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辛亥年游台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梁启超论文,年游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3—0152—12
甲午战败后，清廷允诺割让台澎，举国哗然。梁启超代表广东公车190人上书慨陈时局，坚拒和议，力言台湾不可割让。这是梁启超与台湾建立关系的开始。台湾割日之后，大陆来台文人不少，章太炎、辜鸿铭、江亢虎、郁达夫都曾来台一游或小住一段时间，而梁启超来台，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独的一次。台湾之行，其“进步的”、“民本的”政治思想和渊博的学问，深深影响台湾的士绅遗老，著名的诗社栎社诸贤尤其受到影响。诗人林幼春（南强）先生有一首“陪任公先生，分得‘面’字韵”诗云：“十年读公书，一旦识公面。初疑古之人，并世无由见。及此慰平生，春风座中扇……”① 可见其心情一斑。任公辛亥年游台影响之说，过去在文献上有叶荣钟、黄得时诸氏的阐释②，新近材料逐渐公开，提供了再进一步思考研探之可能。有关影响之说，既无法具体量化，当事人也多半未有片言只字直说其渊源传承，本文仅就笔者新近整理的未刊《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发现的新材料，予以合理推测，分就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文学上的三方面影响，叙述任公此行对台湾对栎社文人的深层意义与影响所及。
一
1907年春③，栎社诗人林献堂首次游日本，6月与甘得中归次奈良，巧遇梁启超。双方谈及台湾人所受之不平等待遇和台胞如何争取自由平等的问题，梁认为，中国在30年内绝无能力助台湾争取自由，故不可轻举妄动作无谓牺牲，并针对台湾情势告之曰：“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被压杀，无一幸存。最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④ 意即现阶段宜结交日本中央政界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使其不致过分压制台人。任公又有“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夕之遇，诚非偶然”⑤，言之委婉动人，不胜唏嘘慨叹。林氏颇受感动，几至泪下，梁任公一席谈话，对林献堂个人的思想与行动，以及日后政治运动中实行的非暴力的民族运动，应有深刻影响。因为“以当时日人在台湾政治力量之强大，与夫台湾地理之特殊环境而言，台人之政治运动，必不容有流血革命之出现，即使出现，亦必无成功之可能，然非任公之真知灼见，掬诚相告，则台人为争取自由，或不免多所牺牲也”⑥。辛亥春，梁任公应雾峰林家邀请，偕其女公子（令娴）及汤觉顿来台游历，林献堂扫榻以待，迎往雾峰莱园之五桂楼。
当时日人占据台湾已十有六年，台湾与大陆之间信息完全隔绝，所谓教育仅旧式之书房。日人施之现代教育，目的旨在培养其便利殖民统治之工具，除教授日语外，殆无内容可言。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对近代思想、近代知识，与国际情势有所接触，但毕竟不普及。栎社成立初期，其性质固然主要是文人藉吟咏以寄托牢愁，有着“以弃人治弃学”⑦ 的无奈心态。但梁启超来台之游，除在台中与栎社诗人及中部文人举行诗会外，并在雾峰林家数日，讨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民族运动诸问题，并开列东西方书籍约达一百七十余种⑧，殷殷劝勉林献堂、林幼春诸人：“不可以‘文人终身’，必须努力研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等学问”⑨，期许台湾文人当积极关怀台湾的未来，以实际行动争取台湾人的权益、改善台湾人的待遇。此观念影响栎社社员颇深，从此，栎社的属性产生质变。其核心成员上世纪20年代分别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即使栎社的最初发起人林痴仙，台湾割日后，悲愤填膺，欲哭无泪，原先一直以“遗民”自居，心态消沉。但梁氏访台后⑩，他在献堂、幼春的带动激励下，也一改颓唐心态，热衷文化、政治运动，积极参与台中中学的设校，对殖民政府教育政策之偏差，提出不平之鸣，亲撰《筹设中学启》、《中学校募集序》二文。1914年板垣退助来台鼓吹创立同化会时，积极参与，一度上京（东京）亟思有所做为而未果，遂抑郁而终。
林献堂受梁任公之启迪亦深，栎社因之染有政治社彩，非普通诗社可比。栎社社员中，不少持有强烈民族意识者，不但写诗，且意图改善日政殖民差别，热心于政治活动的人士，1914、1915两年，多数核心成员投入板垣退助的“同化会”与“台中中学校”设校活动，以振文教，达德成材(11)。林献堂、蔡惠如即于1919年联合留居东京的台湾青年组织启发会。1920年，林献堂与蔡培火、杨肇嘉呼吁日本当局撤销“六三法案”，台湾总督为之惊骇。20年代以后，栎社的核心成员更进而投入风起云涌的文化抗日运动，以具体行动参与社会改革。林献堂后又与其它社员陈怀澄、连横及南投罗万俥、彰化王敏川、雾峰林攀龙、林资彬、清水蔡培火、台北林呈禄、台南吴三连组织新民会，会员一百余名。由新民会指导青年学生组织青年会，林献堂被推为会长，并于1920年创刊“台湾青年”杂志，1922年后改称“台湾”，并发展为“台湾民报”，迈向台湾新文化，促进民主政治运动的抬头，成为台湾人民唯一的喉舌报。
创立于1922年1月的北京台湾青年会，是北京台湾留学生所组成的团体，即是聘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前财政总长梁启超、北大教务长胡适等为名誉会员。1924年3月5日，该会针对“治警事件”发表“华北台湾人大会宣言”，严词批判台湾总督府的处置方针。该会曾发行会报，并与台湾文化协会有密切联系。青年会主要人物有：在北京的范本梁、林炳坤、郑明禄、刘锦堂（王悦之）等青年学生，以及居留在北京的台湾人蔡惠如、吴子瑜等知名人士。梁启超来台此行，日后对台湾人士在直接、间接方面的启蒙、影响应是存在的。
二
台湾士绅对于祖国之孺慕，自割台以后日益热切，但在日本殖民者的淫威之下，绝少有宣泄的机会。因任公声望之崇高，号召力甚强，故台湾知识分子郁积已久之民族感情借此得以抒发，因而感到慰抚与温存。梁任公对于新知识、新名词的引介，也让台湾士人大开眼界(12)。叶荣钟曾提起五桂楼的书橱里有《天演论》、《民约论》、《社会平权论》等中译本。甘得中则能满口说出“主义、思想、目的、计划”等新名词，这都是在任公游台后才大为流行的。1921年7月17日，林献堂与蒋渭水等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吁设台湾议会，为台民申民权、争自由，至1924年，14年间屡遭搁置、弹压、阻挠，此年，栎社社员林幼春、蔡惠如等且曾遭禁锢之灾。文化协会明白宣言其宗旨为促教育普及、文明进步之文化运动。于1923年至1926年间，在中南北部举办政治演讲会达978次，并发行会报，开设讲习社，举办文化演讲会、夏季讲习会等，积极推动文化。
1918年8月，栎社在蔡惠如的倡议之下决定另创“台湾文社”(13)，颁行“台湾文社设立之旨趣”，向全岛文士呼吁：“本岛自改隶而后，凡欲攻汉学者，于文不受制艺所拘，于诗不为试帖所厄，上下千古，纵意所如，此诚文运丕振之秋，诗界革新之会也。迩来二十有余年，其间中南北部诸君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社以切磋，风雅道义者，几如雨后新笋，栉比而出，海隅风骚，于斯为盛。然而犹有憾者，以未有文社之设立也……我栎社诸同人，不揣固陋，恐斯文之将丧，作砥柱于中流，佥谋设立台湾文社，以求四方同志，更拟刊行文艺丛志，以邀月旦公评。愿中南北部诸君子，鉴此微衷，赞襄是举，庶几海隅文社之盛，与诗社并驾齐驱，是亦维持汉学之一道也。”是年10月19日，复假台中街“台中座”戏院，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并公推创立者蔡惠如、陈基六、林献堂、林幼春、陈槐庭、庄太岳、傅锡祺、林载钊、郑玉田、陈贯、林子瑾、陈瑚等十二人为理事，都是栎社重要成员。傅锡祺在1918年的两首诗中，提及：“劫后斯文成弱线，忍将绝续任悠悠”，赞扬蔡惠如的倡议是：“匹夫大任千钧重，吾道生机一发危。”(14) 便是反映这种共同的危机感。此后，栎社与文社名称常一并出现，因其成员几乎重迭之故。“台湾文社”在其设立旨趣中，便强调世界各地距离虽远，但彼此渐能交通往来，世界已成开放之势，所以处于当下之人，在学习时要“学不拘乎古今，地无限乎东西”(15)。因此，来年元月在其社内刊物《台湾文艺丛志》(16) 出版之后，就常介绍许多外国局势、西方新文明以及国外文人著作的概况，如第一年第一号有林少英（子瑾）翻译英国John Finnemore的《德国史略》（连载）、则以译述《夏目漱石传》，第一年第二号则以译《伍尔奇矣传》、林玉阁译《亚米利加史》（连载）；第一年第四号林疋（少英）译英人Lucy Cazalet之《俄国史略》；第二年第四号有许三郎翻译德富苏峰的《生活之意义》等；《台湾文艺旬报》第十四号载有世英《太歌尔氏之人生观与世界观》、第十八号河上肇著、杨山木译《现代经济组织之缺陷》等。从《台湾文艺丛志》上引介岛外思潮来看，内容形形色色，层面广泛，是皆有利拓展台人知识视野，掌握世界脉动，快速吸收西方文明；所以面对其所扮演的启蒙大众的“先锋”角色，陈炘与杨云萍都给予了正面而肯定之评价。
足见在旧文人社群中，栎社是具有自觉意识的一个文学社群，不仅其文学素养高，他们对时代的感受特别深切，投入社会文化启蒙运动的态度也较积极持久，对新文化新文明的接受也广泛而开明，在旧传统中隐然有着现代性思维，是一新旧调和并进的传统诗社(17)。距梁任公来台10年，他的文章《人生目的》刊于《台湾文艺丛志》第三年一号（1921年1月15日），演说词《为学与做人》刊于《台湾文艺丛志》第五年四号（1923年4月25日），其诗《辛亥薄游台湾，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荟芳楼，赋此奉谢》刊第六年一号，同时焦窗《诗话杂录》叙其游台事，并录梁令娴诗。梁氏文章的被选录，正可见栎社对他的崇仰之情未减，据此观之，梁氏对台湾文化／文坛的影响力应该还是存在的。杨云萍认为“台湾文社”的设立，在台湾文化史上，是一件相当值得记忆的事情。它不仅对于维持将绝于本岛的传统汉文有所贡献，就是对日后的台湾新文化运动，也做过播种的前军，可惜这事却被后人所忽略(18)，足见台湾文社成立的意义及重要性。尤其创刊于1919年的《台湾文艺丛志》，与日治时期其它汉文刊物相较，尽管当时已有《汉文台湾日日新报》的发行，但毕竟是官方的发声器。而《台湾》、《台湾青年》、《台湾民报》等代表新文化力量的杂志报刊尚未发行，台人接受世界新思潮，尚缺乏有效的管道。因此，20年代以后台湾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台湾文艺丛志》扮演了相当重要的“先行者”的角色(19)。
三
梁启超游台，虽是个人游历生涯中短短十数天，但文学上的影响却由其与台湾文人之交游而延续下来，从实际的创作启发到各选集的选录诗作，到迄今中学国文教材的教学，始终细水长流，绵延未绝。以下谨就此现象论述之。
黄得时在《梁任公游台考》一文中，叙其先父黄纯青先生，嗜读《饮冰室文集》、《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等专著，并因此写了《孔墨并尊论》，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当时纯青先生所写的文章，完全是仿任公的作法，含有任公气息，颇受任公影响(20)。这种情形在大陆更是普遍，刁抱石《梁启超与台湾及其它》中说到：“回想民国十八、九年间，在笔者的故乡（安徽）的小县城里，书店卖的书，销场最好的，数《饮冰室文集》，学生们（连笔者在内）一心一力买它读，从蔽塞的环境上，始知有那么精彩的文章，那么新颖的思想，那么多方的所学所志所怀抱，这些取得了当时青少年的喜悦心理。”(21) 甘得中叙说日据下的台湾思想环境蔽塞，“不但无书可读，且新闻杂志之言论文章，皆以总督府之言论为言论，文章为文章，实等于无言论亦无文章，遑论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等文化耶？”林献堂只好“求之海外，如沪之万国公报，戊戌政变后，由横滨获读清议报、新民丛报”。而梁启超文字素有“发瞶振聋”(22) 之功，无怪乎引发时人的钦慕。
陈衍编辑《近代诗钞》，梁启超项下序文载：“任公有游台诗一卷，多凄惋语。七言如：尊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曹社鬼谋殊未已，楚人天授欲何如。最是夕阳无限好，残红苍莽接中原。君家可有千年鹤，细说尧年积雪时。我本哀时最萧瑟，更逢庾信一沾巾。五言如：此日足可惜，来日更大难。人生几清明，明日成古欢。客馆传薪火，家由界晚晴。事去劳精卫，年深失湛虑。薛罗哀楚鬼，禾黍泣殷顽。零落中州集，苍茫野史亭。一梦风吹海，无言月过停。”(23) 梁启超台湾之游诗作甚多，而凄惋为其特色，迥异一般揽胜寻幽之作，深深打动遗老的情怀，今台北龙山寺有一首梁启超的诗：“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今适汉节解沾衣。”正是道尽那种悲怆无奈的心情，有如“披云见青天，慰我饿肠渴”。甚至未亲晤者读其诗亦有所感发。叶荣钟即其一也，他在多篇著作屡屡提及梁任公与林献堂、林幼春的交游，强调任公游台的影响(24)。幼春先生《次韵敬呈任公先生》(25) 诗，其前段有“我生识字即识公，结未了缘良有以”之句，最后又以“朝闻夕死不敢辞，愿执一经侍中垒”两句，结束全篇。可见其倾倒于任公之程度。及至撰《栎社二十年间题名碑记》，幼春仍云：“辛亥，林君少英入社。是岁三月，集全岛词人大会于瑞轩，再会于莱园。时梁任公、汤明水两先生亡命海外，适然戾止。觞咏之欢，有逾永和。”(26) 将梁任公来台视为栎社大事，特书于栎社题名碑记上，可见幼春对此觞咏之欢卷怀于心。而林献堂所受影响尤为长远，1939年9月，林献堂先生旅居东京，因颠踬伤足，亲朋戚友，赋诗慰问，而林先生亦于病榻以诗自遣，后来裒为一集，名曰《海上唱和集》。在该集自序，林献堂回忆请任公润色其作并进而求学诗之道的往事，谓：
辛亥暮春，梁任公、汤觉顿两先生来台，访予雾峰，予泛扫莱园之五桂楼，馆之。一夕欢宴，邀痴仙、南强、鹤亭、壶隐、沁园诸君作陪。酒阑分韵赋诗，以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为韵。予拈得称字，成五律一首。意不自惬，请任公先生删润，并进而求学诗之道，承教多读、多作、多商量，予甚韪其言。顾以尘杂牵率，兼之蒿目时艰，志纷于自治之请愿，文化运动之参与，旧学益荒，吟咏斯废。己卯九月，旅居东京，偶因颠踬伤足，朋旧诗来慰问，积日成帙，病榻僵卧，百无聊赖中，不得不以诗自遣，开始于酬唱，寝乃购求古人诗集，揣摩吟讽，而东京知好之能诗者，亦时来讲论，不意三十年前，任公先生所授，乃于病中偿之，虽为时短暂，未必有得，而予之与诗作缘，盖以是始。(27)
可知梁任公对于林献堂先生所言“学诗及治学之道”，给予林献堂印象深刻，30年后，依旧念念不忘，遂撰成《海上唱和集》。而其《环球游记》亦有不少地方流露他熟读任公游记及参考其作法。他在访问美国圣佛兰西斯科时，就引用梁启超的见解说：“昔年梁启超先生，来游旧金山之际，著有长篇大章之文，以评论华人优劣之点，颇中肯綮。兹节录其言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丛录数条于下，以作吾人之龟鉴焉。”(28) 该书似其语词格调者累见，可见其崇仰之情及所受之影响。
至于其诗学、治学之道，对林家诸氏亦有所指导(29)，1911年4月22日（阴历三月廿四日）梁启超致林献堂函：“公尝问我以学诗及治学之道，仆未有以对也，卧病中辄复念此，今窃欲有言。公质至美，凡百皆可期大成，岂惟诗者，即以诗论，吾见公所作虽少，顾已知其神骨甚清，是即天之所以相厚也，在加以学力而已，古人言多读、多作、多商量。此虽庸言，然道实尽于是。惟学不可误其途，大抵必读专集，毋读选本；必学大家，毋学近人；先学古体，成就后乃及近体，此其不二法门也。以杜为皈依，始于杜，终于杜，凡古近体悉宗焉。而古体则从昌黎入手，次之以东坡、山谷，然后溯源于陈思、阮、陶、鲍、谢则大成矣。近体则从义山入手，亦次之以坡、谷，而荡之以放翁、遗山。其五律更溯源于王、孟，则大成矣，此外诸家虽不读可也（太白难学、香山禁学）。语此虽似望洋，实则三年苦功足矣，后此不劳而日进，此似博而实约也今请公最初一年勿为近体，惟取杜、韩两集古体悉读之，以成诵为期。初时勿作可也，一月以后，兴至则为之，惟当刻意摹韩，若临帖然；三月以后，韩集略皆上口，杜亦约三之一，则当求多作，月必十首以上，仍专效韩。若无题目，则宜多咏史，借以寄所怀；半年以后，杜集略卒业，则宜苏、黄并读，学韩久恐生气稍窒；学苏、黄则放矣，如是古体已能自成家数；一年以后，则兼学近体，仍勿废古，少陵、玉溪并读；又数月后，乃学黄，又次乃学苏，学苏、黄时以陆为附课足矣。以公之质，若能循此涂辙，三年以后不成名家，吾不信也。虽然，此独就诗言诗耳，道又有存乎诗之外者，昔贤所谓词林根柢也，此非积学无以致之，今公每日晷刻，能以用之于问学者，不审几何，为公之计，宜将此有限之晷刻，用其三之二于他学，学诗则最多毋过三之一。治学宜分专精、涉猎二途，非有所专精，则不能实有之于己；非有所涉猎，则无以博达而旁通也。涉猎固无事指定，专精之书则宜先以四史、通鉴，乃及孟、荀、庄、列、管、韩诸子；谓宜先熟精汉书，次后汉、次三国、次史记、次通鉴，当研朱点之，字字勿放过，此其所需时日已不少矣。”献堂对此函印象深刻，30年后仍时忆起（见前引文）。
1911年5月11日（阴历四月十三日）致献堂函：“吾实自去年始学为诗，专肆力于古体，觉渐有所入；其近体则驳杂无家法，殊不足观也。此次所寄，他无可道，惟于律似尚谨严，视去秋赠公之作觉略进耳（去秋作，后半章法凌乱，其词亦犹稍繁）。以公相亲爱，故不为客气谭，辄将用笔之法略注一二于卷端，以为相观而善之资，而乞有以匡其不逮，幸甚！”4月13日（阴历三月十五日）在《游台湾书牍·第六信》中说：“此行乃得诗八十九首，得词十二首，真可谓玩物丧志，抑亦劳者思歌，人之情欤。拟辑之题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写一通也。”(30) 梁氏另函亦有玩物丧志之语，二次言之，对经国济世之志的梁启超而言，诗文毕竟是小道，然梁氏终无法毅然抛之，断却吟咏，因而毕竟诗歌亦可“陶写吾心”，遂自我解嘲：“抑亦劳者思歌，人之情欤”。1911年5月2日（阴历四月四日）梁启超回到日本之后，先后有致林献堂及林痴仙、林幼春论诗函：
痴公天分绝高，用笔造语往往有新拔处。其病在出笔太易，每篇中恒有失于剽滑率真者，似宜再从昌黎集下番摹仿工夫，植其峻拔兀奡之气，或佐以长吉亦无不可，然后取径山谷，以皈依老杜。东坡非不可学，惟当学其每篇换笔换意处，其剽者切勿效之，此言夫古体也。痴公近体所见甚少，不敢妄评，然总愿稍摆脱苏陆门户，或专取径于小李小杜何如？幼公字字欧心，格律深严，往往有惊心动魄语，是其所长也。然微嫌疏宕之气少，前所读和邱仙根诸律，体貌殆逼盛唐，而神韵未至，若遵此道，恐堕入明七子蹊径。谓宜专宕之以坡、谷，中原诸贤盛学宋诗，虽云取巧，然亦以宋派易为回肠荡气之作，较易有入也。大抵由山谷入杜，确是不二法门，而痴公宜先之以韩，幼公宜先之以苏，（或参之陆），韦弦之佩，殊涂同归，鄙见如此，不审两公以为何如？杜老句云：惬意关飞动，篇终接混茫。愿两公皆于飞动、混茫两境界各下苦功，以求达之。
梁启超在4月22日（阴历三月二十四日）致函献堂时，末云：“痴仙、幼春处，尚欲有书论诗，病新起，成此书已惫甚，故俟异日，幸先为道意。”四月四日此函宜是针对二人之问的回复，可惜痴仙、幼春原函今未得见。梁氏回函则具体呈现了与栎社诸君的交谊，尤其是与林献堂、林痴仙、林幼春等人的深厚情义。对痴仙、幼春诗作之优缺点，详细又委婉的点出，并依个别的差异性，建议学习的对象，如“痴公宜先之以韩，幼公宜先之以苏（或参之陆）”，而其自谓“今方彷徨于诸大家门外，一无所入”，亦从赵尧生学，此虚怀若谷的胸襟，亦足启人无限。实则梁氏以“笔锋常带感情”的写作风格，加上意境精神的革新，即诗人新意的要求，这种所谓的“新文体”、“新的语言”的创作表现，俨然成为梁启超言论思想的特色之一。台湾当然也受到影响，尤其在台湾“以诗代言”所创作的诗词作品，更是鼓励台湾知识分子能表现民族意识，并勇于批评对现实的不满，栎社诸君们的创作风格也有很明显的改变。
梁启超“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即是请四川香松老人赵尧生（熙）指点诗文，其致林献堂信函多次提及学诗于赵尧生侍御，并希献堂诸君函寄诗作请赵氏指导。1911年5月2日（阴历四月四日）梁启超致林痴仙幼春函：“弟之学诗，实始自去年秋冬间耳，今方彷徨于诸大家门外，一无所入，何足以为人向导者，特以诸君子之过爱，苟有所见，不敢隐耳。赵尧生侍御者，当代宗匠也。弟今方从之学，每成一篇，辄钞乞绳墨，此老善诱不倦，每涂乙狼藉，不稍假借也。已为两公介绍于其门，虽未得复章，料当不拒，望两公即钞所作各十数首，弟当为寄去，乞其以诲我者相加，或致有益也。”作者另在1911年5月11日（阴历四月十三日）信函谓：“吾实自去年始学为诗，专肆力于古体，觉渐有所入。”去年指1910年，梁启超自谓此年秋冬间向赵尧生学诗。1911年6月18日（阴历五月廿二日）函：“拙作《海桑吟》经赵侍御改定，谨以奉呈，中所论义法可助学问也，改本弟极宝之，阅后务乞掷还为感。”1911年8月3日（阴历闰六月九日）函：“日来颇有吟咏，今将原稿寄上数纸，请与痴仙、幼春共是正之，此系原稿，阅后仍乞与前所寄赵侍御改本一并掷还为盼。”目前可见经赵尧生删定之作如：林痴仙《陪同梁任公先生莱园小集以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为韵分得十、觞二字》：“风信到栋花，春光将九十。安得李龙眠，画家西园集。大鹏抟扶摇，无风翼犹戢。终胜笼中鸟，振翮长习习。四海原一家，往事嗟何及。不信浊水源，芳草尚足拾。花前说天宝，徒使青衫湿。有酒君莫辞，一口西江吸。”此诗第十四句“徒使青衫湿”，赵尧生改为“惨惨青衫湿”。其二：“烛龙栖寒门，委羽蔽太阳。美人隔西方，脉脉徒相望。何意荆棘中，飞来鸾与凰。天教凡群鸟，五色澹文章。披云睹青天，慰我饥渴肠。可惜望月峰，不共明月光。天际指归舟，后夜即参商。嘉会难重遇，顾君更飞觞。”本诗末句“愿君更飞觞”赵尧生改为“愿君还进觞”。许天奎《铁峰诗话》云：“先生（林痴仙）与任公唱和之作甚多，然均不载于无闷草堂诗钞。尝于说剑书室、得阅其手录梁任公《海桑吟》一卷，中附载先生之作数首，其诗之佳，为无闷集中所仅见。”(31) 至于林献堂之作经赵尧生删定者如《陪任公荷庵两先生雅集莱园以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为韵分得称字》：“大任天方降，从游愧未能。来观沧海日，如饮玉壶冰。兴至忘宾主，悲来感废兴。健康期后会，先借寿觞称。”此首见于《栎社第一集》，然梁任公抄本作“置酒宴佳客，高楼最上层。瘴花沾露发，海月带云升。兴至（赵尧生改为即事）忘宾主，悲来感（三字赵改为伤春老）废兴。健康期后会（五字赵改为劳人为世出），先借寿觞称”。林家诸氏得因梁启超关系而获致赵尧生的指导，相信从改诗中对习诗可有相当的启发。洪弃生《寄鹤斋诗话》云：“近日诗格，有主奥衍微至者……尚有四川荣县赵尧生熙，诗格在高华微至之间，昔乎余不多见。”(32) 当时台湾欲读到赵氏之作诚不易，能获其指导可谓珍贵。吴东晟《洪弃生“寄鹤斋诗话”研究》(33) 即指出赵尧生是洪弃生认为近代“奥衍微至”“高华发扬”诗格中，能加以调和的优秀诗人，因此推崇梁启超在此时所写的《海桑吟》诸诗，为“健笔扛鼎，万夫之敌”、“于吾台痛楚，如睹目前”(34) 之佳作。
从这批书信可见梁启超此时填词兴致颇浓，有不少信函皆提及此事：如1911年4月21日（阴历三月廿三日）：“连日颇动填词之兴，课余辄为之，已得十余阕，今复写二阕（按：即《浣溪沙·台湾归舟晚望》、《念奴娇·基隆留别，和玉田客中别友人韵》）寄上。”1911年4月23日（阴历三月晦）：“又为词数章，先写呈，此词颇自得意，字字皆为台湾人写以事也。词之为道专取诗人比兴之旨，故意内而言外，美人芳草皆所寄托也。公试细读之，当能察其用意所存。痴仙好此道，请出示之，并索其属和也。”从这些诗词的唱和，可理解当时台湾文人兴奋的心情，而其中有不少佳作不胫而走，几乎传遍全台，根据同时代人回忆，凡是对吟咏稍有兴趣者，皆能成诵，如“尊前相见难啼笑”、“破碎山河谁料得”等诗，迄今犹脍炙人口。
从后来梁诗之流传情况、各杂志刊物选录之盛况可以了解其影响所在。《台湾文艺丛志》第六年第一号“台湾名人诗存”录梁启超《辛亥薄游台湾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荟芳楼赋此奉谢》四首（第39、40页）1924年2月15日发行。蕉窗《诗话杂录》亦云：“任公辛亥年游台，寓雾峰林氏莱园，宾主分韵赋诗，极一时之盛。其女公子令娴亦能诗……秀丽之气，溢于言外，一语尤悲壮。”（第26页），《诗报》第六十七号有王清渠编的“遗稿”，辑录梁启超二题六首诗，《辛亥二月二十四日，偕荷庵及女儿令娴乘“笠户丸”游台湾，二十八日抵鸡笼山舟中杂兴四首》、《海桑吟二首》。这期《诗报》发行时间是1923年9月15日，较《台湾诗荟》刊载《海桑吟》（14、16、18号）1925年早。其后《风月报》复选刊《腊不尽二日遣怀》，此诗作于新历1909年1月19日（清光绪三十四年腊月二十八日），岁暮又届，羁留日本，一事无成，思乡怀亲涌向心头。梁氏卒于1929年，此诗再刊距其卒年有10年之久，距其诗歌创作则有30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岸关系有意被日本当局隔绝的情境下，《风月报》何以会再度刊出这些作品？诚令人关注。此外尚有《元日放晴二日雨三日阴霾》：“入春三日觉春深，隔日春如判古今(35)。容我梦腾(36) 行坐卧，从渠翻覆雨晴阴。拥炉永夕成微醉，袖手看云得短吟。落尽檐花无一语，百年谁识此时心”(37)、《奉怀南海先生星加坡兼请东渡》二首(38)、《谢掞东惠寄唐人写维摩经》二首，计录六首。其前录郑孝胥诗四首，许南英诗新嘉坡竹枝词六首、《黄果》、《绿荔》各一首，计八首(39)。所选《庚戌岁暮感怀》则文字出入较多，因此照录(40)。
岁云暮矣夜冥冥，自照寒灯问影行？万种恨埋无量劫(41)，有情天老一周星。催人鬓雪(42) 遥遥白，撩梦家山历历青。今古兹晨同一概，只应长醉不成醒(43)。
鼎湖鸡犬不能仙，一恸(44) 龙髯岁再迁。禹域大同劳昨梦，尧台深恨閟(45) 重泉。斧声烛影由来事(46)，马脚乌头不计年？忍望海西长白路，崇陵草劲雪漫天。
梦短(47) 鸡鸣第一声，明朝冠盖盛春明(48)。家家柏叶宜年(49) 酒，处处驼蹄七宝羹。闻道天门开詄(50) 荡，尽容卿辈答升平。官家闲事谁能管，万一黄河意外清(51)。
故园岁暮足风悲，吹入千门万户中。是处无衣搜杼轴，几人鬻子算租庸。近闻诛敛空罗雀，倘肯哀鸣念泽鸿。金穴如山非国富，流民休亦怨天公(52)。
风雨吾卢旧啸歌，故人天末意如何？急难风义今人少。伤老(53) 文章古恨多，力尽当年随(54) 烂石，泪还天上莫为(55) 河。由来致力(56) 相回薄，山鬼何从觅(57) 薜萝。
入骨酸风尽日吹，那堪念乱更伤离。九洲无地容伸脚，一盏和花且祭诗(58)。运化细推知(59) 有味，痴顽未卖漫从时，劳人歌哭为昏晓(60)，明镜明朝知我谁。
以上选录在“诗坛”，是谢雪渔选编，同时也选录了许南英《窥园留草》里《感时》、《寒夜起坐》、《有赠》三首。这六首作品在文字上与其手稿及《饮冰室文集》都不尽相同，未知依据何种版本？但从战争时期难能可见的中文刊物仍可见到梁氏作品被转载，足见很多旧文人对他仍未忘怀。在《风月报》我们还可看到苏友章《新律声启蒙》：“安对定，险对危。隗相对钟馗。含冤对负屈。须贾对范雎。梁启超、康有为。张显对郭威。豫州骑白马。项羽跑乌骓。牛皐剪径逢鹏举。金斗颁兵会薛葵。商纣散股肱，妲己进谗反五岳。刘璋失巴蜀，严颜中计遇双飞。”(61) 以康、梁二人人名教导幼童对句。至于其它诗选集，如黄洪炎编《瀛海诗集》由台湾诗人名鉴刊行会在1940年出版发行。此集收录了当时台湾之重要诗作，第二部分，名为“雪泥鸿爪”，主要收录来台文人之作，如梁启超、馆森袖海等。而台湾诗话亦经常以梁作或相关梁氏之事为例，吴德功《诗遗》：“有章炳麟者，因党祸作而逃台湾，尝作六才士文一篇，古色古香，其文品在汉魏之间，又有寄梁启超五古，绰有古音，其笔得风诗比兴之体，句中有眼。一篇牢骚之气直欲击碎唾壶。”(62) 《诗录》：“清国政变，康有为去国而逃，吟七律一首，……梁启超去国行云：‘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光（作“功”）。君恩友雠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俗文教咸我同。迩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本邦犹幸非宋聋。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惷惷如赘痈。浮云蔽日不可扫，坐合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景从。一夫敢射一（作“百”）决拾，……’”(63)
文学上的影响，或许还可延伸到创作的心理层面。日治下的台湾文人与梁启超相交，彼此相濡以沫的情感，使得积压已久的民族感情获得宣泄的机会，落寞颓唐的心情感受到抚慰，其诗词之诗题、诗句、诗序中经常出现的遗民、遗黎、遗老等字词，充满了对台湾人民处境的理解和同情，如“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让无数遗老深深感动。因此梁启超与林家之交游，对林家诸子而言，其心理层面上的激励有相当大的影响，林献堂1910年10月函覆梁启超之信即言：“幼春自去岁杪居外艰以来，多愁善病，神气沮丧，是日得书，精神百倍，诗思渐佳，勉索枯肠，敬和大作。”而林氏诸子只要一获接启超之作，其欢欣腾跃之情备见，如曾经递其诗与洪弃生，并嘱和之，1911年3月29日（阴历二月廿九日函）洪氏遂寄《次韵梁任甫与林家诗》及信函给梁启超。而痴仙之和作更多，他不仅自己和作，也三番两次致函献堂诸侄：“闲中何不捻须一咏？诗之工拙都可不论，同心异国隔海唱酬，此日之因缘即他时之佳话也。”而其思想感情确实也产生变化，在政治上之影响既如前述，诗作上也有所转变，“不再只是诉说对于故国的倾心，他看待景物、游历的心境，也变得较内敛，感慨古今变迁之外，也还有更多理性的评价。对于中国积弱的批评，对于过去繁华不复见的坦然面对，这样的清醒不像是过去他常见的忧闷感慨”(64)。
五、余论
连横说：“二十年前，余曾以台湾诗界革新论登诸南报，则反对击钵吟之非诗也。中报记者陈枕山见而大愤，著论相驳，栎社诸君子助之。余年少气盛，与之辩难，笔战旬日，震动骚坛，林无闷乃出而调和。其明年余寓台中，无闷邀入栎社，得与枕山相见。枕山道义文章，余所仰止，而诗界革新，各主一是，然不以此而损我两人之感情也。”(65) 当时连横反对击钵吟，提出诗界革新之主张。而至1924年张我军引发新旧文学论战，连横却被张我军斥为保守诗人，极力批判旧诗人(66)。同年，连横曾引一段梁任公对他所说的话：“少时作诗，亦欲革命。后读唐宋人集，复得赵尧生指道，乃知诗为国粹，非如制度物采可以随时改易，深悔孟浪。任公为中国文学革命之人，而所言若此，今之所谓新体诗者又如何？”(67) 对当时新旧文人的诗界革命大有检讨之意，而从连氏用词来看，他对梁启超所提出的诗界革命的口号并不陌生，以当时他与丘逢甲及雾峰林家的关系观察，梁氏的诗界革命对台湾诗坛理应有些关联，但目前仍只能做到透过合理揣测，客观间接的印证，尚待更多史料解决此一问题。
诗界革命中大将黄遵宪、丘逢甲与台湾古典诗界的关系究如何？从现存资料，大抵可获得一个印象，即二人诗作亦同梁启超之作，经常为杂志刊物所转载，甚至在《台湾文艺丛志》上，黄遵宪、丘逢甲的诗作被转载远甚梁作，丘诗有三百多题七百多首，黄诗约八十多题一百五六十首，后来施梅樵甚至有，并谓“余读其遗篇，心为之醉，朝夕不忍释手”(68)。然黄遵宪之作何时流布台湾？台湾文士固然也能从《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杂志中读到，但梁启超1908年邮寄敬赠林献堂《人境庐诗集》(69) 一事，对黄遵宪诗作的传播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契机。丘逢甲也备受梁启超赞誉，称许为“诗界革命一巨子”，丘逢甲是雾峰林家侄孙婿(70)。丘逢甲三弟丘树甲亦娶林献堂堂姐林金盏(71)。逢甲有诗《贺林峻堂内弟朝崧新婚》：“春风吹上七香车，咏絮清才出谢家。嫁得孤山林处士，料应风格似梅花。”(72) 以及林家与之唱和，都可观知丘逢甲与雾峰林家关系密切，尤其是与林痴仙时有唱酬。1910年《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复云：“编辑之余。偶阅饮冰室文集。因其中列有台中邱工部逢甲之诗。许为诗界革新之巨子。而不及施内翰士沾（笔者案：洁，误作沾）之诗。间有谓其偏倚者。然选诗者性各有所近。古来大家诗亦未必人人如意也。殊无足怪。”（4月15日），如此看来，当时台湾诗坛对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应有一定的认知，也自然会于当时的诗歌发挥一些作用(73)。
从黄遵宪《山歌》（又叫褒歌）这一组别具风格的作品来看，其语言活泼天真，表现上则采取谐音、双关等传统的民歌手法，极受台湾文士喜爱。这种歌曲可能是源于山区，但是流衍既久，就不再局限在山区，在广大的农村也流行起来，梁启超来台时所做的十首《台湾竹枝词》，其精神与黄遵宪诗作相通，而其所改作的竹枝词可能就是源于这种内容丰富的山歌。梁氏为广东新会人，他所听的“词”未交代是“译”自闽南语或是客家语，或是经他人转译，但是似乎可以推断他所听到的这种男女相从的民歌，可能就是极盛一时的采茶“山歌”(74)。其《台湾竹枝词》序言说：“晚凉步墟落，辄闻男女相从而歌；译其辞意，恻恻然若不胜《谷风》、《小弁》之怨者。乃掇拾成什，为遗黎写哀云尔。”直接用民歌原句入诗，对诗体的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给古体诗带来一种民间清新的风调。
在上世纪30年代时，明塘《民歌（山歌）由来的概论》一文即将竹枝词列入山歌讨论，台湾山歌举四首为例，其一即是梁启超的“郎家住在三重浦，妾家住在白石湖。相隔路途无几步，肯试回头望妾么？”(75) 由此可知梁氏的竹枝词在当时即被目为山歌，讨人喜爱，同时也可看出其诗传播于当时台湾文坛。到了战后，一位署名“诗坛小卒”的作者在《梁启超台北杂咏拾遗》说：“按任公之竹枝词，乃由相褒歌点窜成章者，20年前，此种歌辞，风靡全岛，尤以茶山为盛。”(76)
不过，梁启超竹枝词之作，在台湾亦有不视为民歌者，在李献璋的《台湾民间文学集》，即将之列于附录里。因为竹枝词固然有俚俗的一面，但是仍然属于文人的创作，较之一般所谓的民歌仍然不同。梁启超竹枝词有自注“首二句直用原文”，或是“全首皆用原文，点窜数字”，这些部分大都保留了民歌的原样，可是既经“点窜”或是改作，就有了文人的色彩，比起一般的民歌仍有差别。但这且不论，诗界革命所推崇的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即是七绝二百首竹枝词形式，此文类在早期台湾游宦诗人极受重视，所累积数量也极多，而其通俗易懂，以俗事俗语入诗的要求也符合诗界革命之理论。
或许，梁启超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诗文界确是革命的代表，其诗界革命之主张，对雾峰林家诸诗人甚或台湾古典诗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收稿日期：2006—12—30
注释：
① 傅锡祺编著：《栎社沿革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170种，台北：台湾银行发行，1963年2月，第67页。
② 参见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年谱》卷1“年谱”（31岁），下附注及《林献堂与梁启超》一文，《台湾人物群像》，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4月，第81、182—186页；叶荣钟《梁任公与台湾》，《台湾文艺》创刊号，1964年4月；黄得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1965年9月，第1—68页；黄得时《梁任公与国民常识学会：留存在台湾的一些珍贵资料》，《东方杂志》复刊第1卷第3期，1967年9月，第66—73页。以上诸文悉有所论述。
③ 本文书信往返多用旧历，而台湾日据时期基本上用新历。故文中阿拉伯数字标示者为新历，中文数字为旧历，下同。
④ 参见甘得中《献堂先生与同化会》，收入罗万俥等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三追思录）》，台中：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1960年，第24—40页。并见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年谱》卷1“年谱”（27岁）下附注，《台湾人物群像》，第73页。
⑤ 叶荣钟编：《林献堂先生年谱》卷1“年谱”（27岁）下附注，《台湾人物群像》，第74页。
⑥ 引自叶荣钟《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1，收入《台湾人物群像》，第15页。及梁启超来台，梁氏复“引世界的亡国埃及、印度、安南等为例，鼓吹民族主义。献堂听后得到相当的感铭云”。见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王诗琅译，第二辑“领台以后之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章第二节第一“中部本岛人之策动”，1939年初版。日本，绿荫书房，1986年复刻版。台北：稻香出版社，1989年6月。
⑦ 参见傅锡祺编著《栎社沿革志略·栎社第一集傅序》：“沧海栽桑之后，我辈率为世所共弃之人；弃学非弃人不治，故我辈以弃人治弃学。”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70种，第39页。
⑧ 梁启超阴历三月廿四日函云：“吾前所言政治、法律、经济、及泰西史诸学，又公所必当有事也。”可见下榻莱园时确实开列过一些新思潮方面的著作。
⑨ 叶荣钟：《林献堂与梁启超》，见《台湾人物群像》，第184页。亦有谓所开书目达一二百种。
⑩ 痴仙《陪同梁任公先生莱园小集以“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为韵分得“十”、“觞”二字》诗云：“花前说天宝，徒使青衫湿。”（赵尧生改“惨惨青衫湿”），此首不见载于林痴仙《无闷草堂诗存》，兹由梁任公手抄本《海桑吟》补录。又许天奎《铁峰诗话》亦有此首，载连横主编《台湾诗荟》下册，第19号，1925年7月15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又林痴仙《赠任公》诗曰：“天地无情飘断梗，江山有恨缺金瓯。”《无闷草堂诗存》，《台湾文献丛刊》第72种，台北：台湾银行发行，1960年2月，第131页。
(11) 对“同化会”投入极深的栎社成员，包括林献堂、林痴仙、林仲衡、蔡惠如。其中林痴仙、蔡惠如两人还曾为同化会生变共赴日本打听消息。台中中学设校活动，则是由雾峰林家发起，全台士绅参与捐款者二百余人，其中栎社社员为数不少。详参叶荣钟《台湾民族运动史》第一章第二、三节，台北：自立报系出版部出版，1971年。
(12) 叶荣钟：《林献堂与梁启超》，见《台湾人物群像》，第185页。
(13) 1918年，惠如倡导将其乡友陈锡金（基六）所创“鳌西诗社”与“栎社”社友合并名开联吟会——“栎鳌联吟会”，遂于9月20日（阴历八月十六日）集会蔡家之伯仲楼。当天到场参加者有栎社社友陈基六、王学潜、傅锡潜、林幼春、陈槐庭、庄太岳、林载钊、陈瑚、陈贯、郑玉田及主人蔡惠如等11人；鳌西社友则有郑邦吉、蔡诒祥、蔡念新、李玉斯、杨肇嘉、周步墀、杨焕章、杨丕若等人；来宾有台中陈若时、黄尔竹及新竹郑养斋、郑虚一、林荣初、张息六、张镜邨、曾宽裕诸氏，济济一堂，堪称盛会。席间蔡惠如“深慨汉文将绝於本岛，倡议设法维持”（以上见《栎社沿革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170种，第12页），栎社、鳌西吟社诸君子深有同感；于是1918年10月，蔡惠如、林幼春、林献堂等发起另立“台湾文社”。施懿琳认为：“虽然1918年以降，世界思潮激荡澎湃，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首相，逐渐将日本带入现代化的民主时期。但是，面临被日本同化命运的台湾人，却强烈地感受到汉文即将消逝的危机，这或许是彰化崇文社与台湾文社为什么会在1918、1919年先后成立之故。设立这个组织，创刊这个杂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延续汉文。”见施懿琳《台湾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台湾文艺丛志〉为对象》一文，“栎社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县文化局，2001年12月8—9日，第1—24页。
(14) 《戊午年八月十六夜伯仲楼雅集》、《伯仲楼雅集席上赋赠蔡君惠如》二诗分别见《鹤亭诗集》（上），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0页。
(15) 参见《台湾文社设立之旨趣》，文载《台湾文艺丛志》第1号，1919年1月1日。
(16)(19) 原先是每月出刊一次的“月刊”，1922年改版为《台湾文艺旬报》，每10日出刊一次，页数由50页左右减少为10页左右，后又改回为《台湾文艺丛志》月刊。关于台湾文社及《台湾文艺丛志》成立、发刊的大致情形，可参见施懿琳《台湾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台湾文艺丛志”为对象》。《台湾文艺旬报》可见台中佛教会馆藏期刊数码电子档案。
(17) 廖振富论及栎社诗作摆脱保守陈腐的旧传统包袱，曾举栎社击钵吟诗为例，以时事为题有《孙文》、《袁世凯》、《狱》、《迅雷》，以新文明为题者有《眼镜》、《电灯》等。如果就其个别诗人的诗集综观，其维新、不抱残守缺的精神在诗集内容上也是随处可见的。“新题诗”（以来自西方的新事物为歌咏对象的诗作）不少，晚清中国也有为数不少的此类作品，可参见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18) 参见杨云萍《〈栎社沿革志略〉及其它》，《南明研究与台湾文化》，台北：《台湾风物》1993年10月，第709页。
(20) 黄得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48页。
(21) 《畅流》第62第6期，1980年11月，第7页。
(22) 梁启超回顾他文风取向的形成时说：“纵笔所至不检柬，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严复称他“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端文字，成绩为多，一时风行，海内为之一耸。其笔又有魔力，足以动人”。见《清代学术概论》，台北：中华书局1956年版。
(23) 陈衍（石遗）辑：《近代诗钞》，台北：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4) 每次忆起林献堂演讲后，面对群众的热情，民族运动的场面，便连想到梁任公先生那句“艰难兄弟自相亲”的诗句。见叶荣钟《杖履追随四十年》，《台湾人物群像》，第33页。
(25) 林资修（林幼春）：《南强诗集》，载《台湾先贤诗文集汇刊》第一辑，台北：龙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页。
(26) 傅锡祺编著：《栎社沿革志略》，《台湾文献丛刊》第170种，第43页。
(27)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2“遗著”，载《海上唱和集·自序》，1960年，第1、2页。1940年9月写。
(28)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2“遗著”，载《环球游记》，1960年，第91页。
(29) 林痴仙1910年9日（月不详）记载：“行事豫记：自本月起，经定读诗经；古文定读曾文正经史百家简编；诗定读苏文忠集；词定钞读周姜吴周王张六家；史定阅前汉书；故事定阅子史精华；新学定阅法意及清国行政法；字定学欧右，无论何种，每日必从事焉。”亦对自我有所期许，自订日课。启超此函谈论得更细腻，对林痴仙亦宜有帮助。
(30)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附录二》，台北中华书局1957年版。
(31) 许铁峰：《铁峰诗话》，收入邱秀堂编撰《鲲海粹编》，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80年3月，第202页。
(32) 洪弃生著，林文龙编：《寄鹤斋诗话》，台湾省文献会1993年版，第147页。
(33) 台南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论文，2004年6月，第209、210页。
(34) 洪弃生著，林文龙编：《寄鹤斋古文集》，台湾省文献会1993年版，第361页。在此之前，洪弃生对梁氏维新诗人之评价是不佳的：“无如又有维新辈之夹杂其间，而诗坛魔语又除之不能尽矣。”《寄鹤斋诗话》，第129页。
(35) 梁启超手稿：《饮冰室文集》（台湾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同）作“春抱漫漫自满襟”。
(36) 梁启超手稿：《饮冰室文集》作“懵腾”。
(37) 梁启超手稿作“此意费推寻”。
(38) 选编者谢雪渔于诗末谓：“先生以己亥二月去日本，有诗云：樱花开罢我来迟，我正去时花满枝。半岁看花住三岛，盈盈春色最相思。”
(39) 《风月报》第69期，1938年8月1日，第19页。第71、72、75期后仍录郑孝胥、许南英诗。第73、74期许南英诗。第69期之前几期亦是录郑孝胥、许南英诗。
(40) 《风月报》第70期，1938年8月16日，第19页。
(41) “劫”，《风月报》作“数”。梁启超手稿作“何限恨埋千亿劫”。
(42) “催人鬓雪”，梁启超手稿作“侵颠霜雪”。
(43) 梁启超手稿作“未应词客独飘零”。
(44) “恸抱”，《饮冰室文集》作“一恸”。
(45) 梁启超手稿作“闭”。
(46) 梁启超手稿作“杯弓蛇影从何说”，《饮冰室文集》作“杯弓蛇影今何世”。
(47) 梁启超手稿作“紫陌”。
(48) 梁启超手稿作“城”。
(49) “年”，《风月报》作“春”。
(50) 梁启超手稿作“淡”。
(51) 梁启超手稿作“行看烟花正满城”。
(52) 梁启超手稿作“欲写流民图献事，狺狺虎豹守天宫”。
(53) 梁启超手稿作“惊世”，《饮冰室文集》作“伤世”。
(54) 梁启超手稿作“从”。
(55) 梁启超手稿作“成”。
(56) 梁启超手稿作“力命”。
(57) 梁启超手稿作“伓向空山照”。
(58) 梁启超手稿作“摩挱块垒还胜酒，料理香花为祭诗”。“九洲”《饮冰室文集》作“九州岛岛”。
(59) 梁启超手稿作“初”。
(60) 梁启超手稿作“劳劳歌哭连昏晓”。
(61) 《风月报》第109期，1940年6月1日，第32页。
(62) 《吴德功先生全集·瑞桃斋诗话三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版，第109—158页。
(63) 《吴德功先生全集·瑞桃斋诗话六卷》，第249—275页。
(64) 蓝侦瑜：《梁启超访台对传统文人的影响之考察——以林痴仙为分析对象》，《岛语：台湾文化评论》，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65) 连横：《余墨》，参见连横主编《台湾诗荟》下册，第19号，1925年7月15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460页。或《诗荟余墨》，收入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雅堂文集》，台北众文图书公司出版，1979年3月，第294页。
(66) 连横虽被张我军所批判，但从民间文学的保存及其一些专著来看，连横反比张我军更积极的推广所谓的“我手写我口”，只是他们所采用的口语是更贴近台湾社会的闽南口语。
(67) 连横：《余墨》，参见连横主编《台湾诗荟》上册，第2号，1924年3月，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00页。
(68) 见《丘黄二先生遗稿合刊》自序，台中州东亚书局1942年版。
(69) 信函云：“人境庐诗集奉赠。初杀青，尚未布于世也。”唯笔者所困惑的是，何以《台湾文艺丛志》转载梁氏作品远不及丘、黄二氏，其中缘由尚待进一步讨论。
(70) 1902年，丘逢甲为雾峰林献堂祖母罗太夫人撰祝寿文《恭祝诰封恭人林大母罗太恭人八旬开一寿序》，即自署“侄孙婿”。丘秀芷提供此文有按语说：“逢甲公娶的是林献堂的堂姐，名为卓英之灵位。……是年莱园筑成，莱园之命名为逢甲公所定。”并说冥婚问题此事系记载于族谱中，1877年时曾祖父在大坑开垦，雾峰林家来说亲，以年幼未得功名，辞，雾峰林卓英（林献堂的堂姐）不久后过世。1885年与雾峰林文钦（林献堂的父亲）同赴福州参加相试，二人均未考取，林文钦欲逢甲公娶林卓英灵位，在回台途中遇大风浪，从船上似乎看见女子形象，怪逢甲公未考取系因未娶其灵牌位，于是次年（1886）往雾峰迎林氏灵位。《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补编》，逢甲大学人文社会研教中心主办，1997年2月，第90页。
(71)(72) 《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补编》，第90页。另参见《丘逢甲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833、834；135页。
(73) 王惠铃博论曾分析丘逢甲发表于《清议报》的17题45首诗作，得知其价值位于“诗界革命”初期以诗为剑、宣扬维新的功能与意义上。并比较丘逢甲与黄遵宪在“诗史”、“讽刺诗”、“新题诗”写作特色上的不同，进而观察日据时期台湾诗界革新与论战的过程，和《岭云海日楼诗钞》在当时台湾诗界被重视的情况。见《丘逢甲、“诗界革命”及其与日治时期台湾传统诗界的关系》，东海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74) 林小眉的《东宁杂咏》作于民国初年，距离宣统三年梁启超创作《台湾竹枝词》的时间很接近，他指出当时这些采茶歌称为褒歌，一时之间曾风靡全岛，以上所述，参见翁圣峰《清代台湾竹枝词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133页。
(75) 歌词稍有出入（原文为“路头相望无几步，郎试回头见妾无”），见《南音》第1卷第2号1932年1月，第11页。
(76) 《台北文物》第4卷第4期，195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