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关于学习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访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彭先知、金冲的“决定”_六中全会论文

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关于学习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访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彭先知、金冲的“决定”_六中全会论文

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关于学习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逄先知、金冲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知论文,新世纪论文,研究室论文,全会论文,举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今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党中央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两个多月来,全党都在学习贯彻这一决定。中央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决定,其重要意义是什么,应当从哪些方面来认识和领会?

逄先知:你们大概都注意到了,《决定》在讲到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时,用了非同寻常的“极端”两个字,这表明党中央把这个问题放到了非常突出的地位。为什么说极端重要、极端紧迫呢?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国际,二是国内,三是我们党的自身状况。

从国际上讲,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力量对比变化了,社会主义削弱了,资本主义相对增强了。我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受资本主义的包围,其严峻程度远远超过苏联解体以前。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应当吸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本身的一切科学的、合理的东西,用来发展和壮大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之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但这毕竟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更何况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把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作为他们的根本战略目标,念念不忘。他们是亡我之心不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大有好处,十分必要,但这就意味着向资本主义世界全部打开了大门。过去讲文化渗透,现在不是渗透的问题,而是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了。不仅在经济方面,在思想文化方面,在价值观方面,我们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从国内讲,情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特别是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迅速发展。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靠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事实证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也是一个规律。中国要富强,要发展,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这样做。但作为执政党来说,作为共产党员来说,必须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对我们党和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注意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对我们党构成的危害。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同解放前的资本家不能相提并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政权下面发展起来的,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多方面相联系的,是党的政策允许的,有一些私营企业主还是共产党员,受过党的教育。但如果用科学的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这些人同过去的资本家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这一点,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江泽民同志多次讲到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等多样化带来的影响,这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从党内来说,现在大部分党员是“文革”以后入党的,其中很多又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入党的。他们有很多优点,但是对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了解不那么多,还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与修养,相当多的一些人,思想基础不那么牢靠,比较容易沾染上一些不好的作风。对于老党员、老干部来说,也有一个如何适应新时代,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问题。当前,在党的一些干部中,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都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极大地妨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严重地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甚至玷污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形象。我们党已经走过80年的光辉历程,正在进一步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执政的党比革命时期的党要求应该更严格。革命时期离开了老百姓,马上就有掉脑袋的危险。现在掌握了权力,老百姓就求你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归根到底,老百姓不支持,政权就保不住。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但也最容易脱离群众。从开始执政到改革开放又是一次考验,而且是一次更严峻的考验。

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在总结我们党80年的历史经验和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前世界发展的基本形势出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毫无疑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又一定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行。

金冲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中央全会对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专门作决定,还是第一次。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决定》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不是一般地重要,而是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党正面对着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逄先知同志从国际、国内、党内三方面谈了他的认识,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从国际上讲,随着政治格局的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太大了,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以后还会有哪些变化,肯定有许多是我们今天还难以预料到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究竟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机遇、挑战和冲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对这些,我们现在并不是都很清楚,还存在很多未知数,但肯定是不简单的。对西方,我们一定要实行开放的政策,还要加强同它们的合作,但又要清醒地看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是不会改变的,而且西方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比我们仍占有很大的优势,这就使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国内来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使我们面对着较为复杂的局面,一系列对我们还很陌生的新问题相继提出,如社会分配不公等。而改革事实上总会涉及不同人群的利益调整,牵动方方面面的人们。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情况,党究竟该怎么处理?从党自身的状况来看,新党员大量增加,干部新老交替,许多新党员对党的传统不太了解,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党内生活的锻炼。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能不能保持和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确实面对严峻的考验。全党同志一定要深刻理解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忧患意识的重大含义所在,深刻理解《决定》中所说的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重大意义所在,决不能麻木不仁,掉以轻心。

问: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着优良传统的。我室是从事党史和党的领袖生平思想研究的部门,作为室主要领导,对这一点肯定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逄先知: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是毛泽东同志那一代领导人培育起来的,在党的几十年艰苦奋斗历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曾有这样的作风。这一套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有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仅从这一方面就可以说,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仍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把我们党的一些基本的规矩、好的作风奠定下来了。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经过伤筋动骨的“文化大革命”和很危险的1989年政治风波这样两次大的冲击而没有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党长期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形成了优良作风,并深入到了每一个党员的头脑里。我们党很快从困境中走了出来,并且继续前进。在这中间,我们的一批老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六中全会的《决定》,可以说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集大成,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都总结进来了,并根据新的形势加以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金冲及:是的。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特点。一般说来,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如果从老祖宗讲起,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建立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以及帮助建立各国社会民主党时,主要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可以说主要是思想建设,解决的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列宁的突出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党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组织。在同马尔托夫的争论中,列宁坚持认为,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绝不允许把党搞成一个松松散散的俱乐部,它是一个有统一行动、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革命政党。这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大不相同,因为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了。这是组织建设,我们现在坚持的还是列宁的这个原则。但是,马克思、列宁并没有提出作风建设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历来都把作风建设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来认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一脉相承。延安整风时,第一篇关于开展全党整风的报告,题目就是《整顿党的作风》。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讲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他把这三大作风归结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么一个传统令人深思。世界上建立了那么多共产党,有些党建立起来以后根本没有取得成功,更没有取得政权,有些党取得政权以后又丢了,而像中国共产党这么大的党,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和这样复杂的环境中,不但取得了政权,而且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首先是因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也包括我们党比较注意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就非常明确地讲,他赞成陈云同志的这个判断,并指出,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抓不行了”,不是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指党的作风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极其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包括这次六中全会专门为此作出决定。因此,可以说重视抓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和重要特点。

问:上面谈到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三个方面,还谈到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首要原因是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请进一步谈谈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关系,以及作风建设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

金冲及:对一个政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能提出一个由科学思想指导的、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这可以说是衡量一个政党正确不正确、能不能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但党是由广大党员和各级组织组成的,不管什么样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都要靠人去实现。要使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自身思想一致,那就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二是行动一致,那就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三是思想和行动正确,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那就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如果没有这样的先锋队伍,如果这个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作风不正,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那么,再好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也都会成为空话,而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逄先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有两个保证,一是组织保证,一是思想保证。组织保证是干部问题,用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用真正拥护、而且有能力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思想保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很难截然地区分开来。比如说,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是思想建设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作风建设方面的问题。

作风建设,就是要树立起一种科学的、良好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这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论述了党的任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之后,接着就提出:“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就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系统论述了著名的三大作风。可见,党的作风对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的任务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今天仍然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是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政策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还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搞本本主义?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政策能否贯彻,党的任务能否完成。我们常讲,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是这个道理。再比如说,在执行政策和布置任务的时候,有一个群众愿意不愿意接受和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你是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硬要群众去干,还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让群众自觉地接受,这也是个作风问题。还有,是如实反映情况,还是虚报浮夸,这更是个作风问题,直接影响到能否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党的好作风,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然而是巨大的动员力量。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给老百姓做出一个好榜样。老百姓看党,往往是看党的干部。所以说,干部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老百姓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信任程度。

问:《决定》把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任务概括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并提出: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第一位,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请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逄先知:六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作风建设概括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非常好,切中要害,全面而又准确。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学风问题,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个是党风问题,即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脱离群众。这就是《决定》中说的“第一位”和“核心问题”。这也就是当年延安整风抓的两个问题(当时反对脱离群众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今天,尽管形势变了,内容也不完全一样了,但这两个问题仍然是党风建设中的两个主要环子。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这两者的关系?我看要注意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另一方面,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僵化的思想。目前,这两个方面的思潮都存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相当厉害,但僵化的、不求进取的、封闭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也相当严重。学风问题不容忽视。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那句话: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所谓新话,是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论断,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要有新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

关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的全部作风建设的基础、出发点和归宿。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其他作风建设都无从谈起。古今中外的历史成千成万的例子说明了,任何一个政治统治集团的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决定于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还是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80年来,所以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其中也有严重挫折,但都由自身的力量克服了),就是因为一贯实践自己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包括某些高级干部,脱离群众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严重地存在着,特别是最为群众所痛恨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腐败,这是执政党最忌讳的事,是一个毒瘤,然而又是执政党最容易发生的现象。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道理谁都懂得,它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做的问题。

金冲及: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决定》提得很明确,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而核心问题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决定》把党的作风建设同会不会失去民心、丧失政权联系起来。讲的是很重的。我们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同国民党斗争,尽管国民党控制着中央政府,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占着优势,但人心都向着共产党,结果共产党就很快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成为执政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更要时刻注意人心向背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反复举了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党失去政权的例子,以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台湾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关键在于国民党的黑金政治失去了民心,最后落得个下台的结果。苏联垮台前经济上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完全可以坚持下去,它的垮台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苏联党的严重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人心向背的确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执政党一定要时刻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理解人民群众在想什么,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尽力地做好事,做实事。党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永远保持鱼水关系,不能搞成油水关系,更不能搞成水火关系。这就直接涉及到党的作风问题。《决定》不是说吗:“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

现在我们的党风有比过去好的地方,比如党内的民主状况、开拓进取精神等等,但问题也的确不少,有些问题还令人触目惊心,实在不能小看。当然,党的作风的主流是好的,否则就无法解释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能够取得那样大的成绩,但决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加以掩盖。群众看我们党主要看两点:一个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个是党的作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一点没有多少人怀疑,也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群众对我们党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在作风方面,这种不满有时还十分强烈,觉得不如解放初期、甚至改革开放初期。尽管那些问题是发生在少数党员身上,但影响很坏。因此,我们在看到我们党的作风的主流的同时,千万不可小看这一点。关键仍是如何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每一条都有具体的针对性,而总的贯穿了这个精神。这里我想到刘少奇在建国前夕曾讲过的话,他说,共产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

问:《决定》在讲到加强对作风建设的领导的时候,提出要深入调查研究。江泽民同志在最近的讲话中又提出2002年要成为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党的作风建设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

逄先知:调查研究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今天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

一般说来,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普查,一个是典型调查。普查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利于我们掌握全面情况。在信息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这种调查方法更是经常采用的。但我认为,不管信息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仍然要重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典型调查的方法。深入下去蹲点调查,“解剖麻雀”,解剖了一个麻雀,就可以知道其他的麻雀,然后进行综合分析,这样得到的情况更真实,更接近于实际,也才能更好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做典型调查,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创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要注意克服几种倾向。一是不要搞形式主义。我们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而是为解决问题而调查。二是不能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先有框框,再去找材料,找佐证。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害死人。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调查研究,还是用主观主义的态度,结果大不一样。三是要真正深入基层,肯吃苦,甘当小学生,不能浮皮潦草,满足于走马观花。20世纪60年代初,为解决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并亲自组织和指导几个调查组,深入到农村的最基层,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制定农业“六十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事实依据。那一次我参加了田家英领导的浙江调查组,对这一点体会很深。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深入农村,找农民谈心,开座谈会,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老一代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种优良传统作风,在今天特别需要,应好好地发扬光大。

金冲及: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第一条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的理解,“解放思想”指的也是从那些不实事求是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以做到实事求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僵化思想严重这种状况,所以把“解放思想”提到更显著的地位上来。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极其重视调查研究。不能只是照搬本本,以会议和文件来落实会议和文件。也不能只凭主观愿望和热情,甚至只凭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就随心所欲地作出决策。《决定》中说:“形式主义的要害是,贪图虚名,不务实效,劳民伤财。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这些话都是说在点子上的。要克服这些祸害,就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何况,有如前面所说,今天的世界和中国,面对的是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应该承认对这些我们还相当无知或所知甚少。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工作,经常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就更不可少了。否则,就非栽跟斗不可。

问: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请谈谈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把中央的精神贯彻落实。

逄先知:学习六中全会《决定》,关键是落实,见之于行动,见之于实际效果。解决党的作风问题,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我看要三管齐下: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三靠监督。我们是共产党员,永远有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思想改造的问题。教育不是万能的,但首先要靠教育,这是基础。光靠教育,没有制度也是不行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是要人去执行的,不执行怎么办?最后还要靠监督,包括组织的监督、群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等。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可以挽救许多人。实行监督绝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多党制,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要清醒,加紧自身的建设。这里,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按照中央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去做,上行下效,十分重要。

关于我们文献研究室的作风问题,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是关系到我们文献研究室的发展方向问题,关系到我们的编研工作能否适应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永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要深刻地理解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努力学习和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而提出的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即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使党的文献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以求是、创新的姿态出现在党的思想宣传阵地上。我们主要是搞历史文献的,编辑研究历史文献是我们的看家本事。但我们也早就说过,要把编辑和研究当代文献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不论是研究历史的,还是研究当代的,都要了解实际,了解现状。不了解实际,不了解现状,思想就跟不上,甚至可能僵化,编研工作不可能搞得更好。我们搞的不是近代史,更不是古代史,而是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史,它们的来龙去脉。了解昨天,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同样,了解今天,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昨天。了解现状,了解今天的实际,对研究党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编辑和研究当代文献,编辑和研究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著作了。

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关于奉献精神问题。“奉献”二字,不是一个口头禅,而是要实实在在去做的。党的文献工作,毫无疑问,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坦率地说,在少数人中,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那么清醒,想不开,过分地看重了金钱。这也是我们在端正党的作风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金冲及: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关键在于落实。落实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至关紧要。这次《决定》中讲到的问题很少是过去从来没有讲到过的,大都分散在以前党的文献和党的建设的各项实践之中。这次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进行更加系统而深刻的论述,第一次通过中央全会作出决定,也可以看作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看着决定作出后对党的作风建设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变化不大或者只是小有变化,人们是会很失望的。但要一下子落实这么多内容,也不现实,必须先选择那些群众最关心、也比较容易收到效果的两三件事狠狠地抓,雷厉风行地做,而且要由中央带头做起,这样就能够使大家感到耳目一新,树立起信心。《决定》提出的一些具体规定,很有可操作性。比如,精简会议、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简化公务接待等等。新闻联播中对于中央领导人活动的报道还可以精简一些,重复的话可以少说一些等。六中全会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各地确实已看到一些落实的措施,但还不够。

就文献研究室来说,也面对如何落实六中全会《决定》的问题。作为党中央的一个机关,文献研究室的室风应该说也是党风在我室的体现。我们室庆20周年时,提出我室的室风是八个字:“奉献、严谨、求是、创新”。这四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我室这么多年来在党的作风问题上形成的好的传统。但是否都做得那么好,不能那么说。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要坚持什么,就得旗帜鲜明地反对什么。需要认真分析一下室内究竟存在哪些同室风要求相违背的不良倾向,明确地提出来。例如,要坚持“奉献”,就要反对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坚持“严谨”,就要反对马马虎虎,粗心浮躁;坚持“求是”,就要反对主观臆断,跟着风跑;坚持“创新”,就要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有些问题,“三讲”教育中已经提出来了,还要继续改进。特别是希望年轻同志上来后,注意克服因循守旧的缺点,进一步打开工作中的新局面。这是我们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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