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如何影响改革，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如何误导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主流论文,自由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F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6)02-0183-06
一、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如何影响改革？
1.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推进政府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1]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设计，他们应该十分清楚，二十多年的改革中有一系列的“甩包袱”：医疗市场化，把免费医疗制度当作包袱甩掉，现在只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可以继续享受公费医疗的好处；教育市场化，放弃面向全体大众的免费教育承诺，收取越来越高昂的学费，把广大贫民子弟挡在大学门外；住房市场化，房价一路高涨，一些房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组成“联合收割机”，把城市白领多年的积蓄和未来的收入都“收割”了；交通市场化，贷款建设高速公路，每公里的路费是油费的二倍多，结果，辅路继续堵车，旁边的高速公路却经常车流稀少；银行商业化，结果四大银行关闭了5000多家分支机构，最需要贷款帮助发展经济的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却得不到贷款……
每甩掉一个包袱，都可以减少一大笔财政支出；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却是增加了一笔沉重的负担。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已经成为压在广大公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产品的供应自然严重不足。需知，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导致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这正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描绘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啊！现在，参与改革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又出来说话了，说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了！
当然，公众是善良的。不管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参与过什么，不管他们如何自相矛盾，只要他承认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还把这当作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可以感谢他说出了实话的。问题在于，未来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2.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这个主要矛盾是怎样产生的？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矛盾是由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
我看，这里至少有两层错误。
第一，颠倒了矛盾的主次关系，混淆了是非。看不起病的问题，首先是甩包袱，放弃提供免费医疗的责任，放弃对公立医院的严格管理，然后才是医院利用地域垄断，提高收费；上不起学的问题，首先也是甩包袱，放弃提供免费教育的责任，放弃对公立大学的严格管理，然后才是权力私有化、市场化，收取高昂的学费；住不起房的问题，首先还是放弃了免费或成本价提供住房的责任，然后才有房地产商、银行、一些权力部门的勾结，不断提高房价。放弃行政责任在先，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在后。颠倒了这一关系，或者干脆忽略这一点，就是回避反思改革，回避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应该承担的一丁点历史责任。
第二，为全盘市场化开脱责任。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市场化过度造成的，还是市场化不足造成的？按照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问题显然不在于市场化本身，而在于权力参与市场化。但是，在一切都市场化、交易化、金钱化的大潮中，权力本身难道不会市场化吗？一些地方权力市场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难道不也在提高吗？过去，这些地方的人们不知道一个县长值多少钱，现在，不仅知道县长值多少钱，还知道市长、厅长值多少钱，还知道录用一个什么机关什么岗位的公务员值多少钱。对于官场老手来说，这些都是近乎公开的秘密，就差明码标价了。而且，这些职位的行情还在不断看涨。随着官位投资成本的上升，一些地方还产生了“官位股份制”。例如，交通局长的预期利润丰厚，张三想去得到这个位置，自己手头的钱不够，就找李四、王五、马六入股。事成以后，大家按股分红。越是买官帽的人，就越敢贪污受贿甚至公开索贿，因为官帽的“批发商”会提供“售后服务”。这些地方不但权力市场化到如此程度，甚至良心、道德都已经市场化了，这种市场化难道还不过度吗？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说，权力市场化不是市场化的错，是权力的错。但是，权力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认为全盘市场化浪潮可以不导致权力市场化，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割了人的肉还不许流血。如果说干部队伍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以真正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那么，原则上，搞计划经济又有什么不可？人性自私论是一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怎么到了权力市场化问题上，又认为干部不会被腐蚀了？
3.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逻辑是什么？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说：对啊，我没有要求干部无私啊，我知道权力市场化的危险啊。在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要保证权力不被市场化，必须推行政府改革，使权力受到制衡，受到约束。
在现实中的一些地方，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不是权力制衡，而是官官相护。例如，审计部门本来是个清水衙门，但是对任何部门都拥有审计大权，是一个以权力制衡权力的机关。可是，有的地方审计局怎样行使审计权呢？它进驻某机关，没日没夜地查账，查清楚了，再与该机关首脑谈判，是抛出大鱼呢？还是抛出小鱼？是避实就虚呢？还是避虚就实？从中分赃渔利！
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反驳说，在“一党专政”下，上述审计局式的制衡是不彻底、不可靠的。他们说的政府改革，说白了就是实行三权分立，多党选举，搞西方民主模式。当然，这一点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绝不会公开承认。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他们希望共产党让位，就是承认他们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承认自己客观上是“颜色革命”的内应。
所以，问题进一步可以被归结为两种可能：第一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不清楚他们的逻辑，即他们定向的“改革”的逻辑——最后的结果将是共产党让位。那么这就是糊涂。第二种，他们清楚这一逻辑结果，他们正是要竭力推进这一结果的出现。那么他们就是在主观上要做美国的内应。
对于这种推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不能接受。有的说：“还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改革是美国情报机构派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来指导改革，搞和平演变。不能荒唐到这个程度。”[2] 我相信，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中央情报机构派来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所遵循的逻辑却会引导其走向美国中情局所乐意见到的结果。这正如戈尔巴乔夫依靠的“改革”理论家不是中情局特务，但起的作用却比中情局特务更大一样。他们鼓吹的“改革”改变了苏联制度，使苏联四分五裂，使美国多年来的梦想成真。这些人也曾是“主流经济学家”呀，他们鼓吹的改革也是“市场化导向”呀，他们当时也反对人们反思苏联的改革呀！结果如何？
当然，在我们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会有人认为当中情局的特务也未尝不可，有人甚至会认为是一种光荣。不是有人声称要当一夜美国人吗？不是有人想给美国大兵带路，废除中国的“萨达姆”吗？在一些自由派学者看来，这是与时俱进，顺应民主潮流的伟大壮举，当第五纵队有什么不光彩的？
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还讲：“当前对改革的干扰不少。有人给中央领导写信，说现在要反思改革。”[3] 显然，这里指的“有人”，就是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只有刘国光这样参与过改革方案设计的人，才有资格构成对改革的“干扰”。我看，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应该感谢刘国光。是刘国光在公众心目中部分地挽救了改革参与者的声誉，让人们知道，这些参与者中还有在主观上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只要还有一点点实事求是的态度，且不说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的市场化，且不说严重的腐败，且不说名列世界前茅的两极分化，就凭国企私有化这一条，就可以说，中国改革的一些方面已经出现严重的偏差了。对上述问题，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难辞其咎。
4.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不要拉总设计师的大旗做自己的虎皮
公道自在人心。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大概知道自己的逻辑站不住脚，他们的“有力”一招，是拉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旗做自己的虎皮。
随着新自由主义实践不断在世界范围引发经济危机、政局动荡、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国际和国内都掀起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潮流。对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感到很害怕，怕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会导致对改革的反思。有人说：“另外一个干扰，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现了这么多矛盾和问题。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我们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3]
反思改革并不等于否定改革。承认改革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并不等于要否定改革。改革是什么？总设计师邓小平给出了一个总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河的对面是什么？是共同富裕。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可以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就不可以？如果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什么就不可以？手段可以摸索，方向不容置疑。改革的一些方面在九十年代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改革是一个摸索实践的过程。既然是一种摸索实践，犯局部错误是正常现象。有关部门不是承认医疗改革出错了吗。只要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化代价为教训，化教训为经验，群众就会支持改革，改革就会成功。在南巡时，邓小平同志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 但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忽视邓小平对计划的肯定，夸大市场的作用，把总设计师的正确思想片面化、极端化，走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的迷途，这能怪总设计师吗？
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承认市场万能论的错误，承认将市场机制泛化到一切领域的错误，并不等于要否定市场，更不等于要否定改革。要市场，不要市场化；要计划，不要计划化；要改革，但不要导致私有化、两极分化的“改革”。这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但是，始作俑者，要改也难。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恐怕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就应该公开承认错误。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5.如何看待“灾难性的后果”？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大概知道自己的言论经不起推敲，所以，他们还有一招来吓唬公众：“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3]
今天我们的确要解放思想。可是，什么东西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呢？是马克思主义吗？还是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刘国光的言论表明，马克思主义早就不再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了。在今天解放思想，要害的是要解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束缚的思想。市场化都“化”到国家的权力体系中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还认为市场化不彻底。按照这种逻辑，提倡“多快好省”的“大跃进”又有什么错呢？错误在于没有“多快好省”啊！迷信者的特点，就是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迷信，而认为自己是科学。
改革开放，中国的确取得了成就。可是，这种成就有多少是私有制成份带来的，多少是公有制成份及其必然的伴生物——经济计划带来的，这值得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八十年代，这两种成份力量相当，客观上成就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繁荣。但是，按新自由主义的片面思维，八十年代的成就只是国内外的私有制经济带来的，而公有制经济和计划，则阻碍了改革开放。加快改革开放就要取消计划，取消公有制。结果，不但社会公平严重丧失，而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削弱，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被锁定在低利润、低附加价值的环节中，中国企业员工成为“世界打工仔”。这样一来，劳资矛盾空前激烈，重大矿难频繁发生，相当数量的工人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受到削弱，政权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只有正视这种严峻的现实，才有资格谈论“坚持改革”。无视这种现实，那就是背叛了总设计师的初衷，就没有资格谈论“坚持改革”。人民群众拥护的改革，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绝不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想象中的全面私有化、全盘市场化、两极分化、腐败化的改革。
在人民群众眼里，改革一些方面的重大偏差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数亿农民工在低工资、无福利、无劳保的条件下每天劳动十几小时，极少数人控制了极大部分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自主技术体系被摧毁，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威胁日益加重，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这些难道不是灾难性的后果吗？事实证明，正是新自由主义对改革开放的严重影响，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上述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分层和矛盾。
二、为什么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误导改革？
1.历史之镜——对改革开放的一些回顾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犯了一次重大错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他们竭力倡导放开市场、放开物价，结果导致八八年至八九年初的猛烈的通货膨胀。这是“八九事件”的诱因之一，也是90年代初期三角债的根本原因。
作为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懂得，三角债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怎样摆脱生产过剩？正确的方案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消化80年代末期经济“大跃进”制造的过剩生产能力。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经开始作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已经出现。但是，市场迷信者并不这样考虑问题。当时，经济学刊物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生产过剩不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特性，而是投资主体没有市场化，投资者患有“父爱病”，得了投资饥渴症。所以，消除三角债的根本出路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造就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于形成这种舆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劳苦功高。这样，一方面可以摆脱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全盘市场化。这就像医生用错了药，小病治成了大病，他说不是药方的错误，而是你本来就有大病。现在，通过用药，大病暴露出来了，这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责任。继续用这个全盘市场化的药方治，病一定能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不顾病人死活，迷信自己药方的庸医。
果然，推进全盘市场化，特别是把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化，塑造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用“产权明晰”论斩断预算软约束的“父爱主义”黑手，国有企业用小卖大股的方式私有化，逐渐地成为现实政策。结果是1992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经济迅速泡沫化，政府不得不再次紧急刹车。但是，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以致不得不用砸锭子等方式来销毁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导致了国有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下岗浪潮。这实际上是1988年失误的再版。决策固然有问题，但利用决策失误，摇旗呐喊、火上浇油的又是谁呢？难道不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吗？
1994年以后，内需长期不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懂得，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仍然是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途径。但是，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加大干预市场经济的力量，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迷信的全盘市场化方向不符。怎么办呢？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外资，求助于国际市场。为了吸引外资，鼓吹不惜放弃对外资的种种限制，甚至不再要求“以市场换技术”；为了扩大出口，鼓吹不惜让弱小的本国企业直接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极大地压缩了各类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或教其依附于外资，却美其名曰“鲶鱼效应”。最重要的是，鼓吹大幅度降低汇率，使国家财富整体大幅度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的投资成本，强力推进了出口。从1994年起，某些经济学家更是用“比较优势论”欺骗国人，讲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中国应该老老实实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老老实实地做世界加工厂、国际打工仔，千万不要幻想赶超；幻想自主创新，会落入“创新陷阱”。这种误导，造成的后果不也是“灾难性的”吗？难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没有责任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也遇到困难。内需不振，外需不足。怎么办？仍然可以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产业升级换代来解决。可是，这些都被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斥为“不符合市场化的方向”。于是，在金融上，鼓吹以住房市场化带动大笔银行资产投入房地产业，既贷款给开发商建房，又贷款给消费者购房，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在扩大出口、吸引外资上，则鼓吹给外商超国民待遇。就在这一年，按照全盘市场化的思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了，招生扩大了，学费猛增了，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了。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了，银行从最需要帮助的落后地区撤销了五千家分支机构，裁减了大批职员，迅速拉大了银行内部的工资差距，但银行的呆坏账却迅速增加。
结果是，经济的确增长了，出口的确扩大了，外商的确来华了，外汇储备的确猛增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但是，中国果真成了世界打工厂了，果真放弃了独立的技术和工业体系，甚至连本国商业都被外资商业主宰了。中国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度极大地加深了。到2004年前后，随着境内外资本联手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全面紧张态势。国际金融大鳄兴风作浪，借机大幅拉升石油和铁矿石等资源的价格，迫使中国支付高昂的能源、原材料进口成本。这是中国经济失去主动权的必然后果，是中国对内对外市场化无止境的必然后果。对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都应该承担各自的学术责任。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在房地产业。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做市，房价迅猛上涨，普通工薪阶层买房无望，空置面积急剧扩大，房价却被炒作至天价，房地产业迅速泡沫化。房地产业奇怪地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拉动了钢铁、水泥、能源等相关产业的价格上涨，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就可跌入萧条的冰窟窿，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一切，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作为普通民众，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住不起房；国企私有化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的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可以推托自己应负的责任吗？
2.金蝉脱壳——“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解剖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真的不知道全盘市场化带来的种种恶果吗？他们不了解频频发生的矿难吗？不知道农民工的工资20年未涨吗？不知道数千万职工下岗吗？不知道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的现实吗？不知道人们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全盘市场化吗？他们知道。但是，使了个金蝉脱壳计。说道：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坏的市场经济，而他们所提倡的则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积极的、正面的市场化效应，都归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有一切消极的、负面的市场化效应，都与他们无关。
且慢。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斯密或哈耶克也都要求保留一个守夜政府，一个最小限度的保证兑现契约的法治政府。所以，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英法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工时不断延长，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失业率日益上升，经济危机一轮轮爆发。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英国的宪章运动，导致了美国的芝加哥大罢工，导致了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使拥有垄断技术、垄断资源、垄断地理位置等各种垄断优势的企业可以对消费者巧取豪夺，获取巨额暴利，从洛克菲勒、摩根到比尔·盖茨、李嘉诚、任志强，都是这么干的。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说，那是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法治哪里来？是斗争出来的。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劳联产联，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取消童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低费或免费的医疗，提供廉租房或低价房。但是，这一切都意味着政府的“有形之手”握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意味着市场不断退缩，计划不断增强，意味着市场不再纯粹，意味着经济体制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而这恰恰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经济体制，是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大力提倡的经济体制。
那么，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到底要什么？或者真要好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承认计划的作用，回归非主流；或者否认计划的作用，继续留在主流，这只能是要坏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挂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羊头”，卖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狗肉”，这恐怕才是真实的主流经济学家。
实际上，提出“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掩盖问题的实质。在公众心目中，好的市场经济往往是指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再不济，也不会不知道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到有形之手广泛调节的市场经济，因而其经济体制是混合经济体制。提混合经济体制，其学术内涵是清晰的，也是符合主流经济学家身份的。但是，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有根本性缺陷，承认全盘市场化方向的错误，承认自己一贯主张的错误。懂得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缺陷，懂得将两者相互结合起来的政治条件和操作机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懂得并迷恋计划经济，或者相反，只懂得并迷恋市场经济，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是计划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时有人批判他的老师孙冶方，就是因为孙冶方提倡尊重价值规律。在改革开放年代，此人又一跃而成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以讨伐计划经济为己任。这样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能对社会负责吗？
3.缘木求鱼——与权贵结合怎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对一些经济现象，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还是说过一些真话。比如，“股市赌场论”，又如，“权贵资本主义论”。说这些真话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识，而只是需要一点勇气。当然，勇气比学问更重要。仅就此而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然而，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一贯与权贵合作。当他们出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时，人们不能不猜想，这里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发现，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一、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二、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三、保持现状的力量。第三种力量既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这第三种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倾向。
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是和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一致的。事实上，杨帆在1997年就提出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以什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显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以加速全盘市场化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主张以消灭权力的方式，以政府退出的方式，从根本上取消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取消政府，或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将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企业家，回到类似于资本家向封建国家要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时期。这就像庸医治驼背，说我一治就灵，永不复发，待人听从，上去一脚就把驼背踩直了。背确实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确消失了，但人死了，回到了无政府状态。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在一些方面会走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恰恰在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全盘市场化取向。不应该否认，他们之所以强烈倡导全盘市场化，是因为相信人性是自利的，甚至是自私的，他们相信自私自利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如此，逻辑上就必须要取消计划、取消公共权力、取消政府，完全采用市场机制。支撑这种信念的，恐怕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失败。此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再也不相信理想了，再也不相信道德了，再也不相信良心了，一转身成为人性自私论的铁杆信徒，也就成为全盘市场化的竭力提倡者。相信自私，就会发掘自私，利用自私，放大自私，推动社会的自私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竭力推动全盘市场化，也就竭力推动了自私化。一方面是公共权力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是一些党政干部的自私化，权贵资本主义在一些地方就必然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恰恰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和权贵结合必然制造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结合才能使改革开放的大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条正确的轨道，在经济上是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人民监督与干部高度自律相结合，在文化上承认人的部分自利性，但强调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倡导高尚的理想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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