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世纪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之后，有关“90 年代诗歌”的话题愈来愈被人们关注和谈论。尤其由两册诗选本（即《岁月的遗照》和《中国新诗年鉴》）所引发的所谓“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两种不同立场、观点的诗学论争，开始浮出诗坛。在北京平谷盘峰宾馆举办的被称作“盘峰论剑”的研讨会上，持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诗人、诗评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论争，之后又分别在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在诗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能够坦诚相见，以加强诗歌界的团结，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繁荣，《诗探索》编辑部与《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主办了“’99中国龙脉诗会”。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40余位诗人和评论家参加了诗会，并就当前诗学论争及相关的创作、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与对话。
众口说“论争”
不同立场、观点的论争与对话，是一个时代开放自由、充满活力的象征，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尤为如此。就如谢冕在谈到当下这场世纪末诗学论争时所说，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多元时代，置身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适合于自己的生存方式，也会有不同于别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这种多元性、非统一性，恰恰说明社会已恢复了常态。因为艺术世界从来就不是统一的，现在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真实正常的，要统一反而是病态的。当然，多元性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但分歧仅仅意味着价值观念的不同，并非是你死我活对抗性的，而是并生并存的，对话而不是对抗是多元时代里最合适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那我想说：谢冕老矣！当年力推曚昽诗的谢冕不见了！他是大家认为最应该说真话的人！最应该站出来批评这种现象的人！无法想象谢冕先生说出如此表面高屋建瓴、宽容大度实则不痛不痒、麻木中庸的话。诗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炒出来的。您难道看不出来那么多写不出好诗的人就通过这样的炒作而长高了。高出了一般的谷穗，而长成了稗子？）
孙绍振在谈到这次诗学论争时认为，争论是一件好事。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与人之间善意的争论已经很陌生了，即使有也都被扭曲了。诗人就应该这样敢骂、敢哭、敢恨，敢于坚持原则，大家都用诗人的胸怀互相亲和、争论，甚至发火，以一颗博大、悲天悯人的心，在坚持个人诗学原则的前提下，又能接纳别人，与别人相交融，使灵魂升华到一种境界，这既无负于这个时代，也无负于诗歌。徐敬亚也很有感慨地说，想起以前朦胧诗时代，那时既有追兵又有围剿，所处环境恶劣，内部即使有矛盾也不能浮出地表，所以很团结。现在外部环境宽松了，矛盾自然从内部发生，这也是很正常的。
于坚从盘峰论争说起，他认为不管怎样意气用事，即使有些火暴，也毕竟反映了诗与时代的关系，人们毕竟是在一种相对民主自由的氛围里论争的。虽然在论争时民主自由的应有内涵有所削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已经没有了官方意志，没有了朦胧诗时代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进步带来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诗人把以前意识形态的立场、身份放掉了，重要的是文本自身。他认同多元价值观念，但又认为多元有导致平庸的倾向，多元化就会有平庸。而论争就是确立标准，但不是争夺话语权力，应从话语权力退出。诗人不要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如是这样，自由写作永远不会再来。所谓“90年代诗歌”就有压制别种写作的倾向。（对手们不在场，于坚便如此高姿态起来。他们再压制别的写作倾向，你别理他们就是了。你这一闹，瞧瞧有多少诗歌理论出笼，这些高调理论像漫过北京的风沙暴一样，已经遮敝了真正好的诗歌。风过后，只留下一堆人名灰尘。）
沈奇认为，“盘峰会议”的变调，源自一些心胸狭隘的诗人和批评家，刻意将不同时空下发生的非主流诗歌对来自主流诗歌的漠视与打压所作的散点式的反弹，阐释为“《年鉴》是个阴谋，《算帐》要搞运动”，从而导致变了味的论战。“盘峰论战”不是什么美学之争，而是权力之争，它历史的价值在于提前暴露了诗歌阵营内部心理机制的病态。（这不奇怪。有些诗人们身在大都已迅速悟透和掌握了所谓政治运动的那一套：树立谁或者打倒谁？）
孟繁华、王光明、张柠则分别从另一向度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孟繁华认为，传媒对资源的利用是非常充分的，因此，争论在20世纪恐怕会被制造成一种景观。然而事实上“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只不过是个伪命题，它对我们的写作真正能意味着什么呢？好的立场不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我们不应在立场上确立什么，应该回到自己，回到文本。（能看出“传媒对资源的利用是非常充分的”说明有经营智慧。刊物不抓热点靠什么卖座呢？“好的立场不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我们不应在立场上确立什么，应该回到自己，回到文本”。这是一句值得诗作者们记下的格言警句。）
王光明虽然同意“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有许多差异和不同，争论也是必要的。但他怀疑双方是否过分强调了差异和对立而忽略了相通甚至相同的方面：譬如对诗的个人承担的立场，对语言的表现力的重视以及对矛盾、反讽的接纳等等。朦胧诗从国家话语中浮现了“一代人”的声音，而“第三代”以来的诗歌（也包括90年代诗歌）又从“一代人”的声音中凸现了个人的声音，让感受力、想象方式和语言能力落实在具体的承担者身上，其实这是争论的双方共同争取也共同拥有的东西。他提倡彼此从对方看到相通、相同的东西，并不是要抹平差异和矛盾，而是期待一种对诗歌本身和当下语境更无私、更投入的面对。（这些想法很好，也中恳。问题是他们争执的目的未必在写法异同上。）
肖鹰则认为两种立场的极端化论争，是当前诗歌缺少内在整体性所致，这种缺失使90年代诗歌写作在整体上滑向叙事化和反讽的主题化，并且停滞于无限尴尬的表层。因为没有重建这种整体性，当前诗歌对于个人生存的普遍物化，只能作无奈的承受，而不能作积极的承担。（一语中的！）
张柠把“盘峰之争”看成与文学界的任何一次带有审判色彩的争执一样，都是一次“病毒”，现在人们试图用一种以恶抗恶的方法将病毒彻底清除，结果出现了大量的权力话语和暴力词汇。
一次反方“不在场”的论辩
此次会议因持有“知识分子写作”立场和观点的诗人、诗评家大多未能与会，这多少使与会者感到遗憾，尤其对一些持有“民间立场”的诗人，这使他们有“如入无人阵中”的孤独，就如伊沙所说，他站在首都师大门口，有一种失去对手后的“无边的空虚”。
吴思敬在发言中谈及王家新的一句话，即“对我来说，争论已经结束了”，他对诗人这种安心于创作的态度表示赞赏，因为诗人最终还要靠文本说话。但也有与会者持另外的看法，认为这仅是堂皇的说辞而已，实质上意味着一种不屑于对话、拒绝对话的姿态。但不管怎样，大家还是认为，诗人最重要的是提供文本，但这同样也不能掩盖差异和对话，论争还将并且有必要继续下去。或许徐敬亚在发言中所谈他与于坚的对话，最能代表多数与会者的期待和愿望：徐敬亚问于坚，你看这会正方来了，反方没有来，还怎么辩？于坚说，那就多谈些建设性的意见吧！
在会议期间，虽时有不同观点的交锋、对话，也偶有发言者申明愿扮做反方提出质疑与应辩，但从总体上反方是“不在场”的、缺席的。尽管如此，论争仍在继续。持有民间立场的诗人、评论家在陈述自己观点的同时，对“知识分子写作”给予了批评与驳难。于坚说，五四新文化在特定的空间里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这是一大功绩。可后来普通话取代了白话文，诗人写作普遍受普通话和官方语言影响，失去了个人性和生命活性。而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则既受普通话又受翻译语体等的影响，写作靠的是知识，而不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现在应该回到白话与口语。当然口语写作不是随便写的“口水”，“我手写我口”是指与生命相关的口语甚至是与某一地域具体生存状态相关的方言，这是一种有血有肉、有着日常生活经验和生命感觉的语言。诗不是歌功颂德的工具，因而朦胧诗的反抗有它的意义。90年代既不是歌功颂德的时代，也不应以反抗社会为目的，以前依附于左的意识形态庞然大物，现在又依靠另一个叫西方的庞然大物，其实都是媚俗的、寄生性的。向西方学习，已是常识。如果以为自己写的像西方某位诗人的诗，这是非常平庸的。诗就是诗本身。汉语诗歌应建立在汉语之上，汉语在21世纪应确立自己。诗人是祖国母语的维护者，在英语已成为世界普通话的时代，汉语诗人的独白有特殊的意义。他再次强调，诗来自大地，它可能是知识的一部分，但不来自知识；写作是个人的写作，但又是为人生的艺术。它有承担，但这是一种“有身体”的承担，抽象意义上的承担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是虚假的乌托邦的幻象。（还是以少说多写的好。写不出好诗，有一万条诗理论、诗口号也白搭。不论哪种写法，首先要写到位，首先要打动人。似乎为读者都应记住这点。）
伊沙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或泛学院化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绝不是先锋诗歌内部的分歧和争论，知识分子写作根本不是先锋，与朦胧诗伟大的传统也不可相提并论。如落实在文本上，王家新八、九十年代的写作是一个状态，可称作古典主义的写作。西川采取了迫不得已的姿态，避掉抒情之后，剩下的就是思考，扮做思考状，摆出一种姿态。知识分子写作所谓的“叙事”，也是小儿科的叙事，是古典主义的、做作的、臆想式的，没有细节上的发现，叙事也叙不漂亮。第三代诗代表着伟大的80年代，它是思想与艺术的集大成者，它所提供的“叙述”，是小儿科的“叙事”无法比的。当然，民间写作不仅仅是口语化写作，还包括其它。“后口语”是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写作倾向，它是对第三代诗的继承，更是对它的拓展。
沈浩波在分析、批评知识分子写作时说，以西川为代表，强调圣化、超越，追求思考的深度，但当思考深入不下去时，他就表现得模糊不清。
王家新的诗矫饰、虚假，他写沉痛，但那是假象，是尖叫式的伪沉痛。欧阳江河、臧棣、西渡等是技术主义者，他们用技术取代技艺，把技术变成目的。他们虽然也写到国贸大厦、立交桥等，但那写的不是感觉，而是经过技术处理过的，在他们的诗中，很难感到日常生活的鲜活场景。他批驳了所谓“口语诗没有深度”的指责，认为口语诗太有深度了，因为它强调的是感受的深度。（正因为一些人用技术取代技艺，所以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而诗匠越来越多，技术是最好普及的东西，一些取巧者靠着一点皮毛就能炮制一大批赝品。）
谢有顺虽然没有参加今年四月的盘峰会议，但却是该会的焦点人物之一，他的《诗歌的内在真相》发表后，人们给予了不少批评。谈及这场争论，他说既然发生了，就让它存在下去，不要抹平。他引诗人王家新被某些文学史列为专章为例，认为有些批评和研究几乎缺乏最基本的判断的能力。批评和研究应该注重文本，将之还原到本来的位置上去，看究竟是否有对自己存在处境的敏感，是否有处理生活的语言能力与活力。（那么多人靠诗批评与研究晋了级，提了职称。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得了诗的好处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应该站出来说说真话，他们很多人不是缺乏判断的能力，而是不愿说。面对不穿衣服的皇帝，他们的虚荣心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杨茂东批评“知识分子写作”是后乌托邦的后遗症，提出要捍卫民间的正当性、诗人空间的正当性，不能用知识的标准阉割美的价值，用所谓的深刻打击民间的活力、生命的活力。（民间活力是个小概念，生命活力是广大概念。没有活力的艺术品注定是没有存在价值的。）
李青果则在承认写作多元化的现实和差异性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阐释了民间立场的内涵及其所承负的责任。他说我们提出了民间立场，就是承认民间具有创造诗歌的生动资源。目前民间立场的写作负起了正在逐渐上升的两个方面的责任：一、对当下负责。它重新调整和改变了诗与现实的关系，并反映了这一关系重整的事实。二、对历史负责。历史不是官修的那种，也不是知识分子过剩的臆想，它存在于民间记忆之中。民间立场的写作提供了保存历史密码的可能，它实际上是在构筑历史。历史期待他们的是拿出更多的好诗来。（“民间记忆”一词很好。几百、几千年后，民间记忆会记住中国百年新诗中的哪一首？）
冷静的辨析与评说
谢冕认为，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有那个时代的特色，这是由诗歌艺术的变革带来的。没有变革就没有艺术，要是诗歌艺术不变革，说明与它的时代及其时代的审美是脱离的。但是所有变革都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因为它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在传统中进行的，诗歌艺术的变革构成了传统的一环。所谓断裂，内在的思想是从我开始，他说从前辈那里获得任何资源，这是违反常理的。就此，应该重新反思和检讨对80年代朦胧诗传统的态度，它所提供的经验、它的遗产，比如诗意象、使命感、怀疑精神、抗争精神等，都是很宝贵的，我们没有很好的吸收，就太过匆忙地清算、否定了它，这是20年惨痛的教训。就当前两种写作分歧，他认同是深刻的美学追求的差异。但不管哪种，对诗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它们是从诗的自身发展中涌现出来的，若追溯其根源，恐怕都难脱新诗传统的干系。从主要资源看，知识分子写作比较注重外国经验，民间立场注意本土经验，这在新诗历史上就是互有消长的两种倾向。看来新诗不能不向西方借鉴，但又不能离开本土经验。当前两种写作都有可供别人借鉴之处，但又都存在着缺陷，比如知识分子写作太过注重理念、知识，而口语诗太等同于口语，絮叨啰嗦，两者都使诗的品质有所丧失。（谢老的观点很有见地的。之后给这两种写法各打五十大板。）
吴思敬客观冷静地辨析了90年代诗歌之后，认为显然存在着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两种倾向。他说诗歌写作历来有互相矛盾、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与补充的两种运动形式，即圣化与俗化。圣化的运动趋势呈向上的，强调超越，强调艺术的纯化。人类的精神发展，由感受、情感、欲望向宗教、哲学的挺进，正是圣化的文化表征；而“纯诗”的理论正是这种圣化的集中表现。诗人们强调寓意、哲理、理念，在诗作中构筑了种种伊甸园的故事与神话，远离尘缘及民间烟火。俗化的运动趋势是向下的，与反神学的世俗化趋势有紧密的关联，凡神学势力最为炽烈或造神运动最为强大的时候，必然有一种俗化的力量在底层运行，一旦解除禁锢，必然散布开来。俗化强调人生命欲求的渲泄与满足，强调日常经验的切入与描述，强调躯体写作，是艺术审美图式的生活化与世俗化。圣化与俗化这两种不同的趋势，可能统一到一个作家身上。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圣化的趋势，“口语派写作”则反映了俗化的趋势。前者追求超越自我，表现对世界终极价值的寻求，不能因为它读者少就否定其存在价值；后者对造神运动、对圣化写作的拨乱反正，对经验的复现和生存状况的关注，也应充分肯定。当然一个诗人也应有多种笔墨，西渡、臧棣有靠近口语化趋势，而于坚许多作品并不是口语化的样板，比如《0档案》；伊沙的作品， 有些对终极观念的追求也很突出。（苏轼是豪放派，那“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多么婉约。而李青照是婉约派，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又多么豪放。好的诗人是不给自己划派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划派的。）
沈奇提出了一个所谓“生命的知识化、虚妄化与知识的生命化、人格化”的诗学命题与理念。他谈到他近期在台湾讲学、参访期间，通过对台湾前行代、中生代、新生代三代诗人的实际考察，发现我们的时代，一方面是欲望的高度物质化，一方面是生命的高度知识化，进而虚拟化、弱化，就诗人而言，便导致技术层面的操作和语言游戏。他认为只有那些有定力、有深度、有活力的诗人，才善于将知识转化为生命的有机部分，使之生命化、人格化，使绵延千年的高阁文化与日常生活脱节的症结，在他们的创作中得以解决。就理论与批评而言，也就出现了学术产业与生命诗学的分道扬镳。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口语观；口语不是口沫，叙述不是叙事，要警惕口语在诗歌写作中的美学危险性！他对口语诗的基本定义域是：带有寓言性；一定的戏剧性和小说性企图；处理的诗性生命经验；有特殊的组织肌理。口语诗的诗性在文本后的艺术张力中，无文本外张力的口语诗不叫口语诗。现在一部分口语诗写作将口语变成了口沫，变成了絮叨，同时又将诗性叙述变成了非诗性叙事，大量的所谓口语诗，只是日常生活的简单提货单，毫无诗意和诗性可言。
孙基林试在有更大的话语背景上以一种整合的视角切入并审视、辨析8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90年代的诗歌及整个文学，他认为这次诗学论争的一个焦点和症结，在于对90年代文学及诗歌的认同程度。他不认同“90年代文学”是一范式概念，因为它并没有形成新的居于主流的精神形态与艺术范式，所以“90年代”并不具有比时间更为深刻的观念及范式意义。新时期文学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断裂不是在“八九”之后，而是在1985年。第三代诗歌与先锋小说的崛起，无疑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以语言、事物、生命感觉与体验三位一体为本位的诗学，为时代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的思想艺术硕果。而“回到事物本身”是其思想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生命在场”或“此在”为本质的过程主义哲学。诗歌写作中物的视觉行程、生命感觉描述、日常生活或欲望叙事、行为过程描写等等，都是过程思想必然的表现形态，而且大面积地影响了八五之后主流实验小说及其它艺术形态包括生活方式。由此，他认同80年代诗歌写作的意义，同时也感受到与此相关的90年代民间写作的活力。针对某些对80年代所谓“不及物写作”的批评，他表述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第三代诗是十足的“不及物写作”，表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观念，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语言即世界，诗即物。我们不应在索绪尔符号学（是什么东西？）的意义上去理解所谓“能指的踪迹”或“能指滑动”，第三代诗的“能指”指向事物，或者说把一度所指还原成了“能指”，而拒绝二度所指，也就是拒绝事物背后的观念。对口语诗写作中出现的“口水诗”，他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我们渴望的日常体验应该是陌生的，有生命活力的、新鲜的，是一种惊奇和敞开，而不是平庸和倦怠。再者日常体验应该向存在敞开尽可能的丰富性甚至复杂性，对此，知识分子向度的写作应该有所启示。
徐敬亚（徐敬亚的名字一出现就不由人不想起王小妮。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在屡次自排名次时，总不忘一手拉住王小妮，一手拉住骆一禾、戈麦和海子。这是他们高明和懂得策略之处。王小妮是曚昽诗时代就颇有才情的一位。她坚持写作。当我们看到她写大风雪、写病亡的父亲那些诗作时不由地慨叹：诗写到这份上谁还能说什么？骆一禾、戈麦和海子也是让人不愿轻易说什么的人，不过与王小妮不同，她是靠得一篇篇力作，而这几位是由于自己的杀身成仁。有时候生活的极端化并不能成就艺术的极端化。安琪说：“我与死亡之间只有一首诗的距离。”那会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在没有写出那首最好的诗之前，大家总要好好活着。好好写。）认为诗坛应该回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诗潮来临时的那种冲动，重新找回诗人的感觉，找回香味、臭味，民间写作的优点就在于不断生发原创性，删除知识、注重感受。他说写诗一是人活到了份上，再者你能不能让人感动。玩手艺绝对不好，靠观念造诗不算诗。他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的圣化倾向，认为连痛苦的感觉和生殖能力都没有的诗，还有什么活力，终极意义又体现在哪里？欧阳昱是澳洲华人诗人，称自己的诗是“知识分子口语化写作”。他说“知识分子写作”有自我殖民化倾向，而口语诗是穿透生活本质的写作。海子、西川是伪西言，所以并不被西方接受，而在于坚在那里是有市场的。他据自己在熄灯时、火车行走中用录音机创作的经验，主张“语言从舌头开始到舌头为止”，认为语感比手写更能回到原初，回到没有笔的时代。
“另类写作者”的声音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之外，诗坛事实上存在着大量显在或潜在的“另类写作者”，他们同样为诗坛提供了大量珍贵而有创造性的文本，人们自然不会忽略他们。此次会议，几位持有相对独立立场的诗人如车前子、树才、莫非、杨晓民等，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会议临结束时，前三位均将一头乌发除掉，赤裸裸露出光头来，人们戏称是“光头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在发言中，大都从个人角度阐明和申述自己的诗学态度与主张，并大多对这场论争持否定态度。车前子说他之所以坚持写作20年，“无非认为只有写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之事”。他批评“知识分子写作”者不是千年不死的乌龟，就是百年难遇的活宝，所以只要随便一出手，就都是90年代的重要作品。
他举《山花》上发表的《九十年代诗歌纪事》为例，说改名叫《“知识分子写作”纪事》岂不更好？“这不是在说天书，就是在搞偶像”。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写作”者有点像恢复高考时的心态，那么“民间立场”具有红卫兵情结，他们尽管铺陈平民化，内心里倒是这个时代的孤独英雄，有时不免以反抗者的姿态，做出些盗名媚俗之事。他把世纪末诗坛的争论称做“人吃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么大的诗坛，就这几个杀身成仁的大师在平平仄仄了”。莫非在发言中反对“诗歌中的秘密行会”，他认为无论神圣的还是庸俗的，这种行会“只能有利于滋生形形色色的头头脑脑，相应的是无头脑的诗歌大行其道”。由此，他批评这场争斗仅仅是无趣的名分之争。他所倡导的是另类的“第三写作”或“单独者”的写作。树才认为不同的声音可以对抗，但他担忧自我膨胀、意气用事。重要的不在对抗，而在如何认真写出自己真正有活力的作品。个人写作，就是将个人活生生生的惨痛的经历投入其中，可以写下的和以后能写出的，都只能属于你自己，你只能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而立场在写作自身，在写作过程之中，写是你个人的，评价则是另一回事。杨晓民说，他只坚持自己写诗。现代诗歌的确死亡了，仅仅以事件进入媒体，进入大众生活，就是一个证明。事实上诗歌与信息社会无关，（怎么会无关呢？）它已缺乏在文化领域中的反思能力，我们只能回到自己，回到诗。
批评也是一种相对于创作的“另类写作”，它与创作保持着对称性和对等性，同样是富有创造性的写作形态。由于它的特殊身份和位置，它的价值认同和社会效应，似乎近年来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呼唤与指责，什么批评的“缺席”、“失范”，批评的“无能和尴尬”等，这种现实几乎成了文学界的宏大焦虑。徐敬亚即从这一视角批评了那些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对一些诗的忽略，他说中国诗歌理论界极大地忽略了创作面积和种类，他们的兴奋点一直在关注着西方批评和原哲学，而本质上却是缺乏艺术目光和感受能力。孙基林则从另一层面为批评作了辩护，他认为批评不是作品的寄生物或附属物，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我批评的就是我”依然有效。批评家重要的是发现什么和说出什么，在作品仅仅还是些思想的碎片时，批评家有责任把它锻结成思想，批评家不能拒绝思想，他甚至应该是个思想家。
最后，杨匡汉作了总结发言。他引述萧伯纳的一段话说：两个人交流思想与交换苹果不同，前者成了两个思想，后者仍是一个苹果。几天来，我们交流、对话，得到的是思想的金苹果并贡献给诗坛。他从诗会提出的问题、传统与诗人身份、诗建设需要做什么等三个方面概述了此次诗会主要探讨的命题、内涵以及诗学启示。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他特别强调了兼有传统与现代两种身份的诗人知识分子——他应是能引导社会、对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是能寻找精神家园、关心意义本身的人；是能记录民族心灵波动、掌握历史叙述话语的人；是善于把对抗变成对话的人；是大智若愚、用平易的口语道出深刻道理的人；是不断占领又不断撤退、不断追求思想与艺术的原创性、不重复别人又不重复自己的人——所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正是由于他们，一个诗歌的新世纪才会更加辉煌。
（叶子摘自1999年4期《诗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