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第一任期内台湾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台湾论文,期内论文,第一任论文,小布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台湾问题则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中美关系是否正常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利益，而且会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注：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当小布什总统结束第一任期，开始第二任期的时候，有必要对其第一个任期台湾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剖析，把握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变化原因和调整边界。在此基础上，结合美国对华政策背景变化趋势，展望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和总体脉络。
台湾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阶段性变化
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中美关系变化颇大，在四年时间里先后出现了四次幅度较大的振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W型走势。而每次震荡，台湾问题都是关键。
1.快速下降。下降的过程从2001年1月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夕。该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小布什政府以强化《与台湾关系法》为重点，对台政策大幅度倾向甚至在个别领域突破《与台湾关系法》，在一些方面背离甚至挑战“三个公报”，从实质或内容上存在着架空或虚化“一个中国”本质内涵的危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国会充当了恶化中美关系的急先锋和积极推动者的角色，而在行政部门，美国国防部是恶化中美关系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国务院等则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缓冲作用。中美关系快速下降表现在：（1 ）美国方面较大幅度改变前任的对华政策，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同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后，中美军事交流基本停止；（2）大幅度提升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4月总价值超过100亿美元对台军售使美台军事关系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布什宣称美国将“不惜一切”保卫台湾的举动表明，在处理与台湾的战略关系上，小布什政府改变了前几届政府的做法，将“战略模糊”变为“战略清晰”；5月陈水扁“过境”美国一事表明，在处理与台湾的政治关系上，小布什提升了台湾领导人“过境”时的交往水平。
2.快速上扬。上扬过程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到2004年2月底。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小布什政府改变了前期以严重倾向《与台湾关系法》为重点、架空或虚化“一个中国”本质内涵的对华政策模式，开始朝向以“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兼顾、但以落实“三个公报”为重点的对华政策模式。这一时期，美国国务院在加强落实“三个公报”精神上承担着主要的推动者和实施者的角色，而美国国会和美国国防部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制约或阻碍的功能。但必须看到，美国仍坚持把《与台湾关系法》作为“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之一，从而也使得中美关系的发展空间有限。中美关系的快速上扬表现在：（1）小布什政府加强与中国的政治战略关系，对中美关系作了重新定位，在表述上由“战略竞争对手”调整为“建设性合作关系”。（注：《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0日。）（2）在处理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上，由原先迅速提升美台关系从而助长了“台独”气焰调整为对“台独”采取抑制甚至反对的态度。（注：《温家宝总理与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1日。）
3.再度转折。具体时间从2004年2月底到2004年7月。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小布什政府又一次把政策重点转向强化《与台湾关系法》方面，“一个中国”政策又一次出现了“空心化”危险。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再度得到提升，中美关系又受到严重影响。但从美方政策调整的幅度和深度上看，该时期的转折不如第一阶段那样明显和强烈。这一过程中，美国国防部仍是恶化中美关系气氛、空心化“一个中国”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而美国国会则继续充当推波助澜的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出现转折的迹象表现在：（1）2004年2月底3月初中美之间围绕人权问题发生了分歧和争论。（注：美国国务院：《200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新华社：《2003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五角大楼再度充当“先锋”，恶化中美关系气氛，在对华关系领域展开了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如售台远程雷达、公布《2004年中国军力报告》和在中国周边连续军演等。（3）白宫急急忙忙就陈水扁的“‘五·二○’就职演说”发表声明，为陈水扁的“就职”演说大唱赞歌。（4）6月中旬，美国国会推波助澜，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对华调查报告。该报告不仅主张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施压，还建议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重新考虑“一个中国”原则，诸多指责和歪曲对中美关系起了恶化气氛的效果。（注：USCC： 2004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4.再次回升。回升过程从2004年7月底到2005年1月20日。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小布什政府多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针对台独的行动迅速表态阻独，以防止事态严重恶化，这表明小布什政府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与大陆共同合作维护台海现状，反对台独冒险。中美关系的再次明显回升表现在：（1 ）小布什数次透过最高层热线联系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特别是在连任后再次承诺美国政府不会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注：《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重申对台立场》[N]，《人民日报》2004年7月31日；《胡锦涛与布什通电话交换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看法》[N]，《人民日报》2004年10月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8日晚应约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N]，《人民日报》2004年11月9日。）（2）小布什政府针对台独行动迅速表态，以阻止台独“刷爆”最终要由美国支付的“信用卡”，从而把美国“拉下水”。特别是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2004年10月25日的两次公开谈话，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12月20日的表态，都反映了美国在阻独方面与中国的立场日趋接近。（注：美国国务院：《鲍威尔称“一个中国”的政策有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4/1026powell.htm.）
中美关系“W型”变化的阶段性原因
尽管表面上看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处理中美关系似乎缺乏章法，前后矛盾，应时、应景之为不少，但深究其幕后，可以发现，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仍然是一以贯之，遵循着一个大前提，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中美关系必须服从美国对华战略根本利益的需要，而台湾问题则被视为调控中美关系的有效手段。
从1999年开始，随着小布什竞选团队的形成、选情的进展，小布什阵营开始对美国大战略、东亚战略、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不同于前任的看法与见解。到2001年1月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前夕，新一届政府的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其主要内容有：
（1）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太平洋区域国家的同盟关系。（2）逐渐使该地区的安全平衡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3）减少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其主要措施：一是强化美国对中国大陆可能使用武力的威慑手段；二是增加台湾当局对美国政策和他们自己能力的信任，加大与台湾的军事交流。（4）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鼓励中国融入全球经济。（5）坚定地反对北京转让危险技术和武器。（6）继续推进实施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注：David M.Lampton，U.S.-China Relations in a Post-September 11[th] World，p.3.（Washington，DC： Nixon Center，2002）.）
这一对华战略的中心目标就是一方面不能允许中国的崛起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未来走向“未明”的情况下，在台湾问题上不能急于与中国摊牌，以免同样损害美国的利益。中美关系的四度变化，本质上与在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要确保中美关系坚定地服从上述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需要密切相关。当然，在对华战略目标的总前提下，每个阶段又有其直接的和具体原因。
1.第一阶段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快速下降主要原因是：
（1）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其团队主导性战略思想——新保守主义的强烈影响和左右，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最终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布什团队中的鹰派人物认为，冷战后美国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实力差距都扩大了很多，但与中国实力差距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缩小了，如果不及早对中国的实力增长加以牵制，中美实力差距将可能进一步缩小，中国的总体实力一旦超过美国，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将无法保持。（注：James Mann： The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Viking Press，2004.）为此他们想方设法要牵制中国的崛起。 在新保守主义战略思想的强烈影响和竭力推动下，小布什政府一开始就明确将中国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注：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0，p.54.）在这样的一种中国“意象”的建构下，用台湾牵制大陆的发展，自然成为小布什政府对付中国的一种“理性选择”。（注：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2002）.）
（2）中美撞机事件进一步助长了中美关系的快速下降。 新保守主义者更是以此作为证明他们观点的一个有力证据，在美国国内一时形成了一股恶化中美关系的冲动。这促使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加苛刻，同时积极提升美台关系。4月8日美国参议员罗伯特·G·托里切利在《华盛顿时报》发文声称“围绕美国侦察机迫降的事件证明，中国一有机会就会试图超越可接受的行为范围。我们必须向中国清楚地表明，这种态度在其与台湾的关系问题上尤其危险。布什总统可以通过同意售台装备宙斯盾战场操纵系统的驱逐舰发出这样的信号。”（注：罗伯特·G·托里切利：《用宙斯盾发出信号》[N]，《华盛顿时报》2001年4月8日。）
2.第二阶段促使中美关系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是“9·11 ”事件之后中美关系中合作需求增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得不有所克制，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9·11事件”使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一个明确而现实的敌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一时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形象和功能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反恐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小布什政府一个时期以来把对中国的怀疑和警戒作为其安全战略主要内容之一的状况，随之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国因素负面影响”议程的重要性程度被暂时放在其次，而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任务则被提到了首位。
（2）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展，美国的安全战略与外交战略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首先，随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先后爆发，美国将安全战略的重心正式转移到了中亚和西亚，这在客观上迫切需要对中亚和西亚有着不容低估影响的中国提供合作。其次，在外交上，美国在国际组织特别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迫切需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配合和支持。因此，随着中国对美国合作反恐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反应，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迅速形成。
（3）小布什政府在国际上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同中国合作。在东亚，朝核问题尤其迫切。而中国从中进行了大力斡旋，继中、美、朝于2003年4月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后，中、美、朝、俄、日、韩又数度在北京召开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国为和平解决该问题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4）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小布什政府改变了前期的对台政策，对台独采取抑制甚至反对政策，从而使中美关系最终得以改善。
3.第三阶段中美关系再度出现转折的原因是：
（1）经过三年的反恐战争和战略大调整，美国在中亚、中东和欧洲等世界多个重要地区强化了霸权，但东亚出现的所谓“权力转移”（注：James F.Hoge，“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Jul/Aug 2004.Vol.83，Iss.4；p.2.）的问题开始令美国战略决策层忧心忡忡，对中国重新崛起的疑虑日益加重。这样，在其它三个地区的战略部署基本完成且战略空间少有进一步拓展余地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把战略关注点移向了亚太地区，力图通过强化预防性防御，进一步在亚太濒海地区打造一张长期起作用的巩固的防御网，用来防御那个最终由美国来判定的目前仍是可能的威胁——中国，台湾问题重新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手段。
（2）这一阶段美国政府内的新保守派再次发动争夺对华政策主导权的攻势成了中美关系再次出现下滑的又一个不容低估的因素。经过撞机事件特别是“9· 11事件”后的中美双方合作，在鲍威尔等人的眼里，中美关系到了30多年以来最好的时期。（注：美国国务院：《鲍威尔国务卿就美中关系发表讲话》，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3/1105powell.htm.）但随着反恐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全球战略考虑的进一步复杂化，新保守派阵营开始放弃在“9·11 ”事件后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政策的所谓“容忍”或“忍让”，开始在中国政策上转为反攻。而反攻的重点则放在台湾问题、中国军力问题、中国未来对美国的威胁等问题上。
（3）竞选初期的一些做法也是影响这一时期美台关系和中美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的重要因素。为了巩固和进一步争取强硬派选票，避免老布什的失误，竞选初期的小布什团队牢牢抓住强硬派阵营不放，在强硬派压力面前，小布什在涉及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些政策上不是加以阻挡，而是顺水推舟。美国政府的做法，必然要引起中国的不安、不满和反对，并使得中国方面产生了对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疑虑。
（4）美国一些战略家和思想库对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选择上刻意宣扬、甚至故意误导，也是导致这一时期美台关系和中美关系变化的因素。2004年上半年美国发表的一些报告和文章声称中国领导人比以前更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声称中国军队的将领竭力支持攻打台湾；他们还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民意也成了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帮凶”，认为中国大陆目前有深厚的“土壤”支撑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注：Jamestown，China Brief，Volume 4，Issue 11（May 27，2004）.）为此，美国军方频频在中国周边实施一系列演习。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也恶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
4.第四阶段中美关系再次回升的具体原因有：
（1）美国开始进一步认识到陈水扁的真实意图与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根本利益之间存有矛盾。美国政府日益感到在一定程度上对陈水扁的行动难以进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有效控制，而美国的战略是在中国的未来走向“未明”的情况下，不能急于与中国摊牌，以免同样损害美国的利益。“布什三骂陈水扁”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了解陈水扁真实意图后的担忧和愤怒。（注：《布什三骂陈水扁美国在矛盾中公开作两手准备》，http：//cn.news.yahoo.com/041229/346/27pro.html.）
（2）美国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制止分裂的坚强决心。“5·17声明”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制止分裂的坚强决心，犹如“声明”所言，“‘台独’没有和平，分裂没有稳定。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决不妥协，争取和平谈判的努力决不放弃，与台湾同胞共谋两岸和平发展的诚意决不改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决不动摇，对‘台独’决不容忍”，“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在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比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为重要、更加神圣。”（注：《中台办、国台办就当前两岸关系发表声明》[N]，《人民日报》2004年5月17日。）对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制止分裂的坚强决心，美国显然是“理解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关切”（注：《胡锦涛主席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重申对台立场》[N].《人民日报》2004年7月31日。）的。
（3）美国开始确信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对台政策的目标是“阻独”。“5·17声明”对此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严峻。坚决制止旨在分裂中国的“台湾独立”活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未来四年，无论什么人在台湾当权，只要他们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摒弃“台独”主张，停止“台独”活动，两岸关系即可展现和平稳定发展的光明前景”。（注：《中台办、国台办就当前两岸关系发表声明》[N]，《人民日报》2004年5月17日。）显然，中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对台政策的现实目标与美国当前在东亚地区所追求的基本利益并不矛盾。
台湾因素与小布什第二任期的中美关系
综观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变化，我们发现小布什第一个任期对华政策实践中有若干因素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小布什第二任期中美关系中台湾因素的走势。
小布什第二任期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尽管小布什第一个任期中美关系变化非常之大，但实际上通过这一变化，小布什政府已经设置了对华政策来回摆动的两个终极边界。四年中美关系变化中出现的“波峰”和“波谷”，成了小布什政府借以设置对华政策终极边界的载体。中美关系的“波谷”是2001年4月25 日的小布什“表态”，而“波峰”则有两个。第一个“波峰”是2003年12月10日，小布什公开反对陈水扁单方面做出改变现状的决定。第二个“波峰”是2004年12月20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表态。 通过“波峰”和“波谷”，小布什政府实现了早在竞选期间就提出的“清晰战略”的目标，这就是对大陆和台湾两方公开表明了美国政府的两条政策底线：对大陆，如果动用武力，“美国将‘不惜一切’保卫台湾防止中国大陆的进攻的举动”；（注：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mgck/archive01/0426hill.htm.）对台湾，如果主动挑衅，改变现状，那后果自负，因为“《与台湾关系法》规定我们在太平洋必须保有足够的实力来吓阻攻击，但并没有规定我们必须去进行防卫。”（注：http：//cn.news.yahoo.com/041229/346/27pro.html.）这一基本政策框架仍对第二任期的中美关系发挥着“笼子”或框架作用。
从小布什政府第一个任期处理中美关系的实践可以发现，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法宝”是“一个中心，两个基点”：即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交替使用“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两个基本支点，从而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肯定，第二届小布什政府仍将会沿用这一对美国而言处理两岸关系“经久有效”的“法宝”。在前四年任期的对华政策大摆动中，2001年4月25日和2003年12月10日、2004年12月20日的三次“表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标示性”意义。什么时候政策重心朝向“三个公报”或《与台湾关系法》，其根本的依据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反恐的需要和维护美国亚太霸权的需要。小布什第一个任期对华政策无论怎么变，其实都是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框架内或可以称作在两端的终极边界的区域内“跳舞”，其目标都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过去的美国对华政策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只要中美之间实力对比没有根本性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会是这样。当然，由于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错综复杂、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差距缩小的趋向以及其他多种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小布什在第二个任期所跳的对华政策“舞蹈”的技巧难度将会更高，而影响所及肯定也将会更微妙、更复杂。
小布什第二任期中美关系中最富有挑战性的议题恐怕就是中美共建某种“台海安全合作战略框架”。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后期，特别是2004年7月后，美国政府出自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当前台海、亚太乃至全球形势考量，为避免因台湾独立而引发的中美可能因直接冲突从而对美国可能造成巨大灾难性后果，日益感到中美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实际的行动与大陆共同合作维护台海现状，反对台独冒险。当然，这个“台海安全合作战略框架”就目前而言更多的恐怕还只是战略家们头脑中的一些设想。要真正建成共同合作维护台海现状的战略合作机制，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许多事情还有待进一步的落实。但从中美两国的宏观现实与发展前景看，建立“台海安全合作战略框架”已接近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最佳选择了。（注：《台海安全新框架初现》[N]；《联合早报》2005年1月6日。）
小布什第二任期中美关系中较令人疑虑的因素恐怕是国务院能否继续发挥鲍威尔时期平衡者或缓冲器的作用，或者美国政府内是否还有类似的机构能发挥类似的作用。从小布什政府第一个任期的四年中美关系演化还可以发现，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美国国防部在对华政策中常常扮演着强化《与台湾关系法》作用的推动者角色。而鲍威尔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总体上扮演着平衡者或缓冲器的作用，以减少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尽管我们可以发现，鲍威尔领导的美国国务院常常缺乏或难以对“三个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有实质性的落实，更多的是外交上的表态和对国会或国防部的缓冲或制约，但毕竟鲍威尔时期的美国国务院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常常代表着美国政府内比较具有建设性的因素，常常代表着美国政府内比较了解大陆和台湾情势的因素。不过，随着鲍威尔和阿米蒂奇的离去，拉姆斯菲尔德的继续留任，考虑到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和国防部总的政治取向，国务院在赖斯女士的领导下能否在小布什第二个任期的对华政策中继续扮演平衡者或缓冲器的角色，或者甚至发挥更富建设性的作用，恐怕还须留待时间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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