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说与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三十年论文,说与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的研究，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与非左翼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近些年来取得了一些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对单个作家乃至流派研究的深入上，例如对沈从文、对以施蛰存为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都已达到较高水平。目前的局限主要在于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学说与整个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从宏观上进行整体研究，即使也有些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不是有些简单就是相当片面。本文愿意就此进行系统考察，以就教于方案。
一
精神分析理论在二十年代被章士钊、周作人等介绍到中国以后，因其对性本能的发现，强调对本能宣泄与本能压抑的冲突中所暗示的对性问题、性道德的开放态度与“五四”时代反对封建传统道德、追求人和人性的全面自由、彻底解放的时代精神合拍，很快为几乎所有的中国重要作家所接受。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成仿吾，许杰等或著文介绍，或吸取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进行创作，从而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热。鲁迅较早接触了精神分析学说。一九二四年，鲁迅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译者《引言》中鲁迅分析了厨川白村的理论基础；“作者据伯柯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鲁迅肯定了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很深的厨川白村的理论。在创作中，一九二二年的《不周山》“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1〕“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2〕显然，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情欲通过创造人类文化而得到宣泄排谴升华说是持赞赏态度的。郭沫若在创作和批评中，曾经有意识地运用过精神分析理论，《残春》运用潜意识理论写了爱牟的梦境。《叶罗提之墓》更是用俄狄浦斯情结来分析小小的叶罗提对嫂子的爱和这爱的被压抑。他的《批评和梦》和《〈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以其精神分析观点来论述文艺渊源、创作与梦的关系，显示了作家对精神分析的理论思考。郁达夫注重刻划“双重人格”的变态心理，《茫茫夜》、《过去》、《迷羊》等作品突出地表现“性的生活不能完完全全向正当方向发展，困顿在肉欲的苦闷之下而渴慕着纯正的爱情，”〔3〕许杰也接受了弗氏影响， 在小说集《〈火山口〉新序》里说：“在这一个小集子里面，其间有一贯情调的，便是关于被压抑的、变相的性欲的描写。因为在四五年以前——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变态的、被压抑的性的升华，下意识潜入意识国的白日之梦，便传染上了我的思想。”显而易见，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在二十年代的中国留下了深深的足印，然而，“五四”的先锋们并没有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随着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化，中国文坛出现了新的进步思潮。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译介和传播，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革命现实主义便成为三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创作主潮。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二十年代热衷于弗洛伊德主义的作家都先后发生了转向。郭沫若立即把他的《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当作自己过去“青春时期的残骸”〔4〕将它们“收藏”进《塔》里， 以此同过去告别。在谈到赵南公时，甚至以调侃的态度议论了弗洛伊德主义。郁达夫也开始意识到细致地描写性欲不足取，在小说《过去》和《迟桂花》中，对于情欲净化的表现，反映了作家对其意识中灵与肉、美与丑、人性与兽性的美学评价的改变。许杰已经认识到，只有经济的行动，才是人类一切行动的中心行动，而且也只有依靠经济的原则，才可以观察及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因此，他觉得自己那一部分心理分析小说“违背了时代精神”。抱着与郭沫若同样心情，把它们“作为我的过去的思想的墓圹”〔5〕收进了小说集《火山口》。 鲁迅在肯定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同时，也批评了他的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泛性观：“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然而婴儿出生不久，不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6〕
左翼作家们抛弃了精神分析学说，投身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去，现代文坛因此就在宣传与口号、创作和斗争、沉着和浮嚣之中艰难地喘息着。然而，另外一批作家，他们既不满于旧的社会秩序，对畸形都市病态的现象，农村破产后的绝境忧心忡忡，对现实社会丧失了信念；但他们又不愿投身革命，“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为，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政治的波动约束。”〔7〕随着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机空前高涨， 这部分敏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交叉重叠的各种社会危机压迫下，对“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观念及其价值的信赖又发生了动摇。他们有感于文坛的“异常沉闷”〔8〕对左翼作家用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代替文艺创作方法，使得概念化、公式化小说充斥文坛极为不满。于是他们希望引进新兴的文学方法和技巧来丰富文学的表现能力，“丰富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9〕而无论从哲学基础还是艺术方法， 精神分析学说都是最适宜的。因此，被左翼作家们弃之不用的弗洛伊德主义被再次引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施蛰存、穆时英、沈从文、曹禺和徐訏是有代表性的。
因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一致而结合在《现代》周围的施蛰存、穆时英、杜衡等人，虽然也写过现实主义小说，也表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但正如施蛰存感叹的那样：“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于是渴求“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途。”〔10〕这就是尝试用当时在西方盛极一时的精神分析理论创作小说。施蛰存甚至被人认为是“最自觉地贯彻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国作家。”〔11〕受弗洛伊德性本能影响，新感觉派的作家侧重写性欲的压抑，而徐訏则侧重写性欲的升华，作家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的爱情受阻，于是移情于小说创作，在作品中幻化出一个理想人生和理想的爱情，从而使主体愿望得到满足。曹禺十分喜爱美国戏剧家奥尼尔，而奥尼尔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很深，曹禺势必间接受到影响，在《〈雷雨〉序》中，曹禺说自己不知道模拟谁时说道：“也许在所谓‘潜意识’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12〕这就告诉我们他是熟悉弗洛伊德学说的。他说在写《雷雨》时，“彷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13〕这说明《雷雨》的创作在他是内心炽烈情感的一种无意识流泄，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需求和满足，即内心被压抑的欲望的升华，这正是弗氏在《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中所阐述的观点。三十年代，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很深的还有一位沈从文，在理论上，他从文学角度探索创作动机，认为生命力（包括性欲）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从民俗学角度解释原始民情风俗，认为流行于湘西的妇女的放蛊、行巫、落洞致死的风俗，是“源于人神错综，一种精神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14〕他还从政治角度分析战争根源，认为由于政治家生理上、心理上的“病态残忍”（即弗洛伊德所谓攻击本能），而把青年抛掷到战场上去。在创作上，大量描写无意识心理和变态心理。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主张，背后起作用的都是精神分析理论。
和左翼作家们直面人生、揭示病苦，指明方向不同， 信奉精神分析学说的非左翼作家们，他们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去观察人生、省视社会、体验生命，他们注意到在各种社会结构、历史表象背后潜藏着一种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和深层关系，在人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深处有一双看不见的无意识之手。因此，他们很少描摹外部现实。他们远离时代，站在历史的背后，对我们所处的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已经逝去的历史，予以心理学的阐释。他们并不太重视理性和有序，也不追求对时代、社会和人的完全意义上的把握，他们重视的是非理性，无意识和各种盲目力量在人性结构和人物命运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坚持探究在各种社会历史、人生的外部现实之中，人的内部现实、心理现实，是否也强有力地支配着人的意识和活动？鲜为人知的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成长和生活命运，进而影响历史？正是这种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因素，为非左翼作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左翼作家的思维方式，体验方式以及艺术传达方式。
二
无意识学说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内容。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领域划分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而无意识则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它具有自己的愿望冲动，自己的表现方法及它特有的精神机制。”〔15〕艺术家的任务不仅是要表现人的意识活动，而且还要深入到无意识中去，探索心灵的奥秘，以揭示人的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
非左翼作家特别重视无意识力量在主体结构心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对人的本能、对人非理性层面的窥探，从深层心理学角度重新观察和关注人及人的命运和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对主人公无意识的描写特别细腻。小说写主人公下班后，在雨中等车，偶然碰见一个美丽女子，并伴她回家的故事，情节极为简单。作家没有从社会学角度进行阐释，而是深入开掘主人公的无意识心理。表面看起来，他等车是无所谓地期待，且无固定的对象，他遇到那位容颜姣好的女子后，“绝没有依恋的意识”。然而，实际上，正是无意识中对妻子的厌倦，才使主人公在车站久久地等待。他所遇到了女子正是可以代替他妻子的人。特别是当他同女子分手后，他还呆立在那里，并且重新几次把手中的伞张起来，表明无意中对她的爱恋。在无意中这女子已经完全替代了他的妻子了。这样的描写相较于传统文学对人所作的单一的理性化把握无疑是一种突破。通过无意识，特别是性本能、性的无意识来发现和表现人物关系和人的生活道路，这是非左翼作家们努力追求的。沈从文的《旅店》通过客人那富有象征意味的大鼻子和主人公黑猫扑到床上去嗅大鼻子客人的被褥的描绘，细腻地表现了黑猫潜藏在意识深处的本能欲望。穆时英的《白金女体的塑像》中三十八岁的谢医师，本是一个节欲者，可是面对太阳灯下患者赤裸的洁白的身体，难以自恃，“一股原始的热从下面煎上来”。与穆时英一样，潜藏在身上的原始的热”，也是刘呐鸥小说中经常表现的内容，《风景》中的燃青，在火车上邂逅一位女子，一起同游时，“觉得一道原始的热火从他的身体上流过去”。《热情之骨》中那出身于僧侣学院、精神饥饿的比也尔与漂亮的卖花女郎阮玲玉一起时，也耐不住她颈部升上来的一股暖气，他的“内面好象一道热汤滚了起来”。这些小说共同表现了性爱动机的神秘性和非理性这一主题。施蛰存《将军的头》里唐朝的这位吐蕃族将军，在性意识驱使下，抑制了背汉归国的念头。也正是这种性的欲望，造成了他的头颅被砍，而失去头颅以后，还能骑在马上奔回心爱的姑娘身边。沈从文的《被刖刑者的爱》写一有夫之妇，因丈夫专注拯救国家的大业，而“不注意男女之情”，使得妇人不得不把爱转移到被他们收为向导的刖刑者身上。当她从刖刑者身上得到了丈夫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后，竟然设计残害丈夫。两篇小说在关注于心理现象的表现及它对人物命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的同时，溶合了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念，充分揭示了性爱生活中的变态性、本能性和盲目性，深化和丰富了艺术形象本身的完整感和立体感。
如果说施蛰存、穆时英等人关心的是个体命运，那么沈从文和曹禺则更关注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显示了某种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主义文学如果不吸收心理学成果，不具备心理学深度，就不可能走向真正深刻。《雷雨》的创作并不满足于对各种外在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文化冲突以及政治斗争的再现，也不满足于用政治化、社会化、理性化的思想观念来解释人的心理动机，而是自觉地吸收了弗洛伊德学说的许多思想，将笔触伸向人们隐秘的无意识心理，在对无意识、本能的分析中寻找人们活动的潜在动因和人际关系的潜在结构。《雷雨》在向人性作深层探索，以激荡灵魂的爱欲冲突来曲折地、有意味地表现人们所处的走投无路的现实困境和社会问题。《边城》并没有过多地将笔力放在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和解释上，而是投注于探索纯洁和美好人性消失的深层心理原因。以白塔的倒坍和纯洁的爱的不能实现来表现古朴民风的失落、新型人际关系尚未形成，表明历史正处于彷徨之境。
从精神分析关于“本我、自我、超我”人格意识冲突的观点出发，非左翼作家也热衷于探索人物的“二重人格”，表现“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抑制，“快乐原则”对“现实原则”的突破。这方面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描写尤其丰富。《鸠摩罗什》里的西域高僧，搅动他内心的是情欲和宗教的冲突。《将军的头》里那个花惊定将军，也摆脱不了情欲和信义的冲突。《石秀》中的石秀在情欲和友谊的冲突中挣扎。有人说，小说集《将军的头》“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二重人格的描写。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道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而这两种力中的一种又是始终不变的色欲。〔16〕其中《鸠摩罗什》一篇写得最出色。作品写道：“鸠摩罗什从这三重人格底纷乱中，认出自己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卑下的人了。当初在母亲面前的誓言和企图，是完全谈不到了。他悲悼着自己。”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幻想中把亡妻的形象与孟娇娘的放浪相重叠，对曾调戏过孟娇娘的禁军姚业裕产生不快。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我”都包含着与“性的冲动”相平行的“侵犯冲动”。“本我”是自私的，它受“快乐原则”驱使，总想“侵犯。和“占有”别人，一旦“本我”受到“自我”、“超我”的限制，就会产生冲突。这为非左翼作家写多重人格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雷雨》中周萍是一个陷于本我与超我的矛盾的人物。他迷恋于比他大七岁的繁漪的肉体，但时刻会产生犯罪感，为返回正常的情爱道路，他爱上了年轻又善良的女仆四凤，决心和她一同出走。在他的身上，表现出自我对超我的服从，超我的胜利，同时也表现出自我的狡猾以及在自我和超我的调和与引导下的本我的新满足。沈从文的《神巫之爱》中，作为“神之子”的神巫，也陷入了性爱与神职的矛盾之中。刘呐鸥《残留》中女主人公霞玲，一面悲悯刚死去的丈夫，一面却希望别的男人能代替丈夫来陪伴她。非左翼作家这种突入到人物内心深层的描写，揭示了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加接近世界和人的本来面目。
三
弗洛伊德主义对非左翼作家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影响，也许还是他所深刻揭示的性爱与文明之间的悲剧性对立。在他的描述中，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成为人类亘古以来的一种悲剧原型。它表现为人的本能欲求，一种自然的生命形态与社会理性、道德、文明的尖锐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是人与社会的外在冲突，也是人自身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这种冲突为非左翼作家创作提供了一种悲剧性构思，它通过性爱压抑的描写暗示了人的幸福、快乐存在于人性的完全解放、性爱的彻底自由中。任何即使是合理的限制和束缚，实质上也是对人的幸福和快乐的一种剥夺。
在《文明与缺撼》中，弗洛伊德曾经尖锐地揭示了性爱与文明的矛盾，性爱要通过对文明的破坏来获得满足，文明则通过对性爱的抑制来维持完整，人的首要目标是各种需要的充分满足，而文明则以抛弃这个目标为已任，因而不仅“幸福决不是文明的价值标准”，而且“我们的痛苦要由我们的所谓文明负责”。非左翼作家所衷情的悲剧结构和悲剧基调，正源于性爱与文明的对立。
《雷雨》所揭示的就是繁漪生命的感情要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悲剧性冲突。即使周萍不会抛弃繁漪，后母与儿子之间的这种本能的爱欲也不会见容于社会道德的，繁漪的悲剧不可避免。施蛰存的《春阳》与《雷雨》略有不同，小说所揭示的是性爱对社会习俗的屈服。婵阿姨为了获得夫家大笔遗产，在未婚夫病死后，抱着丈夫的牌位举行了婚礼。等到她的性爱意识终于觉醒时，她在别人眼里并非姑娘而是太太了。婵阿姨只得回家过她的孤独的生活。沈从文的《月下小景》和《弹筝者的爱》表同情于悲剧主人公，特别渲染了爱和死的美。《月下小景》中寨主独生子傩佑不能等别人把恋人蹂躏后再订终身，更不愿自己恋人跟别人结合。而部族规定“女子同第一个男人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忘我爱着的傩佑和他的恋人选择了死。《弹筝者的爱》中美丽寡妇拒绝了许多人的挑逗，独独爱上五官残缺的弹筝者，甚至因此而造成自己女儿失足落井而死，寡妇的爱与世俗竟如此格格不入。在这些悲剧中，作者所否定从来不是性爱自由本身，而是对这种性爱自由的束缚和限制。因此，这些作品往往强调了文明对个体的剥夺和压抑的不合理性，使其与封建主义的专制、愚味相联系，暴露和批判它既不符合人性发展也不适应社会进步。虽说与左翼作家笔下为了革命而舍弃爱的崇高有相当距离，毕竟符合反封建的长期趋势和要求。
弗氏的变态心理学，也助长着非左翼文学对性爱自由的要求。弗洛伊德认为变态心理，首先源于儿童性心理，其次是常态性的满足的缺乏。“由于这种性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乃不得不使性的激动寻求变态的发泄。”〔17〕非左翼作家创作，所写的性变态往往属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第二类。沈从文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豆腐坊老板的奸尸；《都市一妇人》中将军遗孀怕被情人遗弃而弄瞎情人的眼睛。《如获》中骄傲、美丽的如蕤渴望被男人征服。繁漪妒嫉四凤得到周萍的爱，为周萍的负心而痛苦，于是雷雨之夜去鲁家窗外偷听窥探；以各种方式威胁周萍，终于极度失望之下把这一切暴露于周朴园面前。施蛰存的《石秀》写石秀耸恿扬雄杀潘巧云的变态。石秀迷恋于潘巧云，但这种本能又受抑于信义，于是由爱生恨，挑唆扬雄杀了潘巧云。在潘巧云身上涌出的“鲜红的血”的“奇丽”的欣赏中获得变态的满足。作品精细描绘了一个虐待狂者的变态心理。这些变态心理的展示，既是对束缚性爱自由的外部环境的批判，也是对缺乏争取性爱自由勇气的内部自我的批判。这些作品表现了两方面意义：一是渴求一种能使情爱正常发展的客观条件；二是渴求一种能使性欲满足的主观现实。它的主题仍然反对抑制，肯定性欲、性爱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当然变态的心理并不是弗洛伊德的发现，描写变态心理也很难说直接受孕于精神分析学，但把变态心理的表现和根源同性欲联系起来正是弗洛伊德的独特发现。因此，这些描写和分析就具有弗洛伊德色彩。
梦论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弗氏认为无意识冲动是梦的真正创造者，“梦都是本能欲望的满足”。“即使惩罚性的梦也是愿望的满足。”〔18〕揭示人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动机，最恰当的艺术表现就是梦。所以非左翼创作中出现了相当部分带有精神分析意味的梦的描写。沈从文的《边城》写翠翠梦中攀上高高的悬崖，采了一大把虎耳草，翠翠希望得到傩送的爱的愿望终于在梦中得到了实现。施蛰存《将军的头》中，将军在梦中迫不及待地抚爱民女，而在白日里，他斩首了因猥亵该女的骑兵。徐訏的小说常常出现梦境描写，通过梦揭示人物内心的种种体验和隐秘，使人物性格更为复杂和丰富，如《风萧萧》就写了三个梦境，在梦中表现“我”对白苹的负疚感和犯罪感。而这些都是我从来未体验到的一种复杂的无意识心理。梦为作家提供了一把通过人的心理尤其是深层心理的钥匙，同时也为作家表现人的心理提供了一种媒介。梦在主观意愿和艺术画面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人内心深处的那些难以名状的情绪、骚动、意向获得了一种富有文学意味的形式和意象。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说为非左翼作家创作带来了多方面影响：它不仅为非左翼作家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世界的深层心理学方法，而且它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作出的一些富于启发性解释，又丰富和深化了非左翼文学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把握，开辟了新的艺术领域，促成了新的叙事手段，因此，精神分析学说对非左翼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说本身的缺陷也很明显。比如：过分夸大无意识作用，在人的心理动力中又过分突出性本能的意义以及由人身内部经验为基点解释个人行为。从遗传、本能方面来揭示人的活动的本质和规律，而忽视人的物质关系，这些局限性，对非左翼文学的消极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有的性爱题材作品表现出某些颓废倾向；有的猎奇似的展示心理变态，而缺乏审美意义和社会意义；有些作品也有机械地移植精神分析观念来构思小说的嫌疑。这一切，对非左翼文学都构成了一种缺撼和偏颇，也因此引起左翼文学批评家的批评。
不过，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和抗战的兴起使非左翼作家的创作除了沈从文、徐訏外都有变化。刘呐鸥、穆时英走向堕落，成了一个“堕落的天才，夭折的天才。”〔19〕施蛰存写完《魔道》后，也感慨：“只觉得愈写愈难”〔20〕“没有发展余地。”〔21〕到一九三六年最后一本小说集《小珍集》，施蛰存又较多地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曹禺《雷雨》之后的《日出》显示了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的减弱乃至消失。
注释：
〔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3〕郭沫若《文艺论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及与作者的性格》
〔4〕郭沫若《塔·序引》，见《郭沫若论创作》P539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5〕许杰《火山口·新序》
〔6〕鲁迅《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7〕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参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8〕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文艺新闻》33期1931年4月26日
〔9〕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 月18日
〔10〕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灯下集》P79 开明书店1937年版
〔11〕张英《精神分析学述评》P130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2〕《曹禺文集》第一卷P210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13〕同上P211-P212
〔14〕沈从文《湘西·凤凰》
〔15〕〔1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引论》商务印书馆84年版
〔16〕参见《现代》杂志一卷五期所载关于《将军底头》的评论
〔1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P12，P29
〔19〕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册P86，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
〔20〕同〔10〕
〔21〕施蛰存《梅雨之夕·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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