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形式论文,经济论文,场域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0)04-0047-08
一、经济学理论工具与形式分析
经济学理论工具在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且具有多样性。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边际分析，以至到发展经济学，都以不同的基点、方法和结论，持续地对人类学研究发挥着影响。然而，自20世纪以来，对人类学领域来说，经济理论运用得最为普遍、影响也最为广泛的，是在西方经济学边际革命基础上所建构的现代主流经济学。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类学的影响力，是随着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1941年对赫斯科维兹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的评论而开始的。而奈特的《人类学与经济学》一文对赫斯科维兹的评论，只不过是对杰文斯在19世纪70年代所奠下的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复述。回应给他的是对“经济原则的直观感受”，他认为：“以感性的观察不可能描述行为的经济特征；而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力图通过归纳的调查去揭示或证实经济规律，是从事于徒劳之举(Knight,F.H.1941∶245)。”
以借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和假说为发端，价格、供给—需求、稀少性、最大化假定以及个人兴趣选择首要性等范畴成为人类学中经济分析工具的中心概念；形成了诸如决策模型、适度征集模型、中心地模型等等经济分析模型的运用；而最大化和均衡两大概念，则是作为其系统模型的主要的结构性支柱。而在模型的逻辑范围内，均衡分析最大化与最大化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区别的。以最基本的供求模型来看，一个市场上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只不过是各个买者和卖者行为规则的总和，它为每一个行为者描述交易数量，这一数量在市场价格的每一个可能数值都会是最合乎愿望的；因为价格的实际数值——从而行为者的实际行为——是由供求均衡的条件决定的，该条件挑选出特定的价格，在此价格上，愿意购买的总量正好等于希望出售的总量。经济学均衡分析的基本精神，以不同的形式变体贯穿到所有的分析模型中，加上一种均衡条件，就是给说明模型特点的数学体系加上一个方程式，从而在模型的范围内，决定另一个变量的数值。
在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体现了静态分析的特质。但是，正如熊彼特所说：“‘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美］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等译，1991∶70）因此，用来解释现实经济事件的理论，实际上假设了适应性变化。而这又涉及了两种主要的假设：一是适应性反应的方向与利润最大化星座的同向变化；一是适应过程最终向新的均衡星座收敛。但是，在不连续的时间间隔中，朝着所谓“正确方向”的适应性调整可能会做过头；即便在连续性的过程中，适应性反应的性质差别（如面对过多需求是增加产出还是价格上涨）也可以影响稳定情况。这样，适应性模型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向均衡收敛的时间路径。这种经济分析最突出的表征，是把各种经济活动的考察抽象化为物流量的分析，在经济流量的数量指标体系的函数变动中，使人们来了解和把握各种经济变动关系；从数量指标上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对经济活动的直观认识；并为衡量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异提出了一种具启发性的方法。
赫斯科维兹的《经济人类学》以讨论“经济的和理性的行为”开始。从而为其把新古典经济理论用于不同社会的经济设置了基调：“在既定时间和既定人们的需求中，所面临的商品的稀缺性，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普遍事实……它也可被视为一种跨文化性，在总体上，个体在其选择的意义上趋向于满足的最大化(Herskovits,M.J.1952∶17-18)。”以相应的方式，弗士在1967年的《经济人类学的主题》导言中，直接把形式概念和经济性联系起来：“即稀缺性的逻辑作用于经济现象的所有方面。无论社会因素的影响多么深刻和复杂，经济概念与经济的概念在根本上是不能分离的(Halperin,R.H.1988∶69)。”
然而，最为不幸的事实是，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在由进化论预设赋予整个时代的理论总氛围的根本性制约下，许多人在运用经济学边际分析的形式定义时，恰恰忽略了这些形式定义的“理想性”涵义，而把这些形式定义分析现代社会（它仅仅只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断代）的具体内容直接套用到所有的社会存在中：诸如在对“最大化”、“理性选择”等概念的运用时，完全变成了追求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或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实体”表述；且是以某个特殊具象为唯一标准的“普适性”表述，也衍生出类似传统小农“无理性”的诸多假说与幻象。可以说，这种对形式概念的普适性运用，在形式的表象下偷运着以唯一标准为参照、以唯一道路为方向的庸俗进化论实体论证内容，恰恰背离了“形式”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所蕴含的理想范式的要求。
经济学理论工具在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导致了不加区别地运用普遍模式的一个消极性趋向：普遍地使许多人把不同民族群体的生产率、积累等的经济增长运动与欧洲化类型的结构运动相等同；在分析世界不同的人类群体时，普遍地以西方社会为基本的参照坐标系。这样的做法，在直接的层面上，是源于经济学理论的熏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却是由进化论预设赋予整个时代的理论总氛围所致。由此在人类学场域中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而为人们所诟病，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形式—实体论战，赋予运用经济学理论工具的此类研究以“形式主义”的称呼。
二、形式主义的队伍构成
形式主义学派的形成，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回应波拉尼挑战的论辩过程中完成的。而波拉尼提出“实体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一对应的称呼时，并非是严格在理论分析工具的层面来进行定义的，毋宁说他更多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定义的，从而蕴涵着最深层的对历史认识论的区分。这样，形式主义者队伍的组成是极为庞杂的：它既有那些在思想深层受到19世纪进化论范式支配或影响，试图把产生于对市场经济分析的那些理论贯彻到原始社会中去的人；也有把“形式”作为理想的理论分析工具，为其研究对象设定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人。从而在经济人类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着为适用性—普同性和演绎—归纳的争论所困的现象。
例如，早在1953年，索尔·塔克斯(Tax,S.)出版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经济》，便把“工商企业的精神”赋予了帕纳哈切尔的印第安人；1963年，波斯皮西尔(Pospisil,L.)的《巴布亚经济中的卡保库人》，同样称这些民族具有利润动机、经济头脑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无法超越的方式中的个人主义”；英国萨西克斯大学的爱泼斯坦(Epstein,T.S.)在196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原始与现代》一书，亦同样成为了形式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布利斯和斯特恩1982年《巴伦布尔：一个印度村庄的经济》，也是把新古典理论用于人类学研究罕见类型。在卡尔·波拉尼眼中，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形式主义者所有人的老师，以其早在1921年研究，展示了人们获取经济的实体定义的出发点，而形式主义的错误恰恰是偏离了这条道路。毋庸置疑，此类分析的理论缺陷，正是从形式的“普同性”涵义中衍生出来的。库克1966年的《“反市场”意识的废弃：对经济人类学实体主义研究的批评》对波拉尼实体主义的批评，不仅是经济人类学中形式—实体论战正式开始的标志，而且也展现这一分析取向中一个主要的认识论缺陷。这个缺陷由对差异性的失误组成，其根本性的原因是，在普同性假说的深层，蕴含着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这样，当早期的形式主义依托于传统经济理论的概念和范畴，尤其是稀缺性假说而展开分析时，其研究成果就受到了种族中心主义深刻危害。
另一方面，经济人类学的形式分析以稀缺性是所有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为起点。如库克在讨论奈特—赫斯科维兹的交换模式时提出，如果经济人类学家不能把边际的概念用于所有的文化，他们便自动地放弃了归纳的（即科学的）方法(Cook,S.1966∶326)。根据这种边际的定义，那些依其性质而非稀缺的商品，诸如在特定条件下的空气和土地，并不进入经济学的场地。仅仅当手段不充裕时才有节俭之需要，并因而产生经济行为。个人行为的经济性，就是对怎样使用他们的稀缺资源，去获得最好的成果而作出选择。对形式主义者来说，正如在其之前的边际主义者一样，为稀缺资源的替换使用而进行的理性计算，成为一个衍生于人的本性的普同性行为。
如果一个人接受这些假说，那么，边际经济学就不是一个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特殊设计的理论；而是可用于任何经济体系的一个普同性理论。尽管经济人类学的形式分析并未表现出一个一体化的理论方向，但他们全都接受了边际效用经济学的概念与范畴的普同化的适用性。在经济学成熟原理对人类学幼稚学科的强大影响下，赫斯科维兹和弗士，都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范畴，都接受了稀缺的普同性，并把它用为其论著中的常量，来试图创建一个科学的经济人类学。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能够假定稀缺资源，并只要能计量事物，就可能把经济人类学作为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小规模的变体予以操作。
施奈德在主张微观经济学概念的适用性时，也在理想意义上使用形式一词。他在1974年的《经济人：人类学的经济学》中，把莱昂内尔·罗宾斯对经济的定义——趋向替换性目的的稀缺资源配置，并在1974年的《经济人：人类学的经济学》中，把它摘引为“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最为厚爱的”一个定义(Schneider,H.K.1974∶17)。同时，他又把形式——实体论战的特征归于“某些时候在形式理论——制度描述的经济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的范围，而增添了混乱。他认为，制度论不是理论的，而形式论既不涉及制度也不涉及描述；并认为：“形式主义在处理极易量化和明显定价的价值时是最为容易的。”这便使他趋近了韦伯的经济理性的形式立场(Schneider,H.K.1974∶16)。
可以看到，形式主义并非一个完整的或封闭意义上的学派。在形式分析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如被称为形式主义者的爱泼斯坦，其对印度乡村研究的许多成果，也曾得到过波拉尼学派的首肯。贯穿于经济人类学的历史，形式概念已成为同其假说基点相对照的二分法的一部分。该词在二分法中的许多使用是相似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同一的，但又载负着不同的涵义。如马克思理论就有一个明确的公式化外观，其所涉及的方法与概念与那些构建形式模式的人所使用的是如此的类似，而同时，马克思“社会”分析的基石意味着他的分析单位是制度，又表现出明确的实体成分的分析。这或许就是马克思理论具有如此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或许也正是基于此，产生了跨越形式—实体之间的、与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某种关联与转换。如库克(Cook,S.)1982年的《萨巴特克石匠：墨西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乡村简单商品生产的动力》，史密斯(Smith,C.)1982年的《有新经济人类学吗》，1983年的《世界体系视野中的区域分析：对不平等发展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批评》等。
形式分析者的一个共通之处，在于其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搬用到经济人类学中；都没有考虑到在理解不同社会的经济活动时，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建构。此外，在这种用数理经济学模型解读不同社会经济的努力中，输入模型的基本数据，如果根据以市场经济为标准的进化论认识基点来确定，那么，所谓“科学”手段的应用，也无法保证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或可靠性。然而，在理想的理论分析工具的层面上，它就展示了一种方法扩展的前景。为我们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运用数量模型去模拟不同社会中的系统关联，提供了启示。
三、形式理论的特征和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经济学训练的社会人类学家构组了形式分析的队伍。其理论方法的突出特点，是以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边际分析。这些理论努力，确立了经济学与人类学的联姻。从经济学领域的角度看，无论是理论型的还是较为实践型的经济学家，对这种联系都相当陌生，并对人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感兴趣。但在人类学领域中，对发展感兴趣的人类学家无疑必须注意某些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学模式的普遍运用中，人类学的社会分析角度和关注数据的理论传统，使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分析获得了发展策略研究的特征，也得出了一些有别于一般经济分析的理论成果。也就是说，形式分析对经济学母体的理论搬用，并不仅仅是消极意义的。
形式分析把经济学概念大量引入人类学领域中，对丰富和深化人类学研究内容，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生产要素的分析、经济发展原动力的内源性与外源性、要素效用的关联性、企业家职能、机会成本等概念普遍地在人类学家的著述中频繁出现。并运用这些概念对人类学中的具体事实作出了有创意的分析。
例如，以“经济人”为基本视角来观察不同这一理论出发点虽然的做法，也使其日益卷入了跨文化的分析中，并培育起了对每一发展情况都特别敏感的倾向。正是对“经济人”的强调，使不少的研究成果，如爱泼斯坦关于南印度的早期著作、巴思关于社会变化的开拓性文章《社会变化研究》，都曾强调非西方的土著人民对新的机遇是会很快作出反应的，他们的价值观是不能长久耽搁变化的。爱泼斯坦从1962年的《南印度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到1973年的《再访印度》，都坚持把发展与变化加以区别：前者指生产率的提高；后者则属社会角色的重组，这种重组导致了生产力增长效益更为广泛的分配。而索尔兹伯里则在“武南麻米”研究中，驳斥了19世纪进化论关于非西方经济性质的观点，他认为：“传统社会并非过分保守，并非不可实验，并非纯血统的，并非缺乏远谋，并非没有事先的筹划，并非没有企业家（［美］哈罗德·K·施奈德著，王庆仁译，1993∶40～51）。”波利·希尔从统计学的角度论证了豪萨人农场的重大财产差异，并声称农场的生计与其所掌握的现金是分不开的，从而反驳了把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单位简单等同的论调。理查兹等人也报道了布达干人对棉花价格的反应。
这种把经济与社会过程联系为一体，并介入价值判断的分析，在形式分析把非西方人类群体经济行为的某些明显不经济的特征——诸如变化的缓慢性，对供求关系、价格变化的冷淡反应，优先考虑劳力而非资本集中使用等等——最终视为平衡消费与收入的经济行为进行解释时，却激发了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使更具人类学理论色彩的人们看到，不同人类群体的发展形式，有着与欧洲化形式分道扬镳的形式存在的可能性。如施奈德就完全从技术的角度区分发展与变化，他界定发展为生产率和财富的总增长，无论人们用何种尺度来衡量这种增长都行；与之相对，变化是一种意识的转变，即把财富和经济结构组成新形式的意识转变。如当经济运动从注重于牛群，转变为注重于西方式的现金市场体系，即为变化。皮特对萨摩亚人的研究指出，萨摩亚人正在用资本进行贸易，并使之专门化和进行积累。尽管萨摩亚人的经济和欧洲经济有广泛的类似性，并且该民族往往把发展视为欧化，但他们已赢得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并非欧洲化的。索尔兹伯里的“武南麻米”研究、莫尔曼的泰人村寨研究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研究，都提出了与此相类似的主张。应该指出的是，在形式分析应用中所产生的这种新意义长期遭遇了隐没。
而这些问题对形式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存在于所有社会中的，并常常是不断发展的有关社会生产能力的经验知识，是与这些资源使用的测算规则连为一体的，以确保这些资源的再生产，以及以此而进行的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如理查德·李(Lee,R.)以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的一个狩猎—采集群体，说明了这一情况。拉帕波特(Rappapor,R.A.)对美拉尼西亚的刀耕火种农作者的研究，拉铁摩尔(Lattimoret,O.)、戴森—赫德森(Dyson-Hudson,N.)、古利弗(Gulliver,P.)对亚洲或东非的游牧者的研究，也展现了同样的事实。
在本尼迪克特、贝内特、芬尼、弗士和施奈德等人60～70年代的著述中，都广泛涉及了机会成本的概念。弗士声称，作为抑制发展的高机会成本不完全是传统。贝内特在对北美北部平原居民的研究中，则用这一概念解释了大牧场主、农场主、印第安人、赫特里特人向劳动市场运动的可变率：从劳动者和资本都从劳动市场进入农场的角度而言，由于劳动者受过正规的教育训练，从而使他们得以在劳动市场中有较稳定的收入；农场主则由于其政治的机会成本低，又可得到更稳定的收入，而市场却会因他们的冒险精神使其承担风险，而有了高机会成本，他们进入农业的高机会成本被用来解释其参与政治活动的高比率；与此相对照的是，赫特里特人和大牧场主有着宗教角色和技术专门化的紧密结合，并由于这种角色的持续性，使其机会成本很低。施奈德以东非的个案说明，较富裕的牧民不愿意进入与欧洲人有关的经济活动中，或者说拒绝变化，可能是由于他们在本土的体制中是富裕的，而由于转变，他们不仅在物质意义上，而且在地位上都会比农场主失去得多，这意味着地位也像财富一样，有与它相关的机会成本。芬尼在寻找新几内亚人进入现金收入和“现代”商业冒险的本地动力基础中认为，用机会成本最能说明不同群体对转变的反应差别。艾奇逊则针对福斯特关于农民因商品概念有限而抵制变化的假设，指出是机会的缺乏而不是商品的缺乏，造成了发展的最大障碍。显而易见，与固守文化传统的一般解释相比，机会成本的概念对抵制变化或响应变化的现象所作的解释更为深刻。
此外，形式分析在人类学领域中对经济理论的运用，也对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并对经济学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如经济学的一个传统教条是，非西方经济中存在劳动力剩余和资本短缺。著名的罗斯托模式就是把非西方经济假设为静态的，即产量有一个绝对升限，这是由于资本短缺和劳动力相对过剩所引起的。其理论结论便是，只要有新的资本输入，经济发展就有了治理壅滞的一般方法和一般原动力。而在经济人类学的形式分析中展现了，非西方经济中普遍的情况不是资本的短缺，而是劳动力短缺的模型。爱泼斯坦和格尔兹都把劳动力短缺视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爱泼斯坦认为，劳动力短缺随发展的起步时而扩大，因为普通劳动力是非技术性的和低效的，而生产的发展却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劳动力，于是，技术劳动力越来越昂贵。格尔兹在对爪哇水稻生产制度的分析中指出，由于“农业衰退”的过程、或水稻耕作的继续改进过程的结果不能增加人均产量，资本集中的过程又尚未起步，从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低水平制约了经济增长。这一挑战的本质意义是，提出了使经济学理论适应特殊情况的问题，提出了经济学家需要发展自己的跨文化理论的必要性。在经济人类学老练的形式分析中，首要的因素并非任何分离的生产要素，重要的是要素的比例和如何把各种要素的最高效用关联起来：什么地方劳动力短缺，经济人就会把他的生产资料投放到新的、劳动力资源有保证的地方；什么地方土地缺乏，他们就会把生产资料转而投放到土地有保障的地方；什么地方资本效率低，他们就会寻找新的工具。
又如，就经济学与人类学共同关注的人口与技术这个问题来说，经济学的传统概念曾认为，人口增长是技术革新的函数
，即假设人口增长来自于随技术革新而扩大再生产的新机遇。而博斯罗帕则对此提出挑战，她据边际分析的逻辑论证，技术变化是人口增长的函数，即人口增长促进了技术革新。她认为，当人口增长时，由于休耕期增加了劳动的边际效益差，从而增加了每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为了保证对食物日益增长的需求，农民就必须进行技术革新。由于种种因素使劳动成本失衡，于是要求技术革新达到前所未有的节约劳动力的限度。这在经济学领域和人类学领域都直接开拓了生态分析的路径。所存在的问题如施奈德所说，只是在考虑这一假设的有效性时，“人类学家们似乎想把假设放置在归纳法的问题内。但是该假设却是演绎法的问题，确定它的有效性如何，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而不是要求数据。通过确定与越来越短的休耕期有关的边际劳动，便可以说明该假设的有效性。仅仅描绘劳动模式是不能检验其有效性的（［美］哈罗德·K·施奈德著，王庆仁译，1993∶40～51）。”
形式分析在广泛运用经济学概念的过程中，也把一些原来为人类学所密切关心的问题，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引起了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人们的关注。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哈根就曾致力于从人类学中汲取有关内容，而发展了他的经济变化理论。学识广博的博尔廷认为，不应把经济发展简单地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础上，而应视为新的工具、习俗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即知识的总体变化；发展并非革命，而是选择的突变过程。菲克斯和尚德则以机会成本模式来解释生产类型的转变，为人类学作出了十分有意义的贡献。这一模式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考虑各种条件下的机会成本，并涉及了人口增长与技术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互为功能的关系。施奈德认为，这种为经济学家所熟悉的模式构造，“如果使用得当，对深化人类学对非西方经济和经济变化的评估，可能是最有价值的（［美］哈罗德·K·施奈德著，王庆仁译，1993∶40～51）”。这也启发了一些非洲经济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以新的途径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非洲的历史和政治。如霍普金斯对西非土著奴隶制表现形式的分析；阿尔珀斯对东非贸易问题的研究等等。同时，它还引起不少学者对生计问题的关注，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人类学家所关切的经济脆弱性问题的研究。
可以看到，不同理论分析工具的跨领域使用，并非只是消极和被动的。即便从最初的简单搬用开始，也含有从不同方面对已有的理论分析工具进行检验的积极意义。从对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的理论分析工具的综合运用中，寻找分析问题的新角度，并获得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对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既然“形式”概念具有多层面的涵义，那么，只有充分了解这些不同的涵义特征，或者说，对“形式”所包容的意识形态和分析方法作出区分，才能全面把握形式理论分析的意义所在。
20世纪60年代末期，形式概念普同性解释的逻辑特征几乎消失殆尽。当60年代的形式主义者假定经济生活中的普同性时，70和80年代的形式模型的构建者，为了聚焦于模型构建本身的过程，尤其是促进量化的过程，而放弃了创建普同性的努力。在此过程中，韦伯的形式概念的制度内容也在消退，只存留下了量化的思想；而韦伯关于理想类型的观念奠立了形式模型之根。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指出：“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不仅从客观的观点看是理想类型的，而且从它们应用于主观的过程来看也是理想类型的（马克斯·韦伯著，扬富斌译，1999∶56）。”尽管在实际情况中，不仅不正确的推理或自相矛盾的行为可能比理想类型更为有用，而且在整个行为领域（即非理性领域）中，由孤立的抽象所提供的那种简单性，比具有最佳逻辑合理性的理想类型更为便利；但为了描述一种特殊态度的特性，“有必要阐述关于行动的相应形式的纯粹理想类型”，“只有根据理想类型或纯粹类型，才有可能做出理论上的区别”；“当参照‘类型的’情形时，除非作其他声明，该术语的意义应当永远被理解为‘理想’类型（马克斯·韦伯著，扬富斌译，1999∶54～55）”。韦伯为此作了一个详尽的阐述：“这个观念模型把历史生活中的一定的关系和事件集合为一个复合体，它被视为一个内在相容的系统……它与经验资料的关系完全只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以抽象结构的揭示或质疑所涉及的市场条件下的关系类型，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参照一种理想类型，我们能够使这些相互关系的性质特征变得清晰而可以理解。一种理想类型，是通过片面强调一个或更多的观点，以及对一个广大的许多扩散、抽象、或多或少的存在和偶然缺失的个别具体现象的综合而形成的，根据那些片面强调的观点，把这些现象安排进一个一体化的分析结构中。在其概念的纯粹性上，在现实的任何地方都不能经验地发现这种精神结构。……历史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每一个案中，确定这种理想结构趋近或偏离现实的程度（马克斯·韦伯著，扬富斌译，1999∶185～186）。”
在韦伯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构建模型的基本过程变成了形式概念的聚焦中心。该过程涉及在已知或假设条件下一系列预期假说的建立，以及把这些预期与经验资料相比较。如果我们在理想化设置的意义上理解形式模型的特征，就很清楚，传统的、边际经济学理论具有许多形式特征。弗兰克·奈特(Knight,F.)在赫斯科维兹《经济人类学》中所写的“人类学与经济学”一章，就传统经济学的形式特征对形式模型和经验资料的理想化关系，作了最清晰的阐述：“为了经济学家与人类学家之间更好的相互理解，首要的要求是后者对经济学作为一种原理的阐释——它同基础数学一样很少关联到经验数据——和作为事实的描述性阐述之间的范畴差异有所领悟(Herskovits,M.J.1952∶516,510)。”
这表明，形式模型是在理想状态中，而不是在形式的普同性意义上使用的。理想并不意味着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它们是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产物。任何事都可以为了科学的目的而建立为一种理想。有人认为，如果60年代的形式主义者仔细地阅读奈特的论点，并认识到边际主义者从未想去描述真正的世界，整个关于适用性的论辩或许永远不会发生。但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如亚伯拉罕·卡普兰(Kaplan,A.)在1964年的《调查指导》中的形式模型的概念，就趋近于把形式视为理想的观念；作为当时领悟到形式模型是在理想而非普同性意义上使用的少数经济人类学家之一，戴维·卡普兰(Kaplan,D.)在《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实体论战：对其较广含意的反思》中，强调了形式与本质的区别：“在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围，它是形式化的，而无论怎样都不含有事实的断言。由传统经济学描述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世界……在这个理想化的世界中，经济学家就能以逻辑的一致性、归纳的确定性和常见的数学的优雅来行事(Kaplan,D.1968∶236～237)。”这一论点认为，传统经济学仅只提出了一类形式模型，而不是唯一的形式模型。在经济人类学的历史中，对这一论点的反复无常的批评甚至是最普遍的，即低层次描述的问题没有揭示涵义，而分析单位也没有给定的涵义。当卡普兰正确地看到模型的“形式”特征时，形式模型的实际构建，却未能不参照某些资料、或至少不参照某些力图解释一组资料的假说来进行。资料的收集对模型的构建是关键性的：如果形式模型在一个真空中构建，它们或许就拥有一致性、确定性和优雅的所有特征，但对所讨论的经济过程来说，或许它们也会拥有坏的易变性和坏的分析单位。而理查德·索尔兹伯里对形式主义和形式方法之间的关系论述确为旨趣盎然，因为它把边际主义和形式概念作了分离。正好在卡普兰一年之后，他1969年的《人类学的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罗塞尔岛的案例》，介绍了一种“非古典，非欧几里德经济学”的形式分析思想：“在一个有众多参与者的非零和游戏中，只要人们对聚焦于对赋予了最大可比利益的行为使用最小性策略的问题，就会得到古典经济学形式主义的结果。人类学的经济学聚焦于另外的策略，另外的结算基础和另外的游戏环境。在这些条件下，一种非古典的，非欧几里德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就成为可能(Salisbury,R.F.1969∶75～76)。”
这一重大的转向，提出了怎样恰当地，以及在什么范围内，把特定的形式模型用于分析经济过程的问题。按照定义，所有的形式模型必须以一组假设来运作，而模型的构成和效用所关联的关键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为特定的模型提出分析的假设程式？至少从理论上说，假设依赖于调查的问题，以及由问题所决定的合适的分析单位。许多同样的假说和同样的单位可用于不同社会类型中的不同问题。
例如，用于分析渔猎—采集者生存策略的模型的多样性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诸如夏皮罗(Shapiro,C.)应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对原始社会进行经济分析，并得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个别结论，普莱特纳(Plattner,S.)应用计算机整理了有关墨西哥东南部经济中的商队活动资料，并在1975年编辑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库克1973年的《经济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分析中的问题》；都表现了把“形式”作为理想的理论分析工具的运用。而一些关于渔猎—采集者征集策略的形式模型得到了最新的发展。其中，适度征集策略模型与生态模型的运用尤为突出。如卡什丹(Cashdan,E.)1983年的《人类征集者的地区性：生态模型及其对四个布须曼群体的运用》，李(Lee,R.)1979年的《一个征集社会中的男人、女人与工作》，温特霍尔德(Winterhalder,B.)和史密斯(Smith,E.A.)1981年主编的《渔猎—采集者的征集策略：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的分析》，贝廷格(Bettinger,R.L.)1980年的《渔猎—采集者适应性的解释—推断模型》，珀尔曼(Perlman,S.M.)1980年的《一个安乐死模型：临界变异与渔猎—采集者的行为》，马丁(Martin,J.F.)1983年的《适度征集理论：对一些模型及其运用的回顾》等。对一些相同的和许多不同的假设与分析单位的运用，也同样表现在农业决策的模型中。如巴利特(Barlett,P.F.)1980年的《农业决策：人类学对乡村发展的贡献》，奇布里克(Chibnik,M.)1980年的《紧张工作或怠工：在伯利兹乡村经济作物与工资劳动之间的选择》，1983年奥蒂兹(Ortiz,S.)编辑的《经济人类学：课题与理论》希尔和霍克斯1983年的《巴拉圭东部阿舍人中的新热带区狩猎》等等(Halperin,R.H.1988∶75)。
在表象上，这些模型依然显现为经济人类学形式分析的一种细微转换的变体。作为普同性解释的形式主义和作为分析方法的形式模型，依然是以人的经济性为两者同样的显著特点；但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在形式模型中，人的经济性只作为一个理想性要素起作用，而不是像60年代形式主义概念中的普同性要素；在这样的框架中，人们可以假定许多与可计量的现实相对立的不同的理想。这表明，只要弃除形式理论的普同性或种族中心主义的假说，或者说，不是把它用于阐释性的目的，而是把其使用限定为简化的预测与描述，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获得了一种方法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这种极具启示性的方法，是应该在经济人类学领域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的。
从一种分析方法的角度看，型式模型把模拟的或理想的秩序与真正的秩序相比较，并通常地但非必然地涉及于数学。道格拉斯·怀特(White,D.)就数学、形式模型和量化之间的关系说：“由数学所引起的当前模型的许多问题与人类学理论有着如此总体性的关联，以致产生了应否对数学人类学的冠名给予信任的疑问。使其结合于这种规程下的东西绝非量化，它覆盖了数学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数学以科学来承担的使用公理推理的普通的逻辑次结构。现代数学思想的主要介入，已优化了数学化分析体系的逻辑支柱。”这种公理推理的概念，“源于公理性理论的模型包容着在一组公理和源于公理的一组结论之间的等值性的一个逻辑结构(White,D.1973∶369,370)”。萨蒙(Salmon,M.H.)认为；“数学模型，即便在其适合时，也不能在这种适合中和以自身构成满意的解释”；“尽管一个人可以构建一个非常适合于真实系统的数学模型，依然不能提供对现象的因果解释(Salmon,M.H.1978∶181～182)。”如果形式模型不能解释事物，那它们能做什么呢？怀特认为，令人感兴趣的所在是：“这些模型（最大化分析、决策理论、游戏理论、线性规划）提供了适合于在高度标准化的最优化准则的不同模型之间的一个检验，诸如能够循着一个效用尺度，或以因素的状况或隐含目标与实际行为结果之间的协调性而得到表达。它们正是在对行为结果或一个群体里的行为统计分布的比较中，对最优化行为的不同的最大化模型的预测，提供了一个进行检验的手段(White,D.1973∶401)。”
这些论说的指向，并非在经济人类学中是否使用形式方法的问题，而是提出了形式模型在经济人类学中的使用和局限的问题。能够把形式模型用于阐释性的目的，或是必须把其使用限定为简化的预测与描述？形式模型与人类学不同理论导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某些导向比其他的会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形式化吗？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寻，将使我们全面地了解形式理论对经济人类学方法贡献的意义所在。
收稿日期 201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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