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国有企业论文,性质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经展开，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了重要论述。2014年3月5日，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2014年8月29日，他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然而，国有企业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西方国家也有国有企业。作为中西方国家同时采用的一种企业形式，中、西方国有企业有何不同？这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问题，更涉及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问题。比较研究中、西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对准确界定我国国有企业性质、全面认识我国国有企业功能以及深入推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国有企业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载体 对中、西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和比较一直以来是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难以形成共识。我国学者关于中西国有企业性质的比较，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西国有企业性质完全相同，因此，主张照搬西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模式和经验，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改革。第二种观点认为，中西国有企业性质大致相同，但是中国国有企业有其特殊性，因此，通过大量学习借鉴西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经验基本可以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最终的政策主张也是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第三种观点认为，中西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有本质差异，绝对不能等同，因此，主张虽然可以借鉴西方发展国有企业的一些做法，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之路。 基于对中西国有企业性质的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西方国有企业性质有本质区别，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载体。 1.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主体，其主体作用体现在国有经济结构的系统特征上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基本形式。对于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现实中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唯一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主体。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多层次性，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和经济生活的所有层面都实行国有制形式，我们承认、容许、发展其他各种所有制的经济形式，但是，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承担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经济载体的经济形式首要的是国有企业。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体现、作用的发挥必须与市场经济相协调。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其主体地位的表现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社会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综合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上：一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有控制力、影响力；二是就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来说，国有经济应该对非公有制经济起鼓励、支持和引导作用。 第一，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实现了由追求数量到重视质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数量虽呈下降趋势，国有资产却逐年递增。国有企业数量从1997年262 000户减少到2009年最少的110 000户，之后有所增加，截止到2013年为155 000户。然而，国有资产从1997年124 975.2亿元增至2013年1041 000亿元，增长了7倍多，年均增长57 251.55亿元。2003年以前增速较慢，2003年以后增长迅速(如图1所示)。
图1：1997年-2013年国有企业数量和资产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 第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实现了在资产分布结构变化基础上的由绝对比重优势到相对比重优势的转变。首先我们注意到，我国国有企业资产主要分布在工业领域，而在工业企业资产中国有企业资产的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2001年63.6%降至2011年42.2%，由50%以上的绝对比重优势转变为50%以下的相对比重优势(如图2所示)。
图2：2001年-2011年工业企业资产中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 然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分布结构发生了变化，国有资产主要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实现了由全面控制到重点控制的转变(如图3所示)。从图三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资产在一般行业、支柱行业、重要行业的比重差异，目前，分布在食品制造、纺织、木材加工等一般生产加工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降至11.9%，分布在基础性行业和支柱产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升到50.6%。经过多年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与领域起主导作用。在军工、电信、民航、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和电力供应领域，国有经济占90%以上。[1]
图3：国有企业资产不同领域比重情况 根据系统控制论的观点，为达到同一个目标，存在着许多控制策略，欲使系统按希望的方式运行，完成预定的任务，应该正确地选择控制方式和控制变量，要控制整个系统并非要控制所有变量，而是要控制关键变量，关键变量决定系统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控制的着力点。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要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在总量上的要求，特别是要控制关键变量，即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50%以上，占据主体地位。这也符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协调统一的关系原理，生产力社会化程度高的领域和行业，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程度也高，实行国有化的条件好，因此，国有经济比重高。 2.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运营主体，通过资本管理实现主导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把公有制经济形式和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必然会引出国有资本的概念，而国有企业正是国有资本的运营主体。公有制为主体应当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居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才起主导作用。控制力和影响力，就是看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控制力和影响力，还要看所有制性质，看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而不是只盯住钱。不要误以为国家有钱就是有控制力、影响力了。因此，应该从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运营主体的角度理解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 资本有两重性，即本然属性和他然属性。资本的本然属性是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属性。资本自身的属性是资本成为资本其自身所具有的属性，是资本作为自己运动的主体所具有的自己运动的规律性。这种属性表现在资本要不断扩张、变化形态、规避风险、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资本的他然属性是指资本运作的社会主体不同。资本的他然属性表现为资本归谁所有、资本收益分配权属的规定性，这是资本的运作主体在驾驭资本的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属性。这是一个双重属性的叠加，如果资本运作主体重视、肯定并利用资本的本然属性，顺应资本运动的规律性，引导资本良性运行，获得合理合法的增值，资本就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运作的主体是国家或者社会通过自己的代表实现运作与经营。国家或者社会通过对资本的管理和调控，主导资本的运作方式，调控资本的运动方向，规避资本的运营风险，使资本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真正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资本的两重性，一是物质内容的反映，二是社会关系的反映。资本的运动，就物质内容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相同之处，但就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来说，却是根本不同的。经济学更重要的是透过物质运动看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要研究资本物质内容的运动过程中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作用，正是这一点，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与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区别。 资本管理与资产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资本管理离不开资产管理，同时又区别于资产管理。在管理形态上，资产管理的对象是物质资产，资产以实物形态存在，是死的；资本管理的对象是资本，资本以价值形态存在，是活的。因此，资产管理具有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资产管理可能使资产升值，另一个方向是资产管理也可能使资产贬值；资本是通过不同形态循环和周转实现利润和增殖的资产，是动态财产，是可以生产出更多财产的财产。资本运营也有盈亏两种可能。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盈亏体现着经济的增长，支配着资产规模的扩大和缩小。在管理方式上，资产管理以具体商品的生产经营为对象，采用“投入—生产—营销”的特定类型的商品生产管理方式；资本管理是以资本增殖为对象的管理，因此，管理方式以资本增值为目标，采用多样化的、不特定类型的商品生产管理方式，它更加注意产品的升级换代和不断调整去扩展利润空间，追求资本不断增值。在管理方向上，资产更多反映的是所有者的静态财产，但并不反映其与利润、增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资产虽然具有产生利润的可能性，但没有产生利润的必然性。在管理目标上，国有资本管理强调国有资本增值，而不仅仅是物质资产增值，例如金融资本的管理就超出了实物资本的范围。 在国有资本管理的思路下，需要从国有资本运行和控制的角度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即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运营主体。将资本管理与资产管理结合，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逐步实现从国有资产管理到国有资本管理的思路转变，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扬帆前进，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发挥独特优势。如果从资本管理的角度分析和理解国有经济的主体作用，就必须从资本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律的角度设计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系统的关系，使我们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主体地位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实践方式。 3.国有企业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统帅国民经济 实现从国有资产管理到国有资本管理的思路转变，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管理思路的转变要求国有资本运作机制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和变革，混合所有制正是为适应这种思路转变而进行的新实践。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发展国有企业意义重大。首先，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从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其次，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加速国有企业与市场融合，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另外，国有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融合，国有经济引导、带动民营经济，从而实现“国民共进”、共同发展。如果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比作一棵树，那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好比树干与枝叶，国有企业是树干，民营企业是树枝、树叶。树干与枝叶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枝叶要靠树干的稳定和支撑，树干也需要枝叶的繁茂和活力。因此，要将国有企业放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整体中来看，评价国有企业的作用，要看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评价国有企业的活力，要看国有企业能够支配和影响的经济规模大小。 二、我国国有企业功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我国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国有企业是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 首先，国有资产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各行业。从国有企业资产行业分布来看，我国国有企业覆盖面很广，广泛分布和存在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据统计，在国民经济95个大类中，国有经济涉及94个行业。其中，在396个国民经济行业类中，国有经济涉足380个行业，行业分布面达96%。[3]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数据显示，2011年国有企业资产广泛分布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各行业，在工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社会服务业、贸易业等行业中的比重较大，其中工业占比最大达到37.7%，交通运输仓储和社会服务业分别为13.3%和13.2%。在渔业、餐饮业、畜牧业等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比重相对较小，其中渔业占比最小，仅为0.02%，餐饮和畜牧业也分别只有0.03%和0.05%。 其次，经济危机下，通过国有企业调控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安全稳定运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是世界上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同时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为成功、经济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0%和8.7%，不仅保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而且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平稳回升。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功不可没。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最大的2008年和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7.9%和6.5%。我国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并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4]另外，我国应对此次危机的许多措施都是通过国有企业实施的，例如，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占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社会事业，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在危机中仍然安全平稳运行。虽然，国家4万亿投资主要投向国有企业也引发了国内的一些产能过剩的反思，甚至有事后质疑的声音。但是，无论如何4万亿投资通过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的经济效应却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国有企业是国家调控市场的一个重要抓手，国有企业具有影响市场走向的作用。 最后，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引导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新常态是新一代中央领导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具有决定性意义。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发挥着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是中央政策的积极践行者，是调控和引导经济发展的通道，不断发挥改革的扩散效应。尤其是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国有企业更是发挥了主力军和排头兵的导向作用。例如，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开放下游销售业务，旗下销售公司与腾讯科技签订业务框架合作协议，在业务开发与推广、移动支付、媒介宣传、地图导航等领域探索开展合作，目前已有27家投资者认购增资，其中大润发、复兴、新奥能源、腾讯、海尔、汇源等9家为产业合作伙伴。再例如，中国保利集团不断改革，成功实现产业升级，业务从军品贸易逐步拓展到房地产、文化、能源、民用炸药爆破等领域，并且房地产、军品贸易、文化拍卖等在国内竞争中名列前茅，在世界上也具有较强竞争力。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为了更好承担“国家队”的使命和责任，集团部署探索实施了“重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技术创新业态”的科技体制改革工程。近十年来累计科研活动的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占17%，其中科技创新投入400亿元，占总收入的7%。中国南车集团充分发挥机制、人才、技术及资金优势，打造研发联合舰队，持续支撑技术创新。2008-2012年南车集团的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均超过5%。2012年达47亿元，新产品贡献率达70%。南车倾力打造的内部研发体系为企业后续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 2.国有企业是参与经济竞争、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国有企业是参与经济竞争、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国有企业是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集体崛起，显示出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优势。根据财富中文网公布的数据，中国企业入榜世界企业500强的数量从2003年的12家增至2014年的100家，其中国有企业数量从11家增至83家。从世界500强中国有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的比重情况看，国有企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如图4所示)。2014年世界企业500强排行榜，前100内的中国上榜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图4：世界500强中国有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财富中文网数据整理。 其二，国有企业是参与国内经济竞争的主体，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根据财富中文网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数据，国有企业一直保持主导地位。其中2013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共有310家，占总数的62.00%；实现营业收入40.9万亿元，占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81.94%；资产总额为137.76万亿，占500强资产总额的91.26%；实现利润总额为1.87万亿元，占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85.91%。另外，2014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共有300家，前37位均为国有企业。 另外，在中国企业全球海外投资中，90%为国有企业投资。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市场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成为中国最大金额的海外收购案；中航工业收购全球第二大通用飞机制造商西锐公司；中国化工收购全球第六大农药企业等。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境外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据初步统计，大约有100家中央企业在境外(包括港澳地区)设立了子公司或管理机构，纯境外单位资产和营业收入增长迅速。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国有企业不仅参与国内竞争，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是参与经济竞争、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主力军、领头羊和排头兵的作用。 3.国有企业是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是参与经济竞争的主体，也是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既发挥经济功能，又发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社会功能。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在不断深化改革、做大做强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实现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有机统一。首先，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改善民生方面：国有石油石化企业在国内成品油与进口成品油价格倒挂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努力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确保国内成品油的稳定供应；电力企业加快发展农电事业，全面推进“户户通电”工程，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电信企业实施“村村通”工程，在经济社会信息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P4)其次，在上缴税金和资本收益方面：《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2003年至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上缴税金17.1万亿元，2011年占全国税收的38.4%。2007年以来，国有企业开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国有企业划归社保基金国有股权2 119亿元，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收入的43.1%。最后，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国有企业积极参加各类社会保险，规范构建职工福利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农民工和劳务工合法权益，还承担了1655.3万名离退休职工的管理。另外，在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定点扶贫、援疆援藏和各类社会公益事业，92家中央企业定点帮扶189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44家企业在新疆、40家在西藏开展了各类援助帮扶工作。[7]2013年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指数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过去五年来，国有企业100强持续领先于民企100强、外企100强，且优势不断扩大。 三、西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和手段 我国国有企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载体，功能体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西方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与我国国有企业存在明显差别，西方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和手段。 具体来说，在性质上，西方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服务，因此，从根本上说西方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功能上，西方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居于主体地位，不起主导作用，只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仅仅起调控和补充作用。因此，西方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不高，一般在5%～15%左右，并且分布的领域十分有限，主要分布于市场失灵的有限领域，如邮政、军工、电力、公共交通等基础行业和公共领域。例如，美国90%的社会资产为私人拥有，国有企业只有40多家，生产总值仅占全国GDP的5%，[8]主要分布在邮政、军工、电力、铁路客运、空中管制、环境保护、博物馆和公园等基础行业和公共领域。英国的GNP中国有企业所占份额较大的1980年也仅为11%，现在则只有2%左右，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4%，在职人员在整个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5%，而且英国屈指可数的国有企业也主要集中于电力、钢铁、造船、航空、机场、天然气、公共交通等基础行业和公共领域。[9] 西方国有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和手段还体现在西方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当中。以美国和英国国有企业为例，美国国有企业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国有化阶段、私有化阶段和再次国有化阶段。美国国有企业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联邦政府在华盛顿建立的国家博物馆，但是国家博物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而更像是具有慈善性质的政府机构。第二个阶段及国有化阶段是美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需要和1929年经济危机后为应对危机而建立。由于国有企业大多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或出于特殊目的，因此分布的领域也相对集中和有限，尤其是为应对经济危机而建立的国有企业，如1933-1935年建立的公共工程管理局、国民工程管理局、工程发展局等，主要涉及金融、保险、邮政、电力以及基础设施等行业和领域。随着经济危机的消退，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滞涨”，为走出“滞涨”，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美国历任总统接力推进私有化改革，私有化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采取的方式多样，内容较为彻底，这是美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私有化阶段。2007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很快波及全球，为应对危机，美国再次掀起了国有化浪潮，一是对社会影响极大的金融机构国有化，如房利美、房地美、国际集团、花旗集团、高盛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等。二是对社会影响极大的实业公司国有化，如美国政府帮助通用汽车公司重组，成为国有控股公司。通过这些国有化措施，美国有效应对了危机，避免了整个经济的崩溃，国有企业再次成为美国应对危机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英国国有企业发展历程与美国大致相同，也经历了起步阶段、国有化阶段、私有化阶段和再次国有化阶段。英国早期建立的国有企业是为了应对战争需要，主要集中在军工领域，如皇家兵工厂和皇家船舰修建所。后来，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加大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掀起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经过此次国有化运动，英国煤炭、造船、电力、煤气、铁路等领域的国有企业比重为100%，钢铁和航空达到75%，汽车制造和石油化工也分别达到50%和25%。[10](P46-47)由于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建立，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因此，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对于帮助英国走出危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经济也开始出现滞涨状态，并且持续了近30年，为了应对史无前例的滞涨，1979年，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撒切尔革命”，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其主要内容之一。“撒切尔革命”使英国滞涨得到有效抑制，企业效益提高，经济重新稳步前进，但同时也造成了贫富差距拉大、民众不满情绪提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英国是也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最先波及的国家，为了应对危机，英国政府对影响最大的金融业进行了国有化，通过收购金融机构资产、重组等方式，实现了对诺森罗克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绝对控股。 通过考察美国和英国国有企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国家的国有化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的个别企业国有化，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体系服务的，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服务的。无论是国有化阶段还是私有化阶段，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并且具有明显的应急性和明确的指向性，因此，国有企业仅仅是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这就决定了西方国有企业存在的领域非常有限，主要存在于应对战争需要的军工领域及市场失灵的基础设施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西方国有企业伴随着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而发展演化，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出现证明了国有企业的工具功能和补充作用。经济危机发生，大规模推行国有化，国有企业纷纷建立；经济危机一旦结束，国有企业规模大大收缩，甚至出现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即使是为应对危机而推行国有化时期，国有企业在西方国家存在领域和所起作用也非常有限，与我国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巨大差异显而易见。 四、中西国有企业差异成因的三重逻辑 中西方国有企业差异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和发挥功能的行业领域等方面，产生和存在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理论、制度和实践三重逻辑分析差异成因。
1.理论逻辑 中西方国有企业产生存在的不同理论基础和依据决定了其性质和功能的巨大差异。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是中国国有企业产生存在并发挥功能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西方国有企业则是基于国家干预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交替演进、长期博弈而产生、存在并发挥功能。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生、存在及其功能定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有企业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逻辑产生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未来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通过政治统治逐步夺取资产阶级全部生产资料，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建立国家所有制即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些是中国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前提。国有企业成为国家所有制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并发挥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强大功能。 西方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不是由单一理论决定的，而是国家干预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长期博弈的结果。国家干预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思潮是近代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贯穿的一条主线，这两种理论思潮及其政策的长期存在、演化和博弈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方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发挥的不同功能体现了两种理论交替演进和相互博弈的过程。新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对经济不必要的干预；国家干预理论的核心则是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这两种矛盾对立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因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成为决策者制定经济政策的不同依据，并且转化为对待国有企业的不同态度和政策措施，影响并制约国有企业在不同阶段发挥的功能，西方国家国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出现正是这两种理论思潮博弈影响国有企业功能的最好证明。两种理论所坚守的同一制度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虽然他们的理论倾向不同，所主张的政策倾向不同，但都是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涉及国有经济的性质的委托上，我们不妨重温《反杜林论》的论述，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家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只是总资本家，国家所有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性质。 2.制度逻辑 中西方国有企业产生存在的不同制度逻辑制约着其性质和功能。中国国有企业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中，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西方国有企业建立和发展于资本主义制度中，是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辅助形式。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国有企业的产生及其功能的发挥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逻辑，也符合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国有企业性质，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决定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这种制度逻辑集中体现在我国宪法和党的重要文件决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要依靠和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十六大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同时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西方国有企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它的性质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制约，其存在和功能的发挥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辅助形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时利用国有企业化解危机，危机过后即着手私有化运动。因此，西方国有企业一般比例很低，存在于有限的领域，即使在推行国有化浪潮阶段中，其功能也仅仅是应对危机的需要，不可能像我国的国有企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并发挥主导作用。 3.实践逻辑 中西方由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和具体发展阶段决定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影响着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差异。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实践主要体现在资本的不同性质和资本运作的不同目的，国有企业作为中西方同时采用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其性质和目的却截然不同。 资本运作的主体，与资本运动的主体不同，它是运作资本的社会主体，社会主体的目的和利益，是通过对资本的运作，形成资本的运动去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资本，而在于资本体现和反映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本质。社会主义企业的资本运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运动为资本主义服务，这是由社会经济系统的性质规定着资本运动的目的所决定的。[11]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实践中，遵循资本逻辑至上，是资本驾驭社会和资本家导向，资本占主导地位，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权力为资本家集团服务，体现的是资本对社会的主导和驾驭；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国有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体现的是社会对资本的驾驭、管理和运作，通过资本社会化与交叉渗透，使资本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社会服务。虽然西方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也可以看作资本社会化的一种形式，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中，资本的社会化过程却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安排为资本的社会化进程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同时，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的资本运动过程体现的是劳动剥削关系；社会主义的资本运动过程体现的是劳动合作关系。[12] 由此可见，社会制度不同决定了在具体社会发展实践中资本的性质和资本运作的目的不同。虽然，中、西国有企业都采用资本运动的一般形式，但其体现的社会性质和发挥的功能也存在较大差异。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企业可以也应该成为市场主体，成为运作资本的主体，从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资本家利益至上决定了其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其制度基础，不可能主导经济发展，只能作为市场失灵的补充和工具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中西方国有企业的性质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截然不同。中国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的本体属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和做强做大是一种常态；西方国有企业作为资产阶级政府所有的特殊企业，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其本质属性是工具属性，仅仅发挥工具功能和辅助作用，具有可替代性，可有可无，可多可少。 中西方国有企业在理论、制度、实践三重逻辑的差异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截然不同，因此中西方对待国有企业的态度和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也应该不同。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作用，注意反对和防止不顾我国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而盲目借鉴西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经验；坚决反对和防止任何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张；坚决反对和防止企图削弱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做法。同时，也要解放思想推动理论创新，更新传统的国有企业观念，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方式，充分认识国有资本的地位、意义和作用，探索和掌握国有资本运营和管理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而当前加强国有企业的重点是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体来说，包括如何把握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以及如何控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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