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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1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社会普遍感受到竞争压力已日趋激烈，在技术发展问题上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作为人力资本特别是技术形成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与培训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相应的，有关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的研究文献也在激增。莱安(P.Ryan)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已成为一个行业，它帮助人们确定问题的根源，并为寻求解决的路径提供建议。”①
一、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研究的推动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研究成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主要趋势，这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
1.组织机构
一些国际性的组织或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经合组织(OECD)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比较研究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每年都出版相关的研究报告。在区域层次，也先后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如欧洲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中心(CEDEFOP)和美洲国家职业教育研究和文献资料中心(CINTERFOB)。欧洲在这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值得称道，欧盟委员会(EC)、欧洲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中心和欧洲培训基金(ETF)等，都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研究的重要力量。1993年欧盟成立，之后陆续推出了一些旨在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调查研究的项目，特别是不同文化和跨国比较的中长期合作项目，更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较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国别而言，德国已成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研究的重镇。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就拥有专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机构，如1963年成立的马克思—普朗克教育培训协会(MPIB)。1975年成立的欧洲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中心，总部就设在柏林。②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德国国际教育研究协会实施的研究计划主要聚焦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比较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了《国际职业培训手册》，可视为该研究领域的一个典范。迄今为止，德国不仅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而且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比较确定了统一的标准。除德国外，其他国家也纷纷成立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机构，如美国职业教育研究协会(AVERA)、英国教育研究协会(BERA)、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CVER)、日本国家教育政策研究协会(JNIER)和韩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所(KRIVET)等。
2.学术网站
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职业教育与培训为主的学术网站应运而生，近10年来更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形成了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多层次的网络系统。国际性的组织机构也都建有自己专门的学术网站，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业教育中心网站(UNESCO-UNEVOC)为例，该网站目前已与165个国家278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专业研究机构的学术网站链接。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协会(IVETA)也拥有自己的官方网站IVETA，集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和研究于一身。欧洲首个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学术网站是职业与资格发展合作研究网站(CIRETOQ network)，由欧洲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中心管理。其他如论坛(FORUM)、职业教育与培训网站(VETNET)、职业教育与培训欧洲论坛(EFVET)、欧洲教育研究协会网站(EERA)等都是欧洲重要的学术网站。这些网站大多还有延伸的次级网络，为欧洲与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建立了一个功能强大的信息平台。其他如美国的国家生涯与技术教育研究中心网站(NRCCTE)、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网站(CETE)，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网站(NCVER)、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协会网站(AVETRA)、教育经济与培训中心网站(CEET)，都是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关的学术性或准学术性网站。许多学术网站上传了大量尚未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工作论文和研究报告，为从事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的研究者们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珍贵的文献资料。
3.学术期刊与学术会议
从文献出处看，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术期刊，都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不过，经常刊发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是一些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有关的学术期刊，如《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职业教育与培训期刊》(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国际培训与发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 Development)、《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和《国际劳动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等。有的学术期刊，如《国际培训与发展期刊》还以专辑形式，集中刊发有关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较研究成果。除学术期刊外，国际性学术会议也成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的重要推动力。1998年1月欧洲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中心、德国国际教育研究协会(DIPF)和欧洲培训基金等在波恩联合召开的“欧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对比与前景”国际会议，③2002年10月欧洲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中心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比较视角下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历史”国际会议，就是很好的例子。近几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欧洲教育研究协会等组织机构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论坛，也都频频涉及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的议题。
4.研究者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较研究离不开世界各国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欧洲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以及美洲国家职业教育研究和文献资料中心等国际性、区域性组织以及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机构等，都拥有专门的研究团队。以隶属于德国联邦教育部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为例，该所研究阵容庞大，研究人员超过400人。美国的国家生涯与技术教育研究中心④由美国的政府机构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多所大学共同组建，也拥有数量可观的研究者。由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因而吸引了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特别是关于文化间的比较）等学科的研究者投身其中。
二、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研究的对象及样本维度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包括学徒培训(AT)、职业教育(VE,OE)、技术教育(TE)、技术—职业教育(TVE)、职业教育与培训(VET)、生涯和技术教育(CTE)、工作场所教育(WE)、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TVET)等内容。⑤在形式上，它还分为入职前职业培训(IVT)和继续职业培训(CVT)。就其研究对象而言，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通常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层次（国别比较）、中观层次（产业比较）和微观层次（企业比较）。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对象来看，数量最多的是宏观层次的国别比较，微观层次的企业比较次之，而中观层次的产业比较则相对较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比较以国别比较为主，主要着眼于宏观层次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框架、发展策略、运行体系、系统结构、技术形成途径、筹资机制等，涉及面非常广阔。由于研究者的背景、兴趣和立足点不同，用于比较的对象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这在选择国家对象进行比较的时候体现得尤其明显。
1.经济地理维度
用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的对象国家带有显著的经济地理特征。从全球几大经济联盟来看，经合组织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和欧盟(EU)成员国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的主要对象来源。如果着眼于局部的地理区域，则这种国别比较可分为三大热点区域：一是欧洲层次的比较，其中英、德、法为第一方阵，荷兰、爱尔兰、挪威、比利时、瑞典、丹麦等西欧、北欧发达国家次之，中东欧转型国家（包括俄罗斯）也于最近开始受到关注；二是亚洲层次的比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列入第一方阵，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作为亚洲经济发展较为强劲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受到广泛关注；三是美洲层次的比较，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拉丁美洲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在拉丁美洲区域层次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中占有较突出的地位。作为美洲的两个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也是颇具代表性的国家，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它们都被用来同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进行比较。同样，作为大洋洲的独立体，澳大利亚在本区域内没有可资比较的对象，因此一般也是把它放在经合组织的框架内同其他成员国进行比较。在几大洲中，非洲国家的样本地位相对较为逊色。
2.经济发展维度
如果按经济发展程度来审视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别比较研究中的选择对象，那么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三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一般来说，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技术培训和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就越有可能被选作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别比较的对象。例如德国、日本和新加坡都相继成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的热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它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本身也面临着变革的考验，它们却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样本，而是带有“样板”的性质。
3.对象筛选维度
国别之间的横向比较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的基础。文献中最常见的是选取2个国家作为对象进行比较，选择3～5个对象国家进行比较的文献也占了相当比例。近年来又出现了综合研究的倾向，即对象的覆盖面非常广，涉及许多不同地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例如基廷(J.Keating)等人选取欧洲、东亚和美洲的9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进行广泛的比较，目的是检验最具决定性并影响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特性、行为和成功的变量，以及这些变量变化所产生的影响。⑥基尔(I.S.Gill)等人选择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19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对象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特点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主要考察它们在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时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所面临的障碍及采取的相应措施。⑦
三、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
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探讨的问题也非常多，如趋同还是趋异、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等。
1.趋同与趋异
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各国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发展出不同的策略和途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是趋同(convergence)还是趋异(divergence)为上乘呢？在自己研究的过程中，经过大胆观察和小心判断，我们看到，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一些研究者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着共同的因素，如全球化趋势、技术进步、成本约束、市场变化加速、知识资本的积累等，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日趋一致，从而采取同样的改革路径，从中期到长期，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将越来越一致，也就是“趋同”。一些研究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在各种层次上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即使是解决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思路也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应对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保持创新性可使独特的国家特色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这将导致更大的差异即“趋异”。其实，这两种趋势在现实中并存，而不是水火不容。18～19世纪，以英、德、法为典型代表的欧洲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同样是建立在学徒制基础上的，后来才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类型。不过，沃尔斯拉格和古根海姆等研究者也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趋同性已在加速。⑧
在“跨国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欧盟国家之间人力资源政策潜在的趋同性是一个人们不断讨论的话题。相反，拉丁美洲体现的则是另一种情形。20世纪40～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建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模式”或“传统拉丁美洲模式”，其共同特征是以课征工资税的形式来为国家培训代理机构筹资，并由国家培训代理机构统一提供培训。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拉美许多国家都选择市场经济路径，其中以智利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最为激进，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亦纷纷接踵模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拉丁美洲模式”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目前这种“趋异”的分化仍在进行中。
2.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就尝试对不同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进行对比，并归纳出其基本类型。由于学科视角不同，加上分类标准有别，研究者提出的类型也是种类繁多。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以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政府主导型以法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为代表。在这二者之间，还存在许多中间过渡类型，如德国、瑞士、奥地利的合作主义模式、瑞典的计划与市场混合模式和拉美一些国家的新市场模式等。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分类的基础上，研究者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比较研究：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策略和政策干预模式；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框架和运行机制；国家、资本、劳动三者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建立的基本关系；职业教育与培训供求的协调方式；职业教育与培训实施对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其后果。通过对现存体系的优缺点进行分析，研究者试图从中筛选出“最佳实践”或“最佳途径”，以便为政策制定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提供一种理想的“范式”。
3.制度结构差异与文化差异
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差异性以及各国在技术形成路径上所采取的不同发展策略，研究者主要从制度结构差异和文化差异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但由于兴趣领域和学科视野不同，研究者的侧重点也不尽一致。例如，宾纳(J.Bynner)在比较英国和德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时指出，二者的核心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形式，而且更体现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方面，正是文化传统加强了德国的培训文化和英国的工作文化。⑧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借鉴”可能比制度和结构转换面临更大的障碍，另一些研究者则更强调制度和结构差异的重要性。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两种思路都不太全面，应对社会历史、制度背景、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4.复制与转换
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复制和转换实践(copy & transfer practice)的问题也成为研究者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近20年来，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地从其他国家更有效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对发达的工业国家而言，它们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寻求更高的技术策略来“维持”经济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必须输入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政策和实践经验。从复制一个特殊的培训实践到大规模输入“培训体系”，然后加以转换（通常是国家培训体系发展的一部分），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人力资源发展实践者关注的焦点。成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为后继者的政策制定和转换实践提供了参照，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比较研究资源。不过，许多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复制和转换部分或整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这就意味着，在教育、管理和技术转换等领域进行比较研究时，对培训实践转换必须持慎重态度。
5.变革与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变革与创新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者日益增多。以欧洲为例，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盟成员国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合作正在加强，这意味着各个成员国想继续维持传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显然落后于时代，在单一国家框架内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也是不可行的。既然变革不可避免，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如何改变？如何做到协调一致？不仅欧洲如此，其他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另一方面，在传统模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情形下，拉美国家也开始出现一些创新的模式，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筹资机制方面。这些新的筹资机制多种多样，包括用于税收激励的支付方案(disbursement schemes)或工资总额捐献返还(payroll contribution reimbursements)、税收扣除(tax rebate)、免税方案(exemption schemes)、政府预算安排(state budget allocations)、奖学金项目(scholarship programme)以及由企业和工会双向管理和分担筹资的双向培训基金(bipartite funding of training)等。拉美的创新模式也引发了学界热议，讨论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强社会对话，如何在国家、企业和个体员工三者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关系，如何在制定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时分担责任并与政府一起参与培训投资、计划和实施。
四、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的研究范式
在长期的探索中，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paradigm)，主要包括研究者广泛认同的命题、目标、观念和方法等。
1.命题
如果从研究的命题出发，那么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涉及理论、方法论和实践（特别是政策制定与实施）三个层面的基本命题。理论层面解决的是“比较什么”、“为什么比较”的命题，也就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的目标和主题；方法论解决的是“如何比较”的命题，也即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实践／政策层面解决的是“为了什么而比较”的命题，也就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的目的，如服务于政策制定者，或为了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与培训转换实践等。
2.目标
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研究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以国别比较为基础，通过整体和细节上的比较分析，尝试发展出一个充分的、可理解的概念／理论框架，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提供理论支持。在这个主要目标之下，还有许多次一级的目标，如归纳典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结构和特点，解释不同体系的相似性、差异性及其成因，分析国家制度差异、文化差异对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探讨“最佳实践”并发展可转换模型等。
3.观念
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在20世纪发展出两种显著的研究范式，由于研究观念的变化，这两种研究范式曾交替运用。米特(W.Mitter)指出，在20世纪的上半叶，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由“整体分析”(total analysis)主导，与国家教育体系及其历史背景相关，而20世纪60年代后，通过文献解读和实证分析，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要达到一个这样广泛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于是“问题途径”(problem approach)的概念取而代之。起初，“问题途径”只涉及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宏观层面，随后微观层面的研究逐渐增加，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研究领域。⑩不过，近来“整体分析”有再度复兴的迹象，原因主要是受到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文化多元化论(cultural-pluralistic theory)等社会思潮的影响。(11)
4.方法
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主要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
定性分析是研究者依据个人的直觉、经验，凭研究对象过去和现在的延续状况及最新信息资料，对其性质、特点、发展变化规律作出判断的一种方法。定性分析有助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者从历史视角考察社会现实，在一个普遍、有代表性的层次上确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则、结构及模式，并评价关键结构特征的范围和含义。在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更偏好定性分析，但通常跟案例研究(case studies)相结合，占主导地位的是阐释性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
定量分析是依据统计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并用数学模型计算出研究对象的各项指标和数值的一种方法。定量分析可以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达到精确化，以便更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在美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发展的主流研究，主要由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t paradigm)所支配。近期有关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较文献已出现将两种范式结合起来的倾向，两种范式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优势互补。
案例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既有别于定性分析，也有别于定量分析。在回答“比较什么”、“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的问题时，案例研究大有用武之地，这也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广泛运用案例研究的重要原因。运用案例研究，可以从国别比较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途径，形成新思想，提升新理念。欧盟的莱昂纳多(LEONAEDO)项目，就是通过实际的案例研究，对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职业轮廓(occupational profiles)、实践和企业的培训辅导进行比较。案例研究有时也借助定量分析工具，并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此外，历史分析、文献分析、纵向分析(longitudinal analysis)和二次分析(secondary analysis)等方法也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中经常被采用。
五、结语
近30年来，在多种力量和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关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比较迅速成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前沿领域。由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涉及面广，可供比较的对象和议题也很多，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头并进的局面。毋庸置疑，在许多问题上目前学界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国际间的合作不断加强，信息和经验交流不断增加，在克服全球化所导致的问题的同时，这有助于增进共识，并将进一步有力地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知识融通是21世纪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一个引领现代教育走向世界的潮流。多学科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国际比较研究的显著特征，近来许多研究者已意识到各学科之间理论与方法互相借鉴的重要性，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得以增强。可以预见，学科交叉与融合现象将成为未来比较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势，这对国内刚起步不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Paul Ryan (ed.),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Intermediate Skills,London:The Falmer Press,1991,p.19.
②1995年后迁往希腊的塞萨洛尼基。
③此前的两个会议分别于1997年6月和11月召开，也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比较研究的途径和前景作了回顾。
④其前身为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CRVE)，2000年后改名。
⑤Astrid Hollander & Naing Yee Mar,2009,p.41.
⑥J.Keating,E.Medrich,V.Volkoff & J.Perry,2002.
⑦Indermit S.Gill,Amit Dar & Fred Fluitman,1999.
⑧Norbert Wollsehl
ger & 
ric F.Guggenheim,2004.
⑨John Bynner,2000,p.415.
⑩Wolfgang Mitter,2000,p.123.
(11)普世主义受20世纪70年代沃勒斯坦(I.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化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