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修正主义问题的再思考——访华东师大姜琦教授、上海社科院徐觉哉研究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正主义论文,社科院论文,师大论文,研究员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其中又一次强调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理论创新必然要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但现在对“修正主义”存在不同的理解，因而也不敢提“修正”。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修正主义”，本刊记者采访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导姜琦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徐觉哉研究员。
记者：实践在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与时俱进，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这似乎是基本的常识。今天，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类文明正在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正在展现新的前景。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发展。在这样的时刻，提出对修正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需要?
姜琦：是的。我记得，1908年列宁曾经明确地提出过“修正主义”概念的内涵，即以“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它开始于伯恩施坦。当时，自由资本主义正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需要以新的理论进行回答。伯恩施坦借口时代不同了，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但他修正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当时的革命左派对伯恩施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同时正确地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换言之，他们没有把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然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十月革命后70多年中，“修正主义”这个词汇不仅被继续沿用，而且被泛化了，现在“修正主义”不仅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政策，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内涵和适用范围，以至被用来作为许多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徐觉哉：要谈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历史。本世纪20年代，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因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同于传统的解释，被打成修正主义。1923年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以“异化”理论作为中心的批判范畴，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一个异化、物化了的世界，而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真正的人性”和人的“总体的个性”的实现。这种认识是否能够成立，本来完全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当时却被当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偏向”来加以揭露，德共和匈共的一些领导成员以及当时苏共的主要哲学家都参加了“在哲学战线上反对卢卡奇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发展到多国胜利，于是出现了如何处理各执政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依旧未变，俨然以“领导中心”自居。这种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把一切要求独立自主、摆脱苏共控制的倾向，都斥责为修正主义，并认为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主要危险。原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就曾遭到过这种对待。他长期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对苏共的大党主义和共产国际集中过多的弊病早有觉察。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公开说过，各国共产党人拥护共产国际的共同路线和苏联的方针政策，并不意味着同他们“在一切行动中和一切问题上完全一致”。1944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就提出建立由全体人民参加的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并要求采取与苏联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的实际相结合，努力寻找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次年，意共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避免“产生悲剧性的后果”，毅然同意解散人民武装。这一战略决策曾遭到国际共运中某些舆论的强烈反对，被看作右倾投降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无独有偶，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以卡德尔为团长的南共代表团也是因为不同意关于“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而受到围攻。南共不顾种种压力，拒绝在责成所有的党采取一致行动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上签字，不久，各国党发起对南共联盟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
姜琦：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一些党同样存在着坚持暴力革命一条道路，不允许其它道路选择和试验的情况，否则会理所当然地被划入“修正主义”的圈子。众所周知，“和平过渡”是个相当敏感的理论禁区，长期以来作为“修正主义观点”遭到清算。
战后还有一种怪事，凡是想冲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1948年南共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后，第一个走上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受到了情报局的错误批判，随后在各国党内大抓所谓的铁托分子，即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的人。1958年4月，南共联盟召开“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纲，第一次把“社会主义自治”写进了纲领，并提到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和经验各不相同，因此苏联不再有权在工人运动、尤其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垄断地位。于是，在苏共的带领下，几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第二次掀起了世界规模的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高潮。5月，我国《人民日报》也发表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公开点名批判南共的纲领草案，认为“这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由此可见，在80多年的社会主义历程中，“修正主义”概念的使用搞混乱了。谁只要反对一种解释、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就会被看作离经叛道。以僵化的理论固守着僵化的模式，怎能不使苏共最终酿成悲剧!
记者：实践已经表明，仅仅宣称“现代修正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而必须用新的解释和新的论证去纠正以往的偏见或“左”视症，因而需要对这些问题逐个地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基本的看法。
徐觉哉：是的。我想，这里首先要回答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规律的探讨和认识。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只重视它的阶级性而忽视其开放性。这是根本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那部分工人运动经验的结晶，而且应该是在总结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进步人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中确立其地位，而且应该用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来丰富补充自己。所以，开放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忽视这一点，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封闭在某种特定的圈子里，禁锢在某些领袖人物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某些原则中而趋于僵化。
20世纪20年代初，中欧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处在俄国革命胜利和本国革命相继失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他们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情况作了全面考察与反思之后，提出了有别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正统”解释，把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从政治经济学和国家学说转入文化、意识形态、艺术和美学等领域。这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年代里，简直是一种异端邪说。但是，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是人类文化的结晶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批判地对待他们的理论，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许多有益的见解。何况，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探索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丰富和发展。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多种理解的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表现，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姜琦：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国际上是否应该有一个领导中心?从历史上看，曾经有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但它们都不是发号施令的机构。第三国际在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特定条件下，形成了不平等的党际关系，经常指挥、控制别的党。以后在情报局时期，苏联党继续沿袭这种做法，各党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党内的事务，而只能按照国际的路线方针办事，否则就要受到国际组织的集体制裁。针对这种情况，各党相继提出过异议，认为应当用社会主义政党的多元主义关系代替国际上的集中制，陶里亚蒂甚至明确地提出了“多中心论”，认为苏联的经验不能解决各个不同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这样就形成了具有不同方针和不同发展水平的不同据点或者不同中心”，从而就形成了“多中心体系”。可见，多中心是指各党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方针政策的多样化。苏共垮台后，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一方面看到这是一场空前的历史悲剧；另一方面也感到在国际共运中打掉了一根指挥棒，各国共产党从此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了。
徐觉哉：再一个就是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只是后来由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迷恋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以至人们把和平过渡理论也一概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了。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东方与西方在社会经济、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往往是从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下俄国和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探索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而伯恩施坦、考茨基则往往从西方国家和平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事实证明，列宁的理论适合于东方类型的国家。但十月革命作为暴力革命成功的先例，并不能说明凡是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通过暴力。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并没有排除在议会民主制国家中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设想是一致的。虽然这条道路是否行得通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但是企图以一条道路作为坐标系去衡量、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党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显然是不科学的，应该抛弃。事实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并不是作为国际共运总战略而是在承认各国的民族特点以及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化时，作为一种可能性的估计提出来的。当然，苏共二十大断言有些国家有和平过渡的现实可能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错误的。
姜琦：与此有关的，是如何评价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问题。以往，一般讲到资产阶级民主制，总是首先揭露其阶级实质，指责它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形式上的”民主。其实，民主的实现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即宪法和法律体系的形式来体现，并得到保障。法律虽然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但也含有工人阶级在长期斗争中赢得的一些权益，也是西方人类文明史的成果，譬如公民的民主权利、多元主义、契约制度和普选原则等。这样，人民就能够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享受到资本主义以前历史阶段所享受不到的民主权利。至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这种历史和文化传统下，提出“通过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这是他们的探索，含有多大的真理成分，行得通行不通，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别人没有资格根据己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去妄加评判，而只能由他们自己的实践作出回答。
徐觉哉：最后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的认识，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相当严重，而这些传统观念又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形成，有它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在苏联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它只是苏联一国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初步尝试。可是长期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被绝对化、神圣化了，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成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样板和典范。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模式问题。我认为，原则即指本质和基本特征，因而是共同的，带有普遍的意义；而模式则是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特征在某些国家一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带有很大的民族特色。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同，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在各国形成的模式必然是多样的。如果把原则与模式混为一谈，要求各国按照统一的模式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果必然带来死板和僵化，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有机体，失去生机与活力。不仅如此，有的甚至把不同意自己观点和做法的国家看作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实在是很可悲的。
记者：以上这些历史现象的出现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对修正主义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有关。因此，请两位教授对这一问题再作一些分析。
姜琦：好的。我们知道，“修正”一词的词义为“经过深入考察后得出另一种判断”，作为法律用语就是“重判”的意思。人们很早就谈论这种“修正意图”，主张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对它的解释进行批判。如1894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布鲁诺·休恩朗克就说过：“在党内进行着一场思想方式的修正”，“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修正是必要的”，但是人们当时还没有提及“修正主义”，自从1899年4月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第一次用“修正主义”表述伯恩施坦主义之后，它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广泛流行起来。这个词一般意义上的内涵，即对某种学说的修正，也因此获得了独特的意义，它被专门用来指那些通过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流派。
后来，由于修正主义与改良主义在实践中的一致性，这一术语通常被用来表示几乎各种类型的右派倾向，以至使最初的修正主义概念失去了原意。特别是列宁，他在跟修正主义论战时，甚至把在策略上有不同考虑的一些领导人也置于攻击之列；把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袖说成是隐蔽的修正主义者，尽管这些人的改良主义实践并无这种理论基础可言。在与“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这个概念表现出更大的混乱，凡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旧公式或个别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确；凡是按照实际情况修正或修改经典理论体系中那些已经过了时的东西，并用适合各国国情的新结论去替代传统理论的，都被作为“修正主义”论处。事实证明，战后国际上无论批判“南修”、“苏修”，还是批判其它什么“修”，都有不确切之处；就国内而言，从“防修”到“反修”，问题更为突出，它不仅没有起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反而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是沉痛的教训。
徐觉哉：我们再来谈一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当时，他是从批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它崩溃的预言开始的。按照马克思的危机论推理，资本主义的危机变得越来越经常和具有毁灭性，但在伯恩施坦看来，这跟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势并不符合。他认为，从欧洲经济普遍繁荣和19世纪中期以来不存在任何严重萧条的事实来看，资本主义本身产生了许多具有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可以得出危机的周期性和严重性都在逐步减退的结论，所以他提出：“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事实证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问题是在以后的论战中，他超出了这种有限的批判，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根本置疑，因而是错误的。又譬如，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问题上，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巨大成功，伯恩施坦认为，像这类议会民主制健全的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普选制和议会制的形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对于这种修正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作回答，因为历史尚未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但是仅从他能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提出新的看法，就值得我们给予重新认识。显然，其错误的方面在于排斥暴力革命的任何可能性，使他主张的和平过渡道路绝对化了，同时他根据几个发达国家变化了的情况，作出了普遍性的结论，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修正主义人物也是功过兼有，如果因人废言，不加分析地把他们对马克思某些结论的看法全部纳入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这样就会分不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从而给后人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着手做这方面的清理工作，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修正从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姜琦：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发展和创新，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辩证法看来，创新总是意味着某些否定。这种否定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否定已经过时的或被实践证明不完全正确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否定基本原理原有的发展水平及其表现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需要修正。对于这一点，马克思非常明智，他从来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当作圣经的倾向，以致有一次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86年恩格斯在谈到唯物主义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时也直率地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理论体系，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重大变动中的发展规律，既要把握其整体性以及包罗万象的特色，又要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变动性，一旦失去效应，就要进行修正、充实、更新、发展。只要努力去接近和说明现实，都应该被认作是一种正常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由于方法上的原因导致结论的错误，也不能随意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不然的话，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也将因此窒息。
徐觉哉：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当代社会主义的重大特征，试图以一种传统的标准和固定的模式去判断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结果必然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事实证明，以前的争论和斗争，大量是对革命或建设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并非两条思想理论路线斗争的表现。如果每个党都把自己的见解当作唯一正确的解释，而把背离这种解释的党说成是修正主义，最后必然会带来一场大混战，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