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及其社会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族论文,农村妇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1)03-0115-05
改革开放30年来，流动人口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其中随着妇女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领域及参与度的扩大，妇女流动也渐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我国少数民族妇女流动中，朝鲜族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朝鲜族妇女流动亦颇有特殊性和典型性。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的兴起和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大提高朝鲜族农村妇女的社会活动参与能力，推动了延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导致了许多的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杨泡满族乡的两个朝鲜族村——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为例，对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现状、特点及其社会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一、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现状及特点
(一)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条件、信息渠道、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稳定，带来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时间。加上国内及国外的就业机会、发展前景、高工资、比农村更好的教育与卫生设施等拉力的作用，使朝鲜族妇女也走出农村，汇入到全国流动人口大潮之中。珲春市杨泡满族乡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东部，东西长28公里，南北长8.3公里，辖区面积232平方公里，辖7个行政村，38个村民小组。杨泡满族乡由满族、汉族、朝鲜族、回族、苗族、蒙古族6个民族构成。杨泡满族乡全乡总人口为3830人，总户数为1307户，其中满族1195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1%；汉族1171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1%；朝鲜族1451人，占杨泡满族乡总人口的38%。其中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是朝鲜族居住人口最多，也是典型的朝鲜族屯落。为了获得有关农村妇女外流的资料，我们不仅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访谈，而且在杨泡乡政府的帮助下，还查阅了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统计资料。据调查，2000年以后，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人口自然概况及妇女流动情况如下表。①
从表一中，2000年-2010年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妇女总人口一直是递减的趋势，而妇女流动人口一直是递增的趋势，特别是2010年妇女总人口82名当中58.5%是流动人口，其余41.5%妇女基本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这种趋势不仅是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的现象，也是其他朝鲜族农村的普遍现象。
(二)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的特点
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与其他民族地区流动人群相比，既有共性和普遍性，也有一些特殊性。
1.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总量多、范围广。
除了因经济差距所产生的“推拉力”、“求异心理”和国家的政策外，由于朝鲜族所特有的跨界民族之历史渊源及自身语言、文化等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朝鲜族妇女流出传统居住区域，涌入流动人口大潮。以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两个村落为例，2000年外流妇女占妇女总数的12.2%，至2010年则增加到58.5%。朝鲜族妇女流动不仅总量多，且流动的范围也相当广，不仅流入到关内的大城市及沿海地区，而且更多的是选择国外流动，使朝鲜族妇女流动呈现出与其他民族妇女流动不同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社会特点。如，泡子沿村的金氏(1958年)自18岁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店，因经济不景气，金氏1992年去了俄罗斯。在俄罗斯经商5年后回国。1999年9月去了韩国，2001年回国后再出国。2005年5月，因儿子上大学第二次回国，2007年再度出国，2009年回国。②
2.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形式多样化。
朝鲜族农村妇女外流，因其独有的条件与优势，在流动形式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第一，劳务输出型。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韩建交以后劳务输出已成为了贫困的朝鲜族农村妇女增加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朝鲜族农村妇女凭借着其特有的民族、语言等优势，外流到国内大城市经营第三产业或到韩国、日本、美国等国从事劳务。2010年，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的妇女外流人口48名中，38人在韩国，8人在青岛等沿海城市，另外两名则在俄罗斯和塞班岛。
第二，婚姻迁移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交流的扩大以及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婚姻已经冲破了国境、种族的藩篱。因同族的文化认同、韩国的优越生活条件、中韩收入差异及涉外婚姻所带来的“后关联效应”③等多种因素，使朝鲜族农村妇女当中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婚姻对象瞄准了韩国男性，使朝鲜族妇女的涉外婚姻也逐渐增多，成为了朝鲜族农村妇女外流的重要渠道。如表一，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48名外流妇女中，与韩国男性结婚的就有三例。
第三，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向上流动。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和各级政府对农村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户口在农村的女学生也开始走出本村、本乡(镇)到城里就读初中、高中，而后接受高等教育和各种中专、技校等职业教育。由于朝鲜族学生在语言方面所具有的“双语”优势，加之韩国、日本等外资企业的增多，朝鲜族女青年不再返回原居住地，活跃在国内各大城市，成为都市白领阶层。如，许氏(1986年生)，生在朝鲜族杨泡满族乡，在乡村小学校读完小学之后，到珲春市继续学习。20岁，大学落榜。于是到长春技术学校学了会计专业。毕业后，到青岛的韩国企业工作。在企业工作两年之后，许氏不仅就掌管了整个公司的财务情况，而且还当上了总经理。
3.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时间长。
如前所述，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人口中，到韩国务工人员就占据79.1%。由于境外劳务输出者大多付出昂贵的出国费用，且多为“黑户”身份，不能自由出入国境。为了圆其致富梦，多数妇女只好在异国忍气吞声，长年累月打持久战，短则五六年，长则十几年。即使合法打工身份，也因为来往费用高、再就业难等诸多不便因素，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非常少。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的38名在韩国打工的妇女中，十年以上者为3名，五年以上者为17名，其余为1～5年者或中途回国再度出国者。
二、朝鲜族农村妇女外流给朝鲜族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朝鲜族农村妇女走出家庭，走出地域的限制，走向外面世界，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一定数量的，正常、合理、有序地向外流动，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是有利于提高妇女的自我意识和自身素质，激发他们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热情，充分发挥其“半边天”的作用。
1.大大提高了朝鲜族妇女的观念意识的变化及其社会化程度。
随着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外流，朝鲜族农村妇女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她们打破了固有的生活模式，走出围绕锅台而转“贤内助”的角色，施展自己的才智获得经济收入，从中要求自主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从生活到内心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对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的态度，对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要求。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朝鲜族妇女的社会化程度也逐渐提高，她们走出封闭的农耕社会凭借着在大城市及国外的务工生涯中学到的先进经营理念和生产技能，勇于投入市场竞争，施展才华，在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两个村落妇女的问卷调查中，92%的妇女选择“若有条件我也会出国”，64%的妇女认为“出国务工的原因并非出自单纯的经济原因”，100%妇女认为“女性的经济活动能力不比男性差”。
2.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外流推动了朝鲜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及其城镇化过程。
首先，增加了家庭收入。朝鲜族农村妇女外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去挣钱。调查结果，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的村民家中，几乎家家都有在外务工的朝鲜族妇女，她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这些家庭远比那些没有成员外出的家庭的生活水平高得多。走访时发现，外出务工人员的家里，家电基本上都齐全，生活相对要宽裕很多。
其次，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外汇储蓄。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延边州境外汇款从2000年到2003年，连续四年超过延边全口径财政收入。其中，2003年境外汇入汇款为延边全口径财政收入的2.6倍；境外汇入汇款已连续四年超过延边居民年储蓄增加额，其中，2003年境外汇入汇款为延边居民储蓄增加额的1.6倍。④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增加了当地政府的外汇储蓄。
再次，加快了朝鲜族的城市化进程。在流动人口的大潮中，成千上万的朝鲜族妇女流出原来的农村居住地，涌入城市，使原来居于东北三省的出现在传统聚居地逐渐延伸到京津一带的首都圈和青岛、烟台一带的环渤海湾一带以及上海、广州一带的长江-珠江三角洲一带，大大扩大了朝鲜族经济社会活动范围，加快了从农业民族到城市民族的转型，推动了朝鲜族的城市化进程。
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大潮，改变了朝鲜族女性的社会意识及观念，活跃了经济、繁荣了市场，而且还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但客观上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
1.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外流，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
首先，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外流，破坏了农村的年龄结构，使农村社会明显趋于老龄化。由于改革开放后朝鲜族农村婚育龄妇女“涉外婚”的增加以及传统的生育观念的变化，不仅使朝鲜族村人口急剧减少，而且人口自然增长也停滞不前，已出现负增长。人口的外流及负增不仅使农村人口结构趋于老化，而且使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也明显趋于下降。因为外流的农村妇女基本都是具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而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的，他们对农业生产和文化建设一缺体力，二缺技能，三更缺少动力。
其次，农村妇女的外流使朝鲜族农村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朝鲜族农村妇女长期在国外打工，且涉外婚姻逐年增加，过去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传统家庭结构完全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单亲、无亲家庭和许多无人照顾的空巢老人家庭。
再次，打破了农村社会的性别结构。由于韩国等国外市场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明显多于男性。大量妇女的外流，打破流出地的性别平衡，导致男性成婚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2.朝鲜族农村妇女外流使朝鲜族农村教育面临严重危机。
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大量外流，使朝鲜族农村教育问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到农村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小学校，更不用提初中和高中。就因为，学生生源的不足，所剩无几的朝鲜族农村学校(跟汉族学校合并的学校)也面临着倒闭。朝鲜族历来就有“宁肯啃树皮，也要让子女念书”的传统美德，只要子女把书念得好，就可以念到底，直至念大学、研究生，父母是坚决支持的。在这种传统观念下，很多农村父母把家搬到城镇，或者把孩子送到住在城镇的亲戚家。这种现象又引来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亲的关爱，很容易辍学或走上犯罪之路。据调查，杨泡满族乡有7个村落，而只有一个小学校，原来存在的初中已经不复存在。
3.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外流，对边疆地区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家庭伦理受到冲击，离婚率渐趋上升。尊老爱幼、夫妻相敬、家庭和睦，是朝鲜族传统的伦理，也是朝鲜族家庭生活的基本准则。在劳务输出的过程中，由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缺乏必要的沟通，久而久之感情疏远，使得夫妻一方或双方在所在地容易陷入婚外情，即便没有婚外情，由于分居期间的生活经历不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最终也难免家庭的破裂，使得离婚率上升。
其次，随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外流而出现的空巢家庭、单亲家庭和无亲家庭及空挂户，成为当今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过程的不和谐因素。据笔者调查，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72户194名村民中，常住人口为133名，占总数的67.9%，而常住人口大部分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农村社会普遍面临着空洞化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和边疆和谐社会的构建。
再次，朝鲜族农村男性成婚难的问题日显突出。由于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大量外流，加之涉外婚的逐年增加，朝鲜族农村面临着男性成婚难的问题及农村人口的地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据调查，大红旗河村35户村民中，35岁以上尚未成家的光棍就有13名，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三、对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的政策性建议
1.要加快朝鲜族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
我们应该要加快朝鲜族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每个村的资源状况、经济水平、人力资源状况，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主攻产业。应鼓励朝鲜族农村妇女主动参与工业化，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带动广大农民进行转产就业的全民创业，形成共同致富的新农村。政府利用朝鲜族与韩国的亲缘关系，招商引资、经办企业。利用当地农村的特色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来进行加工农产品，直接出口到韩国或其他国家。吉林省珲春市哈达门乡，专门种植绿色大米，这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而且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2.保障和提高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就整个朝鲜族农村妇女群体而言，由于历史及传统观念的原因，她们的整体状况还处于弱势地位。女性之所以选择离开家乡除了本身确实贫困之外，她在家庭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被忽视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务之急是将妇女劳动效应从目前隐性状态改变为显性形态，让所有人都看到她们的价值，改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依附地位和社会地位，增强女性的社会归属感，减少盲目外流的发生。⑤
3.要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创造朝鲜族农村流动妇女回国创业、就业的平台。
经济问题依然是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些农村妇女不想回流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国内无所事事，没有固定职业，根本都解决不了温饱的问题。朝鲜族农村妇女从韩国挣钱回国后，她们只能在家乡或者邻近的城镇买不动产，后又去韩国务工。因此，地方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适当的政策及优惠措施，积极鼓励并吸取外出务工人员回本地经商、办企业，使她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丰衣足食，以到养老。
4.根据朝鲜族村所处的人口减少、空挂户增多、不少村屯趋于荒废、农村社会文化活动趋于瘫痪的特殊情况，要下达力气，集中资金，积极规划和建设中心村墟集，将居住偏远生产环境差的杂散户适度向交通便利、靠近乡镇的地方迁移，集中办村，集政治、商贸、文化、教育、卫生于一处，为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创造条件。
总之，我们应对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人口正确引导，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传统的农村结构的破坏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从而使朝鲜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既跟上时代的步伐，又保持民族特性，得到发展繁荣。
注释：
①本统计数字来自于笔者对珲春市杨泡满族乡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两个朝鲜族村落的访谈调查。
②对泡子沿村金氏家族的访谈调查，2010年10月1日。
③中韩建交后，人员流动虽然平凡，但韩国仍是朝鲜族难以出入的国家。如果没有亲属关系，或者公务事宜，就得花费昂贵的资金通过中介办理出国手续。但通过缔结婚姻，不需花费其他费用亦可邀请女方父母(现在放宽为其他支系亲属也可邀请)到韩国打工。
④王磊：《劳务输出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分析》，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2期。
⑤董皓：《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外流现象的实证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