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观转变的原因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原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并非天生如此，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主义者，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立志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大学时期，他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但此时的马克思还只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大学毕业后，历经了《莱茵报》时期、克罗茨纳赫时期与巴黎时期，马克思才逐渐地实现了他的政治观的真正的转变。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许多著名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家、思想家、如卢格、布鲁诺、鲍威尔、威特林等人，他们当时与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他们最终都没能实现其政治观的彻底转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他们不能实现其政治观的彻底转变而马克思却能实现呢？在当前，探讨马克思政治观转变的原因，对于引导青年一代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一
马克思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及他本人顽强不屈的性格，对他政治观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诞生在普鲁士的莱茵省，并在那儿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期。莱茵省是当时普鲁士及整个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省份。它深受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影响，而且在一段时期还直接处在法国的管辖之下。正是由于这样，莱茵省不仅在经济上、思想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在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在这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倍受推崇，自由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比起普鲁士其他地方来说，这里的民主空气显然要浓得多。但是，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一个封建的君主制国家，它虽然对莱茵省的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可那是很有限的。普鲁士政府在全邦范围内实行书报检查制度，解散主张民主革命的进步团体，镇压民主革命活动，打击迫害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年轻的马克思从小就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并逐渐激发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抗精神。以后，在青年马克思的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大事，对他政治立场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在马克思大学毕业的时候，由于普鲁士当局在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统治，使马克思放弃了在大学任教的计划，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当时，普鲁士反动当局无理取消了青年黑格尔派领袖之一的鲍威尔在大学执教的权利，将他赶出了大学的校门。在此之前，费尔巴哈也被取消了走上大学讲坛的权利。这使得马克思意识到在大学讲坛上的学术自由已不存在，要利用大学讲坛来同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已不可能，因而他毅然改变计划，决定创办杂志，以此来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此后，他便以《莱茵报》为阵地，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其二，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由于经常接触下层贫苦的劳动人民，唤起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并且开始站到劳动人民一边，以劳动人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站到了与普鲁士当局相对立的一边，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普鲁士当局不仅百般阻挠马克思文章的发表，且最终蛮横地查封了《莱茵报》，迫使马克思离开了普鲁士。通过这个事件，马克思更加看清了普鲁士国家专制制度的实质，因而更加增强了他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决心。这时的马克思已开始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由上可见，马克思并非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而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将马克思推上了这一道路。正如研究马克思生平的权威学者梅林所说，是“一向狂妄自大的反动势力把这位天生的斗士推入斗争之中”。
马克思政治观的最终转变是在巴黎，巴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他的转变尤有深远的影响。巴黎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革命运动的中心。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就给了欧洲的封建专制统治以有力的打击。当时，巴黎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地方。这里的工人运动非常活跃，还出现了秘密的工人组织。巴黎还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策源地，在这里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和大量的社会主义出版物，聚集着许多社会主义学派的活动家，布朗基、蒲鲁东等人都曾在这里从事理论研究和社会活动。因而，在巴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巴黎还是德国政治流亡者集中的地方，他们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受害者，是一支反对德国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通过他们，不仅使马克思更加看透了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残暴本质，也使他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马克思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认识到必须将革命进一步进行下去，直到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同时他也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必须诉诸于“武器的批判”。这标志着马克思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显然，社会历史环境给予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马克思政治观的彻底转变。当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与马克思同一时期的一些人所给予马克思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最先给予马克思以较大影响的，自然要数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有教养的开明人士。他青年时期就因信教问题离家出走，靠自己的顽强奋斗，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律师。他很喜欢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著作，也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经常参加一些政治性的集会活动，并发表一些温和的演说，是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从小就受其父亲的言传身教，养成了民主的和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马克思的岳父——威斯特华伦也给予马克思很大的影响。威斯特华伦知识渊博，在政治上具有民主倾向。他很关心社会问题，对因专制制度而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贫困状态深表不满，且常与马克思谈起此事。他还经常同马克思谈及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的人格、事业及圣西门主义。后来马克思回忆说，他正是在威斯特华伦家中第一次了解到圣西门的思想。这对青年马克思民主立场的确立，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
给予马克思较大影响的，还有他的几位老师。一个是他的中学校长维登巴赫，一个是他的大学老师甘斯。维登巴赫是一个坚定的康德哲学思想的信徒，他领导的学校盛行着一种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他曾带头参加了一次“文学俱乐部”举行的活动，为此差点被免职。甘斯原是黑格尔的学生，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甚至接近了当时德国的两个政治反对派。在大学讲坛上，他大胆评述当时的政治事件与各种社会问题。他的课深受马克思的欢迎，马克思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给予马克思以积极影响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为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确立以及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环境给予马克思的影响作用固然很大，但马克思本人优良的品德与顽强不屈的性格在其政治立场的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的优良品德在其中学毕业作文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当时其他同学都只想追求实惠的职业，追求个人的幸福，以利己主义作为选择职业的主要标准。而马克思却有自己的独特主张，他决心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此后，马克思以惊人的毅力、坚强的性格，始终不渝地信守了他的这一诺言。为此，他不惜与普鲁士专制政府决裂，不惜与家庭决裂，充分表现了他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坚定的、倔强的性格。
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不顾随时可能失业的危险，以犀利的笔锋，将矛头直指普鲁士封建专制政府。他不仅写了大量的文章，对普鲁士专制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而且利用编辑的权利，巧妙地与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官周旋，编辑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文章。为免于普鲁士政府的查封，《莱茵报》的股东们纷纷要求马克思改变立场，可马克思丝毫不为所动，毅然离开了《莱茵报》编辑部。
在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以后，普鲁士政府曾派马克思父亲的朋友亲自到马克思的住处，邀请马克思到普鲁士政府中去任职。这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出路。但马克思没有忘记自己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诺言，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毅然移居法国，继续他的战斗生涯。
在马克思大学毕业之后，他母亲要求他找一份实惠的、稳定的职业。以马克思本人的条件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马克思不顾其母亲的反对，坚决地投身于报界。最后他的母亲不仅不给马克思以经济上的援助，而且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即使如此，马克思也毫不后悔，毅然离开了自己的家庭。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与无比坚强的性格。
在马克思政治观转变的过程中，若将社会环境对马克思的影响算作外因的话，那么马克思个人的优良品德与坚强不屈的性格则是起关键作用的内在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为马克思政治观的彻底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马克思本人的现实政治斗争与理论研究工作的有机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才最终促成了马克思政治立场的真正转变。
二
现实的政治斗争与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是马克思实现政治观转变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不仅积极地参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投身于社会实践之中，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现实的政治斗争促使他去进行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成果又推动他去进行现实的政治斗争，两者的有机结合，使马克思最终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
早在大学时期，马克思便迷上了哲学，尤其对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及客观唯心主义格外欣赏，并且成了青年黑格尔派中的骨干成员。但他不仅研究黑格尔的哲学，也研究康德、休漠等人的哲学及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他的博士论文便是以德漠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为题的。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虽有某些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见解，但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黑格尔哲学的圈子。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便直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来到了《莱茵报》编辑部。正在此时，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书报检查令。这项书报检查令看似放宽了书报检查的标准，可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对书报的检查。正当一些人在为这一新的书报检查令而欣喜若狂之时，马克思却冷静地对它进行了分析，随即写了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即《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在文中对书报检查令进行了透彻地分析，指出了它的种种欺骗性。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地站出来为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而采取的直接行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表明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革命立场。此时的马克思已开始摆脱单纯的哲学斗争，而将哲学斗争与政治斗争直接地结合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此后，马克思便开始了向共产主义的逐渐转变。
从1842年5月开始，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组题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连载文章，其中一篇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在该文中，马克思公开声明，他要维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开始站到了劳动人民的一边。马克思在文章中揭露了林木占有者的贪图私利和省议会维护剥削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他明确指出，使用林木是贫苦群众的天然权利，反对无理剥夺这一权利。通过辩论，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缺陷，认识到等级制的国家及其法律都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绝非理性的产物。这表明，马克思已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了一步。
1842年10月，由于《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莱茵报》“卖弄”共产主义，马克思立即著文《共产主义与〈奥格斯堡总汇报〉》予以反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在当时是具有欧洲意义的重要问题，在英国与法国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就是共产主义要求的反映。马克思同时指出，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都是不科学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将建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这次辩论的结果，使马克思深感自己经验和知识的不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多，因而他决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进行深入地研究。此后，他便认真地、大量地研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理论著作，经常参加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他先后研读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巴贝夫等许多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不久就获得了这方面的丰富的知识。这使马克思在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1843年初，马克思在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后，写成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连续发表在《莱茵报》上。他在文中指出，摩塞尔河农民的贫困处境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的恶意，这一切首先是由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普鲁士专制制度造成的。普鲁士当局对劳动人民贫困的状况熟视无睹，要寄希望于它的帮助，那只能是空想。这篇文章同其他文章相比，更多地接触到了经济问题。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很少接触这方面的问题，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也知之甚少。由于这次关于摩塞尔河农民状况的论战，促使马克思从纯粹研究政治转而研究经济问题。后来恩格斯回忆说，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
由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以及经他编辑发表的大量文章都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因而激怒了普鲁士当局。就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发表后不久，普鲁士国王即亲自下令查封了《莱茵报》。
在《莱茵报》工作的这一个时期，马克思始终站在劳动人民的一边，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辩护，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很明显地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接触到了德国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了解到了书本上所无法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不仅接触到政治上的问题，而且也接触到物质利益与经济上的问题；不仅接触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接触到国家问题。在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以后，马克思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退回到书房，转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
1843年5月，马克思回到了家乡特利尔，随后即来到克罗茨纳赫。在克罗茨纳赫生活期间，马克思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工作。他认真研读了卢梭、孟德斯鸠、马基雅弗利等人的著作，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认真研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并接受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理论研究，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阐明了他的一系列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在该文中，马克思第一次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并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篇文章清算了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初步奠定了他的唯物主义基础，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最终转变。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移居巴黎。一到巴黎，马克思便投身到工人阶级的火热的政治斗争之中。为了了解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他常到工人家中进行访问，同工人交朋友，同他们进行热烈的讨论。工人们也很信赖马克思，向马克思叙述了他们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资产阶级的残酷与贪婪、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与罪恶，也向马克思表达了斗争的决心和对科学革命理论的渴望。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经常参加德法两国工人的集会和工人秘密团体的活动。他同“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并且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着私人交往关系。但马克思没有参加其中的任何一个团体，因为他认为这些团体的理论基础都是不科学的和不现实的。
通过这些实际的政治活动，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然的，而万恶之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马克思也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伟大创造力量，找到了领导解放全人类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力量；也认识到共产主义已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目标，创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势所必然。此后，马克思便在《德法年鉴》上接连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观的彻底转变。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差别，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他所说的“人类解放”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继续考察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问题，并且第一次把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探讨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类解放的决定力量。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还初步提出了暴力革命的思想。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以上这两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已公开地站到了无产阶级一方。此时的马克思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两篇文章也就成了马克思实现政治观彻底转变的重要标志。列宁评价说，此时的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穷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现实政治斗争与理论研究工作的有机结合，才最终促成了马克思政治观的转变。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卢格、鲍威尔、威特林等人之所以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实现政治观的彻底转变的原因。卢格与鲍威尔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他们只注重理性的批判，而不能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他们只知道空喊口号，而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他们是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圈子的。威特林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对立中成长起来的自发的共产主义者，他对知识分子的任何行动都保持一种行会性的狭隘的疑忌心，他不了解科学理论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指导作用，因而忽视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始终停留于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之上，他也就理所当然地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三
目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也有不少人热衷于对青年时期马克思的研究。一些学者宣称他们找到了青年马克思政治观转变的真正原因，如资产阶级学者卡·布罗伊尔就曾认为，马克思实现转变的真正原因在于马克思的个性，是伦理学动因、形而上学动因及人道主义动因促成了马克思政治观的转变。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颇为流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年马克思转变的真正原因在于他对理论的研究工作。正是因为马克思认真地研究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方面的理论著作，从而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他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如此等等。这些观点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尤其是否定了当时社会环境所给予马克思的影响，似乎马克思天生就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显然，它们都不可能正确地揭示马克思实现政治观转变的真正原因。
在西方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把青年马克思与成熟后的马克思对立起来，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与成熟的马克思的思想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说，马克思政治观的转变，是一个突变的过程。是因为某一个偶然的原因促使马克思的思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其实，马克思政治观的转变有一个发展过程，其思想的成熟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其转变的原因上去分析，青年马克思走向成熟的马克思是顺其自然的，两者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鸿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对马克思政治观转变的原因作全面而科学的分析。
就当前而言，研究马克思政治观转变的原因，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引导马克思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主要的现实政治斗争与理论研究的有机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因此，我们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在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信念时，不能只注重理论灌输这一个方面，不能进行单纯的理论教育，而是要更多地引导广大青少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到磨炼，要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也应注意良好社会环境的作用，因为环境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在进行社会环境的建设时，尤其要注意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主义的良好社会风气，使广大青少年从小就受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从而真正确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标签：政治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