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之争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课题，也是一个持续发生和发展着的课题。从古希腊的实体论与非实体论的分野到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从近代英法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垒到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在之物”和“绝对理念”的对立；从新老实证主义的实在概念到人本主义哲学的反实在思潮；从形形色色的实在论、非实在论到内格尔的新自然主义和胡克的自然主义实在论纲要，从W ·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到普特南的趋同实在论和本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从库恩的范式论到黑崎宏的日常实在论；从理查德·罗蒂的协同性实用主义到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化科学观等；无不反映这一课题在哲学论战史上的强劲生命力。因此今天深入探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主要的是表明了这种争论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
一、“实在”与“反实在”的界定
实在论，这是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哲学大家一直研究的重大哲学问题。此后它在两千多年哲学史中，其间虽然发生一些反复，但是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今天再次成为哲学舞台上一个争论和研究的热点，这是因为“实在”问题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由自己的感官所知觉到的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更不能否认自身的存在，但实际上其内在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之所以依然成为讨论的热点、争论的主要对象这里存在着认识和实践两方面原因。
从认识上讲，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局部到整体，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入这样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概念化的过程。没有概念化的过程，就没有人的认识。而一切概念既是人的主观作用的结果，即意识能动性的集中表现，也是外部世界、认识对象在人的思维的大脑中的一种反应；正是概念表达了客观事物，也正是概念把人的认识的主观性深深地刻印在被认识的“自在之物”之中。这正如黑格尔曾阐述的：概念是通过分裂的方式展示它的各种规定的，而且仅仅是赋予这些规定以暂时的独立性，“所以它在这里就实现了自己，从而也就将它自身设定为理念。但概念正在于它既可以把自己的各个环节展示出来，并把自身分解为各个不同的东西，又可以使这些如此显得独立的阶段回到它们的统一性和观念性，回到概念本身，这样概念事实上才使自身成为具体概念，成为理念和真理。”[1] 也就是说，人的认识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创造概念和利用概念进行理论构造的过程，没有这种概念化或概念建构过程，就不会获得任何真理。
但也正是在这种概念的创设与建构过程中，人们赋予词语、概念、句子、命题等以各种不同含义，或者对于概念、陈述所描绘的事物发生歧义。因此，维特根斯坦才主张：“如果有人说‘摩西不存在’，这句话包含好几层含义，它可能是：古代以色列人在从埃及撤出时没有一个领袖，或者他们的领袖并不叫摩西，或者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圣经中所说摩西所做的一切事，或者等等、等等。我们可以按照罗素的说法：‘摩西’这个名称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描述加以定义。”[2] 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实在”这一哲学概念的理解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内容、意义和指谓对象。其中有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知觉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的，也有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心理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日常生活派的、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的、二元论的和折衷主义的。“实在”一词所拥有的这些不同的含义，既反映了人们在认识、理解和规定其指谓对象上的差异，也反映了随着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一切词和概念的意义总是不断地得到丰富的。
认识问题，当时归根到底还是个实践问题。没有人的社会实践，就不会有人的认识，实践既是人的认识来源，也是推动人的认识不断发展的动力；既是检验人的真理性认识的标准，也是将人的认识付诸实际的主要形式。而一切实践起初总是从个别和具体入手，总是首先获得没有经过思维理性精心加工的、琐碎的、零乱的感觉经验并观察事实，甚至还谈不上是经过概括的经验性认识。所以，单纯依靠实践经验所描绘的实在世界必然是零乱不堪的，当然也是丰富多彩、生动具体、具有常识意义上的那种感性实在性的。但是人的思维本性并不满足于实践经验对现世事物的关注和一些有益、有效的观察和描述。人类实践的结果如同单纯的认识活动，即从事单纯的概念创造的活动的结果一样，都是力图摆脱具体和个别，对整个外部世界或整个实在世界，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和完美的认识。既然如此，人们对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的认识也必然是随着人的社会实践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各种哲学派别的发展，可以说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这个世界的实在性的描述和认识的发展。
从柏拉图的理念实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多层实体论，从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实在论到笛卡尔的二元实在论，从贝克莱的感觉实在论、休谟的知觉实在论到康德的彼岸论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实在论，从英国哲学家摩尔、罗素的新实在论到普拉特、桑塔亚的批判实在论，从W.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到普特南、夏皮尔等人的趋同实在论，从埃利斯的内在实在论到德斯帕纳特的隐实在论、哈金的实体实在论以及詹宁斯的准实在论，都是人们在承认世界实在性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实在论”派别。
那么，究竟还有没有反实在论呢？当然有，否则就不存在哲学史上长期进行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但是这里必须搞清楚“反实在论”与“反实在”的区别。一些反实在论者仅是反对一些实在论者的哲学观点，并不等于他完全否定外部世界或者思维主体本身的实在性。就象库恩、范弗拉森等反科学实在论者仅仅是反对科学实在论者的哲学观点，反对他们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只描绘为一种简单的科学图画，并不否认在他的周围存在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世界。王阳明作为我国宋、明时期的一位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一生都在坚持“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但是正是这种哲学观点本身内在地设定了“心”的实在性。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3]这句话本身既肯定了身的实在性，也肯定了由心所意识到的物的实在性。如果王阳明否定身的存在，那么心又主宰什么呢？如果他否定物的实在性，那么意识又怎么能够指向物所存在的地方，形成对物的认识或构成有关物的意念呢？所以绝对的反实在观点，严格的说是不存在的，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在实在问题上，至少都象笛卡尔那样，持有“我思故我在”的本体论倾向。
二、反实在论所赋予的哲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的反实在论，实质上大多都是针对以往的实在论的观点提出的。就象柏拉图的理念论是针对原子论提出的一样，贝克莱的“物是感觉的复合”是针对英国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实在论提出的；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是针对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知觉实在论提出的；马赫的“物是感觉要素的组合”的反实在论观点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针对已经流行几个世纪之久的纯物理主义的实在论观点提出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也是反实在论的，但是他们所反对的是一切自认为是占有绝对真理的实在论。他们并不否认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及自身存在的可靠性，他们只是认为自在之物是复杂多样、瞬息万变的，人们不可能穷尽其认识。人们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
为此，我们说，反实在论和实在论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对认识主体的价值与功能的认识上。反实在论者为了论证和阐释其哲学观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特别突出了哲学的如下特征：
其一是主观性。在他们看来，人之所以是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是自然的主人，就在于他拥有超越自然和时空关系的理智能力，即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是迄今以来唯一能够意识到自身超越自在之物达到自在自为的存在，是唯一“从感性的此岸世界之五色缤纷的假象里并且从超感官的彼岸世界之空洞的黑夜里走出来，进入到现在世界的精神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存在。”所以作为主体的人类在自我意识上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它能够实现自身的无限性的概念也是多方面的。这样就使人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在人类创造的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突出表现为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贝克莱的“存在是被感知”，以及马赫的“物是感觉的组合”等，都代表了一种反实在论的哲学观点。
将认识主体的主观性扩大为主观主义，将主观对客观的依存关系倒置过来，认为理论中不存在者，也一定不存在于感觉中，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如果反过来完全否定认识主体的主观性，这不仅是无知认识主体的性质，而且是完全抹煞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差异。认识主体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复杂性，认识主体的现实性和认识对象的历史性等多种多样的矛盾决定着在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必然造成主观与客观的分立，没有这种分立就不会有两者的统一，没有两者的统一也就不会有真理的存在，所以主观性不仅是思维固有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自我意识的本质表现之一。尤其在哲学中，离开哲学主体的主观构造，仅凭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活动的被动占有，而不包含对所有被占有对象的主观变革，是无论如何也构造不出一个最简单的哲学体系来的。所以不能无原则地责难主观性，过多地责难主观性就等于责难人的主体性本身。不过主体的主观性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与主体的其它特征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着的。
其二是能动性，它是自我意识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哲学主体性的本质特征。自我意识要想保持和发展其自为存在的地位，就必须积极能动地从事“自我管理”、“自我确定”、“自我调节”、“自我选择”和“自我适应”。它的存在需要依赖物质世界，但是它只有能动地去变革物质世界，才能够维持和发展自身。而要想有效地变革物质世界，必须首先认识物质世界，一切动物之所以只能够被动适应外部环境，接受自然选择，根本原因就是它们不能够认识和改造世界，为自身服务。然而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革世界都是人类主体的能动性表现。而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哲学无疑是人类最早实现的对自然界的一种最一般的整体性认识，虽然这种主要基于思辨的认识被后来的自然科学给否定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4]
尽管古代的自然哲学可以给人类的认识带来有益的启迪，然而作为科学，它毕竟不合标准，只有被淘汰。但是作为研究人类智慧活动的哲学却一直在发展着。因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5]具体地说， 任何人要想获得真理都必须利用理性思维来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归纳、推理，而且还要进行猜想、假设、批判与反驳。而所有这些研究方法无不包容在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尤其是哲学在近代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从古代的本体论研究进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之后，为人类的认识提供立场、观点、原则和方法就成为现代哲学的任务，从而更充分地显示了哲学思维的能动性。既然如此，不论是科学描绘的世界还是哲学思辨的世界都不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相反，则可能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利用能动性的大脑主观构造出来的世界。
其三是创造性，它是认识主体最本质的特征。迄今以来人类拥有的一切精神文化——从语言、文字到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和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发明创造的一切生产工具、战争武器、科学仪器、实验设备、以及一切“人化的自然”，都可以说是人类思维的产品。勿容置疑在所有这些产品中，哲学是人类思维的最富有创造性的产品。常识、经验、宗教、神话和原始艺术，甚至不需要文字就足以拥有、习得和创作。科学，只要凭借知性思维也能达到真理性认识。而哲学却需要耗费人类最深遂的智慧。这是为什么西塞罗说“真正的哲学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一些心理学家通过智商测量，得出哲学家的智商普遍高于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智商结论的原因。
以近代哲学影响为例。中世纪后，伴随文艺复兴运动的胜利，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哲学传统带来了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科学技术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法国，正是笛卡尔的理性哲学哺育了一代永载史册的著名哲学家：梅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同时催生了科学史上永放光彩的一代科学家，如布丰、拉马克、拉瓦锡、拉普拉斯、居维叶、圣提雷尔和卡诺等。自十八世纪之后，世界哲学开始为德国人左右，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从叔本华、尼采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从维特根斯坦到维也纳学派，无论就个人，还是就个人代表的学派无一不在世界范围对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正是哲学的领头作用，才使十九世纪以来的德国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超过英法而于二十世纪位居世界前列。只要看一看近两个世纪德国出现的世界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席勒、歌德、莫扎特、以及爱因斯坦、玻恩、普朗克等不下百名的科学精英，就不难结论：哲学主体的创造性如何推动人类主体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也创造了永远打上人类智慧烙印的人化自然。所以在反实在论者看来，实在论的实在世界实质上都是人类思维创造的概念化、数学化和思维化的世界。
其四是目的性。一切哲学都不是无的放矢。古代哲学是为了发现有关宇宙的真理性知识。近代以来的哲学则是为了给人类提供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和为真理进行辩护、证明的一套方法与原则。所以，哲学决不是被动地从认识对象中接受到它的思维活动的目的的指示，而是从一开始就使认识对象从属于目的，从属于自我意识的有目的的创造。这种目的一方面是人本身的合目的性的要求，因为人本身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而且他的目的“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所代替的，是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他目的服务的，因为如果没有人，就根本没有什么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如果全部价值都是有条件的，因而是偶然的，理性就根本不可能有最高的实践原则了。”[6] 而最高的实践原则也就是人类本身固有的目的，换句话说，人类理性的最高的目的就是旨在促进人类获得更高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目的也是自我意识作为自在自为的存在本身所必然设定了的。就认识而言，它设定的目的就是要到达绝对真理的认识；就实践而言，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最大的利益，从而实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所以，哲学的目的决不是实在问题，而是如何发现真理、认识真理，促动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为人类求得最大利益的问题。
其五是实用性，在反实在论者，尤其是实用主义者看来，与哲学相比，艺术的社会价值和主体性自古以来就得到人类的充分肯定，不论是过灯红酒绿的生活，还是处在悲苦凄凉之境，只要有情感就有艺术，离开艺术不仅人生将失去意义，而且将殃及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至于科学自从通过哥白尼革命以一种精致、完整和真理性的知识形态和认识形式与哲学脱离之后，迄今不仅构成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而且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日常生活等诸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这也是为什么自近代以来，科学家较哲学家更受人类宠爱的原因所在。至于哲学家之所以没有能够逃脱众人的唾弃，追其究竟，不是作为整个的哲学缺乏主体性和实用性，而是某些流行的哲学的主体性缺乏实用性。
古典哲学的这一缺陷，早就受到康德和黑格尔的重视，为此他们都力图把实践的观点引进自己的哲学体系。遗憾的是康德由于站在形而上学的角度分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而黑格尔由于他一生都偏重思辨和理论，而且总是颠倒现实和理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以至他的哲学特征也与以前的哲学一样是理论的、非实践性的。只是到了马克思时代，才真正从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角度在哲学中突出了实践的地位；并第一次明确宣布“重要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哲学应该首先关心如何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痛苦、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为此他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规律，并试图要人们遵循这条规律来改造现实的社会制度和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
哲学的实践观点，在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那里被突出为一种实用性，换句话说，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在他们看来只有对于人类生活，对于人类认识自然和应付自然有用，才是有意义的，才可谓之为真理。这样一来，所谓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或有关实在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居到次要地位。“有用就是真理”、“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用来应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科学无所谓真假，只有好坏之分”等工具主义和反实在论观点上升到哲学中的首要位置。
与反实在论者相比，实在论者在古代主要是强调人类认识的具体性、经验性、可见性；在近代主要是强调科学认识的实证性、精确性、逻辑性；而在当代，由于科学实在论者既吸收了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也吸收了流行于当代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以至他们主要强调的是人类认识的客观性、可靠性、真实性和实在性。
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理论意义
今天，在实在论方面，已经从它的古典实在论阶段发展到科学实在论阶段；在反实在论方面，已经从它的古代的怀疑阶段发展到反科学的实在论阶段。这既说明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长期性和现实性，也说明了正是在两者的激烈争论过程中，才深化了人类对于世界的实在性的认识和理解。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学实在论对于反科学实在论的让步；反科学实在论对于经验建构性和思维主观性的强调；以及诸多折衷主义的科学哲学派别的问世，都证明：人的认识总是有分、有合的过程；通过分化，人类将认识从表面和肤浅引向深入；通过综合，人类又将认识从局部和具体引向整体和全面，也正是通过分化和综合这样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认识形式和认识过程，才将人类的认识一步一步地由相对真理推向绝对真理，由主观真理推向客观真理，由经验认识推向理论认识，由必然王国推向自由王国。所以，今天认真分析、研究、总结、概括哲学史上始终存在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历史，有着深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在本体论上，通过对“实在”的研究，使人类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究竟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不实在的；什么是精神性的东西，什么是物质性的东西；什么是思维建构物，什么是客观存在物；什么是可以直接经验到的存在物，什么是只有运用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才可以计算出或推断出的存在物。实在的东西不能只局限于人类的感觉或知觉的范围，应该允许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推理和判断，应该毫无疑义地肯定我们的能思维的大脑连同我们的血肉之躯都是属于这个真实存在着的世界的，只是我们不能轻意地相信自己在此时此地的认识就是唯一真实的。比如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就摧毁了笛卡尔—牛顿的旧世界观，建立起一种新世界观，这是对宇宙的非实在论的、现象论的解释，避免了经典科学的描述不依赖于人类测量的亚原子实在世界的试图。另外，现代物理学对量子本质的解释，对物理学中“显性”秩序和“隐性”秩序的区分，以及对事物与活动的重叠性论述，也是既克服了传统科学的机械性和实在性，又开辟了新科学的相关性和生态性。根据重叠性和相关性，后现代化科学家认为思维、记忆和想象并非只为人类或高级动物拥有，也为蝙蝠、蜜蜂的行为所必要；不仅细胞具有记忆和决策的萌芽，“DAN和RNA大分子也不是单纯被动的实在，可以主动地改变其组成部分。”每一个自然单位就象一个包含行为，把宇宙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包容其中。因此从科学的有机论观点上看，暂时性是不实在的，实在物不仅过去存在，将来也永远存在；所有的物理学定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科学的这个发展过程证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的确是存在于现实中，但更重要的是存在于认识和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自在的实在的世界当然是客观的，但也是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因此，为我之实在的世界虽然也有其客观实在性，但由于思维和存在之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差异性，这也就自然地导致了自在的实在的世界和为我之实在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性。反实在论者实际上是抓住了人的认识和实践、思维和存在之间的非统一性的先天缺陷和后天认识上的困难与局限性。
在认识论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长期争论固然都表现出其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但是它也同样证明了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个内在地包含着矛盾和冲突的运动，而且只有这样，人的认识才能获得进步和发展。否则，如果矛盾的双方完全达到统一，不再存在冲突和斗争，那么人的认识过程，就会由于缺乏内部的矛盾冲动，失去认识得到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动力。事实上，自本世纪60年代，科学实在论登上科学哲学舞台，将本体论研究以一种“总体的科学”的名份恢复其应有的哲学地位之后，与反科学实在论展开激烈争论以来，之所以会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就涌现出如此多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派别，诸如什么“隐实论”、“准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弱实在论”、“关系实在论”、“测量实在论”、“现象实在论”、“日常实在论”、“建构论”、“经验建构论”和“自然本体论”等，这本身就证明了这场争论的认识论意义和价值。
“实在”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抽象的哲学问题，它涉及到何谓实，何谓在，何谓真假，何谓有无的问题。而一切所谓的“真、假、有、无”都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涉及到人的认识能力、认识界限，认识的途径、方法和手段，以及认识的真理性等方方面面，也涉及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经验事实和理论概括、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认识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或然性与必然性等诸多认识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所以，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在古代主要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而在近代则主要表现在认识论上，即表现在人类是否有能力认识实在的世界，人类如何才能认识实在的世界，以及人类所认识的世界是否就完全是主客统一的和唯一真实的世界等问题和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在认识方面恰到好处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将这个迄今还存在着无数未知领域的世界的认识极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在方法论上，实在论者通常运用的是经验的方法，把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看作是获得真实认识的源泉和手段。与此相联系，他们在方法论上，相信理性思维和理性方法的重要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相反，反实在论者则更多的是强调精神因素、主观心理因素、社会文化背景因素、情感和情趣因素等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与之相关，在方法论上，他们更注重的是各种非逻辑的和非理性的因素与方法在认识过程上的决定性作用。
方法上的差异往往导致认识上的差异，这是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长期存在的冲突与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以广泛、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作为研究基础，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采用各种可能利用的方法，包括：缜密的逻辑分析、详细的论证比较、全面地概括、综合，以及系统论、进化论、解释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想，将当代最新的科学成果及时运用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研究上。大胆开拓，力求创新，锐意进取。达到兼收并蓄、融合与统一，那么我们也就一定会由于视野的开阔，想象力的丰富，方法上的灵活，在认识上获得长足进展，从而对世界的实在性问题，趋向更多的真理性认识。尤其是国内，近十几年来，由于受到国际反形而上学和反本体论哲学的影响，认为哲学自近代起就进入认识论和方法论时代，本世纪又转向逻辑哲学、语言哲学、意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反哲学倾向。岂不知，当今哲学已经完成从古代的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再到当代的反形而上学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再次回到本体论哲学的研究上来。只是这种回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和各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综合性研究。所以今天分析、研究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实质上也是旨在促进哲学界有关宇宙观和本体论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注释：
[1]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页。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Oxford 1963，第79页。
[3]《传习录》上，第385页。
[4][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9页，第31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