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底片上的清宫和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院藏玻璃底片研究

关剑波

(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北京 100009)

摘要 ：故宫博物院现藏摄于清末民初玻璃底片近3万片,在对其进行整理保护及数字化研究过程中，梳理出玻璃底片与西方摄影技术在紫禁城的传入与发展过程。通过档案搜集,探寻玻璃底片与故宫博物院建院后出版事业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展示玻璃底片这一特殊藏品在清末民初的功能与历史价值。

关键词 ：清宫；故宫博物院；玻璃底片；清代摄影

故宫博物院现藏玻璃底片共计27535张，均为黑白负片，内容主要包括文物类、故宫古建筑类、帝后像及展览陈列类影像。其中帝后像主要包括慈禧、溥仪、婉容及诸多皇室成员的人物像；文物类影像更是种类多样，包括了法书、绘画、金银器、漆器、珐琅、玉石器、陶器、雕塑、织绣、文具、钟表、武备、铭刻、玺册、宗教文物、油画、动物等内容。玻璃底片作为感光材料应用在摄影中，是摄影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过渡阶段，虽然被其后的胶片摄影逐渐替代，但玻璃底片被普遍应用于摄影时期恰逢摄影技术传入紫禁城，从故宫博物院玻璃底片所承载内容上看，不但记录了清末民国初期大量的宫廷人物、古建筑、古物等大量史料影像、也印证了故宫博物院从“清宫”到“博物院”的历史变迁。故宫博物院为何存有这些玻璃底片，谁人完成的拍摄，玻璃底片与故宫博物院的早期发展有怎样的联系，本文将尝试寻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了采用不同护理模式的实际应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当采用全程健康教育模式对患者进行护理时，临床护理过程中不良事件出现的概率为27.91%；而采用全程健康教育模式与风险护理联合的方式，护理过程中出现不良事件的概率仅为6.98%。这一数据足以表明全程健康教育模式联合风险护理在心血管护理管理中的具有十分良好的应用效果。

一 、玻璃底片摄影技术的历史

1839年法国科学院向世界公开达盖尔银版摄影法至今，摄影术历史上拍摄所使用的感光材料不断发展更替，从1851年火棉胶湿版成像发明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干板明胶成像的发明和使用，以玻璃作为片基的感光材料经历了多次技术革新，而玻璃底片的使用更是延续到我国解放初期，历史跨域百年。我们需要首先弄清什么是玻璃底片？

村部作为农村基层的核心枢纽，理应人来人往、人气满满。可现实是，即使拥有这么好的硬件设施和服务资源，村部人气依然低迷，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些村干部观念落后，还停留在“关门服务、闭门管理”的模式。结果就出现了一边是村部供给“真货实料”，一边是村民需求“与时俱进”，两者不能有效衔接起来，村部“看上去很美”，村民不“买账”，村部的服务民生、联系民情、凝聚民心的功能大打折扣。

在摄影发展历史中，通常将湿板和干板统称为玻璃底片。湿板出现在干板之前，其特点是只有在感光乳剂没有干燥之前才有感光性，通常需要在拍摄现场搭建暗室现场在玻璃片基或金属片基上涂布火棉胶溶剂，浸入硝酸银，在保持湿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完成拍摄后需要立即冲洗，因此湿板拍摄需要更多的人力和时间，不便于摄影技术的普及。1871年英国医生R.马多克斯发明了明胶溴化银干板，取代了火棉胶湿板。干板是将感光乳剂均匀涂布在玻璃片基上，与湿板不同，干板感光乳剂干燥之后仍然具有感光性，因此可以进行批量底片的生产，大大降低了摄影师拍摄负担。1879年，摄影者已经不必自己再动手配制和涂布乳剂，而可以在商店中买到制好的、装在盒子里随时可用的干板了。1888年美国柯达公司生产出了新型感光材料“胶卷”，但干板作为摄影感光材料并没有被短期取代，而是二者并存。1906年德国化学家制成了对所有颜色都能感光的“全色”干板和胶片，可以对各种彩色物体表现出较好的影纹和影调，成为黑白摄影最通用的感光材料。

如今的神策门，虽然历史遗留相对完整，但作为一个景点，它的人气远远比不上夫子庙，总统府这类热门景点。神策门的入口处就是神策门公园，政府的这种做法，既给当地居民预留了活动空间，又把神策门公园当作媒介，强化神策门一类城墙遗址宣传于无形。[4]

底片盒上的“干板”字样 不同品牌的玻璃底片

宫廷内的摄影，在当时属于皇室特权所享，紫禁城内外没有人可以轻易接触到当时的宫廷摄影，更不用说拍摄使用的玻璃底片。宫中的玻璃底片出现在公众视线内是在宣统退位并迁出紫禁城后，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925-1926年刊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有：“体顺堂及各厢房附补号〈吕字二八二八 玻璃底片五片〉”。

二 、玻璃底片摄影术与紫禁城

在摄影术传入北京初期，先是在民间流传开来，但当时的摄影师多为旅居北京的外国人，19世纪70年代，北京已有出售照片的商店，但这些商店只是出售照片，并不懂得如何拍摄。1879年，香港摄影师阿芳来京，拍摄了外国公使的合影和一些风景照。当时北京还没有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北京第一家照相馆是名叫任庆泰(即任景丰，1850-1932)的人开办，此人在日本学习摄影术，照相馆名为丰泰。1897年，日本人山本赞七郎在北京开办了山本照相馆，这也是当时京城首家由外国人开办的照相馆。

而故宫博物院现藏玻璃底片属于哪一类型，从大量原有保存玻璃底片的“包装盒”上可以等到答案，这些“包装盒”实际上就是存放摄影前未曝光的底片盒，有些底片盒上清楚地标明“干板”字样。从底片品牌上看有kodak、Fuji、Agfa等。这些“包装盒”说明，故宫博物院所使用的玻璃底片大多为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外干板底片。

1924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对溥仪出宫后的清室公产进行清理,故宫博物院现有一张点查坤宁宫善后委员会工作人员合影玻璃底片，记录了善后委员会的点查工作。

拍摄动物的场景

弄清什么是玻璃底片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玻璃底片进行摄影。19 世纪中叶西方摄影术开始传入中国，先从香港、澳门、广州传入上海，再到北京、天津及内陆城市。这期间，摄影术大多使用玻璃底片作为感光材料。晚清杂记中有一些形象的描述：“西人以药水玻璃夹入横木匣内，匣面嵌小凹镜，对人摄影于玻璃上。取出以沙水冲洗，即见人面，神气部位，无不逼肖。复以药水制就纸片， 覆于玻璃上，微照日色，则面貌衣痕，陈设对象现于纸上。傅以颜色， 胜似写真。近日华人得其传，购药水器具， 开设照相楼，延及各省。惟两旁有黑晕， 一油潮湿，色便晦黯， 斯为缺陷。以此法照各种字帖，收缩较蝇头尤小，将显微镜观之，丝毫不差。”^[1]“西人照像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 而亦参以化学。其法先为穴柜，借日之光，摄影入镜中。所用之药，大抵不外乎硝磺，镪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目分晰，即纤悉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面，字迹逼真，宛成缩本。近时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扳，用墨拓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 ^[2]

三 、玻璃底片与故宫博物院早期业务发展

（1）色谱条件：XbridgeTM-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填充剂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流动相为乙腈-0.5%氨水，梯度洗脱：0～45 min，30%～60%乙腈；45～80 min，60%～80%乙腈；80～120 min，80%乙腈；体积流量0.5 mL/min；检测波长235 nm；柱温30 ℃；进样量20 μL。理论塔板数按乌头碱计算应不低于6 500。

辛亥革命后，清朝最后一位统治者溥仪于1912年宣布退位，为使得紫禁城这座明清两代皇宫向社会公众开放，1914年古物陈列所成立，随后紫禁城前朝区域对外开放。武英殿、文华殿作为展馆，举办绘画、书法等展览，现存玻璃底片记录了展馆的现场情况。

文华殿书画展

摄影术传入紫禁城宫中的具体时间尚无考证，但我们可以找到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后，由意大利人费利斯·比托拍摄的一组咸丰时期北京皇城的历史风貌照片。^[3]由此可大致推断，摄影术传入紫禁城的时间，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目前可寻早期的清代帝后像为法国摄影师Charles Chusseau Flaviens于1897-1899年间拍摄的光绪朝服像；另外，宫廷摄影师勋龄于1903-1905年间为慈禧拍摄了大量人像照片；溥仪退位前后及出宫之后的大量生活照，同时也有隆裕太后、珍妃、瑾妃、婉容及很多其他清朝皇室成员照片。在现存玻璃底片中我们可以找到当时进行拍摄的场景，比较有趣且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如下图，可以看到画面中两人手持白色背景站在一只黑色猎犬后，显然拍摄的主体应当是这只猎犬，而布置白色背景和今天的拍摄手法一样，是为了突出拍摄主体，让画面看上去更加整洁，画面中的猎犬头部比较模糊，显然是猎犬摇动头部导致，这说明了当时干板成像的最短曝光时间不能满足捕捉清晰动态影像的特性。

点查坤宁宫善后委员会工作人员合影

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概览》记载，1928年，故宫博物院建立照相室，“十七年春，创设照相室，预备影印流传书画刊物”。1929 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之总务处部分，“十七年冬，曾由文化基金补助费项下，建筑日光照像室一座”。照相室成立后，为规范化管理， 于1931 年4 月18 日，制定了《照相室收受归还照相物品简章》。照相室由总务处负责运营，拍摄内容由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选择并提供。如古物馆“至书画等类物品之摄照影片，多系供给影印各种流传书籍底片之用，亦均由本馆审查选择拍制”。^[4]

随着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对古物拍照、出版印刷的业务需求不断增加，1931-1932年间，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印刷所，当时聘请一位叫杨心德的技术人才担任摄影工作，他曾在柏林工业大学研究光学化学，熟悉摄影技术及印刷技术，故宫“为流传文化起见，需要精良印品”，故宫博物院拨出神武门外北上门的东雁翅房作为厂址，与杨心德等订立官商合办契约，故宫印刷所因即成立。^[5]

在故宫博物院建立后，故宫摄影室、故宫印刷所使用玻璃底片进行了大量摄影工作，多数是为出版印刷。“故宫印刷所设公用部、铅印部、珂罗版部、石印部、凹版、制版部等部门”，^[6]可以从事铅印、珂罗版、石印等印刷业务。其中珂罗版印刷，是最早的平版印刷之一，其多用厚磨砂玻璃作为版基，涂布明胶和重铬酸盐溶液，制成感光膜，用玻璃底片或胶片敷在胶膜上曝光，制成印版，再用印版进行批量印刷。而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胶片还没有得到使用，使用玻璃底片进行拍摄就成了进行珂罗版印刷制作印版的主要方法。故宫印刷所珂罗版印刷的主要出版物有《故宫》《故宫书画集》《故宫名画竹集》《清代帝后像》《赵幹江行初雪图》，还有1935年出版的由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辑的《旧都文物略》等。

如上所述，玻璃底片之所以存于故宫博物院至今，与光绪年间摄影技术从西方涌入中国，随后快速传入京城直接相关，从民间百姓到清末统治者逐渐接受并开始喜爱摄影术，特别是当时紫禁城内的皇室成员为玻璃底片记录禁宫生活打开了神秘之门。在清政府走下历史舞台，民国建立初期，紫禁城从皇室私有转变为民众公产，从古物陈列所到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玻璃底片作为影像的载体，更是在清宫文化传播、展览展示、故宫出版事业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清末的宫廷摄影师、旅居国内的各国摄影师、故宫人建立的摄影团队，通过玻璃底片记录下了不同时期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的珍贵的影像。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建立后，伴随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玻璃底片摄影技术更是发挥了重要的影像承载作用。虽然随着摄影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时间的慢慢推移，故宫博物院玻璃底片在近几十年被尘封在厚厚的包装之中，但当再次看到玻璃底片上所记录的各类影像时，似乎人们的视线被再次牢牢固定在快门按下的那个瞬间。

参考文献 ：

[1]葛元煦.沪游杂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77.

[2]王韬.瀛壖杂志[M].长沙：岳麓书社,1988：216.

[3]王志伟.紫禁城的第一张照片[J].紫禁城,2015(6):22.

[4]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古物馆概览[M].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8.

[5]张小李.故宫印刷所钩沉[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4):123.

[6]故宫博物院，编.本院印刷所帐目报告表[B].故宫博物院档案室,1936:财务类58卷61.

Qing Palace and Museum on Glass Negatives

GUAN Jian-bo

(Library,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9, China)

Abstract ： The Palace Museum is now in the vicinit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nearly 30,000 pieces of glass film, in the process of finishing protection and digital research, comb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lass film and Western photography technology in the Forbidden City.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archives, we explore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ass fil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alace Museum, and demonstrated the functional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glass fil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 Qing Court; the Palace Museum; glass negatives; photography in Qi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 ：K87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3118(2019)03-0034-05

收稿日期 ：2019-01-04

作者简介 ：关剑波(1981—)，男，馆员，研究方向：古籍文献。

责任编辑：胡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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