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发展与利润效率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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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效率水平反映着市场中经济实体经营表现偏离帕累托最优水平的程度,也是经济实体控制成本、利用资源和产出等能力的综合反映,是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方针,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是中国经济发展独具特色之处。而国有商业银行①垄断我国金融资源被赋予特定的体制特征,和国有企业、国民经济发展相依相存,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因此在研究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时,不能脱离这种特有的特征单纯从银行经营业绩表现上去衡量。因此,本文的分析从1996年开始,结合经济环境与政策变迁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演化过程及其拉动力量,期间涵盖了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化的过程。

一、文献综述

国外针对银行业效率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文献综述(Berger and Humphrey,1997;Berger and Mester,1997),本文仅对一些关注转轨经济国家银行部门效率的近期文献进行简要回顾,这些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围绕所有权来解释不同类型银行之间所呈现出来的效率差异。Bonin等(2005a,b)研究了在欧洲经济转型国家中所有权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发现私有化本身并非是提高银行效率的充分条件。Yildirim和Philippatos(2007)在对中欧和东欧12个转型国家的研究中认为国有银行和本国私有银行比外资银行利润效率高。巴基斯坦私有银行利润效率高于国有银行,有时甚至高于外资银行(Bonnaccrsi di Patti and Hardy,2005)。而印度私有银行利润效率低于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Sathye,2003)。

而在我国,上个世纪末国有商业银行身负巨额不良资产被认为资不抵债,盈利能力受到广泛质疑。在国有银行体制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利润效率的比较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以往对中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的研究中,通常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Berger、Hasan和Zhou(2009)对中国商业银行1994年至2003年效率分析中指出,外资银行效率最高,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最低,少量外资股权与高效率显著相关。姚树洁、冯根福和姜春霞(2004)对中国商业银行1995年至2001年的数据研究,与王聪和谭政勋(2007)对1990年至2003年的数据研究中,都认为非国有商业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高11%-18%。陈敬学(2009)和徐传谌等人(2007)运用Battese和Coelli(1992)模型分别对1997年至2006年十五家商业银行和1996年至2003年十四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进行了分析,他们都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但在发展趋势上存在分歧。张鹤等(2011)和王健等(2011)对世界金融危机前后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利润效率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不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但也有学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并不差。谢元态等(2007)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有成本利润优势,效率高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何韧(2005)对上海市银行业的分析中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效率要好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

上述文献尽管都是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分析银行效率,但均得出一个静态的结论——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高于或低于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而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实际经营表现上看,上个世纪末被认为不良资产负担重、盈利能力低下,而在2007年底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成为世界最赚钱的银行②。基于此,文本分析立足于:1)将宏观经济发展指标引入到银行利润效率分析中,试图揭示在市场开放、经济转型期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由底到高的增长动因和局限性。2)在理论模型设定上,从不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入手对随机前沿法利润效率测度模型做了重新设定,并首次用财务盈利能力指标ROAA对利润效率测度结果做了检验,验证了利润效率测度值与银行经营实践情况的一致性。

二、宏观经济与银行发展回顾

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渐进式改革制度安排下,经济与金融体制转变有一个不断探索和尝试的过程,在此之中,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社会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力量,其发展必定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息息相关。

(一)1992-1997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这段时期银行贷款如何分配取决于政府财政如何安排投资计划,银行只是分配资金的执行机构。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得金融资源无需偿还,因此他们关心的不是投资利润而是能争取到多大的投资额。在事前投资缺乏收益考虑的情况下,投资输了是国有银行的,投资赢了算企业的,社会处于投资饥渴状态。

1991年GDP增长率在1990年基础上翻一番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经济迅猛发展。1993年过热势头显现,国家开始宏观调控,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大量在建工程停工。直到1996年才实现国民经济软着路。在此期间受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大量投资损失。

(二)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点

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政府严格实行商业化信贷政策的决心,原有不重视投资收益的经济增长模式戛然而止,大量盈利能力差的国有企业难以为继。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下岗,进一步推高了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资产,也使我国政府1998年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700亿注资和1999年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难见成效。根据央行2002年对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不良贷款中只有20%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经营不善造成的,剩下的则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对国企的信贷支持、国企关停并转和法律环境缺失造成的(许国平等人,2006)。

(三)宏微观经济环境改善和开放压力下银行体制改革初见成效

2002年后,国际经济环境回暖,我国出口回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开始扭亏为盈。在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超过20%,GDP年增长率超过10%,旺盛的金融需求和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为垄断金融资源的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了盈利源泉。而金融政策上利差水平的提高为国有商业银行实现自我盈余积累创造了条件。加入WTO后面对金融领域全面对外开放承诺的压力,也迫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改革成功。在此期间国家再一次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减轻改革负担,剥离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

(四)世界经济危机最赚钱银行背后的隐忧

王永中(2008)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及其引发的信贷政策的松紧变换,导致经济频繁出现“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转换。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几乎触及世界每一个角落,我国出口大幅下滑,国内经济紧缩局面又现,政府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政策影响下,危机期间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也随之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在此期间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在世界前1000家银行排行榜上呈现整体跃进式发展,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总之,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经济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保持了稳定、持续性增长。但是和过去相比新的经济形势又会存在哪些变数,治理中又出会出现什么情况。本文试图揭示在这十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业绩的演变情况,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揣测我国银行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效率分析框架

效率的概念受到广泛分析,一般认为当一个经济体投入或产出水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则被认为是有效率。但是,在现实市场中经济体的表现往往偏离帕累托最优水平。效率既是用于测度经济体实际表现偏离帕累托最优水平的程度。效率的测度主要有非参数法和参数法两种。非参数法无需设定生产函数具体形式,只要已知投入产出数据即可通过线性规划法确定产出前沿面,生产效率为实际产出到前沿产出的距离,但非参数法无法解释诸如天气、环境、坏运气甚至测量误差等随机因素的干扰,也无法对分析结果进行统计检验。参数法通过经济计量的方法估计参数和效率值,其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利用条件分布把复合误差分解成随机因素和非效率因素两部分,可以进行统计性检验,但设定的函数形式对效率测度有重要影响。参数法以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法为代表,而自由分布分析(Distribution Free Analysis)法和厚沿分析(Thick Frontier Analysis)法可以看成是随机前沿分析法的特例。

考虑到样本年代跨度时期比较长,期间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危机等多个历史时期,随机性干扰较多,非参数估计对数据精度要求较高,把包括测量误差在内的随机噪声因素都视为非效率因素,而SFA模型可以有效地抑制随机性干扰,所以本文采用SFA方法。

(一)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随机前沿效率分析法是由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与Meeusen和van Den Broeck(1977)独立同时提出的,但只能估计整体效率。Jondrow等(1982)把效率估计拓展到每个效率观测点。Kumbhakar和Lovell(2000)详细介绍了随机前沿分析发各种模型细节。

随机前沿分析法是建立在前沿生产函数基础上,随机因素v对前沿产出水平(帕累托最优产出水平)的影响形成产出随机前沿面,非效率因素u导致实际产出对产出背离随机前沿面,且假设v与u相互独立。实际产出与前沿生产函数、随机因素v和非效率因素u的关系如下:

效率定义为实际产出与随机前沿产出之比,即

四、实证模型

(一)利润效率评价模型

目前国内对效率的分析中,主要依据生产法③、中介法④、资产法⑤确定投入产出变量的关系,这三种方法以投入、产出的总量、总收益(支出)的形式反应对成本或利润的影响。而除了总量以外,单位产品价格和数量之间的潜在关系反映出资本的配置效率和管理水平,对利润水平也有重要影响。

Berger和Mester(1997)基于不同的银行业市场竞争结构假定,提出了评价银行利润效率的两种不同模型。标准利润效率模型依据微观经济学竞争性厂商利润最大化(Jehle and Reny,2001)条件设定生产函数,假定银行业是完全竞争性的市场,各银行在产出与投入品市场上均为价格接受者。替代利润效率则假定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具有市场力量的厂商通过价格歧视可以获取较高的利润。由于我国银行业市场份额高度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市场化改革中商业银行在贷款定价权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本文使用替代利润效率为利润效率分析的基础。

替代利润效率假定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有市场力量的厂商依据生产要素成本和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制定产品价格以获取最大利润,利润函数定义为:

(二)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

本文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选取1996年至2010年十八家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利润效率分析样本。样本选取的中国商业银行包括4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本文选取的变量见表1。

注释:平均额=(期初额+期末额)/2。

资料来源:依据Banksope提供的资产负责债和收益表数据计算而得。

在1994年以前我国银行会计核算记账方法存在差异,中行、交行使用借贷记账法,农行、工行、建行则使用现金收付记账法,1994年后各行才统一采用借贷记账法。现金收付记账法采用收付实现制原则,而借贷记账法则采用权责发生制原则,两者核算方法存在差异。而Bankscope数据库中对中国各银行的数据最早也只回溯到1994年。出于会计核算基本原则差异的考虑,没有采用更早期《中国金融年鉴》中的数据作为补充。由于1994年银行样本数据比较少,去掉一年;为了减少期初数据和期末数据波动对效率测度的影响而取平均值又减少一年,因此利润效率分析从1996年开始截止到2010年。

由于样本期比较长,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欠缺早期的员工费用、固定资产折旧等数据,因此用平均单位运营成本综合表示人、财、物的消耗成本。考虑到样本期内不同年份税率不同,不同类型银行适用的税率也不同,因此采用税前利润核算银行的收益水平。Berger和Mester(1997)用所有者权益作为单位化变量去除模型中由银行规模而导致的异方差性,而样本期内我国商业银行正处于体制改制过程中,注资、资产重组、引进境外投资者和上市过程所有者权益波动很大,因此本文使用平均总资产的作为单位化变量。

(三)利润效率模型设定

Translog函数形式是目前最流行的生产函数形式,一般认为他是一个未知函数形式的二阶近似(Greene,2008)。C-D生产函数模型把有意义的替代弹性限制为1或-1。Translog函数形式允许分析者模型化如替代效应等二阶效应。目前关于银行效率的研究生产函数普遍基于Translog函数形式。依据表1中变量,设定的Translog函数形式效率模型为:

由于样本期内我国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和最小的银行差距千倍,差距悬殊的资产规模导致效率估计中复合误差v-u的方差随银行规模增大而增大,而非效率项u是复合误差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对产出变量进行单位化可能导致规模庞大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非效率水平难以准确衡量。此外,从经济意义上讲投资者对“收益/总资产”比对利润总数更感兴趣,“收益/总资产”更能准确的衡量资产质量和管理能力。

将公式(7)、(8)代入公式(6)化简,并用平均总资产除以税前利润和产出数量进行单位化,得

五、实证分析

(一)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本文使用R语言对利润效率模型(公式(9))进行了估计,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3整理了样本期内各银行利润效率的测度值,图1(见第84页)则对效率的动态变化趋势按银行类别做了对比。

1.统计性检验。表2中单边似然比检验值31.0538>5.138,说明该模型是有效的,即利润水平受非效率因素影响。γ=0.9967则进一步说明复合误差几乎都是由非效率因素影响造成的。

2.财务盈利能力指标检验。Berger和Humphrey(1997)对比分析了130篇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文献指出,尽管对相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分析,不同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不同。因此除了用统计性检验来验证模型的统计性能外,本研究还通过财务核心盈利能力指标ROAA(平均资产收益率)来评估利润效率测度值是否能真实反映银行盈利能力的客观情况。

利润效率测度值同ROAA的Spearman秩相关系⑥数为0.6571。本文估计利润效率时使用的是税前利润,ROAA的分子是税后净利润,而不同类型银行不同时期适用的税率不一样,如果扣除税收影响,利润效率与税前平均资产回报率(税前利润/平均总资产)的等级相关系数为0.6899。

利润效率与ROAA高度相关,一方面说明测度的利润效率有很高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则说明在不相关的那一部分中包含着ROAA不能解释的非效率因素影响,这是由于ROAA只是利润与资产的简单比率关系,而利润效率测度模型中还考虑了包括随机噪声在内的多种复合因素对利润的影响。

(二)利润效率发展情况

1.技术进步的影响

变量系数估计值说明在样本期内由于希柯斯技术中性进步的贡献,我国银行业前沿利润水平每年提高6.5%。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正值我国银行业推进信息系统建设,由传统手工做账模式向信息化、自动化迈进,业务流程再造时期,同时加入WTO后银行业务对外开放也迫使我国银行加速改革,引入现在公司治理理念。这些因素都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银行业利润水平。

2.国民经济与银行业利润效率

图1 银行分类型平均利润效率演化趋势

注: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数据来自Wind。

图1演化趋势和表4相关度显示出我国商业银行平均利润效率与GDP增长率高度相关。经历严重的通货紧缩后,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形式开始好转,同时,国有商业银行适用税率降低,人民银行基准利差扩大,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产生正面影响。1998年至2001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下降,银行严格执行商业化信贷政策,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宏观经济形式紧缩,银行业总体利润效率增长停滞不前。2002年开始我国外贸出口回升,国民经济呈现出回暖迹象。在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2003年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过20%,GDP增长率超过10%,银行业平均利润效率水平也随之攀升。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民经济下滑也影响到银行收益。而在2009年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GDP增长率和银行业利润水平有所回升。

3.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

表4显示出样本期内银行业平均利润效率与GDP增长率高度相关,而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则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有很强的相关性,从样本期内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上看,固定资产投资贡献最为显著,消费拉动则明显不足。基础建设投资一直是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国家通过基础建设投资刺激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都从基础建设中受益非浅。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必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紧密相伴,其主要利润也必来源于此。在以上相关关系分析中,间接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国有商业银行在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大量资金基础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

(三)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分析

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呢?首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家金融政策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有重要影响。其次,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社会存贷款资金的主要聚集地和提供者,国有商业银行的业绩水平直接反映着社会经济总体的发展状况。最后,作为国有企业信贷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也对国有商业银行业绩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通过随后的分析,可以看到上述因素的变化对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影响,图1中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曲线显示出了这种影响力。

1.金融政策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银行贷款如何分配取决于政府投资计划,银行只是分配金融资源的执行机构。而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确立了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形成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次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实施了《贷款通则》以规范贷款行为,维护借贷双方合法权益,保证信贷资产安全,提高贷款使用效益。随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强了中国严格执行商业化信贷政策的决心,并引起原有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易纲、林明,2003),从此银行经营更注重遵循价值规律以市场为导向运作。

利差收益一直是我国银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利率政策对于银行经营业绩影响举足轻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曾一度否定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认为低利率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利率是剥削(易纲,2009)。1996年之前我国银行业利差不足1%,1996年至1999年利差开始扩大,2000年后长期稳定在3%水平之上。在以往低息贷款模式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现象难以抑制,信贷规模受到挑战,银行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而靠税后利润实现自我积累能力不足。

在税率方面,1997年调低了国有商业银行适用税率,由过去55%的所得税加7%的调节税调整为一般商业公司33%的税率(周小川,2000)。2008年企业所得税税率进一步降低到25%且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税收优惠政策。

银行业是在经营风险中赚取利润,商业化信贷政策使银行进一步遵循市场规律经营,利差和税率的调整保证了国有商业银行有足够的税后利润盈余实现自我积累,弥补由经营风险造成的损失。

2.宏观经济环境和国有企业的关系

作为社会融资主体和国有企业发展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与宏观经济环境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紧密相关。计划体制下投资缺乏收益考虑,投资赢了算企业的,投资输了就是国有银行的。这种环境下,国有企业投资不仅缺乏盈利意识,而且在取得投资后还出现费用最大化倾向(易纲、林明,2003)。

1989年和1990年我国GDP增长率只有4%左右,1991年GDP增长率翻一翻达到9.2%,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各地经济热血迅速沸腾,当年GDP增长率更是达到14.2%的历史新高。1993年经济发展更加狂热升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65.5%,物价暴涨,国家当即采取铁腕措施抑制过度投资,在“国十六条”的严控下,社会资金供应吃紧,经济发展骤然降温,CPI从1994年最高点25.5%回落至1996年的7%,经济实现软着陆。经济的忽热忽冷不仅导致大量投资项目烂尾,而且也推高了银行账面的不良资产。

1995年开始的税率与净利差的调整,带给国有商业银行更多利润盈余以实现自我积累的机会,在图1中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高速增长。1996年经济刚实现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接踵而来,出口不畅。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大力推进商业化信贷政策和国企产权改革,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国内出现产能过剩、企业开工不足、下岗人员增多、通货紧缩,经济紧缩局面一直持续到2001年。在此期间,宏观经济一蹶不振,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停滞不前。1998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不良资产剥离难获成效,2001年不良资产又退回到原有水平。

2002年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投资拉动成为显著特征,此时国有企业改革初获成功实现扭亏为盈。在良好的宏微观环境带动以及加入WTO后对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压力下,国有商业银行体制的改革取得成功。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银行业整体利润下滑。2009年在国家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影响下,银行盈利回升,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作为社会信贷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从中获利丰厚。

(四)股份制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分析

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不同,其规模小网点少,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联系少,以市场为经营导向。表4显示出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宏观经济发展指标相关度弱,在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股份制商业银行从经济政策中获益较少,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水平更与自身经营能力紧密相关。表3中可以看出,样本期内所有银行中招商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平均业绩水平最高,而且发展最稳定,而广东发展银行利润效率水平最低。

六、总结

本文从不完全竞争环境下厂商利润最大化角度设定了随机前沿法利润效率分析模型,对我国十四家商业银行业1996至2010年利润效率进行了估算,并用财务盈利指标ROAA验证了这种分析方法与银行实际经营情况的一致性,分析中引入了宏观经济发展指标与利润效率估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区间不仅跨越了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还涵盖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过程。

分析研究认为,首先,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社会金融资源的垄断力量,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向不仅反映着而且影响着宏观经济拉动力量的配置情况。过去以投资拉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为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但未来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GDP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下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在拉动经济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长期持续性的基础建设投资致使投资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出口受国际经济环境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增长压力越来越大;而消费领域投资明显不足,但未来对GDP增长潜在贡献能量最大。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大量倾注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对刺激消费投入不足。没有国有商业银行金融资本参与推动,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则难以长期持续增长,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在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领域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社会消费。这样既能带动基础建设投资的回收,又能减少经济危机和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同时还能消化国内产能,促进就业,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繁荣作出贡献。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业绩同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紧密相连,国有企业业绩不好,国有商业银行业绩也难有起色。两次金融危机中的十年,也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改革初见成效的十年。头五年我国经济形势紧缩,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下岗,国有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停滞不前,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的努力难见成效。后五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好转,国有企业普遍扭亏为盈,同时加入WTO后面临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压力,这些因素有利地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促进银行业市场竞争、“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成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有待考量的问题。

最后,股份制商业银行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小。由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有的社会金融资本比例底,其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获益较少。处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利润效率水平更与自身经营能力紧密相关。

总之,对银行注资、资产剥离只是改变了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和分母。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短时期内难以取代,在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国有商业银行利润效率高速增长,步入世界最赚钱的银行行列。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以往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面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正面临真正的考验。

注释:

①传统的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为了与《中国金融年鉴》和以往研究文献中的称呼相一致,本文将其称呼为国有商业银行。

②参见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前1000家商业银行排名。

③生产法把银行看成是生产不同存贷款账户的公司,以劳动力、固定资产等作为投入,以每一类业务的账户数量作为产出。

④中介法则把银行当成存款人和贷款人之间融通资金的金融中介,以存款、利息支出、非利息支出、劳动力成本、固定资产等作为投入,以贷款额、投资额、利息及投资收入等作为产出。

⑤资产法把银行的产出严格定义为银行资产负责表中资产方的项目,主要是贷款和投资金额,而不考虑银行的存款情况。

⑥效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秩相关系数比用通常的相关系数更能反映出相对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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