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的方法特征及深刻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迪论文,深刻论文,特征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提出并系统论述的“三个代表”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底和时代发展要求的高度，进一步阐明了我党先进性质的深刻根源和党的建设的总方向，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成为长期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科学纲领。“三个代表”思想论述的重要观点和新的结论，集中体现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作出的宝贵贡献；同时它所展示的科学、“管用”的重要方法，在新的实践和时代条件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宝库，给我们以许多深刻启迪。在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方法必将指导我们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开拓，以获得更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成果，达到新的境界。
一、“注重总结历史”——在深厚的历史感中把握前进方向
注重总结历史，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1]，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方法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道路和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回顾我党历史，每当我们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和新的开拓创新课题时，总是要从新的现实角度反观历史，总结经验，以汲取智慧和力量，牢牢把握未来。党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如此。最典型的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都系统总结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坚持和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要求“大家必须牢牢记取”。历史越是向前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就越丰富、越真切。“三个代表”思想就是在“注重总结历史”中对党的建设基本问题和总方向的深入把握。
“三个代表”思想的历史经验基础，是十分广泛和深厚的。江泽民同志从对封建王朝的统治也要延续几百年的反思，到推荐干部学习《落日的辉煌》一文；从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历史，学习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研究我党的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尤其是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到强调搞清楚“四个如何认识”；从十五大报告中论述20世纪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三次历史巨变”和“三位历史伟人”，到“七一”讲话中精辟概括“两个八十年”，都集中体现了对历史的深沉思考。这种思考还主要集中在党的历史经验方面。党的80年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做到了“三个代表”，党的事业就兴旺和发展，国家民族就充满生机与希望；什么时候偏离“三个代表”要求，党的事业就受挫，国家民族就忧患重重。在“七一”讲话中，关于建党80年实践经验的三点重要启示，就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炼和概括；“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每一个“代表”都建立在深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闪现着历史的智慧和启示。在论述相关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时，江泽民同志也处处借鉴历史，比照现实。比如：“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也有不少来自知识分子，还有来自非劳动者阶层的革命分子”。“我们党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因而保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样就回绝了在目前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这种深厚的历史经验根基，使“三个代表”思想具备了不可动摇的科学真理性，使我们的前进方向更加明确。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尤其是苏东剧变的教训，江泽民同志也予以深刻反思与总结。他指出：把我们的党建设好，要“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史来进行总结和反思”，“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必然，但这种必然性是在无数的、有时是严重的曲折甚至是倒退中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苏东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垮台，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严重教训。这种教训给我们的刺激和震动是剧烈与长久的，使我党更加冷静地反思和自醒：如何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始终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站在时代前列，引导国家民族不断前进？根本的回答就是“三个代表”思想。因此，江泽民同志说：“‘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总结我们党长期奋斗的经验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提出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往的历史尤其是我党80年奋斗史，是我们取之不竭的智慧与力量源泉，也是面向未来、开创新历史的可靠凭鉴。我们越是强调发展与创新，就越要注重总结历史，在历史经验中得到新的启示。比如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程都充分证明，它是我党取得成功、不断前进的法宝，并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当时被教条主义指责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砍旗”、“丢刀子”的理论与实践，恰恰正是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十分管用，推动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这其中昭示的历史真谛，值得我们时时反思、回味，每一次总结都有新的认识与收获。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解与把握，也应如此。把“三个代表”思想称作我党思想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这并不为过，因为首先有历史经验的深刻启示。事实上，在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许多观点和做法都可以在历史经验中找到凭鉴，得到启迪；有时个别的历史经验与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相结合，也会催发巨大的创新和开拓。因此，那种轻视历史、疏于经验总结的学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与我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和改革创新要求是相背离的。
二、“注重研究”“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突出科学的本质思维
要“注意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是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作为集中研究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而取得的巨大理论成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研究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尤其要进行科学的本质思维，即要在全面了解和掌握丰富具体的问题表现中，进行求根究底的深层次思考，达到对重大问题的深层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作出精辟的阐述和结论。这一科学方法，对于理论发展和实践的开拓是十分重要的。其一，它符合我党从事的伟大事业的逻辑进程。改革开放后，我党首先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五大”，这一问题可以说基本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党的建设问题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突出出来，成为进入新世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从党的建设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上回答这一问题，是伟大事业向前推进之必需，同时也会带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回答。其二，这是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深层次要求。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各种深层矛盾、问题不断凸显，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也不少。这些矛盾和问题涉及各领域、各方面，但都比以往更深一层，需要从根本上、全局上、方向上予以思考和解决。党的建设问题是更高层次的政治问题，进一步确定党的建设指导思想和总的走向，是推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之点。由此，就要求作出深入的和科学的本质思考。其三，这是面向新世纪建设好党的根本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时代要求，要使拥有6400万党员的执政党永葆生机与活力，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人民前进，不仅仅是要解决几方面的具体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进一步确定党的性质和建设总方向。只有从党的性质和建设规律上进行本质的思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全面指导党的建设及各项事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研究，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思想所展现的科学的本质思维，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唯物论最基本观点的深层思考。历史唯物论有许多基本观点，但最基本的是生产力基础论、人民群众主体论，还有社会意识或文化的相对独立发展和巨大的反作用理论。无论时代如何不同，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不会改变；精神文明或文化的发展受生产力支配，同时又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文化的进步，主体动力是劳动群众，人民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应是两个文明成果的主体拥有者和享受者，这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思想还把这些最基本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生产力和文化中区分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并界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科学的本质思维达到时代认识前沿，内涵更加丰富，解释力更强，更加符合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发展趋向。可以说，这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本质思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相应，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现阶段的根本任务。这一主要矛盾论和根本任务论，是历史唯物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运用，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内在统一，成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可靠依据，也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直接依据。为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三是对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本质思考。传统的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等，都是具体的理论和实践，而最根本的则要落脚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上，落脚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时代要求上。面对经济市场化、社会开放化、政治民主化的现时代特征，狭义的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应当深化与创新。“三个代表”思想正是顺应这一要求，深刻阐述了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三个代表”。我们围绕党的建设所进行的努力与探索，包括坚定理想信念、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个方面，都是为了做到“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这就抓住了统领全局的根本，使党的建设思路豁然开朗，一通百通。正如当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推动了我党深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样，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深入思考，也使我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作出了明确回答。这一科学结论实现了三个方面的高度统一，即党的建设理论与历史唯物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统一，党的建设实践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高度统一，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高度统一。基于此，“三个代表”思想成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成为长期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纲领，就不难理解了。
这一科学的本质思维方法，给我们研究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第一，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突出普遍意义。即要从我们事业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实践深入的需要出发，通过对大量问题现象的分析把握，来确定最关紧要、事关全局、支配各种问题解决取向和发展前途的主要矛盾，进行全方位思考与研究。这样的思考与研究就不仅限于个别领域、具体方面，而是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系统总体中把握住根本，增强普遍意义。第二，必须求本求真，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就是要在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上作出艰苦的深层次思考，从初级本质进到更深层本质，把握住规律性的东西，作出精辟、透彻的论断和结论。重大的问题既涉及理论又涉及实际，是理论和实际高度统一的深层本质问题。因此理论的思考和实际的思考必须交汇在支配问题的内在统一性和稳定的本质及规律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的问题。顺应着这一要求进行本质的科学思考，得出的结论才是最精辟和最科学的，才能凝聚理论的精华和实践的最新经验，从而高屋建瓴、指向明确，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第三，必须驾驭趋势，作出长远预见。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中的本质和规律，是稳定的和长远起作用的。以科学的本质思维把握了这个东西，也就预见了未来发展，能够长久起重要的指导作用，推动未来发展。“三个代表”思想坚持的科学的本质思维方法，对于我们的思想作风与研究方法意义重大，特别是能够指导我们克服那种不愿花气力、不付出艰苦的研究功夫，便要提出这思路、那结论的浅薄浮躁之风。
三、“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站在时代前沿作出新的结论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我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面对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得出的新结论，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一优良学风和科学方法。这些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客观依据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尤其是突出科技“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落实“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方针取得的实践成效；在改革发展中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民利益的不断实现等。总的说，是在我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推进强国富民和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以及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的不断探索。而这些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又提出了必须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现阶段我国的先进生产力是什么，如何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分子及其他群众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地位、作用及关系？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政治定位如何，个人财产的多少与政治上先进和落后是什么关系？文化建设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增强感召力？在贫富差距拉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关注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处理好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关系？在党的建设中如何消除和制止腐败，取信于民，使党立于不败之地，等等。这些焦点、热点、难点和前沿性的问题，都有待作出准确的而不是含糊的回答，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继续向前推进。“三个代表”思想就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科学方法对这些问题作出的明确而具有创造性的新回答、新结论。
因此说，“三个代表”思想是从根本上立足于客观实践和发展要求作出的新结论，而不是从原则和理论出发作出的逻辑推导。只有紧紧结合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新的发展来理解“三个代表”思想，才能充分认识这一思想的重大创新内涵、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在“七一”讲话中，“三个代表”思想系统、全面地展开，从各个方面科学地回答了上述前沿性问题，使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科学阐释，统一了思想。比如关于发展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我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关于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定位：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应该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关于个人财产与政治态度的关系：“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关于先进文化的建设：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同时，要“增强民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关于处理社会利益关系和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关于反腐败斗争：在党内“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我们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等等。这些回答既深化和发展了理论，又推动了新的实践。正如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五大”报告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把已有的认识和实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一样，“三个代表”思想也再一次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飞跃，开启了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新境界。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要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面向鲜活生动、具有无限创造活力的群众社会实践。江泽民同志强调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实际上具有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是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后一个层次是发展和创新，是面对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趋势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挥和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级干部、广大党员和群众都在不同层次积极地实践、思考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认识工具”和远见卓识，精辟概括出“三个代表”思想。从这一源泉看，“三个代表”思想是全党智慧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结晶。第二，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发展眼光。实践在深入，时代在前进，经济、社会、政治都在发展，党的建设也在发展。坚持革故鼎新、乐观进取、积极有为的发展取向，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内在精神；而抱残守缺、悲观怀旧、消极无为的倒退取向，不符合世事间“日日更新”的律则。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同是一个党的建设问题，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会得出乐观的、充满信心的结论，而以悲观倒退的眼光看则会导出今不如昔、前途无望的论调。“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因而能够站在时代前列，指明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第三，要有开放性思维。现时代是大开放的时代，经济、文化建设要开放，党的建设也要有开放性思维。这就必须面对世界大势和时代要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三个代表”的总体精神不是就党建抓党建，而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建设中抓党建，是开放式“大党建”。只有在开放的党建中，才能同时抓紧中心工作，促进各项事业，把党建设得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的愿望。现时代，关起门来搞党建已成为不可能。从党的组织和队伍建设看，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左”倾关门主义，要求“革命队伍纯之又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文化大革命”中把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许多社会阶层拒之门外，圈子划得越来越小，以至最后还要在党内寻找资产阶级，导致了严重失误和挫折。现阶段，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变化，党的组织建设及党的建设理论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和容纳这些新情况、新变化，而不可能无视和拒绝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封闭的、倒退的观点没有出路，也不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
四、“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创新。在现阶段，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理论创新。首先，只有在理论创新中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面对时代发展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探索，以新的经验和认识丰富和发展自身，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机活力，成为我们永不过时的科学指导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来谈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最终会导致放弃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其次，只有在理论创新中才能使我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江泽民同志讲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来，时代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祖宗”对今天所有的情况和问题都作出明确答案，然后非常省力地、形而上学地照抄照办；而必须立足于现时代新的情况和新的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指导党的建设和实践。面对新的时代要求，我党在思想理论上不是无事可做，而是有许多事要做，要在不断的理论创新中使党的指导思想永葆科学性和青春活力，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再次，只有在理论创新中才能完成党所领导的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空前艰巨。我们搞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没有现成答案，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去大胆探索，去开拓创新。离开了理论创新，我们将一事无成，愧对“老祖宗”和中华民族。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100年内，殚精竭虑，励精图治，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才能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使命，实现已定的宏伟目标。
那么，我们又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呢？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实际论述到了它的原则、前提条件和目的。理论创新的原则，就是根据实践的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这就要求把坚持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做到在坚持中丰富和发展，在丰富和发展中真正地坚持。为此，江泽民同志结合历史经验，阐述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个道理所在”。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就是“三个解放”。即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现阶段，如果做不到“三个解放”，思想总是束缚在旧的条条框框中，开不动机器，就绝不会有什么创新，更不会有什么发展。理论创新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最直接的就是深化“三个认识”和做到“两个符合”，即“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要求。”而理论创新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使我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三个代表”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典范，是理论创新的又一重大成果。在“七一”讲话中，无论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对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深层次思考，还是回答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前沿问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面对新的情况大力探索和创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论述了新的观点和结论。比如对“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科学界定，对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各种前沿性问题作出的深入阐述和明确回答，对党的建设方向的总体把握和阐述等。另一方面，纠正了一些过时的认识。比如对以传统的僵化观点看待工人阶级现状和工人工作岗位的变化，对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坚持“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不正确认识，对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保守思想等等，都作出了深入分析和极有说服力的回答。再一方面，阐明了以往还不清晰的思想。比如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质上是要“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提出“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首次明确了“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等等。此外，还进一步指明了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所有这些，都是在推进理论创新，在得出新的结论中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创新方法充分说明：理论创新作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活动，有着内在的规律可循，需要创新主体作出相应的把握和艰辛努力。具体讲就是：一要反对两种倾向。即既要反对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搞理论自由化倾向，又要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拒绝发展与创新的倾向。但反对教条主义的倾向是主要的。二要精通基本原理和深入研究实际。这两个方面又是高度的内在统一的。只有深刻、熟练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才能深入地研究实际问题，洞察实践的新发展和时代的新要求，作出新的结论；而只有以鲜活生动的实践经验和时代感作基础，深入、透彻地研究实际问题，才能科学地总结提炼，凝聚基本原理的精华作出丰富和发展。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讲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2]。不面向实际所掌握的理论，很可能是僵死的教条，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三要“不断地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化的现时代，只有放开眼界，涉猎广泛，博采众长，集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于一体，才能科学地、卓有成效地推进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注重学习现代市场经济和管理知识，学习法律，学习当代科技和军事等等，都是对这种知识准备的要求。此外还不应放松哲学的学习与训练。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提供着理论创新的根本指导，“三个代表”思想就是依据唯物史观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巨大创新和发展。最后，还必须要有足够的思考与研究功夫。理论创新尤其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充分的积累甚至“多年冷静钻研”[3]，才能达到新的高度，取得创新成果。江泽民同志初次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只有136个字的短短一段话，这已经是经过长时间思考的结果；随后在全国性的党的建设大调研基础上，经过更加深入、系统地思考与研究，于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作出2万余言的全面系统论述，最终实现了思想理论认识的一次大飞跃。“三个代表”思想展现的理论创新规律和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与把握。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规律和科学方法大胆实践探索，不断总结创新，“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赢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振兴中华伟业的更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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