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悄悄来临》一书介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书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东师范大学姜琦、张月明教授的新著《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一书，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8国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上演了一场社会主义史上的悲剧。该著全景式地回顾了东欧国家人民民主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透析了战后东欧社会主义成败得失，探究了东欧演变的历史根源与内外因素，展现了每一个东欧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又如何丧失政权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各自特点，读来令人深思。
全书分九章和结语共十个部分。第一章“总论”和第十部分“结语”，对东欧剧变的原因或征兆进行了综合分析，其他八章则分别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进行了研究。各国情况不同，剧变的具体原因、征兆和导火线也各异。但从全过程看，有一个共同轨迹，这就是“四步曲”：第一步是反对派借口发扬民主，煽动性地揭露党失误，把群众的思想搞乱；第二步是要求取消宪法中规定共产党领导的有关条款，东欧各国共产党为适应自由选举的形势，纷纷改名易帜，宣布实行多党制；第三步是进行自由选举，其结果是共产党无一例外的丧失政权；第四步是反对派依靠手中的政权力量，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在意识形态上抛弃马克思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全面倒向西方。这四步曲是东欧“和平地”转向资本主义的带有规律性的“进程”。
与该著书名中的悲剧来临的“悄悄”相吻合，作者着意研究了东欧诸国的“剧变”实际上是“慢慢”到来的，是缓慢积聚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那么，东欧国家演变中有哪些主要原因呢?
——带有明显强制性的革命是喜剧中埋下的悲剧种子。作者认为，虽然内因是根据，但东欧各国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以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直接和最大动因是反对法西斯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占领。尤其是在当时特殊的国际背景下，苏联在东欧各国面前，既是胜利者和解放者，又是援助者和保护者。再加上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斯大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公认的领袖。在这样的氛围中，战后东欧的走向虽然不能说是苏联“革命输出”的结果，但不能否定它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而且这种强制性随着冷战的发生和加剧，其强度也越来越大。有高压必有反弹，这种带有强制性的革命喜剧，成为东欧剧变悲剧的一个重要因子。
——强制性的两党合并使党内潜伏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重大隐患。在战后初期的东欧各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政党，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党员人数上还是在群众中的影响都与共产党不相上下，有的还远远超过共产党。在1948年，在德国苏占区(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六国，几乎同时实行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这种两党合并，是在苏联强大压力之下的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的强制性兼并，是走向苏联模式的一个步骤。然而，组织上的简单合并却没有取得思想上的统一，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党的共产党化，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仍潜伏在党内，在50-80年代的几次改革浪潮中都有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浮现。因此，被“融化”了的社会党及其思潮，成为埋伏在共产党内的一个定时炸弹。尤其在80年代末社会动荡的关键时刻，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由潜流变为潮流，民主社会主义派别抓准时机，实现了共产党社会党化。
——东欧各国探索人民民主道路被当作“民族主义”讨伐并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东欧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外)在战后初期，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与苏共领导的苏维埃有着明显区别：在政治上一般都是联合政府，除共产党外，小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都有代表参加政权，实行的是多党议会民主政体；经济上是国有、集体所有、私营和小生产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实行共产党一党制，但在经济结构上与其他东欧国家相同。这是一条符合东欧各国国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获得大多数的认同。这条道路如能在东欧探索下去，很可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造成一次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建立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幸的是，在冷战气候下，这种探索被斯大林当作“民族主义”大加讨伐，并通过成立情报局、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等组织，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东欧对人民民主道路的探索被迫中止，并最终成了1989-1990年各国政治危机的引爆点。
——经济上的高度集中严重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东欧国家探索民族道路中断后，普遍(南斯拉夫在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之前)照搬了苏联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上的共同特征是：(1)在所有制形式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业领域内完全实现集体化，实行一大二公，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2)在经济结构上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3)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国家以统一的总计划组织、领导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官僚主义，效率低下。(4)完全否定市场经济，排斥价值规律的作用，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浪费，效益低下。总之，这种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窒息了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严重阻滞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经济上的高度集中相适应，东欧国家普遍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其基本特征是：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最终集中于党的总书记。如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个人包揽了党的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国民卫队总司令、社会主义民族团结阵线主席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全部最高职务。2.大搞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东欧国家大都个人崇拜横行，培植私人势力，排斥异己，压制党内民主。有些国家还大搞家族统治，如罗马尼亚的几十个关键职务都掌握在齐氏家族手中。3.党内斗争不断。东欧国家大都在党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清洗，铸成了不少冤假错案。特别是苏南关系破裂后，东欧各国都对所谓“铁托分子”进行了清洗，包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许多党员干部蒙冤罹难。如捷克斯洛伐克在1949-1954年间蒙冤者有7万多人，保加利亚仅1949年科斯托夫一案受牵连就多达9万人，阿尔巴尼亚从二战结束以来因政治问题被处决的达4.5万人。在这种体制下冤案迭起，官僚主义横行，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群众丧失了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和基本人权，群众的愤慨达到极点，因而剧变来得异常剧烈也就是自然的了。
——部分国家民族问题严重。东欧六国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两国直接因民族
问题导致了剧变和国家解体。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民族有历史恩怨。按照宪法，斯洛伐克享有自治权，但这种自治权在捷共执政后并没有得到满足。1968年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行联邦制，但联邦化没有完全成功，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民族矛盾的积聚和爆发，成为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更是由来已久，而南共联盟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则出现一系列严重失误。如：过早地宣布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致使许多民族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掩盖起来；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援助政策失误，使发达与不发达民族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反对民族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中，为防止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复活，铁托采取了压制塞尔维亚的政策措施等。随着东欧政局变化，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大塞尔维亚主义复活，斯洛文尼亚离心倾向愈益强烈，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民族冲突不断，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剧变和解体。
《悲剧悄悄来临》一书的作者并未局限于探讨东欧政治大地震原因和征兆，而是从东欧剧变的教训中，着力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规律性问题，其中包括必须完成以下几个重要转变：
其一，由单一的苏联模式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民族模式的转变。最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实际上掌握了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权。当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南关系破裂，苏联插手东欧国家的政治清洗，波、匈、捷等国的改革遭到苏联的干预和扼杀之时，各国共产党人逐渐得出结论：国际共运不能由一个中心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只有一种苏联模式，各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在东欧国家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伴有这种冲破苏联模式的强大动因，剧变不过是这种动因冲破苏联模式的“矫枉过正”而已。
其二，由单一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东欧国家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后，开始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从50年代至80年代初，波、匈、捷、民德等国改革的共同趋向是：改变传统的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实行企业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的原则；强调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和补贴等经济杠杆调控企业行为；在理论上把商品和货币关系看作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匈牙利谓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南斯拉夫自称“社会主义自治商品经济”。但改革不能停留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还必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东欧国家改革的局限性和教训就在于此。到80年代，改革派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必须跳出“计划-市场”的圈子，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所有制改革。然而遗憾的是，东欧各国领导人的认识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总之，东欧国家都没有完成由单一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这是东欧剧变的严重教训之一。
其三，党的执政方式由党政不分到依法治国的转变。在冷战背景下，东欧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的一党制，普遍形成了党政不分、高度集中的政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党的组织包办了政府事务，党组织视国民议会为党的执行机构。这种执政方式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东欧共产党在执政的40多年里，也曾进行过种种改革。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进程中形成的共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党自身的革新和明确党、政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界限”。但是这些改革没有完成向依法治国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其四，由重视社会主义制度到重视社会主义人文价值的转变。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东欧，普遍发生过侵犯基本人权、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以及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文化道德的堕落，因而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剧变过程中，始终伴有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争论，这些国家也普遍发生了社会主义制度观念淡化和社会主义人文价值观念强化的转变。如捷克斯洛伐克在60年代的改革中，已经提出要建立一种民主的“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新模式；80年代初，卡达尔自称他致力于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政治新思维”，强调贯彻所谓“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和“人道主义”原则，更是凸显了社会主义的人文价值目标，对东欧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东欧剧变进程中，匈牙利政府明确提出：要“实现不可磨灭的人的价值”，要坚决维护和弘扬“这样一些思想的价值，如扩大人的自由、实现来自下层组织的社会公共意志、自治、真正的集体化、社会联合、公平、机会均等和社会保障。”即使是匈牙利社工党分裂出来的左派，也强调价值观的转变，宣称为建立一个以自由、机会均等为基础的、现代化的人道的公有社会而斗争。在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国，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先后提出了“努力实现全社会的人道化”、奉行“人道主义原则”等。本来这些思想价值是包含在共产党人的思想价值之中的，令人遗憾地是，过去未能在实践中贯彻，人们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民主社会主义”，并宣布改革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于是共产党纷纷蜕变为社会党，东欧国家迅速发生剧变。这一教训在于，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改变旧的社会主义制度观念，树立新的社会主义人文价值观念，这是不可违背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理念。
《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一书是姜琦和张月明两位教授几十年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思想结晶，关心社会主义前途的读者应该能够从这一作品中获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