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繁荣与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繁荣论文,经济学论文,历史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4）09-0003-06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见》为繁荣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光荣的历史任务。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繁荣与发展哲学与社会科学，必须充分重视理论经济学的作用
党中央的《意见》中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
哲学和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我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由我国“国体”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宪法规定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注：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80.），它在我国全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某些领域中，却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重科技和应用，轻视理论经济学、尤其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的倾向。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党中央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的高度，发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是非常正确的和及时的。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兴旺和发达，离不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作为自己的民族精神，作为自己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同样也离不开高度繁荣、昌盛和发达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和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一个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不仅承担着对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而且也承担着为我国各门具体的经济科学提供理论基础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
二、繁荣与发展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党中央的《意见》中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也是指导我们繁荣和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方针。
我理解，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繁荣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来说，至少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立场，和全人类的立场。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也就是“三个代表”的立场。“三个代表”的核心，我认为是在于代表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决不只是少数“民营企业家”、“精英”或者所谓“中间阶层”的利益，虽然其中也包括了这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于：在这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也是具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划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所谓的“中等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决不是要去刻意培育这样一个“中等阶级”，也决不是要刻意地去建立一种鼓励一部分人通过搜刮和聚敛社会财富的方法，踩着社会其他成员的身躯向上爬的机制。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立足点，一定要始终放在这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共同富裕”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更好地去研究和解决如何“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因此，我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口号之一就是：为四化建设献策，为改革开放建言，为劳动者阶级立论，为建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我认为，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三个代表”的立场的。
（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对待科学我们必须最实事求是。当前，在繁荣和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我认为应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1.理论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些先验的“假定”、“逻辑”和“范式”出发。必须坚决摈弃“左”的和“右”的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在科学上做出的两大贡献之一，就是他的历史唯物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就是要求人们在研究经济科学时，都必须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4、39、22.）
而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本题”，这同时也就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和实际。因此，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在研究任何现实经济问题时，或者把任何现有的经济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于我国时，都万万不可忘记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而那种不顾我国的国情和实际，试图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资本一般”、“股份制一般”、“现代企业制度一般”之类的说法，来“规范”或“评判”我国“经济体制”的做法，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观点的。此外，从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角度看，用所谓“价值一般”和“分配一般”的观点来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和“分配”的做法，同样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和方法的。
2.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就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我国现阶段，也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在继承了前人所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来开始他们自己时代的生产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4.）因此，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同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是相反。“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制度”（英文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rn）和“产权”（英文property rights，而不是property），则纯属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改革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也不能不顾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实际，一味地强调所谓“市场化的改革”。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的相互关系上，必须要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也理应如此。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就要切忌主观性和片面性，力戒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例如，一提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就倒过来，把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而把同样也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的提法却忘掉了。甚至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中的“社会主义”也舍去，简单地说成是“市场经济”。还有就是，在讲到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时候，把分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也统统记在市场经济头上。或者，把某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规律和规定，首先说成“市场经济”的，进而按照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的方法，来论证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对于这种“逻辑推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其实不过是一些“判断”或“假定”）正确与否，则不予深入地研究和分析。
（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指导地位
为了在我国理论经济学的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国外经济学和各门具体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以为，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保证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仍然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自身方面的，其中尤其是来自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许多“误解”和“错误的附加”。因此，继续清理这些错误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当前尤为突出的则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严重的干扰。也就是盲目地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挑战，鼓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的倾向。而且这些挑战和干扰，从认识方面看，大多又是从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无知中产生的。“无知产生偏见，而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因此，目前，如何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就成为一项更加异常艰巨的任务。
（四）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样，其实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体系，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不发展，不创新，理论就会僵化，就会失去自己的活力，也就不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坚决抵制和批判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其分别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总体”来说，本身就是互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对立，主要是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包含的那些“特殊的意识形态偏见”上。具体说来，我认为，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有的那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偏见”。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古典的或当代的），都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从而把从这个社会中所抽象出来的一些理论、范畴或观念，说成是像自然规律那样永恒的。二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庸俗性”，也就是马克思批评的那种“肤浅性”、“辩护性”和“调和性”。
（六）要提倡刻苦学习、勤奋研究和严谨治学的好学风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经尖锐批评过我们革命队伍中一些同志的不好的作风和学风。在近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同样也出现了这样一些坏学风。在我看来，目前比较突出的表现，一是完全不顾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和“实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样板，或者以所谓“经济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原理”为准绳，来评判、裁剪或者规范我国的经济发展或经济体制改革。忘记了或者不懂得：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方案，从西方经济学中更加找不到现成的方案。重要的乃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去大胆地探索和创造。二是完全否定我国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前和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成就。好像只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蓝色文明”，才给我们红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了“福音”。三是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更谈不上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科学是最实事求是的学问。浅尝辄止、望文生义和浮光掠影式的研究和学习是不行的。这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学习来说不能如此，而且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研究和学习来说也同样不能如此。
（七）倡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要重提重视“世界观的改造”
一切革命的和想要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和劳动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一切革命队伍和革命阶级的成员，都必须注重自身“世界观的改造”。这决不仅仅在于防止经济上、政治上和生活作风上的腐败，而且也在于防止意识形态上的腐败，也就是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我认为，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学家们来说，也是适用的。不过这种改造应当是像周恩来同志那样是自觉的和主动的，就是要“工作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对于我国的“经济学家”来说，目前改造的重点，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是自发的和天生的，而是通过学习、研究和批判才能树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批判或“清算”了自己过去也曾经具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后，才开始创立了自己的学说的。
（八）提倡开展相互尊重的学术气氛，实现全国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大联合、大团结
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都是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也都理应努力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同样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我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同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某些方面往往比那些专门从事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人还要高。只有我们这些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绝大多数同志，全都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切实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的指导地位。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党中央号召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地，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做好自己应做的本职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付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完全赞成和拥护党中央的如下说法：“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同时我也完全赞同“首都经济学家论坛”部分经济学家的倡议：既要吃透实际，又要吃透经典作家的著作。“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我们应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研究工作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做出自己的贡献。不仅自己要这样做，而且也要教育自己的学生这样做。为坚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实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培养和造就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做出应有贡献。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并且也是一门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正如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培养和造就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和原“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我们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确实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错误的附加”。反过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重要的基本原理，甚至包括它的理论体系和许多最基本的范畴，我们则研究和领会得还很不够。这不仅贻误了我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且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声誉。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首先都应当把它真正弄懂。
（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苏联范式”，在肯定它的那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的前提下，继续清除其中那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错误的附加”。
对于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我国有些经济学家那里，现在也被称作“苏联范式”。而对这个理论体系，毛泽东同志早已做出过精辟的评价，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8.）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总的说来，“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但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注：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574.）而在我国理论经济学界，一方面，这个教科书体系中的错误观点的影响还远远不能说已经彻底得到了清除；另一方面，有些同志却早已把对所谓“苏联范式”的批判，延伸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方面，要继续清除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以进一步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决不能讳疾忌医；另一方面，又要仔细地防止和克服把这些错误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的倾向。也就是，决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在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以后德国一些“批判家”所作的那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踢”。或者像恩格斯所批评的一些人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那样：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一起倒掉。
（四）进一步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发掘、整理和发展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无比丰富的理论体系。它不仅是指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理论和著作，当然更不仅限于《资本论》，也就是不限于马克思所说的那些仅仅相当于“英国人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部分。广义地说，它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3.）；狭义地说，则是研究某一特定社会的这些条件、形式和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倾其毕生的精力，在其积极参加和领导实际革命工作的同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然而，迄今为止，虽然我们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总的来说研究、整理、发掘得还很不够。而距离把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共识，并且使之成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以更好地造福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则还有更大的差距。因此也就谈不上真正在“科学”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此外，还有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有这些人的贡献和创新，都是迫切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实践，来认真地加以整理、发掘、继承和发展的。
（五）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实践，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开辟新境界，并且通过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建设真正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建设”的实践。而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已经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且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作家，没有、不可能、也不应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成的“方案”或“蓝图”。每一代人所面临的任务，都只能靠自己这一代人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解决。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看，为了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必须立足于我们当前正在从事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大胆地理论创新。因此，我认为，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要长期坚持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开辟新境界，建立起真正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六）继续大力开展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工具或手段的现代化。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吸收借鉴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其进行了科学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同样也要学习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实现经济学的科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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