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作风建设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5-0018-07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历史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作风。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适应新的时代提出的新的要求，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在学习和贯彻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时，回顾和分析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找到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理论研究工作。
一、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根据
为了便于研究和说明问题，很需要对“作风”这个概念作出界定。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语言中没有“作风”这个词，但有“风格”、“风气”、“风范”这些词。应该说，“作风”与这几个词在意义上是相近的。斯大林在1924年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共产党的作风问题。他说：列宁主义的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的结合”的作风，它“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注：《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3～275页。）。毛泽东在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并论述了党的作风。他说：党的“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从这些论述看，作风是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以至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品格在实践中、工作中、处理与其对象的关系中的实际表现。它是内与外、知与行、学与德的统一，是具有稳定倾向性的行为风格。作风一经成“风”，便成为无形的巨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加强作风建设，不仅因为党的作风本身重要，而且有着客观的根据。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与革命建设的后发性
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又利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造成的缝隙发展了本国的民族经济，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面目依旧，处在世界最落后国家的行列。属于世畀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后发的；中国革命在1949年获得胜利，从而开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同样是后发的。后发者可以向先行者学习。对于中国来说，进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向西方学习，完成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向俄国学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则向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学习。学习，必须虚心；但虚心决不是一切照搬。这就发生了思想作风问题。
（二）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与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艰难性
中国国情大不同于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一元化的，而中国则是二元结构的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和传统的生产力同时并存，现代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同时并存，少数现代性的工商业都市同广大的落后乡村同时并存。中国的国情也大不同于东方许多国家，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地方。这样的特殊国情，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寻找到自己的前进道路；要求以几百万产业工人为阶级基础的共产党人同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求共产党人具有极大的耐心，进行持久不懈的艰苦奋斗。
（三）历史包袱的沉重性与反对消极文化影响的重要性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极其深厚的文化积存，这里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同现代社会生活异构的思想、作风，以其相对独立性而渗透到现代生活之中，这些作风和中国革命建设所需要的作风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难找到“子曰诗云”和“言必称希腊”这两种教条主义的联系；也不难看出在封建社会中以分散的小生产为基础的“帝王思想”、“官本位”意识、家长制作风同直到今天仍然严重存在的总称为“官僚主义”的腐败作风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遇到从西方传来的近代、现代文化时总是打败仗。西方文化中的消极成分也对党的肌体发生侵蚀的作用。党的作风建设正是一个批判地对待东西方文化、形成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新风格的过程。
（四）党的成分的复杂性和作风方面矛盾的尖锐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又是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量的党员是农民和小资产者。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同思想紧密联系的作风，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从社会各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这有利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群众性，但也难免带来作风上的矛盾，这就必须抓好作风建设。
综上所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建设自己、创造自己；党的建设是全面的，从思想到组织，从理论到政策，无一不是在批判中建设、在实践中创造的；所有的建设在行动的意义上集中地表现为党的优良作风的塑造和培育。
二、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期间的作风建设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一直工作到1976年毛泽东谢世，历经41年。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开始了正确路线指引下的全面建设，提出了并大力地加强了作风的建设。下面，我们对这41年间的作风建设作一个简要的历史性分析：
（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成、并培育了“三大作风”，打下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深厚根基
中国共产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作风？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步显示出关键之所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苏联经验搞教条主义的“左”倾思想，严重地危害了中国革命，这才使全党有了一次新的觉醒：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主张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主张；“左”倾指导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同时也就是脱离群众的，而党在艰难环境中谋得胜利的惟一依靠是群众。在这一时期中，党内不断发生意见分歧，“左”倾主张对待不同意见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在遵义会议之后对待犯“左”倾错误的人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就提出了党正确开展自我批评这一重要问题。正是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先是在1937年5月8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作风”的概念；后在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要求党的思想及其实践“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1942年，领导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终于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概括出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三大作风”的发扬，是党在七大以后取得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并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三项历史性胜利的根本性保证。
（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把握由在野党到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执政之后党的作风建设的良好开端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中心城市并领导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预见到党在革命胜利和掌握政权之后遇到的挑战，他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必须以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以应对之。这种挑战，毛泽东名之为“糖衣炮弹”，即社会上对共产党员的捧场、颂扬、侵蚀等软性进攻；引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居功自傲，不愿再继续进取；一个是贪图物质享受，不愿再艰苦奋斗。毛泽东应对的方针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页。）应该看到：这两个“务必”同“三大作风”是一脉相承的。谦虚谨慎，方能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方能为人民谋利益；两条都做到，离不开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看到：这两个“务必”是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新的作风要求。有此“正风”，必能抵御各种“歪风”。从50年代到60年代，党的干部队伍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跟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奋斗，保持了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党在执政以后要保持本色，既要拒腐防变，更要依靠科学理论和正确决策领导人民取得建设的成功。党面临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课题。党继续发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而又有成效的探索。毛泽东写作了《论十大关系》，创造了具有久远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提出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理论。这些重要著作，是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所结出的硕果。
执政的共产党更需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构民主政治体制，发扬民主的作风。在这个方面，党的八大，有其重要的贡献。邓小平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讲执政党“面临新的考验”，讲必须“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有意义的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发扬党内民主，反对神化个人，禁止个人脱离领导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发扬人民民主，接受“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5～235页。）。这个报告，在作风建设方面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三大作风”的思想，突出了民主的重要性。后来的实践说明：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就不能获得真理；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谈不到群众路线；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批评和监督。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党犯了“左”的错误，未能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
1957年夏季以后，“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逐步占了上风。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内在作风建设方面产生过尖锐的矛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61年，在严重困难面前，毛泽东借他30年代初所著《关于调查工作》（后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提出搞“调查研究年”，从而制定了较为实事求是的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文件。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作了自我批评；要求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倡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但面对农民“包产到户”的实践，党内要求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错案的呼声，毛泽东又作出错误的判断，在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错误主张，直到1966年极其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总之，从1957年夏季开始的10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文化大革命”则使党的优良作风破坏殆尽；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给后人留下了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许多教训。其中重要的教训是：党在执政的时候，必须把传统的群众路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内相应的民主制度，严格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党的作风上，必须强调民主的作风和依法治理的作风，坚决反对“一言堂”、“家长制”和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
三、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期间的作风建设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起来的，从此领导全党实现了战略性大转变。在11年之后，经过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邓小平在这一阶段党的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来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来说，邓小平是坚定的开拓者。
（一）使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全面的拨乱反正，包括党的作风建设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1975年复出之后，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顺应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实施了“整顿”，因而又一次遭到打击。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率先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原则，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在1977年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成为实际上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后，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从而重新界定并确立了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有了这一条思想路线，党中央雷厉风行地平反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纠正了过去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所作的错误结论，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
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邓小平全面肯定毛泽东所倡导的“三大作风”以及其他各种优良作风。1977年8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他提出五个“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35页。）。邓小平不但是这样倡导的，而且又是带头这样做的。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模范。第一，他坚决主张要深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什么错误就要批评什么错误。第二，他同时认为批评应该是出于公心的，实事求是的，带着历史分析的，“对建国三十多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第三，建国以后党的错误，其中“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310页。）
（二）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倡导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新作风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独特道路的精神和方法，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中国都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而遭到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中国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模式、新体制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不但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中国人民如何创造新制度、新体制的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和方法同党的“三大作风”是历史地联系着的，是“三大作风”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体现和发展。其要点：
——勇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体制、创造中国人民新历史的创新风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既有的模式。一切要由人民群众去创造，而创造就需要有勇于实践的崇高风格。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鼓励干部群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投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冷静估计实践的客观条件、严格地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这一点是同上面所说的“创新风格”辩证地统一的。这是哲学上所说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邓小平指明，国际的客观条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国内的客观条件是：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两个条件出发，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方针、政策、体制。
——深切关怀祖国、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是以为人民谋利益为价值准则的。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个“本质论”就是创造社会主义新体制的价值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历史的规律、民族和国家之希望所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所在。只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体制，才是中国所需要的体制。
——从各种可能采取的政策、制度中，选择客观条件允许、主体要求得到满足的政策和制度的负责精神。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满足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念，一个作为出发点、另一个作为目标，共同地约束着我们的行动。邓小平认为：这里是必须作选择的，选择又是必须贯彻实事求是和为人民谋利益这两条原则的，也就是说，是必须负责的。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就要落实在负责的政策、制度选择上。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检验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的自律意识。选择在作出的时候，它的可行性和价值性是未经证明的，也就是说，它未必是正确的。因此，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9页。）。
邓小平这一整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是实践论的科学方法论，在落实的过程中则表现为“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风格。他把“三大作风”总体性地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三）深刻地认识和预见党在新时期面临的考验，指明保持共产党本色的作风建设道路
当年毛泽东在进城之前，预见到党在成为执政党时所受到的挑战，要求以两个“务必”的作风应对此种挑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受到的考验，不仅是因为执政，还因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在对世界开放的情势下执政。在邓小平领导时期，对于逐渐滋生蔓延的党的肌体腐败现象，他极为重视；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之后，他更视腐败和反腐败的矛盾为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全局性问题。他惊呼：“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14页。）。邓小平特别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相应的优良作风；同时认为必须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提倡艰苦创业的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天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作风建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年，第261～261页。）。言犹在耳，不能忘怀啊！
四、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期间的作风建设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以来，卓有成效地工作到现在。尤其是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以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取得伟大的成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与时代的新条件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把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一）面对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性制度调整的新时代，在发扬“三大作风”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创新的作风
江泽民在他有关党的作风建设的论述中，同邓小平一样，继续强调发扬由毛泽东倡导的“三大作风”；同时，继续提倡由邓小平培育的新时期的新作风。这构成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前后相继的历史画卷。江泽民是这样说的：“我们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十分注意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发扬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时，也要“大力发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倡导的立足国情、紧跟时代，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的精神”（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作风建设》，第40页。）。但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时代、新的任务面前，又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课题。这里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大力倡导“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使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江泽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注：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1页。）。这个论点，江泽民讲了多次，从技术创新讲到制度体制创新，又从制度体制创新讲到政策和观念的创新，再从政策和观念的创新讲到理论的创新。应该说，这既是对人类认识规律的一个总结，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当今时代潮流的一种回应，更是与时俱进地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次决断。毛泽东写了《实践论》，为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奠定了哲学基础。《实践论》的关键词是“具体实践”，没有对实践的具体性的认知，就建立不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为我们留下了创造中国新历史的整套方法论。南方谈话在实践论的意义上关键词是“三个有利于”，它是对实践的效用性的认知，没有对实践的合规律合目的的客观效果的把握，就不可能走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江泽民提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创新”的理念，在实践的具体性、效用性的基础上，突出了实践的创新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科学理论，也把党的实事求是作风提高到新的时代水准。
（二）面对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更加严峻的挑战，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加以强调和推进
党的“三大作风”是一个整体。但是，随着形势和条件的改变，它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会显得更加突出。在遵义会议的前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主要的危险是教条主义，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到了今天，当邓小平理论已经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经过实践的检验被证明并得到有效贯彻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什么呢，党在作风建设方面主要应当解决什么问题呢？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历史显示，一个新兴力量，当它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时候，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总是比较密切的；而在夺取政权之后，这种关系就开始变化；执政时间越长，越容易脱离群众，最后被人民群众所埋葬。党的现实状况证明：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些年来并未减少，反在增加。在改革开放之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正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之时，“权钱交易”的发生更加深了脱离群众的危险程度。一旦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脱离群众的危险就会获得经济基础，变得难以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利益主体、价值观念多样化，贫富差距逐步扩大，这就发生党究竟为谁谋利益的问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和中共中央突出地提出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的问题显然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三）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形成党的建设的纲领，全面推进社全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作风建设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的问题；5月14日，他把“三个代表”认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又系统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深刻意义。“三个代表”思想的直接意义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界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回答了什么是党在现时代的先进性，从而为整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正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我们党正在创造社会主义新制度、新体制的时候，从功能方面界定这个新制度、新体制，借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过程一样，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则是在我们党进行自身创新的关键时刻，从功能（即宗旨、使命）方面界定党的自身创新，借以规范和引导党的建设工程。“三个代表”思想具有全面的意义，它对我们整个的理论、制度、体制创新起导向作用。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党的自我创新与建设的时候，它也指导着党的作风建设。我们党的作风必须是积极推进先进生产力的作风，是与先进文化同质并引导其建设的作风，更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作风。
毛泽东当年限于历史条件和后来犯“左”的错误而没有解决的建设年代党的作风建设问题，邓小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但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解决的、与此事业相应的作风建设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手解决这个历史性问题，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系统工程，这是十分可喜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决定》，特别是关于十个“坚持”、十个“反对”的作风建设总体性任务的制定，正是这样的一个作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五、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基本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80年，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次历史性胜利，使中国由一个衰败的半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已经实现小康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正在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坚毅地前进。党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卓越的历史功绩，党的建设始终是一个法宝。而在党的建设工程中，作风建设是党的独特创造。以上回顾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过程，综合起来说：毛泽东解决了革命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为党奠定了优良作风的根基，创造了执政之后作风建设的良好开端；邓小平解决了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行根本性战略转变时期的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为党在创造社会主义新模式的风云变幻年代指明了既保持党的本色，又实行开拓创新的作风建设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解决新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全面发展新时代的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保证党既发扬自毛泽东以来为党的执政所确定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坚定地为人民谋利益的优良作风，又培育把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相应的制度体制改革推向前进的创新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党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形象工程，必须始终不渝地抓紧抓好；二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科学的理论思想为基础的，必须对党的作风作好充分的理论论证；三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党的组织建设为保证的，必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四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教育整顿和制度约束为手段的，必须把二者同时抓起来；五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所承担的实践任务为背景的，必须与时俱进；六是党的作风建设是以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为龙头的，必须重点抓好他们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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