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民生产兴趣的诸因素探析——对湖北省红安县中青年农户的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安县论文,湖北省论文,探析论文,中青年论文,农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与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进入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居高不下，80年代就已出现的“卖粮难、卖棉难”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的解决；1999年国家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决定在原来15年承包时限上再延包30年，这就是农民所说的土地延包政策。中青年农民（以下简称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他们对农业生产的兴趣无疑会直接影响到农业的稳定，在土地延包政策中中青年农民对农业生产持何种态度？这种态度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现有的资料对此进行研究的不多，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华中科技大学成教学院社会实践队于2000年7月在湖北省红安县进行了一项关于中青年农民对土地态度的入户访谈调查。
一、方法
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红安县的所有中青年农户为总体，按多阶段抽样选取调查对象。具体做法是：首先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从红安县的21个乡镇中选取杏花乡和七里坪镇两个乡镇，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交通状况，从杏花乡随机抽取了长乡村，从七里坪镇随机抽取了石家湾村，最后从这两个村分别随机抽取三个小组，根据每个小组农户的门牌号码数按每隔8户抽取农户作为调查的样本。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取红安县的杏花乡与七里坪镇，是因为它们最能代表红安的不同类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的使用现状：杏花乡的长兴村位于红安县的城郊，有县内的主要公路（福阳公路）横贯该乡、交通便利，是红安较为发达的乡镇之一，但是七里坪镇石家湾村地处红安县深山，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经济发展滞后，交通不便。
2.资料收集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问卷内容由41个问题组成，主要询问了农户的社会特征、家庭的地理位置与交通状况、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态度以及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态度的因素等方面的问题。本次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均由华中科技大学成教学院的30名实践队员分成3个调查小组深入抽样选取的农户家中实施完成。对有一定文化、能识字的农户采取由农户直接填写，对文盲和半文盲则采取由调查员根据问卷的选项逐一访谈，问卷由调查员当场核实后回收。本次调查共实际发放问卷145份，回收有效问卷123分，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4.8%。问卷经编码之后输入计算机中的FOXPR06.0的数据系统，由笔者利用spss/pc+9.0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主要采取单变量的描述分析与双变量的相关分析。
二、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设计了七个变量来考察农户的基本社会特征，即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口类型、职业、婚姻状况以及家居地理位置。
抽样样本显示，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未受过教育的文盲与半文盲（初小或者高小水平）占65.3%；户口类型绝大多数(97.4%)是农村户口；身份是农民的占88.9%，工人（乡镇企业的工人）及其他的有10.3%；97.2%人居住在自然村，2.8%的人居住在城镇（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 (%)
（一）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基本态度
1.“政策”与“气候”对农民栽种何种农作物影响较大。
农民栽种什么农作物显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因为“气候适宜”栽种的占41.5%；因为“听从上级政策号召”栽种的占35%；36.6%是因为“大家都种所以自己也种”；因“品种优良”栽种的占17.9%；只有1.6%的是因为“经济效益”高而种的。由此可见，“气候”与“政策”对农民生产中栽种何种农作物具有较大的影响，政策对农民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农民栽种农作物时有较强的从众心理；农民基本上还没有适应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生产目的不明确。
2.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密切。
有43.1%的农民认为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与农业生产有必然的联系，特别是年轻劳动力或者是男劳动力的多少与耕种土地的数量有较大的关系；33.3%的农民认为年轻劳动力多耕种的土地就多；17.1%的农民认为男劳动力多耕种的土地就多；16.3%的农民认为年轻劳动力与男劳动力的多少与农业生产没有多大的关系，持这种态度的人多是因为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土地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依赖。
3.当问及“所栽种的农作物是否为村镇带来经济效益？”时，有36.6%的被调查者认为“能”；另，当进一步问及“是否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是否有助于农民家庭的增长特别是增收？”时，有50.4%的被调查者认为“能”，30.1%的被调查者认为“不能”。
4.问及“所在的村镇有没有农民抛荒时？”时，有55.3%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25.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少量的人”抛荒；8.1%的被调查者认为“有不少的人”抛荒。调查中农民反映很多农户想抛荒而不敢抛荒，是因为当地政府对抛荒户不仅不减免赋税，相反的还有较为严厉的惩罚，所以虽然不想种地，也知道种地会赔本，但是迫于形势也只好马虎种地，种“应付地”。出现这种种“应付地”与抛荒现象的真正原因是农民负担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民纯收入增长的速度。这与王明初的“过重的农民负担迫使农民弃种”的结论是一致的（注：倪国爱、王管文：《试论农村乱收费及其治理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9期，第37页。）。
5.村镇中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农业生产的兴趣：4.1%的被调查者认为年轻人“有兴趣”；56.9%的被调查者认为年轻人“无兴趣”；4.9%的被调查者认为年纪大的人“有兴趣”；2.4%的被调查者认为年纪大的人“无兴趣”，22.8%的被调查者认为“都无兴趣”，没有人认为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都对农业生产“有兴趣”；而且农民的年龄层次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呈负相关（见表2）。这是因为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一低、一高、一重”的现象，即粮价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农民负担重现象，直接影响着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由于靠种地已获利甚微，所以农民普遍对农业生产失去了兴趣。
表2 农民年龄层次与农业生产兴趣的相关分析
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年龄层次
皮尔逊相关系数(r) 1.000
-0.087
（二）土地情况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土地条件亟待改善。
调查显示，15.4%的农户认为“自家耕地的水利条件好但是土质不好”；21.1%的人虽然认为“耕种地的土质状况好，但是水利资源不好”，逢梅雨季节时不易排水，干旱时又很难汲水灌溉；认为“耕地的土质与水利资源都不好”的超过了半数，达50.4%；只有0.8%的农民认为自己“耕种的土地是丰产田，旱涝保收”。这说明红安县大多农户耕地的土质情况与水利条件不太理想，土地条件亟待改善。
2.农民对耕地的土质与水利资源情况的满意程度不高。
农民对耕地的满意程度直接会影响农民种地兴趣。为了调查清楚农民对土地基本情况的满意度，我们设置了“您对您家的土地的满意程度”的选项。结果发现，只有11.3%的人对自家的耕地“很满意”和“较满意”，认为“一般的”达26.8%；“不太满意”的有16.3%；只有22.0%的人对自家的土地“很不满意”。
3.很少有农民真正对土地进行改良。
农民投入资金对土地进行改良会加强土地的抗灾能力，也是农民获得丰收的一个必要条件。从上可以看出红安县耕地的质量并不理想，那么农民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改善耕地？调查结果表明，有53.7%的农民采取了改良土地的措施；39.0%的农民根本没有改良土地的条件；而且在这些改良过土地条件的农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过只是通过科学的施一下肥（占31.7%）与挖几条沟来改善水利条件（占7.3%），真正请过专家咨询的仅有1.6%。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很少有农民对土地专门投入过资金进行过真正的改良。农民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真正来改良土地呢？由访谈资料得知：一部分农户是因为改良土地的成本太高，风险较大，而且投入后也不能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因而不愿意投入资金来改良土地；另外一部分农户是因为负担重，在经过“三提五统”与合同外负担的收缴后，手中已所剩无几，无钱来改良土地，这与倪爱国的“农民负担加重会严重削弱农业的自我积累能力，不利于农业发展后劲的提高”的结论是相符合的（注：王明初：《地咋荒了》，《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6期，第23-24页。）；还有一部分农民认为现行的农业税制改革变相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挫伤了农民投资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三）收入来源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经济来源的多样化使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兴趣降低。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78.9%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来自“农业、种植业”；21.0%是来自“副业”。副业收入中，有32.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来自“打工”收入，18.7%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其它”，这表明他们的收入来源渠道呈多样化。
在农民的各项收入来源中，副业与打工收入对农民家庭的总收入的影响较大。在把经济来源与家庭收入进行相关分析后，可得知副业与打工收入同家庭年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Eta=0.649和Eta=0.687，呈显著相关（见表3）。
表3 家庭收入与经济来源的相关程度分析
收入来源农业种植业
副业
打工
其它
Eta＝相关系数
0.6950.649 0.687
0.338
2.农业生产少有节余降低了农民生产的兴趣。
调查得知，农民从事一年的农业生产其中农作物的收入难于养家糊口的占22.8%，仅能勉强糊口和有少量节余的有74.0%。这说明超过80.0%的农民的家庭还处于贫困或者是绝对贫困状态（见表4）。本次调查的结果也表明终年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的纯农户的生活水平多为温饱型或者是贫困型。所以农民要想致富必须走规模经营或者是多样化经营的道路。
表4 农民从事一年农作物生产收入的效果
选项
百分比(%)
难于养家糊口 25.2
仅勉强养家糊口
54.5
有少量的节余 19.5
有很多节余0.8
3.务工经商比农业生产见效快是影响农民生产的重要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87.4%的农民外出打工或者是经商主要是因为这比农业生产来得快、收入高，这与李茂岚调查的“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外出打工并不是因为外出打工收入高于当地就业收入才加入民工潮的”结论有一定的出入（注：李茂岚：《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23页。）。
4.种植结构单一、不能适应市场也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农民之所以处于贫困状态除了因为地理环境，还因为农民种植的品种单一。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栽种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水稻，经济作物是油菜和花生。种植品种的单一，农产品多为自给自足，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因而也就很少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很少有农户认为自己通过农业生产发家致富的（见表5）。
表5 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的效果
对农业生产的看法
百分比(%)
农业生产让我家致富了0.8
从事农业生产成效慢，不如外出经商或打工收入高、来得快
45.5
自然条件差，难得有预想的丰收
50.4
成本高，从事农业生产不划算 28.5
（四）政策的影响
农民对国家与地方政府政策、规章制度的满意度直接关系到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农民对国家的政策越满意，对中央的政策在地方贯彻执行力度评价越高，则农民就比较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就会较强。
1.农民对国家的土地政策的评价较好。
当问及“您认为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土地延包政策好不好？”时，有76.9%的农民认为“很好”；10.7%的农民持“无所谓”的态度；有1.7%的人认为“还不如以前的大集体生产”；8.3%的人认为“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承包制度”；2.5%的为“其它”。河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1999年的调查显示：86%的农民对土地延包政策表示赞成，10.7%的农民持“无所谓”的态度，3.3%的人对土地延包持“反对”态度（注：河南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农民土地延包状况问卷调查报告》，《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2期，第6-7页。）。两者相比较有一定的出入。有必要说明的是河南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调查是针对河南省的所有农民来进行的，而本调查只是针对红安县的农民，范围相对小一些。
2.税费沉重直接影响农民农业生产的兴趣。
35.0%的农民认为农作物价格低，税收费用高，农民无法生活；14.6%的被调查者认为农作物的价格适中，税收费用高，农业生产不划算；36.6%的被调查者认为农村的各项税收过重，农民无法承受。1999年，农民全年的总收入（不是纯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33.3%，1001元到2000元之间的占23.6%，2001元到3000元之间的占22.1%，3000元以上的22.0%。而2000年红安县农户所需承担的国家税收、乡镇统筹、村提留及各种摊派平均需要543.82元，是一般水平的3.63倍，这严重违反中央规定的农民向集体经济组织上交的“三提五统”不能超过其上一年纯收入的5%的规定（注：谢家启、周洁红、柴彭颐：《农民负担问题的系统论思考》，《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3期，第43页。），再加上红安县的经济水平本来就比较落后，税费的分摊造成了“劫贫济富”，使得经济落后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重，这与同期王雅鹏、郭犹焕等撰文分析得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负担相对较重”（注：王雅鹏、郭犹焕：《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乏力的因素分析》，《农业经济问题》，1999年第11期，第156页。）的结论相吻合。据统计红安县农民加上暗税和社会性集资、摊派、罚款，负担已超过27%，这与李文平的“有些地方的农民负担已超过25%”（注：李文平：《农民负担合理性探索》，《农业经济》，1999年第1期，第140页。）的结论是相符的。当问及对税收的看法时，认为税收适中，以纳税为荣的仅占4.1%；认为税收适中，乐于进行农业生产的仅占3.3%。从上可以看出农业税费的沉重消减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兴趣。
3.对国家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情况评价较差。
当问及农民对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与规定的看法时，认为中央对农民不重视的只占0.8%；认为中央很关心农民的占31.7%；认为中央的各项政策都很好，但是政策执行不力，一到乡镇就变了样的占44.7%，这与1998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有显著的差别，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分别是80%以上的农民对中央的政策评价较好，近80%的农民对中央政策在基层贯彻情况评价差（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1998年11月第1版，第220-221页。）。看来，国家要重新激起老百姓农业生产的兴趣的比较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地方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利农政策，做到令行禁止。
4.村镇的农业抗灾救灾能力差，技术力量薄弱。
对政府救助措施的评价。问及“当地政府在农业生产遇到自然灾害时是否采取过及时的援助措施？”时，有40.7%的被调查者认为“采取过”；51.2%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8.1%的被调查者“不知道”。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认为采取了及时的救助措施的人当中向我们说所谓的救助只不过是每家发了几斤米，所以认为采取救助措施的百分比应小于40.7%。以上结果表明村镇的农业救助措施是十分薄弱的。
对村镇技术力量的了解。问及“村镇是否有农业咨询站、图书馆让农民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场所？”时，有5.7%的被调查者认为“有”，94.3%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问及“村镇是否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时，有14.6%的被调查者认为“有”；85.4%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农民对村镇技术力量的了解程度不高，对政府的“科技三下乡”政策不知晓，所以政府需要加大在基层的科技宣传力度，为科技兴农、实现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打下基础，以迎接农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冲击与挑战。
5.农民的文化水平与对技术力量的满意度关系不大。
调查问及“您对村镇的技术力量是否满意？”时，表示“不满意”的占57.7%；表示“一般”的占17.1%；“较满意”的占7.3%；表示“满意”的占8.0%；表示“很满意”的占8.0%；有1.9%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在对农民的文化水平与农民对技术力量的满意度的交互分析中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为Gamma=0.069，可以认为不相关，这说明农民的文化程度与对技术的满意度并不是成正相关。
三、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红安县的地理环境与地理条件较差，经济的发展明显受到交通条件的较大制约。农民对土地的状况不满意，很少采取措施对土地进行改良。
2.红安县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绝大部分的农民从事单一的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生活水平多数属于温饱型或者是贫困型。
3.农民认为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
4.种植结构单一；农作物的种植有较强的从众心理；不能围绕市场进行农业生产。
5.农民认为从事农业生产一年少有节余，农业生产划不来，各年龄阶层的人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兴趣与积极性都不高。
6.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延包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对中央的农业政策与规定的满意度比较高，对地方政府的乱提取、乱摊派颇有微词。
7.过半数的农民对村镇的农业技术力量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