利益驱动产生的激励机制，使各种产品层出不穷，原材料的替代品也大为增加，替代性增强。这势必降低资源需求的增长弹性，增大西部地区传统工业的经营风险。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相关度的下降使西部地区传统工业的资源优势明显弱化。
约束二：西部地区传统工业与产业结构升级不适应
西部传统工业的资源采掘、加工，决定了其产业属于后向联系水平低、前向联系水平高的中间需求型基础产业。这类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于其他产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对其中间产品的需求。在追求速度与效益的粗放增长时期，经济增长以投入为支撑，其他产业部门的粗放扩张必然伴有大量的中间产品需求。西部地区的传统工业便因此获得较大的增长空间。然而这是以工业化初期内生的粗放增长模式为背景，以资源过度消耗为代价的。当今科技的进步与制度的变迁，已经促使经济增长由过去依赖资源、劳动的投入为主转变为依赖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制度、管理等新型要素的优化组合为主。这种情况下，新产业不断应运而生，电子工业、汽车工业、信息产业、教育产业、旅游产业等一大批新型产业与部门层出不穷，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向上升级，同时也极大地推动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模式相应地表现为内涵式增长。这种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给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传统工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进一步减弱。对技术、制度与管理、人力资源等新型生产要素依赖极强的新兴产业使西部地区传统工业所能提供的中间需求进一步萎缩，产业关联规模进一步缩小，市场扩张能力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是市场交易逐渐扩大的过程，而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市场规模的萎缩，则将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大约束。
约束三：西部地区传统工业与消费需求变动不适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型，随着需求约束的买方经济对供给约束的卖方经济的取代，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相应地由投入支撑转变为由需求拉动。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在80年代的重物质数量满足的排浪式消费以及90年代的消费调整以后，现在正进入消费多样化与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西部传统工业的增长在变动的消费需求里步履更加艰难。首先，现代消费者在政策开放的20余年里，消费经验在增加，消费知识在积累，消费能力在提高，消费观念在此基础上也有了重大改变，对自身消费有了更加明确的价值取向，展示自我独特品味而追求多样化的消费行为成为当今消费时尚。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要求产业部门在包括质量、品种、规格、功能、花色等产品的使用价值方面与市场消费需求相适应。然而，西部地区传统工业的技术设备专用性与人员专业性构成的生产供给刚性，对市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作出灵敏反应，由此对生产供给形成巨大约束。其次，20余年的经济改革，城乡居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消费结构已逐渐由温饱型升级为享受发展型。这意味着城乡居民对传统工业生产的粗制品的依赖正在减弱，它要求提供产品的供给部门及时以市场为依据，以消费者为中心，调整产品结构。而且，满足消费结构升级需要的非必需品，多具有替代性较强、选择空间较大的特点。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因其设备老化，技术相对落后，文化底蕴和技术附加价值相对不足，从而难以集聚出对其自身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不能很好地适应升级的消费结构。这既影响了产业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
三、西部地区传统工业的制度创新构想
建国初期在国家地区均衡发展战略下对西部地区工业所作的制度安排，在20余年的改革中已表现出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强的约束效应。目前，开发大西部，作为国家由追求效率转向寻求社会质量目标函数的改变，西部地区传统工业的制度创新便成为激活西部微观基础，增强西部地区经济活力的关键所在。为此，需要对西部传统工业的制度进行重构。
1.构建西部社会制度环境
西部地区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密集的地区。传统工业由于对技术与资金的要求不高，致使行业壁垒相对不力，行业产品替代性较强。这种产业特质极易促使大企业与小企业、大企业与大企业以及小企业与小企业之间为了寻求各自经济利益，竞相通过过渡转型时期的双轨体制，进行缺乏规范的不正当竞争。行贿、回扣等寻租手段往往成为获取原材料与产品市场的致胜工具。这样的竞争在利益上是短视的，产生的后果是对西部地区资源过度采掘引发的大量资源浪费，因而在社会效益上是无益的。这种社会经济背景反映了社会制度环境存在着制度缺陷。西部要发展，消除这种诱导非正当竞争的制度因素，重新构建社会制度环境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从政治、社会和法律等社会环境的角度对西部工业的生产、产品交换和收入分配设置一个基本的界限，将其利益寻求以及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规定在该界限允许的范围内，使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在这一设置的制度规定中得以有序、规范地进行，使企业间的非常规经营行为受到抑制。在此意义上，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商标法、合同法等对企业经营活动予以调节和规范的社会制度环境，它的构建和形成就成为西部经济再度获得发展的希望所在。
2.创新企业内部安排制度
在传统工业企业内部，传统体制下的制度安排时常引致企业管理不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市场的中间需求和消费需求相悖，从而导致企业效益不佳，难以实现利润极大化。改革的深入，传统工业企业的产权改革在利润最大化目标取向下全面展开，企业内部的制度正在发生变迁，它蕴含着这样一个机理：传统体制下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责权利界线不清引致的低效资源利用的配置和低效资源利用的劳动与经营管理范式正在被企业内部新体制内生的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权利界定明确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与劳动经营管理更加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所取代。企业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实体，具有极强市场“经济人”特征，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取向，资源利用的有效配置和劳动经营的有效管理，是企业内部制度变迁的关键。第一，资源利用的有效配置。企业资源利用的配置通常包括投资项目的决策和生产的布局。这种配置所产生的结果一种是高投入与低产出，另一种则是低投入与高产出。前者是资源利用的低效配置反映，后者是资源利用的高效配置体现。对西部地区工业企业而言，就是要紧紧围绕消费需求，生产出与市场密切关联的产品，以提高企业与市场的相关程度，拓展需求空间，增大有效供给，成功实现产品价值转换，改变传统工业自我循环与服务的运作机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市场包括中间需要型产业的投资品市场和与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最终消费品市场。第二，劳动经营的有效管理。经营管理是现代企业组织的重要要素，因其通过企业内部活动的组织、协调和规划，能够将企业内部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而成为现代经济中倍受重视的内生变量。从企业角度看，这是企业组织的制度创新，它对企业具有极强的约束力，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市场导向下的利益与风险的制衡机制，使企业内部的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与整合，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有效经营管理下的企业利润最大化。
【收稿日期】200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