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与重构：西方“马克思学”视域里的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们
杨丽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5)
[摘要] 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们的相遇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重构是思想界的重要事件，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议题。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们在比较视域里展示了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们的批判性对话空间，推进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新进展。该领域呈研究主题现实化、研究范式“解释学转向”、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立场弱意识形态化等四大发展趋势。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过程哲学等三大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活力，也开拓了新的问题域。
[关键词] “马克思学”；重构；新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思想家们反思当下时，马克思的幽灵总游荡在他们的思想图景中。无论是亲近的还是相异的思想流派，他们总要遭遇马克思。基于各自的视角，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对马克思进行了重构。这既带给了我们不同面相的马克思，也在其他思想流派中注入了马克思的色彩，并生发出新的问题域。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马克思学”研究者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思想事件并将之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总体而言，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们的关系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比较性特征。马克思与福柯、维特根斯坦、怀特海、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海德格尔、阿伦特、福山等当代思想家之间或明显或隐微、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为研究者们所关注。他们倾向于将马克思置于现代思想史中进行考察，强调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之间共同的现代性背景，建构他们之间的对话空间，在当代现实的历史社会问题域中挖掘马克思思想的价值。从学科史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些研究成果虽非显学，但不乏生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活力，丰富拓展了21世纪西方“马克思学”研究。
一、总体趋势
该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总体数量不多，且主题分散、观点各异、立场多元，很难被简单地归为几种研究模式或流派，但总体上呈现出四个趋势：
一是研究主题呈现现实化。现有研究较少地从马克思问题域本身出发进行理论挖掘或拓展，而是倾向于从当前现实问题出发来碰触马克思。其原因有二：第一是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克里斯托夫·亨宁(Christoph Henning)指出：“相比各种文本解读，社会现实更加有效地揭示了马克思问题的时效性。”*]CHRISTOPH HENNING, Philosophy after Marx: 100 Years of Misreadings and the Normative Turn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Max Henninger, Brill, 2014, P1.马克思的理论高度和前瞻性帮助他们更深入地透析当前问题。第二是马克思主义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自觉地汲取现实的思想资源。一旦历史唯物主义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脱离了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将“失语”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现实。根据当前现实不断反思马克思，这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后继者的历史使命。
鉴于现代性仍是今人所处的大时代背景，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与当代思想家们的对话交锋仍是焦点。如植村(Kunihiko Uemura)在《马克思与现代性》中就指出，马克思严厉批评从国家和经济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对现代性的理解，要突破民族国家的藩篱。*KUNIHIKO UEMURA, “Marx and Modernity”, Marx for the 21st Century, Routledge, 2006, Pp. 9-21.在贫富不均、城乡差距和经济掠夺等现实问题的“逼迫”下，马克思关于再分配与公正问题，尤其马克思与阿伦特的政治思想的比较也是热门主题之一。此外，资本与技术、晚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生态伦理等研究领域都是关注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的研究问题和领域有所开拓。如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在《马克思与林肯：未完成的革命》里指出，美国内战对马克思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大，而在马克思理论的观照下，美国的内战及重建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ROBIN BLACKBURN, Marx and Lincoln: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Verso, 2011.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未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重大学术问题有明显的系统解决或深入推进。与国内多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比较，这些观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原创性和新颖度。
二是研究范式呈现明显的“解释学转向”。张亮教授指出，冷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学”呈现出“解释学转向趋势，即“一些学者不再争执谁的理解、解释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思想的唯一客观解释，肯定每一种解释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进而力图根据自己主体的状况建构出自己视野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张亮：《西方马克思研究的当代进展》，《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20世纪末，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向开始萌芽、形成，21世纪它已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尤其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研究者们认为，重要的不在于结论是否一致，而在于过程是否规范、是否能够自圆其说。他们倾向于在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的比较中挖掘对话的可能性，取长补短，互为借鉴。这种研究范式呈现两种倾向：第一是注重互补性，而非差异性。如安妮·费尔柴尔德·波默罗伊(Anne Fairchild Pomeroy)在《马克思与怀特海：过程，辩证法和资本主义批判》中指出：“马克思需要怀特海从生命理念和目的角度为他的学说奠基，从生产过程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角度为关系共同体谋得一席之地。而怀特海需要马克思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破坏性生产。”*ANNE FAIRCHILD POMEROY, Marx and Whitehead: Process, Dialec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9.第二是注重借鉴性，而非传承性。如加文·基钦(Gavin Kitching)和奈杰尔·普莱曾茨 (Nigel Pleasants)主编的《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知识，道德和政治》所采取的立场。基钦指出，以维特根斯坦式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视角来分析和理解生活世界，会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维特根斯坦主义更为深刻和丰富。*Marx and Wittgenstein: Knowledge, Moralit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GAVIN KITCHING and NIGEL PLEASANTS, Routledge, 2002, P3.
马提亚·弗莱切的《记忆的承诺：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的历史与政治》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和进步理论，将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三者汇集于承诺与记忆的关系星丛中。弗莱切是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哲学副教授，长期致力于德里达研究，对本雅明、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等也有所涉猎，热衷于民主和正义等论题。弗莱切指出，为了达到正义目的，记忆与公正承诺之间的盲目关系给一切暴力手段打上必然性的标记。批判记忆与承诺的关系，目的在于防止公正名义下的暴行再次出现。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思想在诞生之初就参照了历史暴力记忆，但这一点却被历史所遮蔽，被继承者们所遗忘。当下的任务是构建记忆与承诺的星丛关系。在马克思的所有继承者中唯有本雅明涉及到自由未来与苦难记忆的关系，但本雅明在时间概念解释上的缺陷导致“受奴役先人”与“自由子嗣”的对立。此时，德里达的出场成为必要。“德里达的相关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幽灵》，这是在20世纪末对马克思主义遗产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回应。”*[加拿大]弗莱切：《记忆的承诺：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的历史与政治》， 田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德里达揭示出了一个开启历史与现实的诺言，以及未来的无限轮回状态，但他忽视了弥赛亚诉求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以及同文化传承的关系。若没有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政治责任关系的阐释，德里达的责任思想无法成立。因此，德里达也需要本雅明。
福山的“历史终结说”甫一抛出便名噪一时。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将终结人类“史前史”的思想形成正反命题。是共产主义终结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这是新世纪初学界热议的话题。艾力奥特的《视野的终点：马克思、福山、霍布斯·鲍姆、安德森》以“历史的终结”为议题呈现了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者福山、左派代表霍布斯·鲍姆和安德森之间的多元比较，涉及了政治解放、历史哲学、对20世纪的反思和马克思文本的版本编辑等问题。在前言中，作者借梅洛庞帝的话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它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主义能引发分析，为分析定向，能保留一种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自以为是真理的意义上，它显然不再是真理。”*GREGORY ELLIOTT, Ends In Sight: Marx, Fukuyama, Hobsbawm, Anderson, Pluto Press, 2008, xi.由此，作者区分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区分中，艾力奥特以《共产党宣言》为文本依据解读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史前史”终结的思想，并勾勒了马克思的后继者们从考茨基、拉布里奥拉、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陶里亚蒂到霍布斯·鲍姆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作者批评福山只是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进行了“再颠倒”，他并没有真正领会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矛盾”概念，这使他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问题和全球一体化问题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
（二）有利于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保障生猪产业快速稳定发展 分散的小生产难以满足国际标准和要求，难以与大市场对接并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标准化、规模化的生猪生产，才能提高技术水平，也才能根据市场动态组织生产，以高标准、高质量的规模效益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产业稳定快速发展。
阿伦斯的《哈耶克vs.马克思：今日之挑战》聚焦于全球变暖和生态保护问题，希望通过对马克思和哈耶克之间的比较研究应对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作者指出，生态危机不仅仅是通过寻找低耗、低碳的替代资源就能解决的。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由人类历史活动方式引起的，涉及到经济、政治、伦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要真正有效地应对当今全球化的生态危机，需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政治思想、价值伦理以及生活、思考和行为方式。在阿伦斯看来，马克思和哈耶克的思想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源。作者相信：“研究马克思和哈耶克的区别与相似之点、成功与失败之处、政治思想和对社会历史的预判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并且帮助我们面对和克服人类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挑战。”*ERIC AARONS, Hayek Versus Marx: And Today’s Challenges, Routledge, 2009, P1.在这样的理念下，阿伦斯以半叙事的手法呈现马克思和哈耶克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社会条件的思想，分析二者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实践以谋求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作者采用的是一种“严肃但并非纯学术化的”方式,这与该书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初衷是一致的。因此，两位思想家的生活目标、未来“规划”及相关的社会哲学思想是比较的重心所在。
二、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似乎总是难以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双方互为理念的竞争者，致力于争夺思想领导权。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20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政治嬗变、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危机宣告了自由主义理念对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即便是左派领袖佩里·安德森也不得不承认，当代世界秩序的重要特点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并入到新自由主义支配的全球秩序中。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新世纪的历史并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史。周期性的世界危机、经济滑坡带来的全面紧缩政策等使社会矛盾激化。资本主义的多事之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跃之时。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马克思热”持续发酵。于是，把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置于比较视域，成为新世纪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在研究对象上，马克思与福山、哈耶克、阿伦特等思想家之间的比较是热点。在研究主题上，乌托邦与意识形态、21世纪的社会主义形态和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环境伦理、民主与威权主义、公正与自由等问题是讨论的重心。
三是研究主体呈现多元化。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主体以“学院派”为主不同，21世纪的研究人员构成呈复杂化趋势，既有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态度鲜明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既有来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有党派任职人员、期刊编辑；另外还有自由职业者、宗教信徒和青年学生等。总体上刊，学院派研究者数量有所减少，非学院派的人员逐渐增加。如《视野的终点：马克思、福山、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的作者格利高里·艾力奥特(Gregory Elliott)是激进哲学全集的编辑成员、纽卡斯尔大学访问学者，他对阿尔都塞和霍布斯·鲍姆都有所研究。《哈耶克vs.马克思：今日之挑战》的作者艾瑞克·阿伦斯(Eric Aarons)当过鞋匠，二战期间参过战，战后成为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全职工作人员，担任过国家安全等诸多职位，他1951年到1954年赴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后代表澳大利亚共产党访问过多个国家。因研究者们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学术背景，沟通与交流较为贫乏，且由于专业性的增强、研究主题的细化和新术语的不断呈现固化了他们彼此之间交往的壁垒，于是形成了明显的封闭性或者半封闭性的圈内话语和方法；此外，由于问题意识和话语语境的趋近，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在逐渐增强，如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汇集了一批以马克思和怀特海过程哲学为主题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这当中便有中国学者活跃的身影。
四是研究立场呈现弱意识形态化。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国内学术界存在分歧。有的学者强调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化趋势，有的则强调其本质上的意识形态功能。西方“马克思学”在科学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张力值得探索。但新世纪以来，它更多地呈现为“弱意识形态化”而非“去意识形态化”。霍布斯·鲍姆早已注意到：“至少在美国之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尤其是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的方法论立场而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立场早就已经变得更加明显。”*[英]霍布斯·鲍姆：《退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1983-2000》，见吕增奎编著：《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 361页。这与社会历史变化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批判性对话开始成为主流，部分研究不再流于简单的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致力于求同存异，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出发透视和解决问题。当然，字里行间里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还是隐约可见，只不过这种意识形态的身段较20世纪的争锋相对要柔软得多。
与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相比，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们似乎保持着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如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上，艾力奥特的观点代表了许多研究者们的取向。“就目前来看，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没有一个新的起点，而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GREGORY ELLIOTT, Ends In Sight: Marx, Fukuyama, Hobsbawm, Anderson, Pluto Press, 2008, P127.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马克思学”的去意识形态化，而只能说明他们多元甚至模糊的立场以及与新左派相异的理论兴趣。
西蒙·乔特(Simon Choat)是英国“马克思学”学院派的青年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哲学、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后民主问题等。其博士论文《透过后结构主义看马克思：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以批判的对话模式重写了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历史。作者的目的不是要使后结构主义成为隐微的马克思主义，或论证马克思是一位后结构主义的先锋，而是要证明后结构主义是在与马克思的对话中形成发展的。这是“透过后结构主义视角看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在与马克思的比较中，乔特采用了“非时间性”(untimely)的呈现方式。与其他三者相比，德里达是最后一个写马克思的人，但他却被置于福柯和德勒兹之先与马克思对话。乔特希望打破编年史顺序考察的旧法，根据思想家们介入马克思思想的不同层次和主题来重构对话场域。就与马克思的关系而言，利奥塔、德里达处于同一论域，即历史主义的普遍本体论主题，关于起源和历史的观念，二者涉及的是哲学家的马克思；而福柯与德勒兹的焦点则是资本批判层面上的权力与政治，二者涉及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乔特把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解读置于并列的场域中，让它们相互比较和对抗。但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的相遇不是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是在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的交叉中生长出一个新的唯物主义。*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Lyotard, Derrida, Foucault, Deleuze, Continuum, 2010, P172.
三、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敌对的思想流派。乔森·里德认为：“在学院界，至少对‘理论’感兴趣的人来说，近几十年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争吵为标志的，双方互相敌视，争夺着思想的霸权。”*Notre Dame Philosophy Reviews, reviewed by JASON READ,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见 http://ndpr.nd.edu/news/24534/?id=21849但就在世纪之交福山宣告了马克思的死亡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德里达选择在《马克思的幽灵》里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解构式致敬。德里达坦言直陈，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我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我们都是马克思精神遗产的继承人。德里达正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建构一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德里达的华丽转身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以詹姆逊、奈格里(Antonio Negri)、蒙塔格(Warren Montag)为代表的支持派和以伊格尔顿、刘易斯(Tom Lewis)、艾哈麦德(Aijaz Ahmad)为代表的反对派就此展开激烈的论争，使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这些论争说明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这种关联不能仅停留于表面的描述和简单类比式的比较研究，而是需要深入到精神实质和理论境域中，将两者所具有的既相异又共同的精神气质相连接和比较。这正是新世纪以来大部分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比较研究者们所秉持的共识。人道主义、历史主义和黑格尔的批判等主题是关注的热点。
（9）室内自然通风设计计算软件是实现绿色建筑中室外风环境、室内自然通风以及区域热岛模拟等CFD分析的专业软件。
性状:呈椭圆形或长条形,略扁,皱缩而稍弯曲,长3-15厘米宽1.5-6厘米,厚0.5-2厘米,表面黄白色至黄棕色,有纵皱纹及由潜伏芽排列而成的横环纹多轮,有时可见棕褐色菌索。顶端有红棕色至深棕色鹦嘴状的芽或残留茎基;另端有圆脐形疤痕。质坚硬,不易折断,断面较平坦,黄白色至淡棕色,角质样。气微,味甘。[2]不刮皮天麻外皮皱纹多,习称“姜皮”(又称“蟾蜍皮”);冬麻顶端有红棕色至深棕色鹦嘴状的芽,习称“鹦哥嘴”或“红小辫”;圆脐形疤痕习称“肚脐眼”;断面 角质样,有光泽,习称“宝光”。天麻鉴别口诀“鹦哥嘴,凹肚脐,外有环点干姜皮,松香断面要牢记。
弗莱切借助本雅明和德里达重构马克思，但同时他也借助马克思重构了本雅明和德里达。弗莱切同时呈现了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两条不同的理论关系脉络，更为重要的是，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尤其是二者的互补性。但作为一名非马克思主义者，弗莱切的解读目的不在于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或者继承本雅明或德里达的事业，而是建构一种新的解放哲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标、德国批判理论与结构伦理学和政治学联系在一起，形成当代政治哲学的独特视角。
可见，研究者们并不急着去“落实”当代思想家身上的“马克思印记”，他们是否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重要，关键是思想家们如何理解并使用马克思的思想。这使他们很少直接回到马克思，而是通过思想家的视野回到马克思。这种研究范式呈现出“解释/再解释”特征。研究者们自信地认为，这将使马克思走下圣坛，呈现出较为真实的面目，使我们更为亲近马克思，并焕发经典理论的时代生命力。但是这种做法首先继续制造西方“马克思学”所谓的对马克思保持中立的神话，其次无法逃避“六经注我”的质疑。研究者们默许当代思想家们对马克思的重构，又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对马克思进行了再重构。在思想家、研究者这二重的视角棱镜中，马克思不再是一个客观的思想史研究对象，甚至在多元主体的解读下“经典权威的马克思解释”似乎都已不再必要。
乔特的工作获得了多方的关注。乔森·里德(Jason Read)和罗里·杰夫斯分别撰文进行了评介*参见Notre Dame Philosophy Reviews, reviewed by JASON READ,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见 http://ndpr.nd.edu/news/24534/?id=21849；RORY JEFFS, “Review Article: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Parrhesia 14(2012):77-82.，肯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关系上所做的创新性探索。里德认为乔特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另一种历史，就像是“一部描述轴心国赢得第二次大战，或约翰·布朗成功地袭击了哈珀渡口的小说一样”*Notre Dame Philosophy Reviews, reviewed by JASON READ,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见 http://ndpr.nd.edu/news/24534/?id=21849。杰夫斯也指出：“乔特的书为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路径，不再强调旧有的分歧，而是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开放的亲近关系。”*RORY JEFFS, “Review Article: Simon Choat, Marx Through Post-Structuralism”, Parrhesia 14(2012):77-82.乔特展示了后结构主义者们对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但在他的转换性解读和具有争议性的方法中，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初思想也被遮蔽了。
接触交代型铁矿床是山西第二主要类型。该类型矿石品位w(Tfe)平均41.4%，最高可达54%(如壶关县照阳沟铁矿区)，属规模相对小，但品位较高的铁矿床。因此，要想寻找“小而富”的铁矿床，应重点放在狐堰山、塔儿山及虹梯关南部一带，即主要在省内寻找既有灰岩出露又有岩体出露地区。由于碳酸盐受热液热液影响会产生围岩蚀变，即矽卡岩化，因此寻找围岩蚀变带是良好的找矿标志。在野外注意观察有无断裂构造及岩体出露情况。狐堰山地区出露岩体多为二长斑岩，塔儿山一带为二长岩及正长闪长岩类，平顺一带为闪长岩类，因岩体本身铁质含量较高，通常岩体大，所发现矿体越大。
四、马克思与过程哲学
马克思与怀特海皆有各自难以逾越的视域。马克思着重于对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批判；怀特海则乐于徜徉在形而上学的命题世界里。但二者对传统形而上学、现代机械思维方式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过程和关系的重视构成了比较对话的空间。新世纪以来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者或借助于过程思想重新理解和反思马克思，探索马克思与过程哲学之间的亲近性与互补性关系，或汲取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资源发展怀特海式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前者的典型代表是波默罗伊的《马克思与怀特海：过程，辩证法和资本主义批判》，这是迄今为止从过程哲学观点来理解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专著，它从本体论层面上展示了马克思与怀特海之间的互补性。*ANNE FAIRCHILD POMEROY, Marx and Whitehead: Process, Dialec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后者的典型代表是以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Jr.)和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为代表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马克思与过程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范式。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Justin Heinzekehr)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柯布的《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哲学》是该思潮的代表性成果。其基本命题有：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而是现代性及其价值体系；主张“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等。
锦鲤是红色鲤鱼的变种，是一种彩色鲤鱼，因其鱼体表面色彩鲜艳，花色似锦，故得其名。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寓意吉祥欢乐，繁荣幸福，被称为“水中活宝石”。中国自古也有“鲤鱼跳龙门”之说，喻人飞黄腾达，官运亨通。
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的现实背景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灾难。以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为阵营的一批思想家将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基督教神学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结合起来，寻求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新途径。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有机哲学，其理论本质是以怀特海、哈慈霍恩(Charles Hartshorne)过程思想为源头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具有明显的神学背景色彩。这使得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约翰·福斯特和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的差别，前者是以怀特海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后者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美国思想界的新兴潮流，这一概念于2014年由克莱顿和海因泽克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中率先提出。但若追根溯源，该思潮早已有之。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柯布在《是否太晚？》和《为了共同的福祉》中就已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自然性”。*详见http://www.ctr4process.org/.尽管未以“有机马克思主义”命名，但该思潮作为“有机哲学”或“过程思想”的发展形式，其基本理论主张、旨趣和基础已形成并获得一以贯之的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其说是宣告了一个新思潮的诞生，不如说是标志着其理论形态的里程碑式转变。这一转变蕴含着二重向度，一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有机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学习了许多东西，因此欠下了一笔厚重的‘思想债’。”*任平、[美]菲利普·克莱顿.：《生态灾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拯救地球命运的行动纲领——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江海学刊》2016年第3期。二是注入了中国元素。新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毁灭性后果和愈来愈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使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在、流变与系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引起了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中国学者的介入和推动一方面强化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元素，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其在中国的迅速流行。
1.PPP项目涉及税种。税收成本贯穿了PPP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对于政府、企业及资金方的投资回报率有重大影响，项目税务成本的变化会直接影响PPP模式的项目成本和投资回报率。因此分析智慧城市PPP项目的税收不确定性，有助于为三方合作方式提供一般性的税务支持和技术指导，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筹资渠道。
作为一种新型的正在成长中的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尤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尚未盖棺定论。有的学者将之视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或“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的学者将之定位为“正在生成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范式”。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仍存在着较大争议。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资源，但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互补和相互支持的关系而非同质性的关系。柯布及其追随者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特海主义，其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立场。可以确定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学”比较研究的新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于以马克思之名回应了当前社会的重大现实。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于其对当代中国跨越式发展道路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探讨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
收稿日期：2017-11-15
作者简介：杨丽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项目编号：13&ZD07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8]01-0040-06
(责任编辑：周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