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隋两朝中智顗的忠孝观念——宗教与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忠孝论文,观念论文,宗教论文,人生论文,中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天台宗名僧智顗的佛教活动，与王朝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起先效力于陈王朝，在隋灭陈之后，不久即成为隋朝的积极支持者。双方政治与宗教达到相互利用的目的。的确，世俗王国的统一与彼岸世界的统一关系上具有决定性和一致性，智顗的宗教活动很大程度上也迎合和受制于王朝政治。但由众多有关历史论述和具体资料分析，智顗对梁、陈、隋各朝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对隋朝，并非是其“积极支持者”，而是对隋朝蔑视、厌恶，并也受到隋朝的迫害。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为理解智顗止观学说及全面评价智顗、天台宗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智顗出身世家，在南朝的梁朝时，“列爵世载”（《国清百录》卷二），其父陈起祖深受梁朝君臣的重用，因此一家生活安定。承圣三年（554），西魏军南侵，这成了智顗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据《智顗大师别传》记载，当时他“年十五，值孝元之败，国家殄丧，亲属流徙。叹荣会之难久，痛凋离之易及”，又遭“二亲殄丧，丁艰荼毒”，于是“誓作沙门，荷负正法”。智顗的出家，究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梁朝时佛教盛行，智顗颇受佛教影响，而北方异族南侵，梁朝灭亡，使得智顗家破人亡。因此，他决心“学得三世佛法，对千部论师说之无碍，不唐世间四事恩惠”（《智顗大师别传》）。从此可以看出，智顗对北方异族南侵表示出极大的反感。“昔梁荆百万，一朝仆妾”，使他“铭肌刻骨”（《智顗大师别传》）。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智顗长期受正统儒学熏陶的结果。
西晋灭亡之后，江南成为汉文化的代表地，以东晋南朝为正朔之所在。当时代表儒学传统思想的文人一致认为“魏朝虽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洛阳伽蓝记》卷二）。梁、陈统治者基于对正统王权的信心，大力扶植佛教，江南佛教盛极。而智顗的师父慧思，因一再受北方僧徒的迫害，不断南迁。在《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中，他发誓“不复渡河，心心专念入深山中”，于是“决不欲向北，心欲南行。即便舍众，渡向淮河山中”，最后归老衡岳。慧思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是他对北方战乱局面的无比痛恨，也是他对北朝佛教和北朝政治形态的极力否定。智顗师承慧思，受到特别指示：“汝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并奉师命来到陈都金陵弘法。师徒相承的止观佛教，在陈王朝的保护下得到发扬。而他们更试图以自己的佛教学说，维护和振兴日趋衰败的南方正统王朝。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来报答陈王朝，表达了其王朝正统思想和儒家忠孝的观念。
在金陵弘法时，智顗受到僧俗各界人士的一致欢迎，受到陈宣帝的特殊礼遇。而在此后期，正值北周武帝毁佛。由此可见，正是南北两个政权对待佛教的不同态度，更坚定了智顗一心效忠于陈王朝的信念。智顗暂离金陵，入天台山后，陈宣帝给了智顗及其弟子有力的物质支持。据《国清百录》载：“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陈王朝在江河日下之际，仍十分关心智顗，由此可看出陈王朝的确对智顗有着真实感情。陈后主至德三年（585），陈后主曾7次邀请智顗入京弘法。当时朝廷君臣上下，对智顗无不敬慕。为报答帝王之恩，智顗出山到江陵，试图以佛法挽救垂危的陈王朝。智顗受到了极高的礼遇，陈后主亲临太极殿，请智顗讲《仁王般若经》。据《智顗大师别传》载：“叙经才讫，陈主于大众内起礼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帝王对僧侣的如此敬重，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罕见的。《仁王般若经》的内容，具有强烈的护国色彩，后主请智顗讲经，是要以佛法为陈王朝消灾。智顗虽感陈王朝气数已尽，但仍竭力为其效命，这又是他忠孝正统观念的体现。于是上演了君臣合力救国消灾的动人一幕。一种激烈悲壮的气氛，笼罩在岌岌可危的陈王朝江南大地上。这也是陈朝末年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的最后一次相互信任与配合了。
祯明三年（589），陈朝灭亡，智顗再次体验了国家殄丧的悲痛。失去了正统王朝的依托，也未完成先师慧思的遗愿和自身的理想抱负，智顗因此悲愤痛惜之情一再流露。后来，他对隋朝政权的蔑视，对隋统治者的貌合神离，阳奉阴违，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与此不无联系。
隋朝虽然顺应了北方人民反抗鲜卑贵族统治的历史潮流，但它毕竟是在北周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因此，它的文化政策以及对佛教的态度仍不同于南朝。隋朝把佛教严格置于皇权之下，使之成为“为国行道”的工具。《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载：文帝下诏曰：“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而智顗的一生，在南朝度过了五十二载春秋，使他自觉认同南朝，并与之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南朝对其家族和本人，以及对佛教的恩情，使他以“留泄陈都，八年弘法”为荣。这不仅是秉承师命，也是他本人的愿望。因此，在陈朝灭亡之际，智顗仍与其君臣一起，作最后的祈祷。在隋朝，智顗虽说是脱离世俗的高僧，但伴随其身世而来的与旧王朝的种种联系并未完全割断，故不愿为隋朝所用。更何况，改朝换代本身就是一场灾难，“金陵讲席，扫土俱尽”（《续高僧传》卷十四《慧頵传》）：“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鬟绳墨，湮灭沟渠”（《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宝台经藏愿文》）；“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国清百录》卷二）。这一切几乎是重演北朝灭佛的一幕，智顗心中自然是悲愤感慨万千。因此，对于隋王朝，智顗一开始就怀有对立情绪，拒绝与之合作。
当金陵沦陷时，智顗便怀着对旧王朝的眷恋和对新王朝的厌恶，“策杖荆湘”，来到庐山。隋文帝三子杨俊得知，遣使相邀。智顗以“虽欲相见，终恐缘差”（《智顗大师别传》），断然拒绝，并且表现出不满的对抗姿态。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亲自下诏：“……比以有陈，虐乱残暴，……故命将出师，为民除害。……师既已离世间，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抑恐妙法之门更来讀，宜相劝勉，以同朕心。”（《国清百录》卷二）这实是对智顗的严厉警告，要他认清统一的形势，不要怀念旧王朝而与新王朝对立；要严守戒律，远离俗世，做僧侣之典范；并希望他为隋效力，宣传佛法不得脱离王权。而智顗仍不出山。之后，晋王杨广在扬州致书，软硬兼施，要求智顗合作。智顗在“三辞不免”的情况下，提出四项先决条件：一“愿勿以禅法见期”；二“愿不责其规矩”；三“愿许为法，勿嫌轻动”；四“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智顗大师别传》），表达了他不屈服于隋文帝敕书的压力，不与隋朝结纳的态度。
智顗到扬州后，主持了授戒法会之后，即“朝发夕还”。面对杨广的挽留，他以“四愿”为由拒绝。接着，他却在庐山、荆州等地积极弘法，并为此得罪了官府。正如他在《遗书》中所述：“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集众，用恼官人？”为制约智顗活动，杨广又手书要他去扬州，点破了智顗的心思，明白警告他要放弃与隋王朝的对立，维护现实王权。“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国清百录》卷二）。杨广始终恨恨不已的是：当年陈朝时智顗在金陵大开法筵，而今又在荆州讲经，却为何独独不为隋朝所用？
在杨广的严厉敦促下，智顗只得再赴扬州。但他此时已非常厌恶这样的生活了，于是次年即回天台山。不料只隔一年，杨广就遣使迫令智顗限期出山。至此，智顗深感已与隋王朝势不两立了。若屈服于隋王朝，生命对他毫无意义；更何况，他早已有终老天台的心愿了。
隋朝统一全国，的确符合历史潮流，顺应民心。但我们不能以此认为智顗归心陈朝而蔑视隋朝便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不论在文化还是政治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智顗选择以佛法服务于陈王朝的道路，既有其家庭历史和师训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受着南朝文化观念和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南朝对思想界的宽松政策，对佛教的扶植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智顗的一生始终与梁、陈王朝的兴衰结合在一起，并以固有的正统观念来对待形势的变化，坚定自己的佛教立场。正是由于这种儒家思想、王朝观念的作用，使他终究没有成为隋朝的工具，并且在他的佛教学术理论上有效地将出世的佛教观念与入世的伦理道德相融合，使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一现象，在中国佛教史中决非罕见。有着许多像智顗那样的高僧，他们虽然是出家脱世之人，但内心不可能完全摆脱世俗伦理的约束，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更不可能完全放弃儒家的种种思想观念。因此他们对王朝的“忠”，也应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纵观中国佛教历史，佛教思想始终受影响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忠孝思想在各朝尤其是唐宋时期的佛教观念中大量渗透融合，并相互作用，形成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历史上的“孝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