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汉文论文,本土论文,特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主要是指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包括现在一般将其归属为东南亚的越南(古称安南)。东亚地区曾经长期把汉语作为正式的书写语，不仅在朝廷文件、历史记载、规章制度、行文报告等官方正规场合一律使用汉语，而且在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也都广泛地使用汉语。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中国的汉文小说在东亚的传播就与东亚各国朝政及汉语学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学习给中国小说的传播带来了契机，因为汉语学习特别是口语训练需要各种现实生活语言的教材，而中国通俗小说中包含着大量生动的语言表达方式，鲜活的生活词汇，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作为汉语教材是最为合适的。因此，对于朝鲜、日本、越南等母语不是汉语的东亚各国文人和民众来说，欣赏汉文小说除了文学的角度之外，首先必须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着眼，先将其作为汉语学习的教材来对待，等到汉语水平达到一定层次之后，才能真正懂得欣赏汉文小说中的各种微妙意旨。这一不同于母语阅读的特点，给汉文小说在东亚的传播及改造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一、中国小说在朝鲜的传播
中国小说流传到朝鲜的历史比较早，在高丽时代以前有些古代文言小说集如《太平广记》、《搜神记》等就已流行。中国小说最早传入古代朝鲜的明确记录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和汉三才图会》中：“晋太康五年，应神十五年(284)秋八月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①可见至少在公元284年之前，朝鲜半岛已经有了上述中国典籍，并且可以转赠给日本，这些汉籍中就包括了《山海经》这样具有浓厚小说色彩的地理笔记作品。到了高丽时代，包括小说笔记类的汉籍输入朝鲜已频频见诸史书记载，但可惜的是，高丽时期传入的中国小说版本基本上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中国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高潮期是在朝鲜进入李氏王朝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期。这一时期有大量汉籍输入朝鲜，其中包括了许多汉文小说。朝鲜李氏王朝初年传入的最为著名的小说是明代初年瞿佑编撰的《剪灯新话》。这部短篇小说集在明朝似乎并不太受重视，但是传入周边国家后却大受欢迎。朝鲜的李氏王朝、日本的江户时代、安南的黎朝都多次刊印这部小说，并出现了许多注释本，甚至是改编本，创下了东亚汉文小说传播史上的盛况。“壬辰倭乱”与“丙子胡乱”前后，遭受外族侵入的朝鲜王朝处在民族危机之中，在这样特殊的年代，汉文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了文人和民众的欢迎。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东西汉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封神演义》、《北宋演义》、《齐魏演义》等，都畅销一时。中国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军事战争场面的描写，对于正处在战争状态中的朝鲜民众来说，有着现实的感召力量。朝鲜英祖三十八年(1762)，完山李氏所作的《中国小说绘模本》序文中，列举了当时他个人在朝鲜国内所见的中国小说书名，计有八十余种②。细察书目，可知当时传入朝鲜的中国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全，几乎包括了中国小说各种类型的名著。尽管在正祖年间朝廷曾经下令禁止中国小说的输入，比如正祖十二年(1788)、十五年(1791)、十六年(1792)、十七年(1793)先后多次下诏禁止中国稗官小说的输入，但是这些禁令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中国小说还是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据明末陈继儒(1558-1639)《太平清话》卷二记载：“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资购回，故彼国反有异本藏书。”说明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官员们，往往会不惜重金购买大量的中国图书回国。还有当时两国间商贸来往的海运船只，也往往会夹带图书入境，其中就不乏在朝鲜广受欢迎的小说作品。
在朝鲜刊刻的汉文小说保留下来的也不少，据韩国学者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中的统计，李氏王朝时期传入的中国小说达到数百种，很多中国小说传入后出现了朝鲜刊印版本，比如《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剪灯新话》、《山海经》、《太平广记》等，都有不少的朝鲜刻本流传。其中《太平广记》在高丽高宗年代已经输入朝鲜，后来在朝鲜李氏王朝时期频频被学者提及，如徐居正在《详节太平广记》序文中写道：“予尝读太史公《滑稽传》，以为不作可也。圣人著书立言，足以俾名教训后世，何尝采摭奇怪以资好事者解颐哉，是固不作可也。及读《太平广记》，乃宋学士李昉所撰、进之太宗者也。为总五百卷，大抵收集稗官小说、闾巷鄙语，非有关于世教，徒为滑稽之捷径耳，必窃少之。一日在集贤殿，亡友昌宁成和仲读之，终日不知倦。”可见一些文人虽然在观念上轻视小说，但是实际上这些野史小说大受欢迎，可以终日阅读而不知疲倦。这部《详节太平广记》正是由朝鲜文人成和仲将原著简缩而成，刊印后大受欢迎，此后又有好几部《太平广记》的删节本、改编本在朝鲜刊印出版，对于朝鲜汉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传入朝鲜的中国小说除了上述《中国小说绘模本》序文中所列举的八十余种之外，根据韩国学者闵宽东的调查，在韩国各图书馆中还藏有清代小说版本六十余种[1]271。朝鲜最受欢迎的汉文小说是《三国演义》，这与朝鲜经历“壬辰倭乱”直接相关。壬辰战争中，明朝派遣二十万大军赴朝参战并战胜了侵略军。战后的朝鲜就广泛流传关公显灵朝鲜半岛，帮助中朝军队击败日本军的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三国演义》更加受到各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不仅注释本、翻译本大量刊印，模仿《三国演义》的小说创作也不断出现，产生了许多朝鲜文人自己创作的战争题材的汉文小说，形成了朝鲜小说界持久的“三国”热，它们在小说的题材和写法上都与《三国演义》有着密切关系。从时间上看，中国小说在朝鲜最为盛行的时期是1700年至1900年间，这一阶段中不仅传入的中国小说数量多，品种齐全，而且朝鲜学者的各种注释本、翻译本和改写本也大量出现，充分说明中国小说受到朝鲜读者的欢迎。其间朝鲜文人也纷纷动手改编和自己创作汉文小说，使得朝鲜的汉文小说创作形成高潮。1900年之后，随着西洋小说的大量传入，尤其是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朝鲜的汉文小说传播及创作才逐渐走向衰落。
二、汉文小说的日本化
日本嵯峨天皇时代前后，汉诗文极为流行，中国传来的白居易《长庆集》、韩愈文集以及昭明太子的《文选》，被奉为汉诗文创作的金科玉律，日本的汉文学创作出现了第一次繁荣。中国小说也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唐代张
的文言传奇小说《游仙窟》是比较早的一部。这部文言小说在作者在世时(约658-730)即已传入日本，并受到日本文人的喜爱，很早就有了和刻本，而且历代都有新的刻印本流传。这部优秀的文言小说在中国后来反而失传了，幸运的是靠着在日本的流传才不至于湮灭。
中国小说在日本传播的高潮期是从日本江户时代开始的，而日本的汉文小说创作高潮则要到江户中期之后才开始显现，这与中国小说的输入及传播有直接关系。江户幕府政权长期采取锁国政策，当时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港口是处于日本国土西南端的长崎港。德川幕府对于中华儒家文化极为崇拜，幕府将军、各地大名、藩侯、武士、僧侣都以熟读汉籍经典为荣耀，因此，和中国的通商渠道一直畅通。当时的中日通商航行主要是在长崎港与中国南方的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之间，日本输入的物品中也包括了儒家经典等图书。从江户时代中期的享保年间(1716-1735)开始，来自中国的船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汉籍图书，其中就包括了许多通俗小说。据日本当代学者大庭修统计，仅江户中期从长崎港上岸的中国通俗小说数量就在二百种以上[2]。许多诸侯贵族雅好收藏中国图书，当时佐伯的毛利高标号称诸侯中的第一博士学者，家里收藏有许多珍贵的中国汉籍版本，今日存世的孤本清初康熙刻本小说《照世杯》就是其中之一。江户时期的佛教寺庙也是收藏中国小说的重要场所，从五山时代以来，日本许多僧侣的汉文达到极高的水平，他们能够通晓中国文字，阅读中国典籍，掌握中国文化，从而起着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江户初期的高僧天海僧正(1536-1643)便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小说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出现了把通俗小说作为学习中国话的教材的潮流，这是东亚汉文学史上颇有特色的一种现象。江户初期，日本的汉学者很多，对汉学的研究也很深入，但是他们学习中国的语言典籍基本上还是沿用古代以来的方法，就是以《昭明文选》、《白氏长庆集》、《论语》、《孟子》、《庄子》等诗文集作为教材，所学和所用的基本上都是文言文，而不是汉语口语。所以，江户前期的著名汉学家，比如林罗山、木下顺庵、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学者，都是自幼熟读中国经典，受过严格的汉文训练，能用文言文撰作高水平的汉诗文，但是他们都不能开口说日常使用的汉语。实际上，这是因为幕府锁国的政策使他们没有可能与中国学者或者民众当面交流，也就没有学习汉语口语以及对话的机会。当时整个日本能够开口说中国话的人，只有少数在长崎港的“唐通事”，也就是直接与中国商人谈生意打交道的日本翻译。这些日本翻译并非出生贵族，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汉学教育，他们只不过是得地利之便，将汉语作为一种营生的手段，其中有些人还是子承父业。然而在幕府贵族阶层全面崇拜汉文化的热潮中，这些唐通事发挥了促进中日商贸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有些唐通事的人生命运因此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而中国小说在江户时期的迅速传播，在开始的阶段也与这些小人物的参与密切相关。
江户初期的著名汉学家在幕府政权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是当时最有学识修养的社会中坚人物。随着汉学研究的深入和中日交往的扩大，有些汉学家不满足于传统的学习内容和治学方法，他们希望能够掌握汉语口语，以便与中国使臣及文人进行直接对话。于是，唐通事便成为汉学家学习汉语口语的老师，有些唐通事进而转为专门的汉语教师，甚至进入了注释和刊印中国通俗小说的领域，其中，冈岛冠山便是一位出色的代表。冈岛冠山(1674-1728)，名璞，字玉成，号冠山，长崎人。他年轻时向旅居长崎的中国人王庶常等人学习汉语，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后来当上了长崎港的一名通事，并在翻译工作中接触了大量的中国通俗小说。由于在长崎当汉语翻译薪水微薄，后来冈岛冠山便辞掉了长崎港通事的工作，转往大阪、京都、东京等大城市寻求发展。他在这些大城市中开设私塾，以传授汉语口语的“讲说为业”，形成了与传统的汉学家全然不同的汉语教学风貌。江户时代的传统汉学教育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阅读教材，以及汉诗文的写作训练。而冈岛冠山的教学则发挥自己的特长，除了讲经史，他还选用明清通俗小说作为学习汉语口语的教材，说中国话，讲中国近期的朝廷时事与社会风俗，介绍现实的中国社会生活及状况。据史籍记载：“冠山讲说经史，诲督生徒，其所为大异世儒。世之儒者必以仁义道德治乱兴废，辩论郑重，间涉烦冗，不生伸欠者少。冠山专言时世目击之事实，于唐山则明末清初，于我邦则庆元以降，自谓不如此，不甚近于人情。”[3]后篇卷三，30可见冈岛冠山的汉语教学改革正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以时事为教材，讲口语，近人情，因而大受欢迎。甚至江户幕府大学者荻生徂徕后来也亲自聘请冈岛冠山去他的学馆担任中国话的讲师，徂徕和他的门生全部作为学生虚心地向冠山学习汉语口语。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江户社会中这一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荻生徂徕的文集中却有着明确的记载。冈岛冠山声名鹊起后，更加潜心于编撰中国话学习教材，由他主编的中国口语教材和词典有《唐话纂要》、《唐音和解》、《唐音》等，汉诗文句读本有《唐音三体诗译读》、《华音唐诗选》、《唐音学庸》等，在当时都是流传甚广的汉语学习书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冈岛冠山广泛选择了中国通俗小说作为学习中国话的基本材料，这在日本汉学界是前所未有的。他以和文训译刊行了明代小说《通俗皇明英烈传》，又训译了《通俗忠义水浒传》，这些和训本的小说刊行后大受市民欢迎。后来他又仿照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了五卷本的《太平记演义》，刊印后又是流行一时，成为日本汉文小说历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这些和训本汉文小说的刊印流行，以及同时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使用，大大扩展了中国小说的传播层面，使得中国通俗小说深入到江户时期市井社会的各个层面，为各个阶层的人士所阅读和接受。
从江户初期到中期，中国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传入，往往经过长崎港的通事官员之手，这是东亚汉文学交流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根据大庭修《江户时代の日中秘话》[4]的研究，当时来往中日间的航船数以百计，其中船员与通事间的交往当不在少数，买卖通俗小说的数量也甚为可观。但是这些人都是下层人物，他们这种传播通俗小说的交往活动大部分没有被记录下来。除了上述的冈岛冠山等极少数人之外，绝大部分唐通事都没有在史籍留下姓名。但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为江户时代接受中国通俗小说，并且开创日本汉文小说创作新阶段的文化功臣。
根据保存下来的长崎港《舶载书目》载录的汉籍情况看，江户初期进口的汉籍绝大部分都是儒家经典和诗文集，通俗小说数量极少，这和当时清朝康熙年间对于通俗小说的多次禁毁令有关，也与江户幕府初年对于输入图书实行较为严厉的审查制度有关。但是到了享保年间(清朝雍正年间)，中日双方对于通俗小说的禁令实际上都大为松动，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通俗小说在中国刊印，又通过商船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仅宝历四年(乾隆十九年，1754)就记载有三十多部通俗小说进口，其中包括了《肉蒲团》、《浓情快史》、《杏花天》、《玉楼春》、《五凤吟》、《贪欢报》等艳情小说。宽延三年(乾隆十五年，1750)的记载更是惊人，有一条商船竟然一次就带来了11部《金瓶梅》，可见当时日本的贵族社会对于中国通俗小说的需求量之巨大。整个江户时代一共有多少中国小说输入了日本，至今还没有办法进行精确的统计，但是研究界一致公认输入的通俗小说数量是极大的。当时中国商人曾说过，中国的通俗小说“十之八九”都已经输入日本，京都、大阪、江户等大城市中的书肆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中国通俗小说。京都风月堂书肆的老板泽田一斋曾在明和、安永年间(清朝乾隆中期)编撰过一本《俗语解》，其书后“引用书目”中列举了不少明末清初的通俗小说。还如刊印于宽政三年(1791)的《画引小说字汇》，引用的中国小说达到一百六十余种。
江户中期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小说和刻本，书商们对输入的中国小说进行注音、注解和翻译，从而让中国小说通过图书市场真正进入日本百姓的阅读视野。中国小说刚开始进入日本时，只有极少数具有较高汉文修养的贵族学者和僧侣有能力购买和阅读作品，他们往往是直接阅读中国小说的原典。江户中期之后，幕府的禁书令有所松动，贵族和文人阶层中出现学习中国话的热潮，于是通俗小说便逐渐成为汉语口语的教材。在这样的学习热潮中，中国通俗小说的输入量大增，但仍然不能满足图书市场上求书者的需要。于是日本书商们便开始策划中国通俗小说的和刻本，也就是在日本重新刻印这些中国小说。既然重新刻印，就要按照传统汉诗文阅读的训读法，在中国小说的原文旁边加上一些符号，这样可以让中文水平不高的读者基本上看懂小说的内容。经过训读法处理的汉文小说虽然从语法的顺序上看是日语，但是仍保留着原文的汉语形态，还是让普通日本民众感到阅读困难。于是到了江户后期，书商们聘请汉学家对中国小说在训读的基础上再加以节译，于是出现了中国小说的翻译本，这样就基本扫除了语言障碍，让汉文小说变得通俗易懂，一般的日本民众即使不懂汉语，也可以凭借训读译文，欣赏中国小说的精彩内容。像《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醉菩提全传》、《隋炀帝外史》、《女仙列传》、《醒世恒言》、《西湖佳话》、《平妖传》、《今古奇观》等著名通俗小说，都用这样的方式在日本多次刊印，也使得中国通俗小说在日本社会逐步深入人心。中国通俗小说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之后，日本的文人也开始撰写汉文小说，这就促进日本汉文小说创作走向了兴盛。改编中国小说是江户时代文人学者富有艺术想象力的再创造，他们往往是在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下撰写汉文小说，借用了中国小说中的情节和矛盾冲突，根据日本的情况加以改编，贴近日本民众审美习惯，也适合了日本读者的阅读口味，从而写出了大量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日本汉文小说。这样一步步地推进，使得中国通俗小说逐渐被日本民众所接受，也使得汉文小说的创作逐渐向日本化的方向发展。
三、安南汉文小说的史传倾向
越南古称安南，唐代之前越南的行政管理及社会运转都是使用汉语，顺从中央朝廷。据史料记载，至迟到了汉代，汉字传入安南。安南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没有自己的文字，贵族社会把汉语视为高贵的语言文字。朝廷的谕旨、公文、科举考试，以至经营贸易的账单、货单都用汉字书写。小孩启蒙读书也像中国人一样，先从读《三字经》开始，接着读“四书”“五经”，学习写作古汉语文章诗词。长期以来，安南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汉字记录留存的，直到12世纪(1174年起)出现了越南的假借文字——喃字。由于喃字实际上是对中国汉字的借用组合，所以被借用的汉字仍然在喃字中大量被保留下来。而且喃字在实际使用中基本上属于一种辅助性的文字，只是在胡朝(1400-1407)和西山阮朝(1788-1802)很短的时间内被规定为国家的正式文字，其他朝代汉字仍占绝对统治地位。
古代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血脉相连的密切关系。公元1009年李公蕴建立独立王朝后，于次年下诏迁都升龙(今河内)。这个诏书是越南保存至今最早的历史文献，也可以说是越南汉文学的滥觞，因为它是用华美成熟的汉文写成的。李朝定佛教为国教，史载1018年李朝曾派遣道清和尚赴中国迎请《三藏经》，这说明当时佛教思想已成为越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李王朝又大力提倡儒学，1070年在首都建立文庙，塑孔子、周公像。1075年开科取士，一仿汉制。翌年又设国子监，用以培养朝廷所需人才，儒家思想明显占据着正统地位。从历代保留下来的大量汉诗文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代越南文学完全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以汉文创作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越南的气候潮湿闷热，不利于纸质书籍的长期保存，加之历朝以来的频繁动乱，战火连绵，所以汉文学创作的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其中汉文小说作品保存下来的就更少。20世纪70年代，旅居法国的华裔学者陈庆浩教授将其多年收集的历代越南汉文小说加以整理汇集，编撰成《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于1987年4月由法国远东学院和台湾学生书局共同出版，成为首部重新刊印的越南汉文小说总集，在东亚汉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部丛书共7册，收集了17种珍贵的越南汉文小说，它们是《传奇漫录》、《传奇新谱》、《圣宗遗草》、《越南奇逢事录》、《皇越春秋》、《越南开国志传》、《皇黎一统志》、《南翁梦录》、《南天忠义实录》、《人物志》、《科榜标奇》、《南国伟人传》、《大南行义烈女传》、《南国佳事》、《桑沧偶录》、《见闻录》、《大南显应录》。这17种越南汉文小说重新刊出后，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也引发了东亚汉文小说整理研究的热潮。随着研究的持续开展，越来越多的越南汉文小说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目前已经收集到的越南汉文小说作品还有《粤甸幽冥集》、《岭南摭怪》、《大南事类捷录》(又名《公余捷录》)、《南国异人传》、《南海四位圣娘谱录》、《安南古迹列传》、《会真编》、《云囊小史》、《听闻异录》、《山居杂述》、《天南云箓》、《北使佳话》、《皇越龙兴志》、《重光心史》、《天南列传》、《阮氏
州记》、《大南齐传》、《本国异闻录》、《辍拾杂记》、《新传奇录》、《皇越春秋》、《传记摘录》、《再生事迹》、《翠翘录》、《武氏烈女神录》、《三台山灵迹》、《三位大王事迹》、《伞圆山玉谱》、《蜀安阳王事迹》、《蜀安阳王功朝臣一位大王谱录》、《瑞芳神祠》、《最灵皇帝尊神玉谱录》、《泽海大王事迹》、《陈大王平元实录》、《镇武神梦记》、《赵越王神迹》、《征女王神阴扶二位大王玉谱古录》、《张尊神事迹》、《万劫灵祠本传记》、《万春国帝记》、《云葛女神传》、《越南名人事迹列传》、《越隽佳谈前编》、《武亭月圆记事》、《敏轩说类》等四十余种。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牵头、组织海内外汉学家合作的新的越南汉文小说总集，正在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过程中。
从上面列举的越南汉文小说的情况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小说对越南社会的影响极为久远。至少在十二三世纪，越南文人撰写的汉文小说已经呈现出成熟的面貌。中国小说长期的刊刻流行，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被越南的千家万户所知晓；中国小说中的道德伦理精神，千百年来也渗透到了越南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越南文人撰写的汉文小说尽管今天保留下来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从中还是看得出来其作品类型与中国的小说基本相同，小说的主旨和意趣与中国小说甚为接近，小说题材和描写角度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越南汉文小说的题材内容大体上可以分成“神话传说”、“历史演义”、“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等几大类，其中属于“历史演义”类的小说不少，作品质量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其中可以明显看出有不少地方是受了《三国演义》在越南长期流行的影响。还有“笔记小说”类的写法往往是以记载越南的人物、事迹为主，其中有不少地方明显受了中国六朝传奇志怪小说笔法的影响，但在内容上却多有南国风光的奇异色彩。越南汉文小说作者往往有意识地大量记载本乡本土的奇人逸事，记录游历中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汉文小说所呈现的最大价值，是用越南文人之心来记录越南的社会风貌，特别是深刻描写在时局动乱背景下各种复杂生动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正是在这些方面，越南汉文小说不仅改变了中国小说的写法和意趣，而且还创造出了东亚汉文小说的新局面，这是一种把中国传统小说与越南历史文化语言因素嫁接融会之后产生的一种颇有异趣的汉文小说。
谈到中越文学交流，不能不提《金云翘传》(又名《断肠新声》、《王翠翘传》)。它的作者阮攸(1765-1820)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南文坛上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金云翘传》的小说最初由中国明清之际的一位笔名叫青心才人的文人所写，讲述的是书生金重与王翠云、王翠翘姐妹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本书曾在当时多次刊行，广为流传，很早就传到朝鲜，又在清乾隆十九年(1754)流传到日本，见录于日本长崎港的《舶载书目》中。清嘉庆十八年(1813)，阮攸作为安南岁贡正使来到北京，次年回国后，即将中国流行小说《金云翘传》改编为喃字《金云翘传》。这是一部用越南六八体民歌形式写成的诗体小说，刊印后不仅在越南家喻户晓，享有盛誉，而且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名著。
安南汉文小说受到中国史传文学作品的极大影响，这突出表现在历史演义小说的编撰方面。《皇黎一统志》(又名《安南一统志》)为吴志所作，其兄吴任担任编辑，其从弟吴悠续作。之后吴任的曾孙吴甲豆又著《皇越龙兴志》，亦延续了吴氏家族修史著书之风格。此四人同属越南著名的吴家文派，其家族素有修史传统。吴甲豆就曾明确地说：“第中先族绅统志之书，容某续修，以卒其业。辄忘固陋，私自编摩。上以志国朝之兴，下以补家书之缺云耳。”[5]10指出其著书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续补家族史书创作的空缺。数代接续的家族史创作形成一种文化心理情结，创作者认同其先人之功绩并以之为荣，遵循其高尚的典范，进而有意识地模仿与追寻。因此，他们的作品前后相踵，安南朝廷历史几成一家之作。他们的作品由于承继了家族修史的传统，都是以修史态度在写小说，因而其历史演义小说用辞端正，记事严谨，很少虚构调侃成分。中国历史演义小说虽然总体上都在标榜正统道德观，但实际上小说中出现许多戏谑之语及娱乐情节，有着浓厚的市井趣味及民间生活气息。此外受民间道德观念影响颇深，像为广大民众所津津乐道的侠客英雄、义气观等，在中国的历史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见中国历史演义中的道德评判，更倾向于以民间自发形成并认可的观念来品评人物。相较而言，越南历史演义小说则更为直接地按照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来进行创作。由于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小说并不看重通俗性，其读者实际上也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朝廷官员及文人，所以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评价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写，大多以符合朝廷当政者的利益为准则。历史演义小说的价值目的也十分明确，就是“赞扬盛德，垂示将来”，强化传统道德价值观，让统治者有所借鉴。自然，阅读者则很难从这些小说作品中看到越南民间凝聚形成的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看法评价以及审美观。换言之，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小说很大程度上并不体现越南民间通行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观，而只是社会上层的案头之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汉文小说对越南社会尤其是对越南下层民众发挥更大的影响。
四、东亚汉文小说的本土特色
明清时期海上商贸往来的增加，东亚各国对中国体制的模仿及文化崇拜，都为中国小说在东亚的传播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为东亚汉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明清小说传入东亚之后，对各国的汉文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有选择的吸收和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越南的汉文小说得到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特色。无论从小说语言，还是从小说创作目的、描写对象来看，东亚各国的汉文小说都出现偏重雅言的倾向，这是和各国对待汉文化的基本态度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中国小说与东亚各国文化逐渐适应并得到进一步创新的结果。东亚各国汉文小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却又有别于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所出现的小说表现方式。总之，汉文小说是东亚各国汉文学与民族文化因素相结合的艺术结晶，其中既表现出东亚各国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思维特征，同时又具备艺术表现的相对独立性，与中国文化有密切联系又能自成民族文学之一体。
东亚汉文小说艺术表现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完全借用中国的传统小说形式来展示和演绎本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并彰显出各国本土的道德理念、审美情趣及政治价值观，从而在不断地接受与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汉文小说的本土特色。各国汉文小说与中国小说相比较，可以说是基本形式相同，但是表现内容有异，这体现在东亚汉文小说创作的各方面，如人物描写、情感抒发、叙事节奏、细节表现等等，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异域社会生活的特色。东亚各国的汉文小说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倾向和审美特点。比如朝鲜汉文小说在叙述情感故事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对于男女爱情的描写，细腻曲折，佳作迭出，这一传统直接促进了朝鲜文学长于抒情的特色的形成，其影响力至今不衰。日本汉文小说中更热衷于用雅驯的语言来表现市井社会的千姿百态，对江户和京都等城市的文化生活有着全方位的展现，而市井细民的喜怒哀乐也在汉文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而像《三国演义》、《忠义水浒传》这样的通俗汉文小说在日本长期流行，多次得到改编，有些改编本的故事情节也彻底日本化，深受日本读者的欢迎。而越南汉文小说擅长讲述历史故事，越南汉文小说家经常以史家的传统意识来观照历史，撰写史传类小说，实叙多而虚构少，故其汉文小说更接近于史传文章，显示出典雅的语言风格，在内容表现方面也偏重于朝廷实录，对于越南城乡社会生活缺乏全方位的观察写照。
总体上看，东亚各国汉文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各有千秋，但其本土特色的形成过程都围绕着融合汉文化及改造汉文小说这一轴心展开。因为各国文化背景不同，汉化的进程各异，深浅有别，故而其本土特色的形成过程也有所不同，所呈现的本土特色自然就千差万别，这是在考察和分析东亚汉文小说的时候必须注意的。
注释：
①《和汉三才图会》，又名《倭汉三才图会》，是由医生出身的寺岛良安编纂的日本首部百科辞典。从其命名不难看出其脱胎于我国明朝王圻主编的《三才图会》。全书105卷，涵盖天文、地理、人物、动植物等多方面内容，1713年首度出版。
②参见曹喜雄《乐善斋本翻译小说研究》，韩国《国语国文学》第62、63合并号，1973年版，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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