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张学良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心态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将军论文,心态论文,原因论文,政策论文,不抵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面前，他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他不得不走的一条艰难曲折之路。本文想侧重讨论他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心态和原因，其目的在于探询他何以能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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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氏的思想基础进行分析，执行不抵抗政策并非他的心愿。将军初涉军旅之后，逐步形成了“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1928年其父被日本侵略者暗害，更增强了他的抗日爱国意志。为此，他毅然“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促成了国家统一。按照这一思想基础，当事变发生时，他本应率部抵抗，为公，可以保卫国家疆土；为私，可报杀父之仇。但他采取的是执行不抵抗政策。
张将军虽然执行的是不抵抗政策，但又采取了一些抗日措施。在日军占领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东南部以后，他于9月23日发出漾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并调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驻扎洮南的步兵第20旅，配合驻义县的步兵第12旅沿大小凌河布防，保卫锦州和辽西地区。在吉林省，任命省政府委员、法院院长诚允代理省主席，组成吉林省临时政府，与熙洽伪政权对立，支撑抗日局面。在黑龙江省，任命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并支持马占山指挥的嫩江桥抗战。他还采取一些措施，支持和援助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抗日斗争，组织和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战争。这些措施，对于延缓日军侵略东北的进程，促进民众抗日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尽管这些措施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在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暗流里却是十分可贵的。它表明：张将军在执行不抵抗政策时，仍然保持着爱国意志和民族意识，没有忘记家乡父老。
从将军的“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基础，以及他在执行不抵抗政策时仍然采取的一些抗日措施中，我们可看出，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心态是矛盾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是有违个人心愿的。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还执行不抵抗政策呢？许多论著大都强调张氏所以执行不抵抗政策，是因为有“听命中央”，以至某种忠君思想。我并不排斥这一分析。因为张氏本人就讲过：“我们既以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中央指示。”①但我以为，“听命中央”只是他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直接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更没有分析到深层次的原因。
为什么呢？因为张氏与蒋介石，不是通常意义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东北易帜后，东北的军政权力仍由张学良直接掌握，对“中央”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1930年5月10日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希望张学良尽快率军参战，以打败阎锡山、冯玉祥，但他不敢以“中央”的名义向张学良发命令，只能派大员相劝，极尽拉拢之能事。6月21日，国民政府委任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派代表张群来沈阳，敦促张氏就职，但他迟迟不就。直到蒋介石的军队攻下济南，阎、冯军队败退到黄河北岸，张学良才在9月10日发出“巧电”申明：“凡我袍泽，均宜静候措置”，指挥东北军入关，助蒋打败了阎、冯，并于10月9日通电，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没有多大改变。同时，张学良也不是一位只知服从上司命令的军人，而是一位具有爱国意识的军事、政治活动家。可见，仅以服从上司命令来解释张氏执行不抵抗政策，或者把它做为主要原因，显然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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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学良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以及对他本人的言行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所以执行不抵抗政策，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具有复杂的原因。
一是“没有把事变的起因和演变，认识得清楚，把握得住”②。将军后来总结了这一惨痛教训。他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到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那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后我们对日唯有抗战，决不能再蹈前此覆辙！③1930年6月8日，张氏在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两次谈话中，还直接了当的说：“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搞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拚的”④。
将军对这个问题判断错了，事出有因。有些事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往往是它的假象，而将其本质掩盖着。首先侵占东北，进而扩大侵华战争，把全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不管是日本政府也好，军方也好，都是执行这一基本政策的。但是在侵略东北时机的选择和手段的运用上，日本政府和军方有所不同。因而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竟以超然态度自居，似乎侵占中国东北，仅是日本关东军所为。9月19日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并于24日发表声明，声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有决心和中国采取竭力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尽管日本政府并没人采取任何措施限制关东军的侵略行径，但是它这一“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诺言，的确迷惑了一些人，使人们感到“九·一八”事变，不过是关东军挑起的地方性事件，事态不一定扩大。
二是寄希望于全国抗战和诉诸国联。这是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两个精神支柱。
事变发生后，张氏第一次公开讲话就说：“我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是义不容辞的”⑤。张氏在与其弟张学思的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的更明白。他说：“难道我就愿意不抵抗吗？我就愿意丢掉国土、丢掉老家和祖坟不管吗？唉！事情很复杂，不是凭感情冲动就能解决的。你要相信，东北问题中央政府不会不管，国际不会不主持公理，我们要听蒋先生的呀！”⑥这里不难看出，张氏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虽然有诸多原因，例如某种恐日心理，保存自己实力的思想，但根本原因是，对蒋介石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的本质及其顽固性认识不清。他以为，东北已统一于中央政府，东北的丢失，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定要发动全国抗战，收回东北。但蒋介石却不这样想。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对“剿共”高级将领的训词中说：“东三省热河丢掉了，自然是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丢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立场上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又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⑦。像张学良这样善良的人，是无法理解这套荒谬哲学的。这时的张学良还对蒋介石充满轻信和期望。
而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唯一措施是：诉诸国联。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请求主持公道。之后，又多次揭露日本的扩大侵略行径，敦促国联采取措施，制止日本侵略活动。国联虽然多次开会，也曾作出日本撤兵的决议，但并没有妨碍日本的侵略活动。日本不但没有撤兵，反而向中国增兵，继续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但是南京方面却仍然继续依靠国联。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未必那样轻信国联。他喋喋不休地叫嚷“诉诸国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抵制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而张学良依赖国联却颇为真诚。他衷心希望国联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使事态不致扩大。从“诉诸国联”之日起，他就密切注视国联的活动，并随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当他得知9月30日国联通过让日本撤兵的决议，即致电东北有关当局：“现在国联即（既）经决议，在此两周内，彼方自须确实完成撤兵，我方亦特别注意，力持以前之镇定状态。关于保护彼方侨民一事，尚应十分注意，断不可别生枝节，贻日人口实，致国联议决受其影响”⑧。日本侵略者根本不理睬这个决议。张氏特别关心的保护桥民一事，不过是侵略者进攻东北的一个借口而已。10月20日，张氏又致电外交部长顾维钧：“国联议决办法，直接消息到宁时，盼照速见示”⑨。当他得知，国联理事会将移至法国举行时，又于11月26日致电顾维钧：“弟意此次会议，我国前途通塞，关系至深”，建议顾维钧亲自前往“联络诸事，定必应付裕如，会议结果，反效自伟”⑩。可见张学良对会议抱有多大的期望。直到日本侵略军继续北进，侵占黑龙江省之后，他对国联主持公道之说仍抱有幻想。是年11月29日，他又致电蒋介石、顾维钧：“英、法、美与中国提商，拟在锦县一带为中立区域，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11)。张氏为换取日本侵略者停止进攻，竟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其委曲求全到何种程度。
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以及依靠国联来制止日本的侵略，不只是张学良的个人思想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思潮。张学良的思想和要求，大都是他的顾问们和部下的思想反映。张氏得知沈阳事变的消息后，就于19日晨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议，商讨对策。“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诉诸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际盟约……因此勿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12)。过了二天，张氏又邀请平津的“名流”李石曾、胡建、曹汝霖、顾维钧等，以及东北军政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等29人，再次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13)。
对侵略者妥协退让，企图借外部力量来制止异国侵略，本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屈辱外交的反映。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奉行的外交，几乎都是屈膝外交。清王朝统治者，以割地、赔款、丧失主权，换得侵略者的“宽容”，以维持自己的反动腐朽统治。蒋介石叛变革命、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仍然是奉行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十分虚弱。它继承了清王朝末代统治者的衣钵，害怕本国人民甚于害怕外国侵略者。他对帝国主义列强忍让、宽容；而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则极其残酷。他的主要精力，一是用于军伐内战，制服敢于和他争权夺利的派系；一是进行“剿共”的内战，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这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发展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推选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乃是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的继续。这一反动政策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但在社会上层人士中却颇有影响。在社会上层人士中惧怕帝国主义列强、妄自菲薄的心理状态，是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基础。张学良将军的环境和所接触的人，多在这个范围。因而，他与这种思潮相吻合，在情理之中，并非偶然。
三是力不从心。这是就张学良本人的处境而说的。他在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本以国家统一，增强抵御外侮能力为初衷。但事与愿违，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将军和他统率的东北军，被卷入内争的旋涡。1930年9月，张学良指挥7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入关，助蒋打败了闫、冯，结束了中原大战。大战结束后，张学良和入关的东北军并没有返回东北。同年12月，张学良授命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负责节制华北、东北各省事宜，并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所谓善后事宜，包括对晋军和西北军的编遣，重新分配军队防地，以及阎、冯出洋等等，矛盾颇多，多次讨论，议决不下。军队编遣需大量经费，张氏几次电请，均未能解决。“近日晋军及西北军旧部将领，因缩编问题，极为失望，多秘密活动，计图破坏编遣之实施，以达自全之目的”(14)。可见此事之棘手。1931年5月张氏患伤寒病，6月1日入协和医院医治。日人对张氏患病颇为注意。认为，张学良罹病，“结果对于日下的中国时局，波及重大影响”(15)。此后，每隔数日，《盛京时报》必报道张氏的病情变化。这一动向，本应引起张氏及东北军政当局的警觉，但并未注意。病情稍愈，张氏又继续处理“善后事宜”。同年8月27日召开的讨论闫、冯出洋问题的会议，就是在张将军的病室里举行的。可见他的精力被拖入内争的旋涡有多么深。
中原大战善后事宜未尽，又发生石友三倒戈事件，张氏为防范和平息石友三倒戈，于1931年6月将东北军第3、16、19、20、25、29等六个步兵旅调入关内。讨石战役结束后，仅将步兵第20旅调回原防地，其余五个步兵旅都留在关内。连同中原大战时入关的东北军，共有十三个步兵旅、二个骑兵旅在关内。东北的防务是大为削弱了。
1931年可谓多事之秋。在石友三倒戈前，南京与广东的两派争端又起。2月28日，蒋介石因约法问题与胡汉民矛盾激化，将胡软禁于小汤山。5月30日，广东第8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偕所属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5月27日，在广州组成了国民政府。执政的国民党又一次形成了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在争斗中，宁粤两派都极力争取张学良的支持。广东方面眼看张学良靠近南京方面，乃派“许崇智北上，将要请东北守中立”(16)。这次，张学良又支持了蒋介石。援蒋的军火，仅在“5日上午，由北宁路装运迫击炮20尊、三八式机关枪50架，炮弹30万发，由该路运津……系蒋主席向辽方借用”(17)。
陷入各派军阀纠葛之中的张学良无力顾及东北问题。为应付各种事物，“1931年5月28日万福麟奉召来平”(18)。“代理留守司令长官张作相，现因副司令离沈日久，内政外交边防一切各问题，必须整理……电促副座归沈”(19)。张学良几次答应回沈，都未能实现。
张将军本人的状况如此。那么，他统率的东北军又如何呢？
众所周知，东北军的前身──奉军，是在内战中发展起来的军队，乃张作霖争夺和扩充私利的工具。张作霖在扩展实力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扶植；日本也从张作霖手中获得了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这样就使奉军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他的中上层军官，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暗害身亡，张学良继任统帅。张学良和一批具有爱国意识的将领，痛感日本的威胁，积极谋求国家统一，以抵抗日本侵略者。新的统帅，新的指导思想，使东北军开始了历史的新阶段。但还不能彻底改变与日本的固有关系，也不能彻底消除旧军队的影响。到“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将领和上层军官，其政治倾向，大体上有三种势力：一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具有爱国意识的进步势力，追求国家统一和强盛，以抵御外侮；二是以张景惠、张海鹏为代表的绿林出身的军阀势力，根本没有国家和民族观念，视军队为争夺个人私利的工具；三是以张焕相、吉兴为代表的亲日势力。他们多数毕业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具有浓厚的崇日、亲日思想。且不论这支军队的军事素质，仅就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素质而言，也是难以抵抗日本侵略军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已在关内和撤往关内的军队还好些，留在东北的军队迅速分化了。其中具有爱国意识的将领，如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依兰镇守使兼步兵第24旅旅长李杜、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等，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意志，勇敢地率部抗日；那些只顾个人私利的军阀和亲日势力，如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洽等，则竞相事敌，卖国求荣。据不完全统计，东北军将领和高级官员投敌后，充当伪国大臣、上将和省长的达15人，充当伪军少将、中将或相当于这一职务的达50余人。东北军政要员摇身一变，成为伪国的军政骨干！可见这时的东北军，还处于分化的过程，不同于后来坚决抗日的东北军。
总之，根据张学良将军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各方面关系进行分析，我认为他所以执行不抵抗政策，不仅是因为他作为东北地方官必须执行上级命令，还因为诸多的客观和主观因素，使他只能作出这一抉择。
注释：
①⑤(12)(13)《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25页。
②张学良：《抗日理论与实践》，引自《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996页。
③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引自《张学良文集》(2)第972页。
④《少帅今昔》，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版，第37页。
⑥《在同张学良将军相处的日子里》第198页。
⑦转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39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究室编。
⑧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侵华专题档
⑨《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
⑩(11)《张学良将军资料选》第69～90页。
(14)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题档。
(15)(16)(17)(18)(19)《盛京时报》1931年6月6日，6月17日，6月8日，5月30日，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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