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特征对未成年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子女教育论文,特征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家庭教育消费作为教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家庭教育消费是指个人和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消费支出，根据消费对象又可以划分成两大块：成人教育消费和子女教育消费。前者是成年的个体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购买学习资料和参加各种培训的费用支出，后者是父母及长辈对未成年的孩子参加各种义务和非义务教育阶段读书学习的费用支出。我国的未成年人教育消费问题一直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热点，这种家庭教育消费有着自身的特点。一是消费的效用非常大，我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加之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子女的教育支出被家庭摆在消费的重要的位置，被视为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首要。因素，无论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很大的正效用。二是消费方式的特殊性，消费的费用提供者是家庭，而服务接受者是子女。由于这两个特点，家庭教育消费的运行，就有它的特殊性。但是，总的来说，子女教育消费是各个家庭关注的首要问题，子女的教育费用支出事实上已占去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成为现代家庭的第一消费。
国家的教育管理体制、相关政策对各阶段的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不同于完全付费制度的高等教育，我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义务教育[1]，特别是今年，政府把小学到初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纳入财政支出体系，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但是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来说，子女幼儿园和高中阶段（技校、中专）的费用还是必须支付的，而且在义务教育阶段，也有一些其他的教育消费支出。一般说来，家庭教育费用由四部分构成：一是直接用于正规学校学习的各种费用，包括学杂费、工具书等；二是住校学生所需的住宿费、生活费等；三是部分家庭为了让孩子进入理想学校而支出的选择学校费或赞助费用等；四是部分家庭为发展孩子的其他特长在社会上参加培训和学习（如学舞蹈、书法等）的费用支出。各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情况，子女教育支出的情况又有不同。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支出的决策呢？教育支出的各子项的构成和家庭特征有什么联系？子女教育支出会呈现什么样的未来趋势呢？这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仅就家庭特征这一主要方面，对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家庭特征由家庭构成、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等显性层面和家庭文化、父母特质等隐性层面组成。本文认为，家庭特征对子女的教育支出有着明显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图对家庭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教育支出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期对进一步的研究抛砖引玉。
二、家庭特征的显性层面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
1.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家庭结构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家庭人口要素——家庭由多少人组成，家庭规模大小，如多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主干家庭（祖父母、父母与子女三代同堂）和核心家庭（父母与子女组成）等；家庭模式要素——家庭成员之间怎样相互联系，以及因联系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家庭模式，如完整家庭（父母双方与未成年子女组成）和残缺家庭 （离异的父母一方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等。Sandefuret al.(1992)发现剔除收入因素外，家庭结构与子女的中学完成率之间存在联系。母亲一般更加愿意为子女的未来发展做出自己的牺牲，因为母亲一般来说对子女的期望要相对的高一些。因此如果是单亲家庭的话，一般而言，单亲妈妈比单亲爸爸在子女教育上的消费愿意更加强烈一些[2]。如果家庭里面未成年孩子多的话，每个孩子能得到的教育消费就会减少，甚至某个孩子要放弃受教育的机会，这种现象在我国农村家庭里面很常见。另外，如果家庭中长辈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提供未成年子女更多的教育经费，有些祖父母和其他亲人愿意资助孩子的教育。
2.家庭收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关心孩子将来获得成就的能力和潜在的赚钱的能力，在孩子的教育、技能、健康等上面的支出都将提高孩子的人力资本。Hill和 Duncan(1987)发现家庭收入水平对子女的教育和职业选择都密切相关[3]。Haveman和Wolfe(1994)通过实例总结出家庭财政状况与孩子的受教育程度正相关。Haveman、 Wolfe以及Spaulding(1991)在探讨影响中学学业完成情况的因素时发现，家庭贫困的孩子从中学毕业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小些[4]。
我国目前家庭的收入对教育消费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家长为孩子交纳择校费、补课费等主动性消费渐成风气，而且随着学校教育收费逐年上涨进一步引发子女教育费用的上升。2005年8月普通小学学杂费同比上涨了55.2%，比年初上涨了12.5%；普通初级中学学杂费同比上涨了47.9%，比年初上涨了 9.0%[5]。高收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除了在校教育的支出以外，还有补习班、兴趣班、家教等课外教育支出，对特长教育情有独钟。“少年留学生”成为高薪家庭的教育消费趋势。家庭条件优越的父母倾向于送子女去海外留学，并且认为高中毕业后到国外念大学是最佳选择，在他们看来，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开支。
3.父母学历。父母的受教育经历以及他们从自身的教育程度获得的回报的经验将促使他们加大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意愿。一般来说，受教育层次高的父母倾向于认为投资子女的教育将获得极大的未来收益，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教育的受益者。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Becker和Tomes两位学者研究发现，高学历水平的父母可能预料到子女在学习上的天赋和将来的收益，因而更加愿意投资子女的教育[6]。这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并且得到了多位学者的证实。Haveman(1991)发现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学历越高，对子女将来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有着显著而积极的影响[7]。Ribar (1993)研究出了一个联合决定模型，该模型可以说明随着父母教育程度的提高，子女的中学毕业率随之提高，而父母和子女子共度的时间减少[8]。根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全国30个省、区、市进行了1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家庭教育支出的费用与父母的文化高低有绝对的正相关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其人均教育支出越多。其中，父母文化程度是大学及以上的家庭，人均一学年教育支出3050元，约是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支出 （2072元）的1.15倍。但其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却呈现反向变化，即文化程度越低的家庭，其教育支出的比重越高。如在小学程度的家庭中，教育支出的比重比大学程度的家庭多 2个百分点[9]。
4.父母职业。父母的就业情况对子女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也有相关性。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父母的职业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回报率的看法。Haveman et al(1991)和Ribar(1993)都提出母亲的职业与子女的中学毕业率之间有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子女少年期更加显著。父亲的职业与子女的中学毕业率的相关性则没有那么明显[8]。1999年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抽样调查，发现父母职业的背景不同使家庭对教育的认知程度存在差异。按每百户家庭中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子女比率看，父母为司局级干部的家庭最多，其次是处级干部家庭，依行政级别降低而递减。高级工程师家庭位于二者之间。在司局级、高级工程师和处级这三类家庭中，每百户大学生拥有率为10-11人，而最低的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运输人员的家庭每百户仅为1.19人和2.15人。从家庭供养学生的承受能力看，不同层次的家庭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是不同的。处级干部、技术员、工程师职业的家庭，其家庭投入程度最高，他们愿每学年付出5万元以上供子女上学的家庭比例最高，分别占到1.16%、1%和0.18%[9]。
三、家庭特征的隐性层面对子女教育支出的影响
上述四种典型的家庭特征主要从物质的层面所作的考察所得到的，具有一定的刚性，组成了家庭特征的显性层面，决定着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能力和取向。家庭特征还有一个隐性层面，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1.家庭文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文化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家庭文化既浓缩了社会文化，也体现了家庭独特的个性。由于任何家庭都处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家庭文化便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我国幅员辽阔，地域特色差异明显，在教育上也呈现出东西中三种不同消费特征。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水平比较高，家庭收入也相对较高，家庭文化比较民主、开放，实用性思想比较浓，在给孩子选择教育消费方式的时候，可能更加侧重于经济思维养成、职业素养的提高。我国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的家庭文化，受楚文化影响，人文色彩比较浓厚，传统道德作用较大，子女的教育注重培养的是一种“读书人”思维，追求一种求学的境界。我国西部省份从经济上来说相对比较落后，民风比较淳朴，家庭文化上比较注重权威和传统，体现在子女教育上也重视当地传统的传承，教育手段比较单一，教育水平还停留在初级的层面。
2.父母特质。如父母的价值观、气质、责任感等。事实证明，在剔除家庭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父母的特质对子女的教育消费投入常常发挥出人意料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父母是这种价值取向的话，就算经济条件差，也会千方百计想办法给孩子创造好的教育条件。教育会挤占其他家庭消费，成为家庭的第一消费，优先消费。而受“读书无用论”影响的父母相反，除了完成相应义务教育以外，就不太热衷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了。
另外，父母的气质和责任感也会投射到对子女的教育消费上来。理性而富有责任心的父母会谨慎的选择适合孩子教育的形式，科学的投资教育。而缺乏理性却富有责任心的父母，对孩子教育形式的选择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可能是看到别的家长怎么做就怎么做，例如给孩子请家教，购买学习用品时的跟风行为，不太关注教育的实际效果。
四、家庭特征影响下的家庭教育消费方式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对未成年子女教育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又是复杂的。在家庭特征两个层面的作用下，我们可以将目前家庭教育消费进行划分，有以下两种方式：
1.一般方式。教育消费的一般模式主要受到家庭特征的显性因素影响，即家庭完整度、家庭收入、父母学历、职业阶层和教育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成正比关系，这种教育消费方式代表着我国绝大部分的教育消费类型。
2.高级方式。教育消费的例外方式主要受到家庭特征的隐性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文化、父母特质等。这些因素突破家庭物质层面的因素的束缚，是一种能动性的体现。某些高收入家庭并不重视教育，而贫困家庭则宁愿牺牲其他生活消费来满足孩子的受教育需求。“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越来越多的并不富裕的家庭会千方百计给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消费。
五、未来家庭子女教育消费的发展趋势预测
通过以上对目前我国家庭结构影响下的子女教育消费的分析，我们认为未来家庭子女教育消费将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对子女的初级、中级教育消费的投入在整个教育消费体系中比重加大。随着家庭结构的稳定，家庭收入的增加，父母更加注重子女人力资源的开发，从小抓起。当前我国的教育消费还是随着学历的增长而加大，呈现出“倒金字塔”形状。未来更多的父母会认识到，孩子的中小学阶段是形成人力资本的萌芽阶段，基础打好，未来的发展潜力才能更大。因此，在子女的教育支出结构将会发生变化，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消费板块重心会逐渐下移。
2.家庭结构对子女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将得到淡化。无论是完整结构的家庭还是单亲家庭，无论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面临未来人才竞争的挑战，都会加大对子女教育消费支出的力度。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家庭结构对未成年子女教育的投入额度的作用降到较低的程度。
3.父母特征对子女教育消费中的影响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父母的职业特征、学历特征和收入特征将直接作用于子女的教育消费理念。高学历并从中获益的知识型父母将把自己的经验投射到子女身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有针对性的发展子女的潜能。高收入的父母更有能力让子女接受更优质的教育，如特长教育和国外教育。
4.未来家庭将更多的为特色教育买单。未来教育更加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综合素质，特色的教育模式将应运而生，并得到家长的支持。家长对孩子的培养更具理性、长期性和规划性，逐渐摒弃了“盼子成龙，盼女成凤”的传统观念，为孩子教育投资时，首先考虑子女的兴趣，然后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对社会需求的判断，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成才渠道。
5.学习型家庭将越来越多，父母与子女共同接受教育消费。孩子的系统知识来自学校，但决不能忽视孩子取自家庭的智慧与知识。要想营造一个学习型的家庭，必须提高家庭生活的文化内涵、知识内涵。家庭的隐性特征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积极和谐的家庭文化和富有素养的父母本身就是孩子最好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