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求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思想政治论文,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是建立在承认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生命价值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的。求证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念的真理性和生命力还需要诉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是否合科学性和合目的性的应有尺度。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个理论学说中，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其中，生产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等，都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生产劳动所包括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在社会化的集体协作劳动过程中，总体劳动过程中的每个成员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产品形成的过程发生作用的，“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之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①在这里，“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②尽管“生产工人”的概念扩大了，但却不包括教育劳动者——教师。教师的教育劳动，既不同于直接付出体力劳动的工人，而且也不同于充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的那些脑力劳动者。因为这些人的脑力劳动是物化在物质产品上，以物质产品及其使用价值为其结果的。而思想政治教育劳动的成果体现在受教育者的思想和道德素质的培养上，内化在受教育者的头脑中。
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上述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劳动定义是惟一的形式。他认为生产劳动的一般定义，应该是指创造财富的一切劳动，包括精神产品和其它的劳务活动。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最普遍最一般的概括。教育劳动虽然不是给人们提供某种物质产品，但生产了人们需要的某种“效用”(使用价值)，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长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而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教育劳动具有生产性，可以为社会提供特殊的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产业上必要”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提供“可以出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③思想政治教育劳动作为教育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教育劳动的共性——生产性，是社会生产上非有不可的一种劳动。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有它特定的内容和社会功效：一是它能传播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二是它能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心理品质、优良的人格，使受教育者逐步社会化，由自然的人成长为社会的人；三是它能直接或间接造就、保持、改变和发展人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能力的载体——劳动者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者肩负着培养健全的劳动者，发展社会精神形态生产力的重任。而这种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一旦投入到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去，便会发挥现实生产力的作用，增加社会财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力生产的重要条件，它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意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的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相互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成过程。”④这表明社会再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再生产，也包括生产关系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教育与这三种再生产都有密切关系，其中，教育与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
“劳动力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工人除了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生活资料以外，还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此外，还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使工人能够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⑤人类的种的繁衍，是人的劳动能力的物质载体。而劳动力中的体力因素的形成、消耗、补充与增强，主要是依靠提供物质消费资料去实现的。但是，要形成现实的人的才能和个性，还须以此为基础，通过后天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培养和训练。尤其是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由于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日益广泛深入，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教育在社会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中的作用也就愈加显著，因此，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从物质生产角度来研究价值问题，针对商品生产而言的，但事实上它反映了现代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因此，这种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应该成为我们观察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方法论基础。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那么它的价值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⑥马克思的这一原理虽然是从物质生产角度而言的，但它同样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劳动这一精神生产领域。相对于社会其他一些部门的劳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是一种以脑力支付为主的、高级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比起其他一般简单劳动力的形成来说，要花费更多的商品等价物，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另外，为生产劳动力而耗费的教育费用是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的不同而不同的，这种教育费用应该包括在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价值之中，计入劳动力生产的成本。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思想政治教育劳动创造越来越大的效益，思想政治教育成本在劳动力总价值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虽然，我们目前虽然不能像对物质生产领域那样精确地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本，但也不能把它同一般简单劳动等量齐观。正如马克思所说：“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场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的等级制度。”⑦
1844年，马克思在他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论析了用正确理论说服群众、掌握群众的极大价值。他说：“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⑧接着他进一步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述了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指出，由于所受教育程度不同，每个人在思维中想获得的“有意义的东西”是不同的。后来，恩格斯还说：“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⑩由此可见，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只有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和个人的发展需要，才能真正体现他们自身的价值。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的应然追求。
而且，从生产力进步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生产。所谓生产，就是一切能够创造或增加效用的人类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通过一定的方式、经过一定的时间，在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客观世界，或者说，促使社会成员以更为健康的思想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也出生产力。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具潜能的主导性要素。而思想和道德因素是该要素的本质力量。“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生产力进步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它能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对物质生产力的作用是间接的，同时又是客观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而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挖掘人的潜能，提高人的素质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改造人的认识能力，激发人的创造精神等，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重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就是重视人的因素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尤其是从发展物质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
列宁秉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其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列宁处于无产阶级由准备到行动的历史阶段，布尔什维克面临着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迫切需要动员广大工人群众行动起来，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而斗争。也就是说，当时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特别加紧”在广大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以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11)
1903年7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青年受教育者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中提出，要求所有受教育者团体和小组“在工作中把培养自己成员的完整而彻底的革命世界观当作首要任务”(12)。两年后，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列宁强调指出：“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和团体每天经常进行的全部工作，即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都是为了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这种工作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是在革命时期会显得更加必要。”(13)1906年5月，列宁在《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一文中，强调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14)1906年8月，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指出：“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也同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15)1910年9月，列宁在《再论党性和非党性》一文中强调：“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是摆在第一位的任务”。(16)1918年3—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正确。”(17)1920年11月，列宁在全俄县省、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教育任务，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又说：“教育工作者和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18)
从这些论断可以看出，列宁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列宁认为，说服大多数人相信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是我们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应当作为党的“基本任务”，“第一个任务”，应当“提到首位”。列宁把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保证，并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策略而自觉奋斗，正是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哲学不仅科学“解释世界”，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能动地“改变世界”(19)的革命作用。
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所有的二十多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起来，组成“彼得堡工人阶级解决斗争协会”。这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最初重大萌芽”。鉴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由准备进入行动的时期，列宁向“斗争协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主张成立专门的宣传小组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在列宁的领导下，“斗争协会”及时印发号召工人罢工的传单和宣言，把为工人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的斗争，与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从而在政治上教育了工人，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列宁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党、政、军的政治教育管理机构，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政治教育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管理体系。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03年开始，就逐渐在全党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遍布各行业的严密组织系统，规定在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和组织局，其“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这里说的政治工作，包括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为了加强党的政治工作，专门设立了党的各级宣传鼓动部门，具体协助中央政治局搞好宣传思想工作，从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工作体系。这个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障和服务作用。
为了加强政府部门和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俄共(布)于1920年建议在政府系统的人民教育委员下成立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而且，全俄各省、县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列宁亲自抓“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在地方，建立了开展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制度。为了加强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十月革命后，列宁亲自指导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创立。他论述了政治工作在军事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规定了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和内容，并确立了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和党组织的原则。1919年初，列宁还参加制定了为期两个月的师政治委员训练班的教学大纲，并亲自讲授政治工作的任务、政治委员的权利和职责。他要求党员指挥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部队的政委、政治工作机关和党组织，都要不断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政治工作的效能。
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在这个动态的逻辑证明过程中，他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发生变化，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这些价值观既有量的积累，又有质的飞跃，从而凸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
随着苏联国内战争的胜利，即反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列宁及时的提出并且领导苏联党和政府把工作重点逐渐从军事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1918年3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就已经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他说：“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20)又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以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高到首要任务地位，这个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21)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的涵义作了新的解释，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有两方面任务，而随着军事战斗的胜利，要求“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强调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22)“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23)。“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从备战和军事抵抗的轨道向和平建设的轨道转变作准备”(24)。列宁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里，仍不忘教育全党注意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在《论合作制》这篇政治遗著中，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面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在于文化主义了。”(25)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列宁强调，“整个宣传工作”，即思想政治工作，“都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上”，应当根据工作“重点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需要，“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他还指出：“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要重新教育群众又只有靠鼓动和宣传，应该首先把群众同国家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这应该是每一个宣传鼓动员工作中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谁领悟了这一点，谁在工作中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26)列宁的这些话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内容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局限于夺取政权，而应当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作用。
《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列宁进一步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心转移相适应，并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各项活动的思想。他说：“既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下决心为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从备战和军事抵抗的轨道向和平建设的轨道转变作准备，你们社会教育工作者就应当而且必须在自己的宣传活动中考虑到这种转变，使宣传的任务和计划同这种转变适应起来”，“在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改变以后，……我们全部宣传工作和纯粹党的宣传工作的性质，学校教学和教育工作的性质，以及社会教育的性质都应当改变，这并不是说要改变教学原则和教学方针，而是要使教学工作的性质适应向和平建设的转变”。“这个显然同提高文化教育相关的实际任务，应当成为一个中心，围绕着它来开展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和活动，来开展我们的教学工作和训练工作。”(27)
尤为可贵的是，列宁还提出了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标准问题。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一文中，列宁还在讲到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具有“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品质后，提出：“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应该使我们的宣传、我们实行的领导、我们的小册子真正为人民所接受，并且使这些工作的成果体现在国民经济的改善上。”(28)列宁在这里阐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的论断，同我们今天所讲的生产力标准，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必须围绕国家工作重心而不断更新的问题，斯大林在实践中提出了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必须互相结合的思想。他在讲到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相互关系时，除了充分强调应把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把对党的干部的政治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还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论述了必须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互相结合起来的思想，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同时也是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观的奠基人。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论创新所面临的严肃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且这种判断和选择可以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求证。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1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12)《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
(14)《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15)《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16)《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1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0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2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2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309页。
(23)《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24)《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页。
(2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0页。
(27)《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7页。
(28)《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