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菊[1]2005年在《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深化,金融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金融的发展水平和深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和社会经济的调节机构。199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始于1979年,经过20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以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业的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化运行机制,降低金融风险,就成了当前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核心内容。在我国,由于保险、证券、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历程短,因此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如银行业。而在银行业中,历史和体制的原因,造成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商业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实现宏观调节的基础,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整个银行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因此,金融业改革的成败建立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成败之上。要想保持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后金融体系的稳定,深化和加快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是当前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保持国有商业银行稳步健康的发展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商业银行……等要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决定》指出:“建立健全现
梁绮利[2]2016年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为标志,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再次成为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热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效能的发挥,以及商业银行高管人员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都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上显著区别于一般实业企业,股东自有资本占比较低,具有较高的财务杠杆。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在行业准入方面面临着较为严格的行业准入要求,进一步提升了其行业牌照的特许权价值。具体到我国,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间接融资为主要模式的金融体系。因而,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对于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推动金融机构发展、提高金融体系竞争力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针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相关组织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指引文件,这些文件对于现有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为各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但是从国际实践来看,由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和法律制度环境等因素高度相关,使得各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实践出现了很多具有本地特色的制度安排和做法。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体现出本国的特色,并与本国的国情相符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建设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建设完善是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进程逐步推进的。从大一统的金融体制到专业化的银行分工格局,再到商业化运营和股改上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从无到有,从单纯模仿到自我创新,目前已经初步搭建起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架构。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从建立到发展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逐渐完成的。而且,国有资本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之下,国有资本做为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对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商业银行的高管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度。在世界范围内,商业银行与政治活动的强关联性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具体到我国,银行高管在政治活动中的主动行为,尽管有着一些直观的感受,但是缺乏一个相对客观、可量化的指标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这种以政治嵌入性为主要视角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格局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商业银行的高管人员。在针对商业银行高管的相关研究中,主要的研究思路是围绕着有关银行高管的个人特征展开,这些相关因素主要包括高管本人的年龄、学历、工作履历、政治身份等外部特征。这些外部特征对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且得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质的研究结论。但是,这些有关高管个人特征的研究思路具有内在的缺陷,即将高管简单等同于个人特征的集合,忽略了其自身的内在主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集合”。只有将其放置在具体的情境之中,才能够更加深入的分析其行为特点,以及对于商业银行的战略制定、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等领域的影响。在这方面,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正是在“嵌入性”思想的启发下,将针对商业银行高管的分析,还原到其所嵌入的环境之中,从外部的政治嵌入性和内部嵌入性两个方面着手,来进行分析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银行高管外部政治嵌入性的度量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区别于聚焦于高管本人的政治身份的研究方法,本文创造性的使用商业银行高管在主要政论性纸质媒体上所发表署名文章的数量作为一个度量的基础,并结合不同类型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以及刊发难度,设计了不同的权重,以此为基础编制了相应的外部政治嵌入性得分。其中,对于政论性纸质媒体主要选择了具有较大影响力、受到普遍认可的刊物,包括《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之所以选择上述刊物,主要是基于其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价值,无论是受众群体,还是传播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化指向。而署名文章这一主动行为背后正是银行高管主动加强外部政治嵌入水平的一种体现。其次,本文联合使用内外嵌入两个视角来对银行高管进行综合分析。在分析银行高管在外部政治性嵌入的同时,还同时将其在银行内部的嵌入性列入了分析过程,进而构成了内外两个不同的研究角度。第三,本文之中对于银行高管的研究中对于董事长和行长分别进行了分析。基于二者在角色分工和职责定位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解释了二者在公司治理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通过对我国16家a股上市银行2006年至2014年的数据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市银行高管人员的外部政治嵌入性对于防控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正面作用。董事长的外部政治嵌入性无论是在静态条件下,还是在动态条件下,均显示出持续的显著性影响,而行长的外部政治嵌入性仅在动态条件下显著。二是上市银行高管人员的外部政治嵌入性对于抑制银行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具有正面影响。这一效应主要是通过董事长的外部政治嵌入性来体现。三是上市银行高管的外部政治嵌入性对于银行的成长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情况在行长的外部政治嵌入性方面体现较为明显。四是上市银行行长在本行的工作时间对于抑制银行内部的薪酬差距、增强上市银行的成长性也具有正面影响。
黄橙紫[3]2012年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转型期的宏观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一直是关系到我国金融安全乃至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通过国家、银行和各处置机构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已经降至合理的区间。然而,随着2008年以来国际以及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受到我国的宏观金融政策调整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近年来出现“明降暗升”等现象,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入了关键的转型期,处置主体、客体和处置方式均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这一新的经济形势下应该如何利用并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来弥补原有制度的疏漏和应对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树立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制理念,调整与不良资产处置密切相关的法制框架,为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寻求新的思路。本文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分析、实证分析、对比分析和归纳分析等方法,从合理运用法律来规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层面,具体探讨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转型期存在的三大问题。全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一般理论概述。笔者界定了本文论题所涉及到不良资产的概念,同时描述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深入分析了其产生原因及影响。为下文的研究奠定了客观基础,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二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基本情况简介。笔者结合我国情况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基础模式进行介绍,同时选取了实务中广泛采用的几种不良资产处置方式进行了重点分析和归纳,为下文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转型期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实务支持。第三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转型期三大问题的分析。笔者通过对不良资产处置实务的分析,提炼出三大问题,分别是我国中央财政预算的监管问题、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定位、监管和转型问题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问题,并结合我国目前相关法制现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第四章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转型期三大问题的法制构想。笔者通过介绍和借鉴国外对此类问题的法制构建,结合前文分析,从应对理念及具体法制措施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对本文研讨问题的解决思路。
凌秀丽[4]2005年在《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4 年新年伊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入具有实质性进展的新阶段——国务院决定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特别强调实施股份制改造的核心是要将其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深刻内涵在于建立和完善银行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东欧国家就已进行了银行产权改革,其核心是银行国有资本社会化。在银行国有资本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为:产权主体由一元逐步发展为多元;资本运作逐渐社会化;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由国家所有制向混合所有制演变;逐步形成资本社会化的极致形式——资本国际化。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东欧国家已基本建立起以多元化产权结构为基础、竞争的、开放的、稳定的银行体系。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都是经济转型国家,在银行改革的某些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因此,对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实践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的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有裨益的。产权改革是中东欧银行改革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产权结构变革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建立健康的银行体系,进而促进金融、经济发展。那么,从中东欧银行改革的实践来看,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采取了什么措施?产权改革是否有效地改变了银行原有的单一产权结构?银行的经济绩效是否因为产权改革而得以提高?产权与效率存在什么关系?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能为我国银行股份制改造带来什么启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东欧银行的产权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的来说,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章,从理论的角度对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作出经济学解释;第二部分为第三、四、五、六章,在分析中东欧国家银行产权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各国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问题,并对3其解决措施作一评价,同时通过实证方法考察银行产权改革所取得的经济绩效。第三部分为第七章,在借鉴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推进现阶段我国银行股份制改造提出作者的看法,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目的所在。具体而言,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介绍本文的逻辑结构和研究方法;归纳总结主要观点,并客观评价本文的创新与突破;指出研究难点、存在的不足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界定本文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概念和相关范畴。第二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分析。该章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从产权、交易费用、委托代理、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等角度对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的理论基础——现代产权理论进行系统、全面地梳理;并结合产权理论对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的内在动因作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第三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背景。了解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背景有利于我们对产权改革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本章主要对银行改革的环境变迁进行全面分析,并考察中东欧银行体系重建的三个阶段——二级银行体系的建立、资本重定、产权改革。该章为后续的产权改革研究提供了背景资料。第四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本章在对中东欧银行改革主要采用的三种模式——初次公开发行(IPO)、通过招标向国外战略投资者出售(SIFF)、发放股权凭证(VD)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三个极具典型性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的银行产权改革历程,并对各国改革所引致的产权结构与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变化进行比较与分析。本章内容为后续的理论研究作一铺垫。第五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评析。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的经验。一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为化解不良贷款,扫清改革障碍,中东各国采取了多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是政府在推行银行产权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中东4欧政府努力寻求市场与国家之间合理的政策组合,在帮助银行解决不良债权、建立健全法律框架、强化银行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外资战略。积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中东欧各国普遍采用的产权改革模式。这一关键性的战略措施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应,促进了中东欧银行业的稳定。第六章:中东欧银行效率分析。产权改革是否有效地提高了银行绩效?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为此,本章采用两种方法研究中东欧银行效率:一是常规指标分析,二是生产函数法——数据包络分析(DEA)。通过实证考察,得出结论:从横向比较来看,改革后的银行效率显著地高于国有银行;从纵向比较来看,产权变革后的银行效率高于变革前的效率。为探究银行效率提高的内在原因,本章从“产权结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银行效率”这一逻辑思路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产权是影响中东欧银行效率最重要的因素。第七章: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借鉴。本章结合中国银行业渐进转轨的逻辑,深入分析了当前银行业发展所处的困境,指出产权改革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改革的必然选择。在总结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对我国可资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我国银行产权改革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银?
彭小兵[5]2004年在《国企债转股中的博弈行为及运作机制研究》文中认为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高负债率的现象,与之相对应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系统积累了大量的不良债权及相当的金融风险。多年来国有企业高负债率和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问题引起了决策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出于改善银行资产质量、降低金融风险,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的目的,同时赢得时间来完善国企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恢复和重建银行企业间正常的信贷关系,最终使整个国有经济步入市场化正常发展轨道,从1999年开始中央政府进行了部分国有企业债转股改革。但是,上述债转股的目标可能只是一个理论预期或良好的愿望。四年来债转股运作实践表明,相当一部分国企并没有因债转股的实施而在负债率降低和经营机制改善等方面有实质性的变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其不良资产情况。导致债转股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如相配套的外部环境不成熟、债转股政策存在内在矛盾等,但这些成因的背后,都与债转股实施前及之后的运作中没有考虑相关利益方的博弈行为密切相关。债转股目前这种政策设计及运作过程,导致了债转股的实施由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而偏离国家的预期目标和政策路线。事实上,由于债转股的运作过程是有关利益集团围绕国企金融资源支配权及企业控制权展开的利益冲突和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博弈过程,因此,债转股的实施,引发了各种利益冲突与合作的博弈行为,形成一系列博弈关系。建立在上述观点上,我国的债转股运作应该赋予的深层内涵是对债转股中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重新调整、并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完善企业治理机制和现代银行制度。确保债转股最终预期目标的实现、或者尽可能减少债转股风险和损失,需要在政策上作出影响博弈均衡实现的规定,这就是机制设计过程。我国的债转股政策规范设计也应该基于这种均衡分析。为了顺利推动债转股进程,实现预期目标或尽可能减少损失,利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文刻画债转股互动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并基于这种博弈互动机理和建立博弈模型对债转股运作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为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可操作的依据。分析债转股的起源、国外债转股的操作模式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基础上,研究我国债转股的实施背景及其动因。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债转股一般不脱离破产程序;在转轨制国家,债转股体现了一种私有化的进程。保证债转股股权的流动性、债转股后企业的管理重组、构建激励银行有效处理不良贷款的运作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和国企巨额负债的形成过程,都是各利益方争夺国有金融资源的博弈过程。当这两方的问题足以威胁到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时,<WP=6>作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最高代理人的国家就迫切需要一种制度安排来有效加以解决,债转股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产物。我国的债转股在预期目标、出发点以及所处的环境等方面,都与国外存在很大的不同且更复杂、更困难。针对债转股当前的运作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造成这种现状的成因。为了形象地说明部分问题,还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博弈互动模型加以说明。特别地,由于没有考虑债转股中利益相关者博弈行为,因而国家的政策制定本身存在内在矛盾的角度,因而这种运作现状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完善债转股的运作,必须构建一系列基于债转股中博弈互动行为的机制。描述债转股的总体博弈框架及局部博弈行为,特别探讨了债转股中的中央政府行为和银行企业之间的债转股博弈关系。债转股的运作,体现了债转股中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互动关系,各利益方都存在从债转股中攫取私利的动机。国家的自利倾向使得国家必然要权衡债转股的成本与收益,并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做出不符合国家利益要求的债转股选择。考虑了信息不完全和动态的情形,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债转股博弈也能达成一对混同均衡,该均衡表明了银企债转股意向达成所依赖的条件,进而修正了现有的观点。具体在债转股运作机制的具体构建上,针对债转股企业选择问题,构造一个信息甄别机制,依据这个机制,资产管理公司在其所批准的进行转股的债权额与其在企业中所占有的控制权之间加以权衡,一定数量转股债权额必须有相应的控制权要求相匹配,这样所挑选用来实施债转股的企业是符合政府制定的标准或条件的概率很大。针对债转股企业控制权配置问题,构建一个关于债转股后企业控制权在作为“内部人”的经营者和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如何进行配置的模型,获得了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在债转股企业中保持(也即经营者必须出让)多少控制权的均衡点,解决了资产管理公司从何种程度上干预债转股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资产管理公司应该根据债转股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债转股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其核心就是对债转股企业经营者进行良好的激励、严格的约束与监控,并体现动态可调整性。针对重塑银行企业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和为弱化政府在银行企业间借贷的行政干预问题,建立一个模型来研究债转股后企业可能向原欠债国有商业银行再贷款(再融资)行为。结论是银企债转股再贷款博弈关系应该带有多准则对策的形式,国有商业银行应把握的关键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债转股企业投资成功的概率和可能
孔德昌[6]2007年在《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及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对于背负了大量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成本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股份制改革是一次重大战略转型,又恰似一场深刻的革命,历程艰难而沉重。改革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其中每一个关键举措都曾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并在诸如国家注资、战略引资等很多问题上饱受各方的质疑和争议。而上市后,各家银行脱胎换骨般的转变和亮丽的业绩表现又令世人开始重新审视其股份制改革的作用,并对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充满了期待。2002年,国务院成立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工作小组开始正式研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目前工、中、建、交四大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中国农业银行也正在积极为股份制改革做准备。因此,选择以股份制改革为主要背景和内容的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及绩效评价作为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主要沿着回顾国有商业银行为战略转型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背景和历程、借鉴东欧、日韩等国的商业银行改革经验、深入探讨改革中的每个关键阶段以及改革的绩效与存在问题等问题展开,并综合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进而为中国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战略转型及我国金融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提出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相关研究综述、本文的主要内容结构以及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主要阐述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金融体制变迁。首先,介绍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第二,介绍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改革历程;第三,分析国有商业银行为战略转型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国内外背景及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是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应对国际竞争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第三章,以捷克、波兰、匈牙利为例,考察这些国家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第四章,主要回顾国有商业银行为战略转型而实施股份制改革的主要历程。回顾分析自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总体历程,以及2002年国务院成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专题工作小组以来,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总体思路及工、中、建、交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主要历程。第五章,对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几个关键举措的探讨。主要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为例分析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步骤: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处置、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引资和发行上市;探讨这四家银行在这几个阶段的具体举措,以及社会各界对这些举措的讨论和争议。第六章,主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绩效进行了分析评价。首先,根据改革之初国家设定的评估指标考察了几家改制银行的达标情况;第二,利用成本收益法考察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并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改制前后商业银行的经营指标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第三,运用DID模型对股改的绩效进行了进一步计量检验;第四,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变化。第七章,是对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战略转型的方向和思路探索,力图对中国金融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首先,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历程和其他国家银行业改革的经验为基础,探讨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外部困境和内部困境;第二,借鉴已经完成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验,对中国农业银行在财务重组、选择投资者、改制上市等方面提出建议措施;第三,分析刚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在今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发展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应该致力于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提高上市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等等。第四,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进一步战略转型的三个发展方向:基于金融功能观的综合化经营改革方向、大型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方向以及国内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方向等,最后提出中国金融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组建我国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夏既明[7]2011年在《中国银行业国际股权合作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股权合作是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经营活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国对外开放银行业,银行间的国际股权合作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银行业开展股权合作已成为推动国内银行改革的重要力量。在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鼓励和推动下,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相继完成了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股份制改造。实践证明,国外战略投资者在帮助国内银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变经营理念、转换经营模式、提升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战略投资者大规模入股国内银行,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国内银行的价值是否被低估?是否存在国有资产贱卖?外资入股比例较低,会不会真正传授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长期以来,外资会不会伺机控股,是否会引发国内金融安全?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境外投资者大规模抛售中资银行股,一些人甚至质疑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及正确性。因此,开展国际股权合作的研究,吸取国际银行业股权合作的经验,掌握银行业股权合作的基本规律,对于实现中外银行的“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按照银行业国际股权合作的理论基础研究→动机效应分析→国际经验借鉴→国内实践及效果评估→相关问题分析→战略选择及监管建议这一逻辑顺序进行构思,并以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为例,对中国银行业国际股权合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本文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相关概念界定,以及这一领域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进展情况,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创新与不足点。第二章为本文理论基础部分,回顾并梳理了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及银行业对外开放相关理论假说,并进行了简要评述,指出了银行业国际股权合作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国银行业融入到全球市场后的利弊问题,或者说如何趋利避害地完成银行业的国际化进程。第三章对银行业进行跨国股权合作的动机和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股权合作的动机上,发达国家外资银行跨国投资的根本动机离不开资本的逐利本质,只是逐利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银行业的动机则较为复杂,有些因为国内小规模金融体系难以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而主动开放银行业,有些国家因银行业转轨、私有化或危机重组遇到挫折而被迫开放国内银行业。在股权合作的效应上,本章立足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角度,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总体上有利于改善东道国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东道国银行的绩效与治理水平,但是实证分析表明,外资银行的母国经济波动会对东道国金融安全产生传染作用。第四章通过大量的案例比较了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银行股权合作实践,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银行股权的合作对于东道国来说,都存在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抵抗风险能力的积极作用。当然,当外资取得绝对控股后,外资银行将对东道国政治经济带来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因此,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银行业开放的进程必须把握一个合理的“度”,对股权合作进程、外资持股比例要有一个理性的把握。第五章将研究视角投入到我国银行业的国际股权合作实践。本章回顾了我国银行业的引资背景与相关争论,并对国有商业银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股权合作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分析认为国有商业银行战略引资取得了初步成效,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资本收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同时资产风险得到一定控制,一定程度地保证了国有银行运行的安全性。当然,国有商业银行上述治理绩效的提高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府注资、坏账剥离、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融资等多方面的合力,很难区分哪一种作用更大。第六章通过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现象,对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定价及安全预警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的根本原因在于战略投资者性质、持股比例与引资目标存在偏失,为此,应通过适当的提高单个战略投资者的参股比例等措施,引进符合需要的境外投资者。二是通过比较公司估值方法及对影响国有银行估值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定价采用市净率(P/B)模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实证表明股权定价基本合理,并体现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允价值。最后通过对银行业股权合作安全预警问题分析,创造性的设计了一套评价外资参股银行对金融安全影响的综合评价方法。第七章为本文的结论部分。本章基于前文分析,提出了中国银行业国际股权合作的战略选择及监管建议。在对银行业开放战略选择上应立足现实,制定短期战略与长期战略框架,同时要坚持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在国家控股的基础上适当扩大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并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实施全面、动态的监管战略。
郑立明[8]2006年在《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金融业的开放和改革的深化，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越来越成为焦点问题。国有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不良资产率高、资本充足率低和银行绩效差的根源又在于国有银行治理效率的低下。因此，探讨国有银行的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所谓公司治理，其实质是关于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核心是解决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控制权(Control Rights)分离后产生的代理问题即经营者选择与激励问题，形式是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一系列治理机关的契约规定，目的是保护加入企业契约的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因此，我们将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定义归纳如下：即在一定的产权制度安排下，一组联结并规范股东、债权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员工、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相互权利和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其实质是一种责权的分配和制衡机制，其核心是针对银行经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目标是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从风险管理角度来定义，商业银行治理是指一套关于促使银行经理层在风险配置活动中有效地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安排。商业银行治理的内容，是基于对银行所有权的合理配置，通过内部治理、市场治理和政府监管等一系列机制，推动银行家更好地进行风险配置活动，从而维护风险配置契约的安全运营，保障参与商业银行契约的出资者、存款人、借款人以及人力资本所有者、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本文借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原则要求和风险监管框架，在综合商业银行治理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第2章)，通过深入分析商业银行的特殊性(第3章)并结合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现状和缺陷(第4章)，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第5章)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相关者治理体系，并建立起国有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结构模型(第5章)。治理的层次、治理的主体、治理的环境和条件、治理的载体和核心、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治理的原则和规范、治理的目标共同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具体来说，参与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主体或力量分三个层次：微观层次有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银行员工；中观层次是指由投资者、消费者、存款人、同业竞争者和银行家组成的市场力量；宏观层次主要包括政府、法律、
赵永军[9]2007年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需要各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应对一体化的挑战。而金融资产的质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其焦点在于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它不仅影响着银行体系的稳定,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不良资产的困扰,中国也不例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强烈地认识到银行不良资产的危害,意识到银行的稳健运行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紧密的联系。实践证明,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乃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基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99年4月到10月期间相继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于2000年完成了对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首批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工作,开始进入不良资产管理与处置的实质性运作阶段。随着中国AMC资产处置工作的深入开展,不良资产规模逐渐减少,不良资产处置结束后,AMC是解散关闭,还是转型?中国AMC未来如何发展?这些问题成为理论界和业界一个热点话题。2004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上报的《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请示》,明确了AMC建立不良资产处置目标考核责任制,确定了AMC向商业化转型的发展方向。2006年3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机制”,为AMC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底,中国AMC虽然已基本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然而中国AMC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处置手段、监管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未来AMC的发展运行与道路的选择对我国不良资产的市场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很重要的意义。笔者正是因为看到了AMC运行与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所以就结合自己在AMC多年的工作经验,试图通过对我国AMC在七年间的运行绩效评价,并在分析影响AMC发展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中国AMC的运行与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本文主要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金融创新理论,首先从中国AMC成立的背景出发,对中国AMC发展的历程和运作实践进行分析,总结中国AMC运行发展的实践及成就,并运用DEA法对其运行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次对中国AMC运行发展中所面临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进行了详尽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转轨型国家资产管理公司运行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整体发展方向和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本论文研究的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分析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提出论文研究的主要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理论本章首先运用金融中介理论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产生的必然性,阐述并研究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收购及管理的原则和方式。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与欠款企业间的博弈关系,并从资产管理公司介入前后的演变模型进一步分析指出在转轨经济中资产管理公司的存在必要性。结合金融创新理论指出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开拓出适合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发展道路。第三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及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本章立足国外资产管理公司(AMC)发展实践,区分在不同经济环境下AMC的运行和发展模式,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匈牙利、波兰等经济转轨型国家AMC成立的背景、运作的模式、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和成效,并对其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概括。通过比较分析,本章对国外AMC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得出结论认为:AMC的设立与成功运行需要特别的政策与法律支持;AMC的发展需要明确的经营目标、合理的激励机制、健全的治理结构;AMC需要制定切合实际、符合本国国情的不良资产处置对策。此外,AMC退出或转型与机构的定位、资产特征、市场需要等因素紧密相关。第四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历程及运行评价本章重点对专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成立的背景、特点及功能定位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AMC的产生及业务发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对中国AMC业务发展进行了比较,总结了中国AMC发展中已取得的成就。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中国AMC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进行了度量。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不良资产总体处置效率不是很高;从不良资产处置速度来看,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速度最快;从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来看,信达的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最高。在综合分析各家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和收回率后,认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最高,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年平均处置效率较低。这固然反映了各AMC处置资产的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所收购不良资产质量的巨大差别和国家相关政策的一些变化。研究结论是中国AMC处置效率主要是受不良资产贷款但保方式、贷款本金、AMC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处置环境因素及债务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第五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发展中问题及制约因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正确把握不良资产管理处置中的困难和矛盾,对于进一步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以及确定中国AMC的适时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章重点分析了中国AMC运行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发展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AMC在发展中面临资本市场、社会保障机制及法律环境不完善的外部因素制约;在其经营和发展的内部因素方面也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业务发展受限、专业人才缺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障碍。第六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趋势本章在对国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方向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和中国AMC自身两个层面,对中国AMC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AMC应当存续并转型。并提出了中国AMC应当在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上进行深化,以适应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化趋势。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路径分析中,针对理论界所提出的六种思路,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未来将现有AMC转型为现代投资银行在中国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第七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模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发展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前一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本章的研究,提出中国AMC商业化转型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以不良资产处置为主业,建立具有投资银行功能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股份制、综合性的现代金融服务企业。中国AMC要继续坚持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为主业,依托长期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在条件成熟时,有选择地开展证券、金融租赁、信托、担保、财务顾问、基金等业务,在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和融资市场发挥中介作用。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加快中国AMC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推进集团公司的股份制改革。论文指出现阶段,与母体银行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模式是AMC转轨的最佳路径选择。第八章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行发展的保障措施本章在前面章节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AMC的内部机制及外部条件两个视角,研究探讨如何结合内外部的各种因素,促进和推动AMC在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并提出保障措施是:加快AMC内部机制改革,构建并完善AMC管理体制,确立AMC功能与目标,确定AMC合理的核心业务并扩大经营范围,促进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全面化,建立有效的人员聘用和激励机制;完善AMC外部环境建设,加强对公司转型、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的立法,加快培育不良资产交易和处置的市场体系,积极利用外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杨宏略[10]2007年在《“债转股”问题分析及其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历史和管理原因，我国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作为收购、管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专业机构，“债转股”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债务时运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债权转股权作为我国一项经济改革政策，肩负着盘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促进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两大使命。然而，在“债转股”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如“债转股”方案评审和新公司组建阶段存在许多遗留问题；“债转股”新公司运行管理极不规范；“债转股”政策不配套导致政策障碍；“债转股”资产处置考核政策存在弊端。本文从产权机制、管理机制和利益机制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债转股”问题的形成原因。为健全“债转股”操作和解决其中的困难，本文认为必须从经济环境、国有企业改制面临的困惑、资本市场不成熟等角度来正确认识“债转股”的作用和地位，制定和完善“债转股”的综合性政策，明确资产管理公司的“债转股”目标，完善其职能和管理约束机制，实现国有企业战略改组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相结合，拓宽股权的退出渠道，大力培育中介机构，实现信息的传播畅通。
参考文献：
[1]. 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研究[D]. 袁昌菊. 四川大学. 2005
[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D]. 梁绮利.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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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东欧银行产权改革研究[D]. 凌秀丽.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5]. 国企债转股中的博弈行为及运作机制研究[D]. 彭小兵. 重庆大学. 2004
[6]. 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及绩效评价研究[D]. 孔德昌. 中南大学. 2007
[7]. 中国银行业国际股权合作问题研究[D]. 夏既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
[8].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研究[D]. 郑立明. 同济大学. 2006
[9]. 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与发展研究[D]. 赵永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10]. “债转股”问题分析及其对策研究[D]. 杨宏略. 合肥工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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