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旗帜和道路选择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旗帜论文,道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1；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2-0019-07
中共十七大从中国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向国内外、党内外揭示了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路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从中共历史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历来就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贯穿于中共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考察党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实践历程和历史经验，对于加深认识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大意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一、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贯穿于党的整个历史实践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具有长远目标和肩负宏大使命的先进政党。在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征程中，各个阶段的历史条件、时代环境和具体任务不同，中共所面临的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反映在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就必然具有不同的内容。综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先后经历了六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
第一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发生在建党时期，其核心是解决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抉择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里，致力于救国救民的先进分子曾高高举起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旗帜，希冀通过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来挽救中华民族的颓势和厄运。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认识到“欧花必不可移植亚土”①，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和道路未必适合中国。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围绕着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旗帜和走什么样的道路展开过各种讨论，比如关于主义问题的争论、关于中国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等等，涉及的都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各种旗帜和道路进行过充分的比较，特别是在以下两个选项上更为重要：一是继续坚持原先打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二是改换门庭，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俄式革命的道路。1918年7月，李大钊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明显表明了在旗帜和道路选项上的变化。他说：此前，欧美近世国家及政治，“莫不宗为式范，流风遐被，且延及于亚洲矣”，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则代表着“世界的新文明曙光”、“世界的新潮流”②。当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也进行了认真的选择。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罗列了流行于当时中国的各种主义，分析了这些主义的可行性，表示自己赞成仿效俄国革命，“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③。他还与新民学会会员以及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通信中讨论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④他告诉蔡和森，陈独秀等人正在组织共产党，他们在上海创办的《共产党》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⑤。毛泽东以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赞同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后来毛泽东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鸦片战争后的先进中国人总是想学西方国家走的现代化道路，但总是行不通，十月革命后，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可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⑥。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旗帜和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下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旗帜和道路问题得到解决的产物，它使中国革命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
第二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发生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其核心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旗帜如何举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如何走的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三个月里，中国共产党首先解决了更换旗帜的事情。“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去号召，以后便不要了，改用红旗”，“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⑦。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亮出了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这面旗帜，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在旗帜和道路问题上中共还处于懵懂茫然之中。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知识和仿效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模式，成为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和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最初特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内的矛盾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为思想认识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停留在现成结论的理解上还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为实践道路上究竟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由此发生的旗帜和道路的探索表现为两种形式的斗争，一是坚持教条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二是走“城市中心”道路和走“农村中心”道路。毛泽东从领导工农红军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就从实践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道理，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被一些党中央领导人视为错误的道路而加以批评，指责毛泽东“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⑧，甚至以“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加以讥讽。这些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也在搞马克思主义，也在干革命，但却把旗帜举偏了，道路走歪了。在他们看来，书本上写明白了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才是圣经，走俄国革命的路就是要把它们的全部革命模式复制过来，否则就不是正道。这样的思维方式支配中共中央领导多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才开始被逐渐地纠正过来。抗日战争中，中共遭遇到空前残酷的环境挑战，经历了各种风险考验，如果党内没有解决好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问题，就难以战胜挑战和应对考验。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1927年将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1929年强调反对主观主义，1930年提出反对本本主义，1938年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1939年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1940年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都是围绕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而进行的探索。可以说，这个过程中的收获有两条，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得到全党的认同；另一条就是全党弄清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
第三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发生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核心是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党在领导革命实践中就对革命转变问题形成了明确的方案，就是在夺取政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后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后，虽然没有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社会上一部分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旗帜和道路是清楚的。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一个讲话中指出：马列主义是“中国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和战斗的旗帜”⑨，这里坚持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在道路问题上，从党的认识上看也十分清晰，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立起来，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⑩。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又树立了“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提出“以苏为鉴”，决心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后来没有能够实现，各种复杂的因素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陷入了照搬苏联模式的泥潭，以致发生严重的失误。1981年2月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作的序言中写道：“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11)这一对历史的感悟，既显现出经受考验的欣慰，又包含着经历曲折的遗憾。需要强调的是，对这段时期的认识不能绝对化，党所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并没有错，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错，错的是没有把这面旗帜和这条道路与科学的理论思考和实际的国情相结合；旗帜和道路是对的，举旗的方法和走路的步子偏离了，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
第四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初的徘徊时期，其核心是解决如何纠正党在高举旗帜和坚持道路上的失误问题。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动乱时代的终结，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必然需要反省历史，能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对党的严峻考验。由于长期的思想僵化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使“左”倾错误难以得到纠正。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名义，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仍然延续“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使动乱结束后的中国不能迈出前进的步伐。旗帜和道路问题突出起来，邓小平最先把这个问题挑明了。1977年4月10日，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认为这件事关系到如何高举旗帜。他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他强调，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完整体系，才是“真正的高举”，背离这个原则，“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可见，分歧不是要不要高举，而是区别真的还是假的高举。针对国内外所谓“非毛化”的舆论，邓小平很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2)这样，邓小平就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智慧指点迷津，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高举旗帜的问题上排除了困惑，达成了共识，为开辟一条崭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扫清了障碍。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深刻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毅然指导中国摆脱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苏联模式，用一系列基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立足中国实际的新判断新结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没能实现的愿望，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第五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时期，其核心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旗帜还要不要举，社会主义道路还有没有走下去的可能的问题。这个时期，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看，一方面，改革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共产党接连丧失政权，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构成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生存价值的严峻考问。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终结论”的喧嚣很猖獗，已经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怎么办？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很现实地把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尖锐地摆在党和人民的面前。在此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如果立场动摇，态度暧昧，就可能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后尘，放弃自己举的旗帜，停止自己走的道路。当时，邓小平认为，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他认为，政治风波的爆发“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考虑过去”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究竟走得对不对？“考虑未来”就是今后还要不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邓小平说自己“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没有错”。他坚定和明确地指出：“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旗帜和道路问题作了总结性的强调。关于道路问题，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是走定了，“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关于旗帜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因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严重曲折“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3)江泽民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国家有人曾经扬言马列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将在地球上消失”，但是，“我们非但没有丢掉马列主义旗帜，而且更坚定了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14)。这就再次为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作出了坚定的抉择。
第六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发生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关键时刻，其核心是解决在诸多社会矛盾凸现的情况下高举旗帜和坚持道路的信心问题。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发展思路。在党的建设层面上，提出了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等重要思想；在国家建设层面上，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要思想，并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头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重大成绩。然而，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面对一个不可错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肩负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使命，迫切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的认识一致和思想共识。改革开放将近30年，中国取得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社会巨大进步的事实无可置疑，但是，对于改革开放究竟怎么评价的争议却始终没有停止过，思想上的干扰时而有之。或者说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今天的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了；或者说改革开放不彻底，主张完全退到私有化的道路去；或者说改革开放应该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这些“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不顾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抓住改革开放向前推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不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这样那样的置疑。不对这些置疑作出应答，不利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十七大将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又一次提出来，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5)。如果说，1989年和1992年党中央在旗帜和道路问题的坚定表态是对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下去的回答，那么，党的十七大对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郑重宣言，则是对怎样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回答。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一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为其内涵的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着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
二、举什么旗帜走什么路的历史经验
坚持用伟大旗帜引领社会进步发展，坚持用正确道路指导人民团结奋斗，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思想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经验。回顾党的历史，党在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问题上的经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迪。
第一，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这是个不确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需要通过探索来给出这面旗帜是什么、这条道路是什么的具体答案。而这个探索就存在着多个选项，假如从一开始或者说从头到尾就明确了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那么，历史就成了一张平面的白纸，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艰辛就无从谈起。历史证明，要树立起一面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要选择好一条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定夺，也不是一次性就可以解决的。首先，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是个富有时代内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问题的发生和提出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因此，一定要把问题放到特定的环境下去分析。由此而言，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也同样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历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立体结构，它所呈现的总是一幅由许多碎片组成的多棱画面，能不能从这些碎片中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主题，引领社会顺着客观的规律发展进步，关键取决于先进政治力量善于发现和把握历史本质从而实现自己引导力的强弱。这就决定了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必须符合历史的要求，必须体现时代的内涵。背离历史要求和缺少时代内涵，旗帜和道路或者模糊不清，或者偏离正确的轨道，就必然会失去先进政治力量的引导力。其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必须在逐渐把握规律中加以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是客观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思想来源于实践，能否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然而，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总是隐藏在现象后面，不容易一下子发现，有时甚至为假象所误导；另一方面，事物的规律显现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同时也在不断变化中。先进性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备把握事物规律的能动性和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但也不能不受认识规律的制约，也会有历史的局限、认识的障碍甚至思想的迷惑，从而发生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中的曲折，使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有时不那么顺畅，甚至发生失误。因此，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始终伴随着艰难并且漫长的探索。
第二，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道路，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是决定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16)。如上所述，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贯穿于党奋斗的整个历史实践中，这个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每当历史进入转折的重大关头，它的重要性就会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看，解决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实践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有时表现为阶段跃进式的变化，如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等等，由于阶段跃进式的变化，旗帜和道路也随之被赋予新的内涵。二是有时表现为同一个阶段里方向纠偏式的变化，如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纠正党内“左”倾错误中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树立起毛泽东思想旗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僵硬化和照搬苏联模式，到形成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邓小平理论和实施改革开放，旗帜和道路得到端正。历史表明，这两种情况下的重大转折关头，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尤其重要。进入新的阶段，赋予旗帜和道路以新的内涵，革命和建设就能实现跨越发展，实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新的起点。旗帜如果举歪了，道路如果走错了，及时地加以纠偏扶正，革命和建设就能摆脱困境，走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之中。
第三，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贯穿于党奋斗的整个实践和全部过程，在解决旗帜和道路问题上，既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又会面临复杂的斗争。诚然，马克思主义是党永远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党不变的追求目标，但只有这两条还不能具体解决旗帜和道路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实践运动，共产主义代表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决定了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一部直通车，不是一条平坦道。在举这面旗帜和走这条道路的实践中，党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是各种反动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诋毁和攻击。中国革命的残酷环境、社会主义建设中敌对势力的恶意和颠覆，始终对党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构成严峻的考验。例如，从党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后，各种敌对势力企图砍掉这面旗帜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曾经日甚一日；党执政后，国内外敌对势力也竭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当它在弱小幼稚的时候，当客观力量对比不利于它的时候，旗帜能否举下去，道路是否能走下去，同样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民主革命时期，最典型的就是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践中出现的关于红旗要不要举下去的分歧。革命队伍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对坚持中国革命的道路发生动摇。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改革开放的道路也经常出现“左”的或右的干扰，各种思想噪音对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道路发出质疑和挑战。历史启迪我们，在高举伟大旗帜和坚持正确道路的实践中，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应对这样那样的挑战，要在战胜这些挑战中坚定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信心。
第四，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本质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期间广泛传播到中国后，它的生命力就取决于是否适合于中国社会的土壤和环境。这个问题在建党时期就为一些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所意识到了，他们都在思考和探寻“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17)。陈独秀说：“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学理。”(18)李大钊也曾指出：“应该细细地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19)但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在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经历了一次反复。民主革命时期，党是在战胜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以后，才对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次觉醒。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是在纠正了领袖崇拜、主义刻板、思想僵化的迷失以后，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涵义产生了又一次的觉醒。这两次觉醒都关系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两次觉醒都使党对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提高了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两次觉醒表明，只有在正确地解决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在中国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能为正确地高举旗帜和坚持道路提供保障。
第五，历史进程每前进一步，旗帜和道路就向前推进一次，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党对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认识总是在不断发展提升的。1993年11月，江泽民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有了这面旗帜，有了这个精神支柱，一个有五千万党员的大党才会有更加坚强的战斗力，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20)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被党高举的思想理论旗帜加以定位。中共十七大又郑重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这面旗帜既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又闪烁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它是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践基础，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思想基础。而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党的奋斗历史是在旗帜不断高扬、道路不断拓展中向前延伸的。远大的目标、神圣的责任和艰巨的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将旗帜永久举下去，要走完漫长的路，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不断为旗帜增光添色，不断为道路开创新局面。
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对于凝聚人心，团结力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旗帜和道路是标志性的东西，旗帜是社会共同理想的符号，道路是人们同舟共济的航标，举起了旗帜，明确了道路，才会有坚定不移的前进方向，才会有不可阻挡的奋斗动力，才会有齐心合力的团结局面，才会有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旗帜举偏了，道路走歪了，力量弱小会失败，力量强大也会因为迷失方向而遭受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30年的艰难历程中树立起来的一面伟大旗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注释：
①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第590页。
②《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8～219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25、379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0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1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6、128、17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5、304、305、326、382、383页。
(14)《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6页。
(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1～12页。
(16)《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7)《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8页。
(1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第301页。
(19)《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7页。
(2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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