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分析与展望——宏观经济、西部大开发及国有企业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宏观经济论文,大开发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的宏观经济：新一轮增长已经启动
始于1993年的宏观调控（即收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使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免了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数次大起大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强烈冲击。自1996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启动经济政策，希望实现经济的“软起飞”，并逐渐加大政策力度。从2000年开始，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过程。
1.2000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走势
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摆脱了前几年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势头，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其他各项重要指标也都显示出较好的走势。
(1)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趋势向好。一是增长指标。一至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621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8.2%，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8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长2.2%，第二产业增长9.8%，第三产业增长8.1%。今年前三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8.0%、8.3%、8.2%，季度之间发展比较均衡。一至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70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6%，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3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0042亿元，同比增长26.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8.3个百分点。二是物价指标。市场价格水平略有上涨，今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0.2%，而上年同期为—1.6%。受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上涨，三季度上涨4%，分别比二季度和一季度高1.3和3个百分点。三是进出口指标。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一至三季度，进出口总额3454亿美元，同比增长35.7%。其中，出口增长33.1%。四是消费指标。消费品市场持续保持旺销，一至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336亿元，同比增长9.9%，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3.6个百分点。五是投资指标。2000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完成13470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4.8个百分点。
(2)居民消费和企业信心都有所增加。调查显示，2000年上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和企业信心指数都出现了平稳而明显的上升，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改善，将促进居民消费和社会投资逐步活跃起来，并对未来几年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产生重要作用。很有意义的是，国内消费需求已初步有了较为明显的增长。以全社会商品零售额计，2000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增长8.2%的贡献度约为4%，明显超过了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度。
(3)企业效益好转。企业的亏损明显减少，利润总额达到了90年代以来最高水平，1～8月累计，企业实现利润2418亿元，同比增长1.1倍。三季度工业企业产销衔接继续向好，产销率为98.1%，比上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2.对明年经济形势的预测与分析
(1)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持续。中国经济此次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持续3年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的情形看，民间投资的回升仍然不够理想，投资的增长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投资。因此，在预测中国宏观经济未来走势时，一个重要因素，是继续执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还有余地。在目前的债务负担下，中国政府还有多大的余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财政的债务收入和债务支出都增长很快。不仅如此，最近几年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有较快增长。1999年，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35.3%，较上年增加了近2个百分点。不过，债务支出占新发债收入的比重有明显下降，1998年这个比值为71%，1999年降至47.6%。另外，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也不算高，1998年底仅为13.8%，按国际通行标准，仍有一定的发债余地。因此，未来几年仍有可能继续实行较为温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2)明年经济形势预测。许多专家认为，此次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不是暂时性的，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之中。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预测，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较明显地超过上年，达到8%左右，2001年经济增长仍能保持在8%或更高一些的水平上。一是投资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0年和2001年将分别达到33520亿元和36970亿元，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7%和8.6%，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2.2%和10.3%。投资增长率较明显地快于前几年，为中国经济今后几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二是价格保持回升势头。由于持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一系列促进最终需求的各项政策将起到较为明显的需求拉动作用，同时受到国际石油市场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影响，预计2000年和2001年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年变动率将分别为-1.0%和0.3%，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率将分别为0.6%和1.0%。三是消费继续回升。预计全社会商品零售额在2000年和2001年名义增长率分别为9.8%和10.7%，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9%和10.3%，与前几年相比，呈现进一步回升的势态。四是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对外贸易方面，2000年的进出口增长速度都较明显快于前两年。2001年进口增长速度将继续快于出口增长速度，出口仍能保持较快的正增长，而且对外贸易的总体格局仍将会有一定数量的贸易顺差，但由于上年基数的关系，2001年进出口的增长速度都会低于2000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0年秋季报告》。）
3.中国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1)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为了使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还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要特别注意防止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因为导致通胀的因素的确存在。一是油价处于高水平。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对国内石油及相关商品价格的冲击影响会波及各种中间产品价格上升，造成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压力。二是投融资体制改革远未到位。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推进较慢的一个领域。近几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政府国债投资，导致投融资体制具有了更多的计划经济色彩，形成经济回升过程中促使价格上涨的因素。目前，各地争投资、上项目的“热情”仍然很高。三是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通涨压力。连续数年向商业银行增发的大量国债，如果最终导致中央银行超常增发基础货币，则会形成价格上涨压力。较多的国债投资项目如果最终效益不佳，也会造成财政状况的恶化，导致价格上涨压力。
(2)企业效益改善并不稳定。今年以来，工业利润成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和市场价格作用的结果，利润仅仅集中在少数行业、地区和企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管理、提高竞争力等内在因素的作用还不明显，工业效益大幅提高的基础并不牢固。
(3)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将影响消费增长速度。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和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发展水平更为滞后，这种滞后影响了拥挤在有限农业土地上的过剩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步伐。长期看，如果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工业增长和消费增长都将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4)非国有投资的回升仍然不够理想。虽然目前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速度较前几年有所加快，但是其增长率仍然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依靠政府投资启动经济的方式不能持久下去，如果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不能启动，目前经济增长回升的势头就难以保持。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设想和政策框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开始考虑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最近两年，进一步提出了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1.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1)自然条件差。中西部的自然条件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西部，高原、荒漠、雪山等不宜居住的地区和不可耕地占有很大比重，发展农业的条件远远差于东部地区。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难度也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因此，从历史上看，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前30年这个时期，由于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有较多投资，推动中西部经济以较快速度发展之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一直慢于东部地区。
(2)商品经济意识差。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密集，人均耕地少，不可能依赖土地生存，因此历史上就有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例如，浙江、江苏省，近几百年商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广东、福建省，在海外有许多华侨。普遍的商品经济意识，有利于东部地区抓住开放的机遇。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相比，商品经济的意识有较大差距。
(3)中央政府投资减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内，中央政府对中西部的投资比例较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主要的工业建设项目向中西部布局，在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基地。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中西部地区占全面投资的比重上升到64.7%，其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比重上升到34.9%，这是迄今为止西部投资超过东部和中部的一个时期。此后10年，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转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0～1985)，政府将一大批重要的项目布在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投资的比重达到47%，超过中西部。此后5年，沿海地区投资所占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到51.7%，中西部投资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40.2%。90年代前5年，这个趋势仍在加强，东部地区投资所占比重高达54.2%，而中西部地区降至38.2%。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逐步强调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问题。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将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并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中西部地区投资所占的份额开始有了轻微的上升。
(4)外商直接投资少。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地区。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沿海地区的占90%以上。90年代以后，这一比重略有下降，但总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变，在沿海地区的投资，累计仍占全部投资额的88%。
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主要原因：一是整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主要在沿海，这些开放地区政策优惠，投资环境较好，是外国投资者的首选区域。二是来中国的投资者中，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比例较高，因此倾向于选择在出口方便的沿海地区。三是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及其他国家的华人投资者，绝大多数祖籍是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有在其祖籍优先投资的愿望。四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在沿海地区建设的国有大企业较少，计划经济的遗产较少，容易形成利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环境。
2.中西部经济的特点
(1)资源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高。由于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投资建设的一些采掘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大项目，因此，中西部的工业中，资源开采和重化工业的比重较高。在40个工业行业中，中西部地区产值比重较大的行业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制品业，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纺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采选业，烟草加工业等。这些行业大多属于增长速度缓慢、加工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尤其是采掘和原料工业。很明显，这种行业结构特征是导致近年来中西部工业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型企业较多。与中西部资源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高的特点相关联，中西部大型企业相对较多（见表1）。由于改革以来中小企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大企业，因此大企业比重高，尤其是处于传统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中的大企业比重高，是中西部工业发展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1
1997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规模结构比较
单位%
全国中西部地区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工业增加值
43.9
13.3
42.8
47.4
12.040.5
全部职工人数
30.3
17.1
52.6
33.1
16.550.4
固定资产净值
53.0
15.8
31.2
57.3
16.530.8
利税总额60.8
10.8
28.4
67.29.323.6
资料来源：魏后凯主编：《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国有经济比重高。中西部地区工业的主体，大部分是新中国建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改革开放之初，中西部工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就高于其他地区。1980年，中西部地区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国有工业超过80%的就有9个省区（黑龙江、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最高的甘肃省达92.2%，几乎是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注：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80年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东南沿海地区非国有、非公有经济迅速崛起之时，中西部地区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虽也开始萌动，但强度远弱于东部。1992年，当全国非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到51.5%，东部浙江、江苏两省非国有工业已占到74.1%和71.8%时，中部和西部非国有工业的份额仅占38.90%和33.29%，青海和西藏甚至不足20%。（注：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1982～1992年，全国非国有工业的份额上升了23.26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仅分别上升了16.4和18.2个百分点。到1997年，东、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出的份额，分别为80%、69%和53%。改革以来，非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严重制约了中西部的经济发展。
(4)出口商品比重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商品出口增长很快。但中西部出口商品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中西部地区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1992年为17.5%，1995年为12.8%，1997年为10.9%，到1999年已经降至8.6%。
3.中国政府开发中西部的政策框架
(1)基本战略：选择重点，以点带面。国内外关于中国中西部发展战略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点，认为西部地区地域广大，不宜全面大规模开发，而是集中几个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和地区。中西部地区虽然整体上经济、科技发展落后，但某些大城市的科技潜力在全国名列前茅。一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教学科研人员的数量排名全国前列，例如西安、成都、重庆三个城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数量排名全国前10名之内。二是一些机械电子行业和军事工业，西部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在西部建立了一大批技术先进企业。例如，飞机制造业、航空工业、光学工业、通讯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和设备制造等行业，中西部都有较强的实力。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十五”期间(2001～2005)，西部大发展的战略将是“依托欧亚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有重点地推进开发”。按目前的初步设想，将选择现有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的一些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作为重点开发区域。随着中西部投资环境的好转和对外资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中西部这些重点城市所具有的科技实力较强、产业基础较好和相对低廉的成本等优势，将对国内外投资者产生更大吸引力。
(2)正在执行的政策框架。自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鼓励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鼓励外商向中西部投资。对于向中西部投资的国外投资者，在进口关税、设备条件、允许进入的行业、所得税减免等方面，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最近公布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规定，凡投资于该目录中所列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技术、配件和备件，都可免征关税。二是政府加大对中西部的投资力度。自1997年以来，中央政府预算资金投入中西部的比例有明显增加。1993～1998年，国家预算资金投向中西部的比例，由41.5%上升到51.5%。尤其是西部，由于陆续开工了一些大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的投入比例增长更快。1998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占中央预算内资金在全国投资的比重，由1996年的18.7%上升到23.74%。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17项，中西部重点工业项目占全国的60%。中央投资在西部兴建大项目，也带动了更多的民间资金投入中西部。2000年前三季度，中部和西部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9%和18.4%，远远高于东部5.1%的增长速度。三是加强东部地区对西部建设的支援力度。90年代中后期，中央要求东部地区各省市，要加大对中西部发展的支持力度。每个东部省和直辖市，都对口支援一个或两个中西部省、区或直辖市，帮助它们建设数个急需的项目。
(3)正在拟定的政策框架。2000年5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开发办公室，统筹制定新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政策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将很快公布。政策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注：根据2000年10月国务院西部办在成都召开的“西部论坛”提供的资料汇总。）一是中央增加对西部的资金投入。中央准备，要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建设资金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比例，在能源、交通、资源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和军转民等领域中，凡是西部有优势的项目，优先安排在西部。二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倾斜。三是加大信贷力度。中央政府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商业银行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贷款。四是税收优惠。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征企业所得税。对新建的交通、电力、水利、广播电视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期内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五是土地使用优惠政策。退耕还林者可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林草所有权，土地使用权50年不变，期满后可以申请续期，可以继承和有偿转让。六是扩大对外开放。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给予西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服务业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扩大西部地区以BOT方式利用外资的试点，允许外资项目开展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项目融资。西部重要旅游城市实行落地签证，鼓励发展边境贸易。
4.有利于中西部加速发展的其他因素
(1)扩大开放将推动中西部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西部有较多的大型国有企业，目前仍然在中西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企业的增长速度慢于沿海地区的国有中小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西部经济加速发展。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按照目前的安排，国有企业要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可以出售国有股，非上市企业可以出售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很明确的。但是，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速度并不快，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缺乏有实力的投资者。加入WTO之后，中国将考虑制定有关的政策，鼓励外商以收购、兼并的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这将大大加快中西部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从目前的政策取向看，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一是证券市场扩大开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允许成立中外合资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这两个方面正在操作之中。二是国有资产的评估方式更加市场化。中国以并购方式吸引外资，首先要解决并购过程中国有资产的评估问题。以往中方要求主要按资产重置法评估（即目前购买这些资产需要的资金数额），但外国投资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希望按照市场经济中的评估方法，由独立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三是企业中职工的安置问题。由于在国有企业中存在较大比例的冗员，外国投资者考虑收购、兼并国有企业时，首先提出较大规模的裁员要求。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往往很难答应这个要求。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建立更加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解决国有企业冗员的安置问题，推动国有企业以并购方式吸引外资。
(2)西部地区与相邻国家的经贸关系可望有较快发展。西南与西北地区有较长的边境线，分别与南亚、中亚和俄罗斯接壤。中国“入世”之后，与邻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会得到较快发展，有益于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依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底的预测，21世纪的前3年，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首推中华经济圈，其次就是南亚地区，其中印度将保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几个国家将维持4%～5%的增速，经济增长会带动南亚各国需求的扩大，从而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南亚国家中，印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1990～1999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增长了7.53倍，而同期中国的贸易总额仅增长了3.12倍。1999年，中印贸易额为19.88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额为11.62亿美元，从印度的进口额为8.26亿美元。
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个“斯坦”国的经贸关系虽然规模不很大，但具有突出的特点。①“边境贸易”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的逐渐缓和，中苏（俄）双边贸易及中国与哈、吉、塔三国的经贸关系得到较快发展。其中边境地方贸易的发展尤为迅猛。以中俄贸易为例，199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76.8亿美元，其中边境贸易占到80%的比重。1993年以后，中俄贸易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两国政府为了提升双边经贸水平，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支持措施，双边贸易关系处于恢复和发展之中，边境贸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2000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西部发展论坛”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进一步鼓励发展边境贸易的政策。②经济的互补性强。中国对俄罗斯和中亚三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鞋帽伞等，蔬菜、水果等植物产品等。主要进口商品是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矿产品等。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都提出了以资料换资金、换技术的战略，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具有长期的发展前景。
概括地讲，西部地区与相邻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互补性强于替代性。因此，中国“入世”将有利于西部地区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
5.结论
中国政府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将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但由于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诸多方面的明显差距，在最近几年，尚难以达到使中西部增长速度快于东部的目标。1999年，虽然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已经执行数年，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发展速度仍然有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GDP增长8.1%，中部地区增长7.4%，西部地区增长6.2%。继续表现出东部快、中西部较慢的特征。因之，“十五”计划期间，将地区发展政策定位于防止东中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是明智和现实的。
三、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的最新进展
1.国有企业脱困的成效
从一些数据和情况看，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脱困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2000年的进步尤其突出。
(1)国有企业整体经营状况改善。据国家统计局工交司调查的5.8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追踪监测结果显示，199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于1998年，也好于1997年。5.8万家企业盈亏相抵后并实现利润967亿元，比1998年增长77%，比1997年增长20%。全国30个省、区、直辖市，有近90%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增利或减亏，已有20个实现了净盈利，比1998年增加了3个。除军工、煤炭外，大多数行业的亏损额下降，部分行业效益明显改善，纺织、建材和有色金属行业已经扭亏，40个大类工业行业中，已有25个整体上扭亏为盈，比1998年末增加了6个。
(2)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好转。1999年，中国1.1万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482亿元，比1998年增长1.4倍，其中，盈利企业实现盈利975亿元，比上年增长24%；亏损企业减少15%。
(3)部分亏损企业实现扭亏。重点企业扭亏为盈有明显进展，1997年底亏损的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到1999年底，已有3211户实现扭亏，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进一步好转。截至10月底，1997年底亏损的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有4098户企业实现脱困，脱困率达到62.1%。2000年前10个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1828.7亿元，同比增加1.35倍。可以有把握地说，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脱困的目标能够完成。
2.国有企业状况好转的不稳定性
1999年，国有企业脱困工作取得了上述成效，但是，下面两点应该给予关注。一是改革的成本较高，因此这种改革方式的可持续性有待探讨；二是外部环境好转对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有明显影响。
国有企业脱困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各项政策的“含金量”，有些政策的含金量还很高。新增加的利润额中有相当部分得益于国家核销呆坏账、降息、债转股、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的实施。例如，从1995年到1999年，8家国有银行累计为国有企业核销呆坏帐1500亿元，按贷款利息平均10%计，仅此一项，每年就减少企业利息支出150亿元。2000年上半年，企业利息支出额为900亿元，同比下降5.5%，考虑企业流动资产增加相应增加利息支出因素，降息使企业减少支出、增加利润约150元；实施债转股企业4月1日起停息，约减少企业支出60亿元左右；截至6月中旬，出口退税额同比增加1.3倍，相当于向企业返还利润约200亿元。再如，为了压缩生产能力，政府也给予较多的资金支持。为了鼓励纺织行业压锭，政府给予较大力度的补贴，企业每压1万纺锭，中央和地方财政要给予300万元资金支持。最近两年，共压缩了900万纺锭，财政直接支付的资金就达近30亿元。对于直接因压锭而下岗的纺织企业员工，政府还提供允许提前退休及其他优惠政策，据测算约有6万纺织职工享受了这项政策。
1999年以来，企业外部环境有明显改善。一是国际市场油价有较大幅度上涨，使石化行业盈利水平大幅度上升，1999年石化行业盈利占整个国有企业利润的1/3，在国有企业增加的效益中占有较高的权重。二是国家实行“关停五小”的政策，主要涉及小企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市场环境。三是国家继续实行扩大投资的政策并加强力度，为石化、钢铁、汽车、电力等行业国有大企业提供了较大需求。四是政府加大了打击走私的力度，净化了国内市场，使国有企业收回了部分原来被走私品占据的市场。五是一些行业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有较大幅度下调，例如棉花价格与90年代中期高价位时相比，回落了近40%。
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效益状况的好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上述有利因素有些可以而且应该持续下去，例如，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打击走私等；有些因素则可能出现反复和变化，例如，国际市场价格、政府支持改革的财力、地方小企业的生产状况等。因此，国有企业要长期保持竞争力，不能企求于上述因素长期存在，而是要进一步推动改革，使企业效率有真实的改善。
3.国有企业改革的渐进性和长期性
对比“十五大”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后国有小企业以多种形式迅速放开搞活的实践，“四中全会”之后，大中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并没有迅速推开，表明国有大型企业产权结构的改革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渐进过程，限制的因素主要不是传统观念，而是两大现实困难：一是缺乏足够的非国有投资者，二是财政和社会对集中改革的承受能力不足。
(1)非国有投资者的能力问题。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看，当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和就业规模仍然很大时，对大型国有企业集中进行产权结构多元化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些年，我们放开搞活小型企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缺乏有能力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的投资者的现象，即“没人买”。问题并不像有些观点认为的那样简单，认为主要是价格问题，好像只要放开产权市场的价格，当国有企业的资产价格落到较低水平时，总会出现足够的投资者，完成对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改革。这种思路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当卖方和买方悬殊过大时，要求短期内完成交易，必然导致资产价格被不合理的压低，导致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的过度不平等。二是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股权，并不一定能带来企业效率的改善。因为企业内部有效治理结构的实现，既需要产权结构的调整，也需要出现有动力、有能力监管企业的投资者。一些东欧国家将国有企业的股份无偿平均分给全体公民，可以看作是这种思路的一种极端实现形式，但从其总体效果上看，并无助于改变企业的行为和效率。
一般而言，能够使大型企业形成有效治理结构的非国有投资者，在一个国有企业占有很大比重的国家，一定是一种稀缺资源。首先，非国有投资者的投资能力不足。对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资产数额的测算有不同方法和结果，但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5万亿元以上（当然也有人会争论，认为按市场价值评价，国有企业的资产净值要低得多），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国有投资者成长很快，但面对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要使其产权结构多元化，非国有投资者的投资能力仍然明显不足。其次，对大型企业来说，产权结构多元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出资人行为不到位这个关键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广泛而分散的投资者，例如资本市场上的散户，不能以投资者的身份对企业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用脚投票”的监督机制即投资者根据企业业绩决定是否投资的机制，在中国目前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而能够进行大额投资、在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本总额中占有显著份额、从而能够从维持自己资产收益的角度真正关心企业效率改善的非国有投资者，在中国更是稀缺的资源。
因此，虽然我们寄希望于对外开放后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寄希望于国内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寄希望于国内非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些条件的形成，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推动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力量仍有待于较长时间的积蓄和成长。
(2)财政对改革的承受能力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速度的快慢，要受各方面承受能力特别是财政支持能力的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对财政支持的要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解决企业社会负担问题和承担处理企业债务最终损失问题。
关于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养老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在“下岗”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取消之前，失业保险中的一部分表现为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目前制约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工作的主要因素。以失业保险为例，就可以看出改革引起的社会保障需求及对财政的巨大压力。国有企业改革会从两个方面产下生岗、失业问题，一是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企业要裁减冗员；二是破产企业和被兼并的企业有大量职工下岗和失业。对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过程中需要继续裁员的数量，一般估计在1200万到1600万之间，也有观点认为会达到2000万人以上。假设在较短时间内如2000年内快速推进企业改革，集中解决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即使按保守的估计，裁员1200万人，加上以前结转下来的约600万人，再减去以各种方法实现再就业的500万人，会共有1300万人需要领取失业保险。过去几年，每年实际领取下岗基本生活保障金的约有500万人左右，其中少数人还不能足额领取。如果净增800万人下岗，按每人每年3000元计，需要财政增加支出240亿元。如果裁员人数更多，财政的负担就更重。养老制度和医疗制度改革的问题更加复杂一些，既有新发生的费用，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拖欠问题及隐性欠债问题，后者处理起来更困难，甚至欠账的情况在某些地区都不很清楚。总之，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不考虑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和财政的承受能力。
关于企业社会负担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着较多的社会职能，包括自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益机构等。据估计，目前国有企业办的学校约占全国学校的1/3，企业医院的病床，约占全国病床的1/3，企业用于办医院、学校等的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4%～5%。这些社会负担已使国有企业在与其他类型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严重的不公平状况，也成为国有企业吸收其他类型投资的重要障碍之一。分离上述社会负担需要政府支付成本。据估算，企业办中小学约1.7万所，在校学生约732万人，教职工63万人，按全国生均教育经费873元／年计算，将企业所办学校交给政府，政府需要每年支付约64亿元。企业办医院7292个，床位60万张，工作人员79万人，按县级以上医院人均3916元／年、县级以下医院人均3301元／年的补助标准，将企业办医院交给政府，需要财政补助31亿元。两项相加，分离企业所办学校和医院，财政每年需增加支出近100亿元。
关于债务处理能力。债务处理能力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突出困难，是影响国有企业改革速度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加较快，从1978年到1999年9月，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从1895亿元增加到93390亿元，其中国有企业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为58%，占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更高，国有企业贷款的质量对金融机构贷款质量的影响十分明显。
由于国有企业的贷款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很高，因此国有企业债务问题换一个角度，就是银行系统的风险问题，最终是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和宏观经济稳定问题。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债务问题严重，集中处理可能影响金融与经济稳定大局，因此政府对处理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始终采取谨慎的态度。从目前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设计、金融稳定的压力和财政对不同支出项目急迫性的排序等许多方面的安排看，似乎还没有将集中大规模处理国有企业债务问题提到优先地位，在短期内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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