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风》《雅》《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这毫无疑问。但这种分类是以内容分，还是以音乐分，抑或以伴奏乐器分，几千年来一直争论。现在的认识，似乎趋于一致了：认为是以音乐分。但细细推敲，似有许多疑窦。我想就风雅颂的由来及其衍变情况的分析，重新考察风雅颂的本义、用义和引申义。
一
《周礼·春官·大师》中有“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毛诗序》也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毛诗序》里的“六义”与《周礼》中的“六诗”，其含义是否相同？东汉郑玄是既给《周礼》作注，又给《毛诗》作笺的人。他在《周礼·大师》“教六诗”条下注曰：“教，教瞽矇也。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敢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郑司农云，古而自有风雅颂之名，故延陵季子观乐于鲁时，孔子尚幼，未定《诗》《书》，而因为之歌《邶》《庸》《卫》曰，是其《卫风》乎？又为之歌《小雅》《大雅》，又为之歌《颂》。《论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时礼乐自诸侯出，颇有谬乱不正，孔子正之曰比，曰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而于《毛诗序》却无笺。唐代孔颖达在给《毛诗序》作《疏》时说：“《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接着，全文引用郑玄给《周礼》“六诗”作的注文，并说，“是解六义之名也”。孔氏把“六诗”和“六义”看作了一回事。后人多无异议。但《周礼》“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面紧接着是“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以文意看，这是连在一起的，应是“教六诗，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风赋比兴雅颂”是解说六诗的内容的。郑玄注此处的“六德”，又用了《周礼·大司徒》中的“六德”，认为是“知、仁、圣、义、忠、和”，其实是错误的。郑玄割裂了“教六诗”与下面的“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的关系，只从汉人的教化观点出发，附会政教。这里的“六德”应是指的“乐德”。同在《周礼》，《大司乐》中就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大司乐》中还说过，“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这里“有道”指有音乐才能，“有德者”指有乐德之人。只有德才兼备的大师才能以乐之“六德”教国子。粗看起来，《大司徒》之“六德”和《大司乐》之“六德”相差不多，但具体内容是有差别的。《大师》上说的“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是指以乐德为基础教以音律。因为大师所掌管的是“六律六同”，所以都是从音乐的角度述说大师的职能，其“教六诗”也必然是从音乐的角度，而《毛诗序》只是就文学作品的《诗经》而论。
二
如此，大师所教“六诗”， 即“风赋比兴雅颂”的含义和《毛诗序》所说的“诗有六义焉”的“风赋比兴雅颂”就全不相同了。 而郑玄对“六诗”的注释，却又完全是以“以义为用”的诗歌作品的教化作用说的，实际上偷换了概念。
首先应明白，“教六诗”的诗，应是《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诗，泛指有音乐功能的诗歌，而不是专指一部书。这和后世称之为《诗经》《诗》的诗歌选集不同。《周礼》是收集自周开国以来规章制度的一部书，一般认为编成当在平王东迁到惠王间（前770—前676），其制度相传为周公所作。在规定大师职能范围时，可能对诗歌的收集、整理及编选工作还没有进入正常。因所教对象主要是乐工，所以只从音乐角度规定其教六诗。那么对其中的“风赋比兴雅颂”的解释也应该只从音乐的角度着眼。《周礼》规定大师掌六律六同，在大祭大飨大射大丧之时率领乐工（包括瞽矇）们歌唱演奏。“六诗”的内容应与这种功用有直接关系。大师所教的对象主要是瞽矇而“瞽矇掌播鼗、柷、埙、敔、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周礼·春官·瞽矇》）只有大师中“有道者有德者”才被大司乐选去教国子，所教课程为“乐德”“乐语”“乐舞”。当然，国子与乐工的学习目的不一样，应用也不同。如燕射，“乐师帅射夫（即国子）以弓矢舞”，而乐工（包括瞽矇）只是演奏。瞽矇学好后主要是在大的场合歌赋演奏诗歌。因此，对“六诗”的解释应围绕这个问题去阐发。就以大射为例，《周礼·大司乐》说：“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候以弓矢舞。”《仪礼·大射礼》也说：“管《新宫》”“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间若一’”。《驺虞》在今本《诗经·召南》，《新宫》和《狸首》今本《诗经》没有，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宋公享昭子，赋《新宫》”的记载。《周礼》《仪礼》说的是演奏（“管”是吹奏），而《左传》上的赋是叫乐工朗诵《新宫》诗。《周礼·大师》也说过，“大射，帅瞽而歌射节。”由此可见一斑。在大的庆典活动中，演奏和歌唱诗，是乐工对“六诗”的具体应用。
从对“六诗”的具体应用向上追溯，《周礼·大师》中对“六诗”所规定的概念也许就容易理解了。
从《周礼》《仪礼》《礼记》中对大祭大射等的具体规定用乐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乐器一般分为管、弦、打击三类。以《周礼》记载看，管乐器有竽、笙、籥、箫、箎、管、遂、埙等。弦乐器只有琴、瑟两种，并且不是弹，而是鼓。打击乐器有钟、磬、鼗、拊、傅、柷、敔、应鼓等。此外还有所谓的撞击乐器牍、应、雅。除了乐器外，还歌、讽诵诗，还有舞。从三《礼》用乐看，主要是诵歌弦舞。如《墨子·公孟篇》所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注：弦指用乐器演奏。）
《周礼》规定，大师主要教乐工。乐工是当时的“专业乐团”成员，学好后主要在各种场合应用。那么，这风赋比兴雅颂便不同于后人对《诗经》中“六义”的解释了。其一，乐工只是在各种场合被动地演奏歌唱，和国子们用于赋诗言志不一样；其二，乐工主要是学诗的音律，兼理解诗的内容。学习是为了诵歌弦舞的需要。所以大师所教的“六诗”包括了用诗的全部内容。下面分别试解。
风者，歌也。是指唱诗。歌诗时要有乐器伴奏，多用笙管一类吹奏乐器，或者吹歌相间。如《仪礼·燕礼》说：“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等。从《左传》襄公四年、十四年、二十九年记述看，凡歌都是让乐工或大师去唱。由此可以看出，“风诗”便是歌诗。乐工歌诗可能是所教六诗的主要课程。
赋是朗诵。所谓瞽矇“讽诵诗”便是。《周礼·瞽矇》既规定“歌”，又规定“讽诵诗”，可见“讽诵”和歌不一样。《左传》襄公十四年写卫献公使师曹歌《巧言》之末章，而师曹却“诵之”。杜预说，师曹不歌而诵，是“恐孙蒯不解故。”杨伯峻注释道，歌与诵不同。这些话说得都对。《周礼·大司乐》“乐语”下，郑玄注道：“以声节之曰诵。”《毛诗·郑风·子衿》传云：“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孔颖达疏之曰：“诵之谓背文暗诵之，歌之谓引歌长咏之。”诵就是朗诵，就是“六诗”中说的“赋”。《国语·周语》中有“瞍赋矇诵”，似乎赋与诵还有些差别， 但今天看来已经分辨不出了。可能是由于诗的本身的叙事和抒情的不同，或其它原因，而朗诵似方法不一样。到春秋时，这种差别已不明显，统称之为“赋”。
比，排列。指教给乐工学习乐器的组合排列。在什么场合应用什么乐器演奏，这些乐器如何排列，谁在什么位置，这是乐工必须掌握的。有的乐器（如大型乐器）需头一天晚上就悬挂好。如《仪礼·大射礼》所说，“乐工宿县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银行，皆东陈。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其东南鼓。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鑮，皆南陈。一建鼓在南东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阶之东南面，荡在建鼓之间。鼗倚于颂磬西纮。 ”“宿县”就是指头一宿按规定悬挂好所用乐器。比，不仅指乐器本身的排列，多种乐器本身的排列，多种乐器在演奏时要有次第，或先或后，或合奏，或与歌间奏等，这都有一定的规定。这种演奏次序的排列也属于比。
兴，是指音乐的启奏。《周礼·钟师》：“钟师掌金奏。”贾公彦释曰：“此即钟师自击不编之钟。凡作乐先击钟。”古代没有专门的乐队指挥（乐工大都是盲人，也无法看到指挥），以击钟的第一声为启奏，如同京剧里的击鼓为启奏一样。
雅，本是一种乐器，郑司农认为“状如漆筩而龛口， 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实际上是一种特制的大鼓。《周礼·笙师》所谓“舂”雅，是指以较大的木棒击雅出声。古代所说的“鼓”，实际是用槌敲打。槌的形状比棒要小得多，一头有疙瘩。如琴、瑟、编钟、编磬等都是用槌来敲打，只是根据乐器的不同，槌的大小也不一样。而“雅”却是用木棒来打击。雅是周人隆重场合协调节奏必用的乐器，所以乐工必须掌握。
颂，也是一种乐器，近人考证为“镛”，是一种大钟。颂就是钟的一种，也可能是甬钟。
颂和雅这两种乐器主要用来伴奏。雅是一种羊皮鼓，颂是一种金属乐器。演奏《雅》中诗篇一定要用雅伴奏，演奏《颂》中诗篇一定要用颂来伴奏，《豳风》中的诗可以兼用，而其它风诗不用。
乐师管国子，大师教乐工。国子属于士大夫阶层，大司乐选拔“有道者有德者”的大师们做老师，以乐德、乐语、乐舞教他们。因为他们的身份与乐工不同，他们学乐语只是学诵诗、作诗的技巧，以便将来赋诗言志或作诗言志，或以诗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学乐器的演奏。乐工们则不同，诵歌弦舞都要学。因为朗诵、歌唱、演奏、舞蹈是他们的职业。这是由于身份和职业的不同，所学的课程也不同。因此，乐工们所学的“六诗”，与《毛诗序》中所说的“六义”就有了本质的区别。
三
既然诵歌弦舞是乐工们学诗的主要内容，那么“六诗”中的风、雅、颂便不是《毛诗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也不是郑玄注“六诗”所说的“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更不是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所说的“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孔颖达把这段话既用于解释《毛诗序》的“六义”，又用来解释《周礼·大师》中的“六诗”。他认为“六义”“六诗”只是用词不同，“其实一也。”实际上“六诗”中的风雅颂是乐工们做为专业技术来学习的。所以毛、郑、孔的解释用于《诗经》还勉强说得过去，如用于《周礼》，就有占方凿圆枘，扞格不入了。
风，本来就有很多种解释。张西堂先生在《诗经六论·诗经的体制》中就列了十二种，当然都是针对《诗经》中的风说的。而“六诗”中的风不应如是解。《论语·先进》“风乎舞雩”，王充《论衡·明雩篇》解为“风，歌也。”风最早的意义之一是动物雌雄以声音相诱，后雌雄相诱便为风。《尚书·费誓》，“马牛其风”，孔颖达在其《尚书正义》中便引贾逵’注《左传·僖公四年》“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句说：“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庄子·天运》也说：“夫白
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动物雌雄相诱靠它们特别的声音，而士女相悦，往往以情歌互答来表示。就如现在还有的民族那样。因此情歌也应叫风。而情歌多为各国民间男女所唱，并且每国（或地区）多有相对稳定的调门，形成一种地方色彩很浓的曲调。所以，其后大师编地之名。因为其诗来自口头传唱，所以风也称歌。《周礼》中大师教乐工们学“风”，就是学习唱诗。不仅对《风》诗，就是《雅》、《颂》中的诗，也是用其相应的风曲歌唱。所以“六诗”中的“风”就是指歌诗。
雅，郑玄认为《笙师》中提到的雅是乐器，而《大师》中提到的雅却是“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把《大师》中的雅和《诗经》中的《雅》混为一谈。其实《诗经》中也有把雅做为乐器的。《小雅·鼓钟》第四章为“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这里雅、南、籥并提，都是指乐器。籥为排箫之类的乐器，自不必说。南，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中认为是“钟铸之象形，更变而为铃。”那么雅也是指乐器无疑。《大师》中的雅和《笙师》中的雅都是指的一种羊皮鼓类的乐器，在一些场合与钟、笙管乐器配合使用以节制节奏。可能是当时王公贵族所常用乐器。至今，一些民族（包括汉民族）在较隆重场合还离不了鼓这种乐器，也许是当时流传下来。周大师编《诗》，给贵族士大夫的作品配乐时常加上这种大鼓的节奏，所以称之为《雅》，如同今天诸剧种中称为“梆子”的多有梆子这种乐器作节奏。
颂，郑玄说：“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他丢掉了《周礼》上的“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的话。乐工在大师门下所学主要是专业技术。技术性质的“颂”，和《诗经》中的《颂》应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专业技术方面考虑，释为乐器最为有理。《周礼·眂瞭》“击颂磬笙磬”， 郑玄引《仪礼·大射礼》，认为悬挂在东边的磬叫笙磬，悬挂在西边的磬叫颂磬，并说“磬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他在《仪礼·大射礼》中注道：“言成功曰颂。”这种解说是很牵强的，很难使人信服。笙为乐器，笙颂对举，则颂为乐器无疑。但这是什么乐器？张西堂先生认为是一种钟。他在《诗经六论》中从四个方面做了论证：（1）从文字通假认为“颂”“镛”通用，并引朱骏声说：“大钟曰镛”。（2）从《颂》诗本身来看，并引《周颂·有鼓》《大雅·灵台》 ，认为当时乐器确实有镛。（3）引《诗经》中的诗和《左传》证明古代歌谣也用钟为乐器。（4）宗教仪式多用钟为乐器。其实只要证明颂 是镛，而镛是古代钟的一种就可以了。因为钟的种类很多，不能认为凡是用钟就是用颂。颂这种乐器祭祀时必用。周人用，商人也用。《商颂·那》中就有“镛鼓有
。”而且这种用不光是以之为节，还用以演奏较庄严肃穆的乐曲，特别是在祭祖时。而在一般情况下不用。所以周大师把用这种乐器伴奏的诗歌编之为《颂》。
郑玄注《周礼》中的风雅颂，受《毛诗序》的影响，以汉人流行的《诗经》教化观点去解说，所以没有得出正确的的解释。
四
《毛诗序》中的“风雅颂”虽与《周礼·大师》不同，但有一定的联系。最为明显的是《毛诗序》的“风赋比兴雅颂”的排列顺序与《周礼·大师》同。孔颖达给《毛诗序》作正义时说：“《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周礼》套用了《毛诗序》的说法，故尔才指出国“《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袭用“六义”之说，才改为“六诗”。然而，从对“风雅颂”的解释看，《周礼》比较原始，是从诵歌弦舞的角度讲的。而《毛诗序》却是解释文学作品《诗经》中的三个部分。实际上，《周礼》成书于平王东迁到惠王时代，就是比他们附会的作序的子夏也要早近二百年。应该说是《毛诗序》袭用了《周礼》的“六诗”，改为“六义”，而不是相反。
汉人作《毛诗序》时袭用《周礼》中的“六诗”，改为“六义”，并用教化观点去解说，而郑玄却又用汉人这种通行的对《诗经》“六义”的解说去注释《周礼》中的“六诗”，因此显得不伦不类。他没有弄清楚大师所教乐工的目的是让乐工们掌握歌唱演奏技巧。如果了解“教六诗”是一种职业技术教育，那么再从“六诗”与“六义”的某些联系去看《诗经》中的《风》《雅》《颂》就容易理解了。
近人一致的观点，《诗经》中的《风》《雅》《颂》是以音乐划分，但为何这样分？如果明白“六诗”中的风雅颂是三种对诗的歌唱演奏技巧，而同为教师的大师，其才德出众者编诗集、教国子，就可以找出《诗经》中的《风》《雅》《颂》与这种技巧的渊源关系了。
《风》以曲调而分为十五，这没有什么异议。“风”的曲调本起自各地情歌，后来成为各具地方特色的曲调。周大师教乐工，把歌唱这些诗的技巧也称之为风，后来便泛指歌诗。因为各国大师选送上来的诗歌已配有各地特色的曲谱，可以直接教唱。其后大师编诗时，把各国送来配有地方曲调的诗编之为《风》。
《雅》是王朝士大夫所作的诗歌。这些诗歌都要由周大师配上曲谱，才能教给乐工演唱。因其特点是不管曲调如何，歌唱演奏时都有一种叫“雅”的乐器伴其节奏，就像“梆子”剧种离不开梆子一样，所以称之为《雅》（有些士大夫之作流入民间，歌唱时没用“雅”伴奏，而是用了民间曲调，也就入了《风》）。至于大小雅之分，当然不是《毛诗序》说的“政有大小。”郑司农把雅描绘成一种羊皮大鼓，想其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战国时人都没有记载过这种乐器，是否这种乐器有大小之分，现在没有根据。但认为这大小雅是以政事、辞体、年代为原则划分的观点是说不通的。最近聂石樵先生指出：“《小雅》章少节奏简，《大雅》章多节奏繁。”有一定道理。《大雅》中的《生民》《公刘》是周部族早期的诗歌，一直传唱下来，想其是有一定曲调的，不是后来的周大师所配。不过演唱时都有雅伴奏。看来雅这种乐器伴随着周人从西北入主中原，曾是周人“音乐会”上举足轻重的乐器，所以乐工必须掌握这种乐器的演奏方法（国子所学就没有这门课程）不过到了战国时代，人们只赋（朗诵）不歌，这种乐器也就失传了。
《颂》同《雅》相差不多，就是演唱时要有颂这种乐器伴奏。《毛诗序》说“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不足信。“颂，容”之说，或是解为“样子”等也属牵强。张西堂先生在他的《诗经六论·诗经的体例》中辨说得很明白。但没有涉及到《鲁颂》和《商颂》。从诗体看，《鲁》《商》二颂与《周颂》不完全相同。《周颂》三十一首都是单章，比较简短。王国维认为演奏时比较缓慢（《周礼·磬师》有“凡祭祀奏缦乐。”缦，也有缓慢之意）。但《鲁颂》四首都是多章，有的重章，有的叠句，尤其是《闷宫》，九章一百二十句，在《诗经》中最长，如若按诗体划分应在《雅》中。但何以在《颂》，可能与鲁国在有周一代的特殊地位有关。鲁国贵族作的诗，在歌唱时不用“雅”来伴奏，而是使用了“颂”，并且用于祭祀，所以列入了《颂》。《商颂》五首，有单章，也有多章。商亡于周，从民族感情说，不管是创作于商代兴盛时期的诗歌，还是商亡后宋人的创作，宋人在歌唱演奏时不使用周人的“专利产品”雅，而是用华夏各民族祭祀时都使用的颂来伴奏。周大师编诗时，把它们都划归于《颂》，鲁国被特殊批准可用天子礼祭祀周公，宋也可以祭商祖，所以都有用颂的殊荣，而其他诸候国却无。因此，《诗经》中有周、鲁、商三《颂》。
《周礼》中的“风雅颂”出现在《诗经》当中变成了三个部分。现在人们一说风雅颂便是指《诗经》，并且通行的说法是以乐调划分。这种解释对《风》诗来说是正确的，但对《雅》《颂》来说，却是不易说通。各国有其地方传统曲调，所以十五国风各不相同，但《雅》《颂》却与之不同。西周建立之前的乐调和西周末期的乐调肯定有很大区别，各代大师谱曲，其乐调也不可能一样，所以单纯用乐调说《雅》就不能完全说通。《颂》诗也是如此，周人祭祀和商人祭祀所奏乐曲不可能完全相同（《颂》中每首诗也不都是用于祭祀）。又如，既然鲁国能用周天子礼乐，何必自己又创一套《鲁颂》呢，所以《雅》《颂》不是以乐调划分，而是根据演奏时所用的主要伴奏乐器去划分。《雅》用雅乐器，《颂》用颂乐器。孔子说：“恶郑风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就是说在演奏郑诗时，郑人也用雅来伴奏，所以才引起老夫子的憎恶。乐调划分十五国风，乐器区别《雅》《颂》，这也是周大师编选《诗经》时划分的原则。但自战国时代起，乐谱失传，音乐作品的《诗经》变成了文学作品的《诗经》，我们今天把《风》《雅》《颂》当作《诗经》中的几个部分看待，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了。
从《周礼》中的“风雅颂”和《诗经》的关系去看《周礼·籥章》中的“吹豳诗”、“吹豳雅”、“吹豳颂”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不说“吹豳风”而说“吹豳诗”呢？因为豳风豳诗一样，都是用《豳风》的曲调吹奏。而豳雅、豳颂则不同，显然用的还是《豳风》的曲调，但吹奏时用雅这种乐器伴奏，便称之为“吹豳雅”，用颂这种乐器伴奏，便称之为“吹豳颂。”郑玄注《周礼》时故弄玄虚，把一首《七月》诗肢解为《风》《雅》《颂》，后来有的学者又把整个《豳风》中的诗分割成《风》《雅》《颂》，甚至有的从《雅》中、《颂》中寻找出几首诗充做《豳雅》《豳颂》，实在是不明白《周礼》中的雅颂皆指乐器。
注释：
〔1〕所引《周礼》原文及郑玄注均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
〔2〕所引《毛诗序》原文及孔颖达疏均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
〔3〕所引《仪礼》原文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
〔4〕所引《左传》原文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年版。
〔5〕张西堂《诗经六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6〕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7〕《尚书》原文及疏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8〕所引《论语》原文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 年版。
〔9〕《庄子》原文见《诸子集成·庄子集释》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6年版。
〔10〕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1962年影印。
〔11〕《国语》原文见上海书店1987年版。
〔12〕所引聂石樵语见《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