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最优论文,规则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过三次大论战的洗礼，①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宏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融合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优点，并取得学术界普遍共识的新综合——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NNS)。②借助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这一利器，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融合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优点，成功搭建了一个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沟通的桥梁：从新古典主义那里，吸取理性预期思想和各种模型化工具，以理解家庭和企业如何在动态的时间过程中进行优化决策；从凯恩斯主义那里，吸收价格和工资粘性理论，用于解释货币政策为什么会在短期中影响就业和产量。这种新综合的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是一种动态的一般均衡体系，在短期中，由于存在价格和工资的粘性和其它各种市场的不完全性，它会偏离有效的资源配置，但在长期中，“无形之手”仍是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机制。其蕴含深意的中性货币政策主张可以消除通货膨胀而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相对价格扭曲。令人鼓舞的是，这一结论虽然使用了家庭和企业最优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具有微观基础的假设，但是，NNS并没有“用海市蜃楼里的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而是牢固地建立在市场存在不完全性的基础之上。至于是否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是否我国存在着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并存等问题，都无法动摇它的理论基础，因为与其说NNS是一种包含新IS曲线、新菲利普斯曲线和中性货币政策工具三大基石的理论，不如说它是从“假说”走向“科学”的一套方法，以致财政、技术和货币等的冲击，连同与个体、企业、决策者等相关的偏好都可以通过模型的构建来体现，并通过数值模拟来检验和修正。
在新兴的新古典综合这一崭新的“宏观经济学大厦”建造中，Svensson(1986)在构建货币一般均衡资产价格模型时使用了新凯恩斯主义假设和真实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RBC)框架，可以看作是两个学派综合的“先声”；Blanchard & Kiyotaki(1987)采取DSGE方法搭建了一个从完美竞争、灵活价格和灵活工资到垄断竞争、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转变的分析桥梁，拉开了两个学派综合的“序幕”；Rotemberg & Woodford(1989，1991)进一步在RBC框架下将新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厂商加成变量内生化，推进了两个学派的综合；King(1991)、Cho & Cooley(1992)、Gali(1992)、Farmer & Guo(1993)、Rotemberg & Woodford(1993)、Hairault & Portier(1993)、Kimball(1995)等对RBC建模方法和新凯恩斯主义假设条件的应用，加快了综合的步伐；Cho & Cooley(1995)、Woodford(1996)和Yun(1996)是NNS正式形成之前被引用次数最多、对NNS的最终形成贡献最大的三篇经典文献；③而在1997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年会上Solow、Blanchard、Taylor、Blinder和Eichenbaum五位经济学家对两个学派“是否存在一个普遍接受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基础”惊人的一致肯定回答和年会上重量级论文的出现(Goodfriend & King，1997; Rotemberg & Woodford，1997)则标志着新综合的最终“形成”。与此同时，NNS建议的以名义短期利率为操作工具的“钉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也从两个学派“喋喋不休”的论战中走出，“昂首挺进”美国、德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政治舞台，并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功效卓越(Svensson，1997；Goodfriend，2007)。在NNS形成以后，McCallum & Nelson(1999)、Woodford(1999a,2001,2004)、King(2000)、Walsh(2002)、McCallum(2000)、Gali(2002)、Gali & Gertler(2000)、Goodfriend(2002)、Kim(2003)、Sveen & Weinke(2004)、Casares & McCallum(2006)等进一步对NNS的建模方法和生产函数形式等进行了分析，对NNS的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推进了NNS的普及和应用，而Romer(2000)、Mankiw(2006)等对NNS优势的分析，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界“理论共识”的形成；Walsh(1998)、Clarida et al.(1999)④、Woodford(2001)和Gali(2002)等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分析成为NNS货币政策分析的模版，推进了NNS在实践中的应用。正当众多研究者将研究的视角投向模型的完善和数值模拟货币政策效果的时候，Linnemann & Schabert(2001)却将研究视野转向财政政策，其后Gali et al.(2005)和Furlanetto(2007)在该方面的研究颇具代表性。Woodford(2003)通过对魏克塞尔主义传统的作为货币政策传导工具的利率的精妙分析和模型构建等方面的别具匠心之作将NNS推向新的阶段。⑤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在0利率边界下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中来，其代表性的文献包括Christiano et al.(2009)、Cogan et al.(2010)、Uhlig(2010)、Woodford(2011)、Ireland(2011)等。
对于这一被卢卡斯称为“一个成功的科学革命迹象”、Woodford称之为“宏观经济学革命”的新共识，国内许多学者做了有益的研究。刘斌(2003)较早对货币政策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使通胀率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最大”的结论。方阳峨(2004)使用NNS建模方法，构建了一个动态的NNS模型，并对NNS的动态特征进行了分析。沈越和邱晨曦(2005)对NNS三大理论基石给予了介绍，并结合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NNS进行了评析。金融危机爆发后，钟伟和张晓曦(2009)对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提出了“从‘新共识’理论向传统货币理论的回归”这一带有否定NNS的结论。与钟伟和张晓曦的结论相反，胡志鹏(2012)结合我国货币政策环境的变化对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支持NNS的结论。
尽管国内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就作者掌握的文献来看，国内学术界对NNS重视程度依然很低。已有的文献除了未能涵盖NNS这一处于十分活跃状态理论的最新进展外，一些文献由于缺乏对于NNS繁杂的建模方法的理解，误将三大理论基石当作是NNS理论本身，而忘记了NNS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结论；一些文献由于缺乏对NNS政策主张前瞻性和动态性的把握，误将NNS的最优货币政策当作是泰勒规则等，而疏忽了NNS兼具相机抉择和规则两者的优势；一些文献过分强调了金融危机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诸如存在管制利率、央行缺乏独立性等问题，而轻易否定了NNS最优货币规则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非凡成效；更为严重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赋予了货币政策促进或稳定经济增长这一在作者看来不应具有的职能，而对当前我国采取的稳健货币政策给予了本来不应该有的批评，却忘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造成持续通货膨胀、房地产价格飙升等让公众生活满意度大幅降低的严重后果⑥。本文试图通过对NNS建模方法和最优货币政策的设计的较完整的介绍，通过对宏观经济学新共识的概括和总结以及对NNS的货币政策主张在我国适用性的分析，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二、NNS模型的构建及其模型的前瞻性和动态性特征
本部分将构建一个封闭经济下的NNS模型，推导出NNS的新IS曲线和新菲利普斯曲线标准形式，并对模型的前瞻性和动态性特征进行介绍。其基本思路是：首先，采取完全的RBC方法，在代表性家庭具有理性预期和跨时期最优选择的基础上，推导出总需求方程；随后，融入不完全竞争和粘性价格等凯恩斯主义元素，采取普遍采用的Calvo(1983)价格调整方程，在生产厂商具有理性预期和追求利润(当期和未来利润流贴现总和)最大化的基础上推导出总供给方程；接着，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求解出均衡产出、自然产出(或潜在产出)；最后，以总需求方程、总供给方程和均衡产出为基础，推导出NNS的总需求曲线(新IS曲线或产出缺口曲线)、总供给曲线(新菲利普斯曲线)的标准形式。
1.代表性家庭的行为。假定具有无限期界的代表性家庭寻求如下效用函数的最大化：
为贴现率(β越大表明与现期消费相比远期消费的价值就越低)。货币进入效用函数意味着货币提供流动性服务带来效用，工作时间进入效用函数意味着劳动带来负效应。ξ>0、γ>0和ζ>0为效用函数的权重系数。增加权重系数，更进一步体现代表性家庭的偏好差别。
消费的效用函数采取常用的相对风险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例如，Linnemann & Schabert，2006;Lucas，2000)，不过，在近期的NNS文献中，多采用对数效用函数，并按照大拇指法则给出具体形式(例如，Ireland，2010; Gali，2005)；在货币效用函数选择上，既可以采取相对风险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形式(例如，Obstfeld & Rogoff,1995; Arestis,2010),也可采取对数效用函数形式，但是，一般不采取线性函数形式，因为在一阶条件中，无法给出货币的需求结果。本文选用相对风险系数不变的效用函数形式；劳动的效用函数采取Gali(2002)负的效用函数形式，许多文献也采取闲暇的效用函数形式(例如，Kim，2003)，考虑到用闲暇效用函数形式需要在归一化处理后才能使用和在对数线性化求解时的困难，本文仍采取了负效用函数形式。从已有的NNS文献看，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对数值模拟影响不大，但对于模型求解有一定的影响。
代表性家庭在t期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18)反映了总需求关系，可以看出，预期的通货膨胀和预期的产出都进入了总需求方程。值得注意的是，在NNS中，新IS曲线为产出缺口曲线，需要在求出均衡产出或潜在产出后，才能由(18)式求出。
至此，我们在理性预期和家庭预算约束下，通过求解无限期界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得到了与几乎所有NNS文献一致的总需求方程。为避免理解上的混乱，我们没有像多数NNS文献那样，将总需求方程的求解放在代表性企业定价行为之后(例如，Linnemann & Schabert，2001)，以表明总需求关系的求解并未注入凯恩斯主义的元素，是纯粹的RBC方法。
方程(30)是NNS描述通货膨胀的标准形式，表明当期的通货膨胀由预期的通货膨胀和真实的边际成本决定。
(32)式为在生产函数形式为(19)和效用函数形式为(1)假设下的均衡产出水平。下边我们求出灵活价格下的均衡产出水平。
由于所有厂商面临的真实边际成本为：(14)
从(34)或(35)可看出灵活价格下的产出水平由技术水平
、厂商的市场力量即加成水平μ、消费和劳动的跨期替代系数σ和φ、效用函数权重系数ζ和γ，以及政府的支出水平决定。在不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由(34)或(35)决定的均衡产出，一般称为自然产出或潜在产出。可以看出，自然产出或潜在产出由动态最优化解出，比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估算结果更加科学。
(36)为NNS的总需求曲线，即为NNS的新IS曲线，也称为产出缺口曲线。
在新IS曲线中，当期产出缺口依赖于预期的实际利率
、预期产出缺口
和消费的跨期替代系数σ，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动态性特征。从推导过程可看出，这一方程隐含的假设是：家庭具有理性预期和一生收支平衡；最重要的结论是：实际利率和预期产出的变化都会改变实际需求，从而改变实际产出。预期实际利率的提高通过消费的跨期替代效应而减少总需求，从而减少当期的产出。预期产出的增加通过提高一生的消费(平滑一生消费的行为提高当期消费)带动当期产出提高。在NNS中，产出缺口和实际利率是两个重要的概念。
5.新菲利普斯曲线。由(32)和(33)，可得：
(41)为NNS的总供给曲线，即为NNS的新菲利普斯曲线。
三、最优货币政策设计
新IS曲线和新菲利普斯曲线的前瞻性和动态性特征，蕴含着深刻的政策含义，即在短期名义价格刚性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通过改变短期名义利率，可以改变实际利率，从而影响实际的经济，这一点似乎使我们回到了Woodford(2003)所倡导的魏克塞尔经济。为了更进一步弄清楚NNS的政策含义，本部分将以基本模型为基础，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推导出最优的货币政策。(16)
对于如何制定利率规则，Gali(2002)给出了具体形式，但是考虑到最优解从总供给和总需求没有受到冲击下得出，其结果没有实际意义，本文不给出具体形式。
2.没有承诺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假定总供给受到成本推动冲击，从而真实边际成本在成本推动下发生变化，其新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变为：
(52)表明，在短期存在着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折中。
在没有承诺约束的情况下，理想情况是，货币政策每一期都依据当期情况，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决定最优名义利率，生产厂商和家庭按照政策目标，以(48)和(49)预期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
但是，由于短期内存在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折中，政策决策者面临着基于追求政绩或竞选等的需要提高产出目标值(以降低失业率)的诱惑，具有理性预期的生产厂商和家庭，由于预期到政策制定者将采取扩展性政策将产出推至目标值之上，不再按照(48)和(49)预期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结果，不可避免的遇到了动态不一致的问题(Kydland & Prescott，1977)，产出没有提高，通货膨胀反而提高了。下面对这一问题给出正规化的分析。
假定产出缺口的目标值为
常数，于是社会福利目标函数变为：
比较(55)和(48)、(56)和(49)不难发现，产出没有变化，通货膨胀反而提高了
。其结论是明显的：如果央行意欲将产出水平置于潜在产出之上，其结果是产出没有增加，通货膨胀水平在目标之上。
3.完全承诺下的最优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意味着没有承诺的货币政策不是最优的，其结果导致社会福利降低，无谓成本上升。解决办法或许正如Kydland & Prescott(1977)或Rogoff(1985)所建议的，成立一个独立的央行，做出可信的承诺，货币政策让极其厌恶通货膨胀的人来控制。根据上面的推导和分析，承诺产出缺口的目标值为
，并实施通货膨胀
的政策，是一个最优的货币政策，其货币政策工具为名义短期利率，依据(51)的规则，并利用
，可以得出：
(59)式表示，当实际产出或预期通货膨胀发生变化时，央行设定的利率将会发生变化，因此，(59)式实际上是央行的利率反应函数，可称为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当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且预期通货膨胀大于设定的目标值时，央行提高名义利率，反之，央行降低名义利率。由此可看出，尽管采取完全承诺的最优货币政策不是NNS首先提出，但是由于它在RBC框架下集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元素，其理论基础更加坚实，其政策含义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取得政策共识。同时，作为NNS货币政策传导工具的利率规则((59)式)不仅兼具了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和政策规则(泰勒规则或麦卡勒姆规则)的优点，而且社会福利损失更低，更加容易操作(刘斌，2003)。
四、宏观经济学新共识和仍然存在的分歧
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汲取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两大主流学派精华，搭建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智慧，几乎征服了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以至曾经被凯恩斯主义视为异端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假说，现在却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共识的舞台，曾经弥漫着“战火硝烟”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分离问题已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统一了起来，而一度失去光环的“无形之手”，却重新博得宏观经济学家的喝彩。与此同时，昔日暗淡无光的货币政策不仅赢得了理论界的青睐，而且已成为众多中央银行用以稳定经济的“新宠”，长期徘徊的可信度问题已从控制论领域走入了宏观经济学领域，而利率作为政策传递的有效机制也从魏克塞尔主义的死灰中复燃。
1.“新兴的新古典综合”的理论共识。(1)货币主义。关于货币是否中性、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争论焦点。20世纪50-60年代初居于正统地位的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非中性，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折中关系(即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最早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挑战，提出了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观点。弗里德曼在被托宾等称为“最有影响”的美国经济协会就职演说论文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Friedman，1968)，并与菲尔普斯(Phelps，1967)各自独立地提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逐渐代替传统菲利普斯曲线融入主流经济学中。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理性预期革命，引发了货币问题的再次争论。卢卡斯将理性预期假说应用于货币问题分析，认为货币在长期和短期都是中性，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和短期都是一条垂直的曲线(Lucas，1996)(托宾称之为“货币主义Ⅱ”)。尽管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理性预期假说，但是，在如何将理性预期假说和凯恩斯主义的假设结合起来融入到货币问题分析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其纳入工具箱中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使用的是适应性预期而不是理性预期，将通货膨胀的滞后值(或通货膨胀惯性)看作是影响当期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Gordon，1990)。
新兴的新古典综合融合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魏克塞尔主义等学派的观点，在更高的层面接受货币主义假说(可称之为“货币主义Ⅲ”)(Snowdon & Howard,2005; Goodfriend,2004)。对于货币长期是否中性问题，新兴的新古典综合接受了之前已形成的共识，认为货币长期中性。对于货币短期是否中性问题，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同意货币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短期货币非中性观点，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和市场不完全性，尽管个体和厂商具有理性预期，货币仍表现为一些非中性的特征。不过，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钉住通货膨胀政策，使垄断竞争厂商的加成稳定在利润最大化加成水平，从而使货币在短期近似中性。
新兴的新古典综合的洞察力可以从新菲利普斯曲线(见(41)式)直接得出。在新菲利普斯曲线中，通货膨胀由预期的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决定。当受到货币冲击的时候，在短期，由于价格和工资的缓慢调整，均衡产出水平不能出清到潜在的产出水平，存在着产出缺口(即不等于0)，货币冲击有着真实的效应，而在长期，产出回到潜在产出水平，货币的冲击带来的只是通货膨胀的增加，没有真实效应。
(2)理性预期。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洗劫凯恩斯神庙”的理性预期革命，动摇了在“滞胀”面前无能为力的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在迎接理性预期学派的挑战时，一些分支接受了理性预期假说。不过，新凯恩斯主义对理性预期假说的接受是不彻底的。不仅一些分支没有接受理性预期假说，而且新凯恩斯主义很难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将理性预期假说应用于宏观问题分析。要将理性预期假说这一在政策制定等方面不得不考虑的假说真正的纳入自己的工具箱，新凯恩斯主义除了接受真实周期理论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吸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优点，在更高形式上接受了理性预期假说。但是，接受理性预期假说并不必然意味着会得出“政策无效论”的结论。理性预期假说只有与另一个假说——“市场连续出清”假设结合在一起，才会得出这种结论(Woodford，2009)。
通过NNS基准模型的构建可以看出，理性预期是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建立模型的基本假设，NNS的两大基石—新IS曲线和新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特征。尽管建立在个体和厂商理性预期决策基础之上，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依然使得外部冲击在短期具有真实的效应。由此可以看出，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对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接受，是融入了新凯恩斯主义假设的有条件的接受，是对理性预期假说走进现实世界的发展。
(3)增长和波动的理论框架。凯恩斯对于宏观经济问题的洞察力，被过分“粗糙”和过分“简单”地转换为缺乏微观基础的IS曲线、LM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新凯恩斯主义虽然在构建微观基础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是，只关注短期的“凯恩斯综合症”不可能对长期增长问题给出任何有见解的答案。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周期理论虽然在理论假说和模型构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建立在“海市蜃楼的绿洲”里的理论，并不能对短期波动问题给出有价值的解释。
新兴的新古典综合以真实周期理论为核心，通过集成凯恩斯主义元素，搭建了一个微观与宏观一致的DSGE模型。从方法论看，新古典主义赢得了胜利。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对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问题给予了成功的解决。其基本共识是短期波动主要由总需求引起，长期增长由供给因素决定。应该强调的是，新兴的新古典综合不同于新古典综合，它对于宏观经济的分析，不是提供了形式不变的答案，而是提供一种分析的方法。由此，我们不能期望对宏观经济的不同问题给出一样的答案(Woodford，1999b，2009；Gali，2002；Snowdon & Howard,2005)。
通过NNS模型的构建可以看出，由于垄断竞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总需求的波动(名义冲击)会导致均衡产出水平(见(32)式)的变化，从而，总需求的波动在短期具有真实的效应。在长期，潜在产出水平(见(33)式)由技术水平、厂商的市场力量即加成水平、消费和劳动的跨期替代系数、效用函数权重系数等供给因素决定。
(4)“无形之手”的宏观形态。与20世纪50-60年代居于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相反，宏观经济学家对于政府“有形之手”能否稳定经济持有怀疑态度。普遍认为，政府不应该通过相机决策的总需求政策来调节经济，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才是宏观经济学政策设计应遵循的标准。“无形之手”仍是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机制。
宏观经济学家对于“无形之手”的信仰，是重新建立在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承认工资和价格粘性的理性行为基础，承认商品、劳动力和信贷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性的重要性，把各种类型的调整摩擦因素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使之接近凯恩斯主义世界。
2.“新兴的新古典综合”的政策共识。(1)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最佳工具。在正统凯恩斯主义那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比，几乎无足轻重，这不是因为在流动性陷阱和投资陷阱两个极端情况下，货币政策完全失灵，而主要是因为正统凯恩斯主义笃信财政政策是稳定总需求的最佳工具。在与凯恩斯主义斗争中，货币主义“笑到了最后”，目前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都相信货币政策远比财政政策是更好的稳定经济的工具。与20世纪70年代长期执行相机决策财政政策导致的加速通货膨胀和加剧的失业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80年代和90年代20多个中央银行在使用货币政策成功战胜通货膨胀的实践，已清楚地展现了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魅力(Goodfriend，2007；Woodford，2009)。对于货币政策作为稳定经济最佳工具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弗里德曼的“货币增长固定规则”还被使用，事实上它与“货币政策周期性失灵”的观点一样被埋葬(Snowdon & Howard,2005; Eichenbaum,1997)。
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对于稳定经济政策的洞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政策的设计建立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使政策的设计从“假说”走向“科学”；第二，钉住通货膨胀的中性货币政策解决了宏观经济的“动态不一致”问题，在控制通货膨胀实践方面进入了“只要它想，只要它做，就能控制”的阶段；(19)第三，货币政策可以从消除通货膨胀而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相对价格扭曲中获得巨大效果(Goodfriend，2002)。固定价格相当于纯粹的RBC，可以使垄断竞争厂商的加成稳定在利润最大化加成水平，而凯恩斯主义通过财政政策升起或降低加成以影响失业和产出需求相当于经济活动的一个变形税；第四，长期价格稳定和短期产出稳定是货币政策的超级目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有效机制成为实现目标的关键(Fontana & Palacio-Vera，2005)。通过名义利率的调整，使实际利率趋向魏克塞尔所说的自然利率，以消除产出缺口，使失业率稳定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
(2)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关键。曾经长期被视为控制论领域研究的稳定问题，现在被认为是博弈论问题，走向了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目前，宏观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管理当局采取的政策体制影响着个体和厂商的预期和行为，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实施可信的政策设计，已成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关键，这是理性预期假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深化，也是解决“动态不一致”问题的要点。
新兴的新古典综合以新IS曲线或新菲利普斯曲线为约束条件，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模型构建和求解，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具有可信承诺的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在成本最小化的情况下，实施稳定经济的政策(Goodfriend & King，1997; Clarida,Gali & Gertler,1999; Goodfriend,2002)。可信度和独立性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两个关键变量。
3.仍然存在的分歧。(1)对“市场出清”假说的有效程度的认识。“市场是否连续出清”是划分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两大学派的分水岭。凯恩斯革命很大程度是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革命。虽然新兴的新古典综合没有陷入这一争论的困境中，在求解模型的均衡解时用到“市场出清”(可以看作是萨伊定律的“弱形式”)，但是，“市场出清”的均衡水平可能处在非自愿失业和低均衡产出水平。两大学派在“市场是否连续出清”问题的分歧依然存在，这是瓦尔拉斯均衡在宏观层面上拓展的必然产物。
(2)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相对重要性的意见分歧。对“市场失灵”后政府是否应该采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进行干预的问题，依然存在分歧，这一分歧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在某些情形中是否选择政府行动的政策取向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又被强化，出现了大量的基于NNS理论框架分析政府购买作用的研究文献，尤其是“0利率边界”下政府购买作用的研究文献更是层出不穷。不过，依然没有形成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相对重要性的共识。
(3)对经济泡沫的认识。对于是否应该将经济泡沫列为货币政策钉住目标，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严重，而且，这一分歧大多发生在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内部。这涉及到中央银行应定位在事先防范经济泡沫还是事后来处理破裂后的泡沫冲击的问题，也涉及到其他更广泛的政策问题。例如，有经济学家认为，虽然经济波动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但这类损失较小，且考虑到“政府失败”可能带来的对长期增长的负面影响，一般情形下，政府不应去管它。(20)也许在该问题上，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政策实施上赢得了胜利，但是，却引发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
五、结束语
新兴的新古典综合(NNS)是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主义(包括真实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之间争论的直接后果和宏观经济学从“理论假说”走向“科学”的必然结果，是比“凯恩斯革命”更让人振奋的“宏观经济学革命”。本文在对NNS这场宏观经济学革命形成和发展脉络追溯的基础上，通过一个能完整体现NNS特征的基准模型，并对NNS的三大理论基石即新IS曲线、新菲利普斯曲线和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分析，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共识进行了探讨。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清楚看出：NNS提供了一个更加可信的理论模型和政策分析框架，它不仅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国家对货币政策是否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怀疑(例如，Okun(1978)认为美国要经历10年的衰退才能实现物价稳定目标)，解决了20世纪80年代真实周期理论学派(例如，Kydland & Prescott，1982)独立货币和货币政策之外寻求解决宏观波动性问题方法的无奈，解决了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分歧，解决了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歧，而且还融合了相机抉择和政策规则的智慧，构建了一个更易操作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第一次使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从“分离”真正走向“融合”，第一次使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从“分离”真正走向“融合”。至于NNS形成以后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命运，或许正如布兰查德(Blanchard，2000)所言：“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这两个名词不久将被扔进‘思想史的垃圾箱’”。
尽管本文没有对最优货币政策在我国适用性进行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也没有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美国等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与NNS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相矛盾作具体分析，但是，基于本文的研究和国外最优货币政策的实施经验，仍然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建立“钉住通货膨胀目标”的目标制度。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过于偏重刺激产出增长的相机抉择模式，其通货膨胀压力大大超过实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20多个国家。2011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稳健货币政策，没有采取与“保增长”相应的刺激措施，基本上控制了通货膨胀，为实施最优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可以尝试建立“钉住通货膨胀目标”的目标制度(其目标可以是一个确定值，也可以是一个区间)，定期发布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相关信息，以改变公众通货膨胀预期，更快速度和更大幅度地降低通货膨胀。
(2)逐步实施以名义利率为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由于我国国有经济仍处于主导地位，企业在生产和投资决策时和商业银行在放贷时，更容易受到行政性指令的干扰，这使得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更容易控制。2012年以来我国开始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为实施以名义利率为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应停止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机制，逐步实施以名义利率为传导机制，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货币政策。
(3)加快建立控制通货膨胀可信的承诺机制。我国央行的非独立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往往会让位于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大大加大了通货膨胀的风险和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
应克服货币政策的随意性和相机抉择行为，建立与人们预期有关的制度，通过立法形成诚信守诺的制度安排。
注释：
①这里指的是20世纪50-60年代货币主义、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80年代开始上岸的真实周期理论对凯恩斯主义的三次洗礼。凯恩斯主义通过一般非均衡理论(Barro & Grossman，1971; Malinvaud，1977)来回应货币主义、通过附加理性预期的市场非出清的模型构建(Fischer，1977；Taylor,1980)来回应理性预期革命、通过寻找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来回应真实周期理论(Mankiw，1985；Akerlof & Yellen，1985)，形成三代新凯恩斯主义。对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综述可参见Mankiw(2006)、Romer(2000)、Woodford(1999a)、Blanchard(2000)、McCallum(2007)、Goodfriend & King(1997)。
②一些学者基于模型假设的凯恩斯主义特征，直接称之为“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NK)(Hairault & Portier，1993)，一些学者基于模型政策含义的货币主义特点，称这一融合为“新货币主义”(Neomonetarist)(Kimball，1995)，而伍德福德(Woodford，2003)则在教科书中宣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新魏克塞尔主义”(Neo-Wicksellian)。考虑到融合的整个框架为真实周期理论，并与20世纪50-60年代居学术界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相区别，本文采用最早由Goodfriend & King(1997)提出并已得到广泛共识的名称“新兴的新古典综合”。直接称谓“新凯恩斯主义”的文献很多，例如，Clarida et al(1999)、Zimmermann(2003)、Sveen&Weinke(2004)、Cogan et al(2009)、Ireland(2011)，甚至包括NNS代表人物Woodford(1999b，2008)、Blanchard(2010)。
③King & Wolman(1996)也是一篇被引用较多的文献。它以Yun(2006)等文献为基础，较早采用两个学派综合框架对通货膨胀目标进行了研究，对NNS的后续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
④该文献是迄今为止NNS相关文献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献。
⑤注意在NNS中，货币的需求是由利率决定的内生变量，与货币数量论有着明显的不同。
⑥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2)对35个主要城市的调查表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不仅没有因为经济快速增长而提高，反而以高房价为标志的高生活成本却使人们生活的满意度降低。
⑦消费和产出的指数化与下一部分的生产者指数化一样，其目的是使分析集中于一个代表性行为主体，以方便求解。
⑧基于短期资本不会作调整和求解的简化，本文遵循NNS基本模型的建立方法，不考虑资本和折旧，生产函数的形式采取易于处理的形式(在Linnemann & Schabert(2001)等文献中，采取了
更简化的形式)。
⑨在NNS文献中，价格调整多采用Calvo设定方式(例如，Bakhshi，Khan & Rudolf，2007)。如果采取两期价格调整方式，消费者行为也应调整为两期。
(10)可参见Gali(2002)的分析。同时考虑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会使求解变得更加困难，反而影响了对模型的理解。
(11)由于仅影响变量系数，对模型结果形式没有影响，这里进行了简化。
(12)考虑到文献中推导过程省略，影响对NNS的完整理解，这里将推导过程直接在正文中给出。
(13)该式推导过程非常复杂，文献中一般都给出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Woodford(1996)的推导思路或向作者索取推导过程。
(14)由于
。
(15)因
定义的不同，(37)式的第二项表述形式与Gali(2002)第二项略有不同。
(16)许多文献以基本模型为基础，没有接着推导，而是对NNS的货币政策含义进行了分析(例如，Goodfriend，2002; Svensson,2003)。
(17)Woodford(2001)已经证明(46)式是社会福利函数的二阶近似。
(18)详细的推导见Clarida et al.(1999)。
(19)引自Woodford(2009)一文。
(20)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Bernanke & Gertler(2001)、Goodfriend(2004)、Detkan & Smets(2004)和Lester & Postlewaite(2011)等文献了解在“货币政策设计是否应该考虑资产价格问题”上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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