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深度报道的发展与“回归”——从CCTV《焦点访谈》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点访谈论文,试论论文,深度报道论文,CCTV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CCTV推出了《焦点访谈》。它异军突起，长盛不衰，引起地方台的群起仿效。这一类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具有“深度报道”的一些典型特征，或者说，它们是电视化的深度报道。它们具有报刊平面媒体难以比拟的传播广度及巨大影响，可以说，今天“深度报道”的主要领地，已经转移到电子媒体上了。
告别“热点”
“深度报道”最早始于所谓“二次报道”，有人也称之为“第二落点”报道。它是一些在日报挤压下的周报为弥补时效性较差的弱点所做的竞争尝试。有人概括说，它的任务是把日报“一般动态化报道所内涵着的但又难以或不能放大和做足的新闻价值的核心部分，利用必要的背景性材料和多种手段放大做足”。
不过，“深度报道”的真正走红，却是与所谓“热点报道”同步的。在80年代后期的新闻界，这两个非传统的概念几乎是一对同义语。而《焦点访谈》以“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来标明自己的宗旨。“热点”风光犹在，但退到了第三位。
那么，“热点”与“难点”有什么异同呢？为什么会弃“热”而尚“难”呢？所谓“热点”就是较大社会空间内不同领域和层次内不同人们的“趋同”行为。它来势很猛——“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酝酿和萌生，但刹那间就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难点”总是指那些长期存在或积累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不会无迹可寻，也很少突然爆发。当然，一些“难点”同时又是“热点”，二者有若干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一定社会矛盾的产物或表现，都具有显明的歧义性。“热点”与“难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自发性。如果说“难点”往往是政府和老百姓都头痛和关注的事情，那么“热点”一般总是为某种非官方力量所驱动，并意味着这种力量的形成和凝聚，它是新事物的生长点、旧事物的衰亡点以及新旧事物的碰撞点，其本质就是对传统的挣脱和突破，因而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这使它总是成为官方舆论批评的焦点。
但“热”又是相对于“冷”而言的，没有一个热点可以长期独领风骚。一些热点迅速地成为常规，新的热点又在迅速地崛起，成为舆论关注的新的中心。也就是说，“冷”不是消失，它只是被替代，被转移。而且，随着社会节奏的日益加快，热点转移的频率也越来越快，以至出现所谓“热点群”。这时，已经没有一个热点可以像它们的前辈那样独占舆论的中心，以至像到了90年代，长于追踪热点的媒体人开始谈论所谓“无热点”现象。
而“难点”却永远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总是从相对比较容易、看得比较清楚的问题入手，难题总是被推到以后。而积累起来的种种难题，又常常交织、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解决它们的难度。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迎来了“难点”的时代。
于是，“热点”报道盛极而衰，“难点”成为今天“深度报道”的第一题材。
辨析“深度”
也许正因为如此，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一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在追求“深度”的同时，具有了更理性更务实的特征。它代表了一种倾向：在告别“热点”题材后，“深度报道”也告别了一度盛行的“暴露”、“批判”和“宣泄”，告别了以这种基调为代表的情绪化、片面性和“煽情”。
“深度报道”面对的一般都是大问题，它当然要求具有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但这并非是“愤世嫉俗”的同义语。舆论监督从来就是“深度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后者的全部内涵。在这里，《焦点访谈》制作的一批优秀深度报道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并非只有对阴暗面的揭露和抨击才需要“深度”，或者才能表现出“深度”。
《焦点访谈》报道的重要题材，大体上分两类。
一类是揭露、抨击腐败、不正之风、“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这类报道在揭露社会丑恶方面不但是大胆的，而且充分利用电视的优势追求和达到了高度真实。但它同时展示了党和政府坚决打击社会丑恶的决心。昂扬正气，讴歌光明，揭示历史发展的前景，表现强烈的社会正义感。
但《焦点访谈》更注重的是另一类题材，即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难。例如城市交通、环境污染、住房困难、下岗，农业投入不足、产品质量差、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不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报道也可以纳入舆论监督的范畴，但它们与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的长期存在，固然有工作失误、官僚主义等主观原因，但主要是“客观性”问题。《焦点访谈》等优秀“深度报道”对这类题材的处理，可以概括出一个总线索，那就是“国情制约”。就是说，它们以国情（省情、市情）作为宏观参照系，在实事求是地反映困难和问题及其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和不便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反映和分析各种客观制约因素，揭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条件。应该说，“深度报道”的“深”，本质上更应该体现在这里。那种一味的宣泄和暴露，似乎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意见，但脱离了对国情国力的客观分析，取消了在对策和政策宣传方面应尽的责任，实际上是不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愿望的。
“国情制约”的总线索，还使这些优秀的深度报道在总体上揭示这样一个曾经被我们严重忽视的真理：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有限的财力与资源的尖锐矛盾面前，党和政府不过是利益的调节者。它只能集中力量首先解决最为紧迫或最为关键的问题，而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把所有的事情办好。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不表现为可以满足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所有要求，而恰恰表现在首先解决那些关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键问题。就是说，党和政府所能做的，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是“大利”与“小弊”的选择，“先做”与“后做”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以往的“正面报道”，则长期存在着一种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宣传模式，即只宣传成就，而绝不或很少涉及问题和困难。这种宣传，客观上把党和政府冲化为无所不能的造物主，“深度报道”实际上是在摆脱这种僵硬模式的尝试中脱颖而出的。但在其初始阶段，它重在反映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意见，反映那些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片面性。而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优秀的深度报道，在继续坚持这两个基本入手点的同时，更注重从宏观国情这个最大的参照系出发，说明解决这些问题的制约条件和政府的难处，宣传政府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和计划，解释这些选择各自的利弊，从而呼吁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理解和“同心”。就是说，今天的深度报道，变得日益冷静和客观，说明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在利益多元化及其导致的社会利益集团的摩擦日益增多的时代，局部的牢骚和意见将长期存在，这是客观的必然。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媒介在不漠视困难和问题的前提下，应该更多地承担社会润滑剂的作用，而绝不能图一时的痛快，发泄一通了事。
这样看来，优秀的深度报道本质上仍然属于正面报道范畴，其“深度”所在，主要就是揭示客观报道对象本身的辩证法。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困难与成就，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问题和困难，是任何“成就”的出发点和基础，成就本身就是对旧有问题和困难的解决，而旧问题旧困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和困难。因此，问题是成就的伴生物，目前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和困难，本身就是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曲折表现。揭示这一点，应该成为深度报道的重要任务。
这就启示我们，不能把“正面报道”和“批评报道”对立起来，不能把这两种新闻体裁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一说“正面”就只能是成就或先进事迹的报道，而绝不能涉及问题；一说批评报道或“问题报道”，则一味地揭露和批判，而不能谈及成绩。这种认识和报道模式，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甚至导致对成就与问题的报道的简单量化——所谓“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这忽视或漠视了具体报道对象中客观存在着的成绩与问题的辩证关系。应该说，挣脱这种形而上学，是“深度报道”崛起的又一重要原因。它把成就报道与“问题报道”有机地结合起来，变成一种新型的正面报道，一种充满辩证理性精神的报道，迅速走向成熟。
综上所述，“深度”的本质，其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对报道对象的内在矛盾和规律的深刻揭示和把握，就是对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追求。所以，它的基调应该是冷静、清醒、客观的，是充满辩证理性精神的，这种精神，是深度报道的本质追求和灵魂，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回归“报道”
“深度报道”的走向成熟，使它在题材和体裁上也必然出现一种“回归”的趋向。
首先，深度报道告别了长篇大论。曾几何时，鸿篇巨制曾经是“深度报道”最突出的特点。在一些报纸上，一版一文的所谓“独头蒜”，甚至成为一种固定的版面和常用的报道手段。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当消息、通讯和评论等传统新闻样式无法承载和包容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时，那巨大的负载的确需要相应的空间来表现。但是，矫枉不能过正，过度的长篇及其过度集中，也要付出代价——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多少人有足够的时间拜读这些大作呢？
归根结底，“深度报道”是新闻制作的一种思想性方向上的追求，但它仍然是新闻，仍然是“报道”。理性的深刻是任何优秀新闻作品的共同追求和品格，它应该而且主要表现在新闻事实及其组合的深刻之中，而必要的议论，除了画龙点睛外，主要也是作为这种“组合”要素而发挥作用的。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本身的真理性来体现事物内在规律的真理性，这才是“深度报道”样式上的本质规定性和最高追求。
正是在以上两个方面，优秀的电视深度报道令人耳目一新。一个以“娱乐性”为主要内容的媒体，本身就不可能容纳几十分钟的长篇大论，何况它还必须以形象的声像画面为载体。这种特征，在报刊深度报道盛极一时的年代，曾经使电视工作者为自己的落伍而苦恼。但在久久的徘徊后，它终于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独具魅力。《焦点访谈》只有十几分钟，声画并茂之中，“深刻性”并没有被牺牲。相反，深刻的理性和思辩被包容在生动的事实性画面之中。至于议论，在这些报道中同样存在，但它是必要而精当的，是为表现事实服务的。
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目前风行的“组合式”报道。以最近的CCTV“法兰西之夜”为例。作为一个庞大的板块，它穿插和交织着对世界杯历史上恩怨兴衰的背景回顾，对赛场内外奇形怪状的众生相的展示，甚至还有以往几乎属于报刊专利的肖像性照片、进球图解、镶嵌着精言妙语的“题板”等等。所有这些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画面，几乎都是昨夜或今晨刚刚发生的“事实”。而将它们巧妙剪裁和组合起来的，则是主持人和嘉宾对精彩场面和经典入球的评介和解说——它绝对是“专家”级的。谁能说它不是关于体育的“深度报道”呢？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报刊上开始出现了专题性的版面。它不同于以往的专刊，尽管它同样由众多的丰富多样的栏目和长短不一的文章组成，但它集中展示和服务的，却是一个特定的新闻事实。就单篇文章来说，它回归了新闻体裁传统的短小精悍的特质，但在版面整体上，它又通过多个角度和多种相互组合的材料，实现着对某个重要新闻事实所内涵着的深层信息的深刻揭示。既回归了传统的样式，又避免了“独头蒜”式的长篇大论和单一形式的枯燥，这就是今天“深度报道”的新追求。而电视媒体很快发现，自己其实是最适合于这种深度报道的新样式的——用电视所独有的画面形象来充填那些丰富多彩的栏目和报道形式，其效果和冲击力将是平面的报刊媒体所不可比拟的！
向事实回归，向老百姓回归，甚至向传统的短篇样式回归；所有这些，都是向“报道”本身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在更高的“深度”层次上实现的。经历了这样的“否定之否定”，我们的新闻已经本质上改变了模样——翻翻十多年前的报刊头版，想想那时的电视新闻，不是恍然有隔世之感吗？
而所有这些“回归”，使以前关于“深度报道”的形式特征的探讨和争论，变得意义不大了。企图像新闻教科书对消息、通讯的定义和规范那样，将深度报道在样式的规定性方面统一起来，是没有多大必要，也是不大可能的，正像有的同志所说，“深度报道”是一种新闻边缘文体，是一批区别于传统新闻样式的以追求“深度”为己任的新闻边缘文体的统称，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样式上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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