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蝴蝶》的思想超越与语言内省———个历史的和解构主义的细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蝴蝶论文,主义论文,思想论文,语言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回溯历史的钥匙，也是《蝴蝶》的钥匙 在叙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人们渐渐开始淡忘一些东西。这似乎是没办法的事情，时光荏苒，岁月累积，有的东西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作家张贤亮的去世，才使人们忽然意识到这代作家已经剩余不多，即或还有也已是耄耋之年了。很多问题已经被淡忘了——比如，他们的文学成就究竟几何，应该如何评估，在日益变化和面目全非的当代文学史格局中，这代作家曾经轰动一时的那些创作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似乎已没有人有兴趣回答这些问题。 但假如时光回溯，让我们回到百废待兴的20世纪70年代末，会更能理解那时尚处于中年的这代人，他们被迫抱以青春的激情出现在历史拐弯处的种种不得已。在关禁了将近二十年之后，他们再度“归来”，再度与“人民”一起“胜利”，并重新获得了“曲折道路”中的“光明未来”。有的复出诗人用了很大的口气发出了“我是青年”①的呼喊，甚或还有“马群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②的诗句。前者的意思是要用中年的肩膀承担起青年的使命；后者则更为过分，所表达的“忠诚”之意有肉麻之嫌：虽说政治虐待了我，而我却依然热爱着这政治。如今看来这些表达都不够得体，浮泛的热情要么虚假，要么显得愚蠢，根本没有看到那时人心的危机、历史的循环以及人性的更深黑暗。但不要忘记，对这代人来说，这就是某个历史的关头和起点。 如何来看待这代作家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在谱系学的意义上，他们早已经被列入了“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知识架构之中，被格式化和概念化地编订和处理，被当作了重要但又迅速翻过的一页。简言之，谁也没有说他们不重要，但到底有多重要，他们的文本在文学性的意义上应做何判断，却多属语焉不详。遥想最初的若干年，他们确曾被充满激情地叙述过，因为他们的文学形象不止是那时人们谈议的话题，甚至也是改革和社会意识变化的推进剂。但不幸的是，他们很快遭逢了“新潮文学”迅猛崛起的年代，宽广而多维的文化学与人类学视野迅速代替了窄狭僵化的社会学视野，洞烛幽微的精神分析很快取代了“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③，各种结构主义与“新小说”的叙事观念很快取代了单调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复杂的文化寓言、历史寓言与人性寓言的构造取代了“再现生活真实”的老套子，甚至也取代了放脚式的“准荒诞派”的常用技法……他们的雄心壮志还未等完全变成现实，历史就翻过了新的一页——张贤亮曾经宣布要推出的“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在只发表了《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后就草草收场了；王蒙在稍后推出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虽然也是试图描画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但确没有企及钱钟书《围城》所达到的讽喻效果与高度。如同在“刷新”过快的电子时代老式计算机会很快过时一样，在新观念的涌动与新方法的风靡之下，虽然这代作家也曾试图将寓言的、意识流的、荒诞与喜剧的因素融进其写作中去④，但与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相比，这些新元素是那样地稀薄和不协调，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又是显得那样生硬和笨拙。 显然，由王蒙、张贤亮、刘心武、谌容、宗璞，甚至高行健为代表的这代曾才华超群的作家，很快被贾平凹和王安忆、莫言和残雪、马原和扎西达娃、余华和苏童们取代了。在并不持简单进化论观点的我看来，这个年代的文学变革其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起点——现代性得以真正确立的标志。因为在他们之前的当代文学，甚至连现代文学三十年所达到的叙述技艺与艺术难度都未曾接近过，在思想水准上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从鲁迅的“救救孩子”到刘心武《班主任》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是何等让人百感交集又羞赧惭愧的变化与传承！而新一代作家们则以其迅速掌握的现代主义表现方法，以及敏感的本土文化意识，从两方面建立了其写作的思想资源与高度，使之成为承续中国现代文学、对接当代世界文学的真正开端。 但是，这丝毫不能成为抹煞这一代作家曾经有过的重要贡献的理由，不能抵消他们的作品在历史中的影响作用，任何有历史感的人都不会这样理解问题。缘于此种原因，我决定谈一谈王蒙的《蝴蝶》⑤，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只是“阐释出来”的，或许对于作者而言只是限于“无意识”。但是回顾1980年的历史情境，这篇小说却像一个奇迹，孑立在历史的曙色与早霞之中，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以这个年代人们的认知能力，写出《蝴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对于刚刚过去的时代的反思，不是仅限于概念上的，而是根本性的，尽管它的作者不可能从政治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的角度上全面否定那个时代，但却敏感地从语言的角度，从话语方式的转换上，写出了近乎石破天惊的主题——“意识形态话语的失效”及其荒诞感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笑我，这么耸人听闻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其实很简单，小说中不过是引用了一段有意思的流行歌词——在1980年开始半公开半秘密地流行的邓丽君的一首叫做《千言万语》的歌，用它打开了回溯历史与理解现实的钥匙。小说似乎颇不情愿却又感慨万端地引用了这首歌中的句子：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常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驱散爱的寂寞…… 作者说：“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正在风靡全国。”(注意：不是香港而是台湾。歌的名字叫做《千言万语》，不叫“爱的寂寞”。这个常识的模糊，更表明了它给人物——当然同时也是给作者——所带来的震惊与陌生感，理性中的不屑和无意识中的好奇。)作为“张副部长”的主人公张思远，在“微服私访”重回当年下放劳动的山村的路上，在与一个贸易公司采购员合住的小招待所的房间中，通过那人携带的录音机，“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了这首歌”。 在普通人那里，这首歌或许只是一首迅速占领了其感官和日常趣味的流行曲调，但在王蒙所精心刻画的主人公这里，却意识到了一场历史性的冰消雪融，一场静悄悄的、全面的、悲哀而无法抗拒的塌陷，曾经的革命意识形态的无声而确凿的塌陷。“他想砸掉这个采购员的录音机……这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是彻头彻尾的轻浮！那些在酒吧间里扭动着屁股，撩着长发，叼着香烟或是啜着香槟的眉来眼去的少爷们和小姐们，那些……混蛋们，他们难道真正懂得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忧愁，什么叫寂寞吗？”革命者的意志似乎在支持着他本能地坚拒这首歌，拒绝它所代表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居然犹豫了—— 一首矫揉造作的歌。一首虚情假意的歌。一首浅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兰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许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但是这首歌得意洋洋，这首歌打败了众多的对手，即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禁止也禁止不住。 主人公义正词严的鄙视，并没有战胜他刹那间不由自主的犹疑。所谓“微服私访”的寓意其实也很明显，假如去掉了高官身份，放弃了权力保护，成为了普通人，他会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的思考和答案。为什么这样一首被鄙视的歌居然可以响彻在遥远边地的小旅馆里，响彻在神州大地的街巷与角落里，可以“得意洋洋”地、轻易地替代曾经强大的革命文艺，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新的文化标签与符号？他难以置信，究竟“是怎么回事？三十年的教育，三十年的训练，唱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好’、‘年轻人，火热的心’，甚至还唱了几十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之后，一首‘爱的寂寞’征服了全国！”这让人沮丧、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背后，其实是一个反问——为什么历经几十年的灌输与改造，革命意识形态看似深入人心，却因为这样一个靡靡之音的旋律，几句浅薄无聊的歌词，居然轻而易举地土崩瓦解，顷刻间被解除了武装？ 还需要更多和更直接的话语吗？王蒙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通过现实进入历史的钥匙，当然也是我们进入他的小说的钥匙。邓丽君的歌所代表的，其实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和世俗情感的接纳，这是一个渺小而又巨大的信号，旧时代的终结与新时代的来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被旧政治视为非法的身份，却因为“无边的日常生活”的包围而获得了胜利，实现了权力拥有者尚未觉察的僭越。张思远当然不是先知，王蒙也不是，但是他们确乎早于大多数人意识到，一个蔑视世俗价值的革命神话的时代结束了，那些在历史已经止步的地方，还背靠背互为表里的权力意识形态与旧文艺，其实也已开始退出时代的舞台。这样一种认知在1980年，在新思潮还处于孕育之中、潜于地表之下的年代，在中年一代作家那里，已然是十足超前的观念，若非采用含混的、充满自否与反复的表述，王蒙会重新被打回新疆也未可知。 二、“革命者”的身份局限与超越 谈到了人物的主体身份与作家的认知立场，就不能不说到陶东风的文章，《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⑥(以下称“陶文”)，数月前拜读到它，觉得确乎是一篇妙文。它对于该篇小说中所蕴含的一个巨大的思想局限所做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对其所蕴含的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缺陷的命题的解剖也发人深省。的确，即便在王蒙这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仍然是困难而充满矛盾的，而这决定了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所能够达到的境地，也决定着当代文学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与艺术品质。从文化分析和思想批判的角度，我认同其高远的立论和深湛的思想，对其洞烛幽微的精彩细读也深为赞佩。 然而，稍稍转换一下角度，我认为也还存在着另外的认知可能，即一种“历史的认识”。对文本的解读自然可以有绝对性的或理想的标尺，但对当代文学的认识却无法超越历史本身。而且在对人物的思想逻辑和作家的认知逻辑的理解上，笔者与陶东风不同，认为恰好应该采取相反的逻辑。陶文的逻辑是：当代作家理想的认知与合理的身份认同，应该是具有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王蒙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认知水平，他一直认同自己是一个“少共”作家，只不过在《蝴蝶》中适时地表达了其身份与“认同的危机”，而其中的局限性是不言自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蝴蝶》当然也是有局限的。这个逻辑并没有错，但从另一相反的方向看，陶文所设置的“绝对尺度”又远远超越了历史固有的可能，在笔者看来，返回时间现场的“历史逻辑”应该是：王蒙这一代作家的文化身份是早已形成的既定事实，无论在意识还是无意识中，他们都不可能超越历史而给自己设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他的价值就在于，在历史已然铸就的局限之中，他居然获得了超越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达到了总体反思旧式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度，而且是从“语言—话语构造”的基本层面上的反思，这就使得他的意义超出了他原有的动机与可能。这一切正如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赞赏一样，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保皇党人，巴尔扎克居然书写了他所深恶痛绝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胜利，并为他深爱的贵族阶层唱了一曲灭亡的挽歌，从而实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一样⑦。这一相反的认知方向显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如条件的置换会使逻辑关系颠倒，“虽然有优点，但缺点更多”与“尽管有不足，但优点很明显”的表述效果是完全相反一样。 很显然，从历史具体性出发和从绝对标准出发，所得出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在1980年中国的政治与主流文艺界的文化气候中能够诞生出《蝴蝶》，在笔者看来是一个奇迹，一个超出了作者预料也超出了其基本立场与认知能力的奇迹。当然，在同时期的朦胧诗人或部分处于“地下写作”的诗人那里，确乎已经有了立场相对鲜明、有基本的独立思想与精神品质的人格的迹象，但这些人格形象的背后，写作者的现实人格构成其实也并不稳定。比如，或许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身份是比较独立的，但舒婷也在同时写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相当“主流”的作品，据说江河的《纪念碑》一首本来是写给《人民文学》杂志的，只不过被退稿了，才转而刊登在《今天》上⑧。许多处在“地下”或“潜流”当中的诗人，其实都有“两支笔”，同时进行着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话语与两种姿态的写作。在文化身份上并不存在截然独立的一个群体。在诗歌中是这样，在小说界我们能够奢求什么呢？《蝴蝶》写于一个在文艺界还充斥着政治话语与概念化主题的年份，三年后的1983年还发生了“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在这样一个时刻要求王蒙获得独立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显然是超历史的观点。 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是一个一直没有完全水落石出的问题，不止王蒙这代作家，在接下来的“新潮”与“先锋”文学作家那里，似乎也并未完全解决。在90年代，这个问题几乎就要解决了，但在世纪之交以后反而重新变得暧昧不明。对此笔者也曾专门撰文讨论⑨，之前是因为政治因素的纠缠，90年代文化关系的相对紧张与市场经济的初起，作家和知识分子被迅速边缘化，这反而成就了他们，使他们的著述与作品的言说立场具有相对充沛的人文主义情愫；而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和知识分子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部分作家甚至富豪化了，加上来自体制的日益扩大的利益撬动，这种本来并不坚定和明晰的立场又重新陷于松动。中国作家正在沿着市场、国家政治、传媒需求所分别作出的“利益规划”前行，用丹尼尔·贝尔的话说，是“文化本身的聚合力”正在销蚀，“俗鄙的盛行大有淹没严肃文化之势；畅言无忌的亚文化群已经向社会各重要阶层提供了种种自我中心模式……现代性本身就在文化中产生了一种涣散力”⑩。一言以蔽之，中国作家正在日益偏离人文主义的写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文学的最大危机。如果说在90年代许多作家还能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话，到了世纪之交以后，连这个阵营内部也对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表示了怀疑与鄙夷——诗歌界的“盘峰论争”就是一个例子。假如说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曾经建立过文化上脆弱的合法性的话，那么近十几年来，这个口号则变成了被揶揄和嘲讽的对象。 当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表明当代中国的文化情境的确是太复杂了，太敏感多变了。但扫视目下，有助于我们认知上个时代。陶东风的文章确乎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但以张思远为标本，要求在他身上，在王蒙小说中找到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也确乎是镜花水月的游戏。 不过陶东风的文章也再度激发了我对王蒙作品的兴趣，启示我认识到他小说中这类人物的共性：常常是一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又具有一定思考能力的人，早在1956年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林震，《春之声》中的科学家岳之峰，《布礼》中的钟亦诚，《海的梦》中的缪可言，《蝴蝶》中的张思远，以至于《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他们大都具有特殊的感受力与超乎身份的思想力，即便有特殊的政治身份，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成为了“作者的影子”。以张思远为例，他在进城之前是解放军的师长，之后是军管会的副主任，之后依次是张副市长，反革命分子张思远，下乡改造的老张头，而后又官复原职且很快晋升为张副部长。细审这一身份，丝毫也看不出有过什么知识分子的底色或成分，但叙事的需要，作为主人公同时又作为回忆者和“意识流”的主体角色，作者赋予了他强大的思考力，让他成为了置身体制内却不断对体制进行反思反讽的一个角色，让他成为了一个奇怪的“语言的觉醒者”，一个超前的具备了“解构主义意识的反思实践者”，通过对个人半生经历的回忆，对于革命本身的动力与奥秘、体制与机制、革命话语的来源与构造、意识形态的虚伪与运行方式等等，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与描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三、作为首个解构主义例证的《蝴蝶》 《蝴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视作当代作家“语言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也可视为“通过反思语言来反思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最佳范例。它不但因为在深层含义上取了《庄子·齐物论》中道家哲学的思想而显得富有精神深度，充满了“恍兮惚兮”的人生怀疑与存在追问，而且通过对当代语言政治与语言暴力的哲学求思，开始了对重大政治与社会命题的深层拷问和触及。这里，我也尝试用细读的方法，来分析一下其中的解构主义思想元素。 显然，本文的理论前提并不是基于西方的论述，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引入已迟至80代后期，王蒙不可能在1980年就知晓西方的解构主义。但是中国，在古老的哲学与禅宗思想中，在中国人日常的语言智慧中，在新文学的许多经典文本中，早已有着丰富的解构主义实践(11)。在《道德经》的开篇，老子就提出了“作为本体的存在”与“作为语言的认知”之间的不对称关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早已指出了存在与认知之间、意识与表达之间、语言与意义之间一系列的不对称关系，而这正是解构主义理论的最原始的起点。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德里达所说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怀疑与颠覆的思想，早已包含在老子的命题之中。禅宗故事中六祖慧能回应五祖弘忍的“生死大法”，针对神秀“身是菩提树……”的偈语，反其意而作的“菩提本非树……”可谓是最经典的解构主义命题了。在新文学中，钱钟书的《围城》可谓是解构主义思想极为丰富的作品，小说中异常活跃地运用了语言中的间离和反讽，昭示了“五四”文化精神在40年代的彻底颓圮。其中新文学话语与旧的传统话语之间、中文与西语之间多重的错位关系，都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在“十八家新诗人”之外的“第十九家”的曹元朗所做的一首《拼盘姘伴》中，其文白夹杂、语法混乱、中西文硬性地互文插接的状况，已然呈现出“能指狂欢”的意味： 昨夜星辰今夜摇漾于飘至明夜之风中 圆满肥白的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 这活守寡的逃妇几时有了个老公？ Jug！Jug！污泥里——E fango è il mondo！ ——夜莺歌唱…… 雨后的夏夜，灌饱洗净，大地肥而新的， 最小的一棵草参加无声的呐喊：“Wir sind！”(12) 当代诗歌中类似的实践也有非常典范的例证，“非非主义”的理论观念，王朔小说中三重话语的狂欢，先锋小说叙事中的“元小说”策略，伊沙早期的诗歌等等，都可以视为解构主义实践的范例，但所有这些都晚于《蝴蝶》。 很明显，在西方的解构主义理论到来之前，中国人完全有可能进行自己固有的解构主义文化实践，敏感的作家会首先发现这样的机遇。在《蝴蝶》中，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例证。它通过“日常话语”(叙述话语)、“政治话语”(革命歌曲，张思远所记忆、援引和疑惑的权力话语)、“主体话语”(作为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思考者张思远的内在话语)、外来作为“他者”角色强行嵌入且不战而胜的“陌生话语”(邓丽君的歌)之间展开的“话语嬉戏”，十分多义和精彩地传达了为德里达所描述的“中心消解”、“总体性破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等等信息。德里达说，“由于不存在一个中心或本源而造成的这种自由嬉戏的运动，是一种增补性的运动”，它以“能指过剩”的方式，彰显了“自由嬉戏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此在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昭示出“此在的瓦解”(13)。 与此对应，我们可以从《蝴蝶》中找出至为精彩的例证，来看一下王蒙所意识到的“革命话语的破碎”，其中心消解之后的游戏感。他用了隐忍的反讽，细致地描述了解放之初作为军管会副主任的张思远前往礼堂为共青团员们演讲的情境：大礼堂中座无虚席，但“麦克风坏了”，就在修理麦克的当口，十八岁的美少女，共青团员海云，指挥大家“分声部”合唱起了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历史的在场者显然是处于身体的亢奋和意识的沉睡之中，但是作为遥远的回忆者，张思远的回溯与反思使这首歌的歌词出现了“断裂中奇妙的敞开”——它的奇怪的修辞与“能指的空转”状态被意外地彰显出来。小说将歌词直接抄录其中：“……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恩情……说不完哪……说不完……不完……” “呀呼咳咳咿呼呀咳，呀呼，呀呼……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全礼堂都在“咳咳咳咳咳咳”，好像在抬木头，好像在砸石头，好像在开山，在打铁。是的，打铁。 在奇怪的“和声效果”中，这话语游戏与狂欢的属性暴露无遗。作家对这个“能指极端过剩”的游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他猛然意识到，正是这些“咳咳咳咳”的无意义音节，通过旋律和巨大人群的组织形式，通过和声与重复的加强，生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认同力量，并且转换为“新社会”和“新生活”的合法标记以及专制力量。反过来这也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这样一种“话语的虚构”游戏之中。 这便是真正的觉醒和历史的揭秘了。1980年，哪一部小说能够达到如此历史揭秘的深度？接下来，就是张思远的演讲。之前，小说已令人震惊地揭示出“语言即权力”(14)的秘密——王蒙几乎就要说出这句话了，尽管他此时并不知晓米歇尔·福柯为何许人，但却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革命话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意识到革命的权力是通过革命话语的传播与加强来实现的，而这样的力量，只要通过他的虚构，通过他为权力所赋予的身份和“为真理做判断的集会”(15)，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这套革命的、充满暴力的宏伟词语所向披靡，无所不能，“要什么就有什么”，真是奇妙极了： 他的话，他的道理，连同他爱用的词汇——克服呀、阶级呀、搞透呀、贯彻呀、结合呀、解决呀、方针呀、突破呀、扭转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赌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对着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这套宏伟的词语，不止转化为摧枯拉朽的专政力量，而且还当然地俘获了少女的爱情。主人公的话语权力、政治权力和性权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戏剧性的结合。 但这还没有完，王蒙接下来还要浓墨重彩地描绘出张思远“报告”的情景，他的这番看似无比正确的宏大叙事，彻底地彰显了他的“红色修辞的虚构性”，以及“能指”被无限夸大的状态。犹如宗教活动中的唱经，神圣的语境一经设定，神就要出场了，他的横空飞来的话语繁殖力便开始了华丽的表演： “共青团员们！”鼓掌。“同学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战斗的敬礼！”鼓掌。“你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你们是新生活的主人，先烈的鲜血冲开了光辉而宽阔的道路，你们将在这条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点头称是，一字不漏地往小本上记，但仍然不影响频频地鼓掌。“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开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再不是奴隶，再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我们……失去是只有锁链，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更加热烈的鼓掌。他看见了海云的激动的泪花。 多么激荡人心却又空洞无物的承诺，谁将是这没有具体主体的“主人”？作为听众之一的海云在不久之后就被打成了右派，而被永远剔除出了“你们”的行列。张思远靠着这由虚拟的修辞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使自己得到了令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辉煌成功和满足。他整个地已经“工作”并置身这种由词语造成的红色幻象之中。因此，当他的妻子海云痛失了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之时，没有尽到父亲之应有责任的他，便用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来批评妻子的软弱：“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海云！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2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千上百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母弹下面……”他竟然没有搞明白，难道共产党员就应该对自己耽搁了病情而死亡的儿子无动于衷吗？难道儿子的死，相较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儿童的死，一定是某种必要和必然的代价吗？沉醉和迷恋于这种语言幻象的张思远，习惯性地作出了这种推论，否认了他作为父亲的失职之过。借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这就是“一种语言自足体的暴力，它摧毁了一切伦理意义。……它不是一种内心的态度，而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16)。 《蝴蝶》中揭示语言与权力关系的秘密，揭示话语本身的虚构逻辑的自觉，不是即兴和意外的神来之笔，而是非常系统的思考。比如，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词语决定存在”的问题，小说主人公张思远在经历了几度人生的沉浮之后，发现自己命运的变迁最终不过是几个词语的变来变去。他因此发出了这样的追问—— ……那个坐着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这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 语言主宰了人的命运，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存。并且，语言还有时会大于和“先于存在”：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张思远亲眼看见人被预先安排好的词语符号“击中”，词语想让谁一夜之间完蛋，总是具有魔术般的灵验，“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和可畏的力量……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主变成患麻风病的乞丐的法术”。 福柯在论述历史的构建方式的时候，曾精辟地反思了被各种话语和材料建构的历史叙事的局限。一方面，“文献”是沉默的，“印记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另一方面，那些被权力设定好了的讲述，又同样不会接近历史本身。所谓的“伤痕”与“反思”叙述，都属于这种在政治框架上和叙事构造上都已然设定好了的讲述：美好的童年或者开端，而后风云突变，某种僭越的邪恶势力强行改变了主人公的命运，然后是受难、关禁、亲人的离散，等待，黑暗尽头曙光出现，噩梦醒来是早晨，主人公被永恒正确的主导力量所拯救，重获自由与光明，团圆和胜利。总结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最终是一定会胜利的。这样的叙事已然成为一种“叙述的习惯”。福柯说，“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17)。《蝴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陌生话语与一个反思者主体的构建，在另一语境中复活了那些已悄然消失的历史话语，并将之投放在新的意识强光中，重现了历史内部隐秘而黑暗的路径。 某些时候甚至作者也按捺不住，要通过人物的意识来强行插入议论，以表明他所意识到的政治话语对人性的统治与遮蔽。张思远复职后，要把他一直深爱的远在山乡的秋文接来，但他却无法向部长交代，他只能说“他要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情感的侮辱”。这个说话人的身份显然已经不是人物，而是作者自身了。 例子还有很多，王蒙几乎是搜罗了他所有能够找到的语言例证，不惜以“堆砌”的方式将它们烩于一勺，从而达到充分的“话语嬉戏”的效果。比如他写到主人公复职后最敏感的是大字报仍如影随形、旧时相识一般地敲打着他，那些熟悉的话语常让他不知今夕何夕。他听到“左派”们喝酒时的“拳经”，可视为是革命话语直接的“解构主义戏仿”了：“一元化呀，三结合呀，五星红旗呀，八路军呀……”两个不在哨位上的警卫战士，正“模仿样板戏的对话：‘……两件什么宝？’‘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如此等等。甚至作者本人的叙述也在这种活跃的语境中受到激发，变得飘忽而滑动、戏谑而膨胀：“美兰是一条鱼。美兰是一条雪白的天鹅。美兰是一朵云。美兰是一把老虎钳子……”四个词语的能指是完全不相干的，但它们却可以同时指向一个所指。它再次强烈地暗示着作家的一个荒诞体验：语言就是对现实的虚构、扭曲、粉碎和戏耍，语言本身即充满了暴力。 四、如何认识《蝴蝶》的意义与局限 陶东风的文章这样分析了张思远这一人物的局限性，认为他“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这也决定了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的‘反思’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文革’社会灾难(包括张思远自己的悲剧命运)的根源”(18)。的确，从绝对性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张思远不可能从一个完全的人文知识分子的高度上，意识到“文革”的根源，并找到另外的认同，因为他不可能超越历史，王蒙也不可能超越历史。这一点，我并不会因为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就会加以否认，同时，我也并不认为从一般和永恒的意义上，这篇小说会有多么了不起的艺术价值。但从历史出发，我仍然服膺于它敏锐的语言自觉与精妙的解构主义实践。认真阅读作品，将之放还至1980年的历史场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会吃惊于他对体制本身与意识形态痼疾的深入思索，对其构成秘密的率真揭示，以及“春秋笔法”也无法掩饰的讽喻立场。在我看来，它通过语言(而不是观念)层面上具体而精准的戏仿与反讽、狂欢与嬉戏的解构活动，敏感地揭示出了革命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构造的来源，其生成机制、传播奥秘、权力的实现形式，以及在某些时候的病变与弥漫，其可怕的虚构性、荒诞性与欺骗性。这样的反思高度，恰恰是这个年代的绝大部分文本所无法抵达的。因此，历史地看待，我主张给它以客观和高度的评价，或许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之所以说《蝴蝶》是“孤独”的，是因为在它之前这样的自觉是没有的，在它之后很长时间里也没有。直到1985年之后，类似具有解构主义实践意义的作品才陆续出现。1985年还只是个苗头，在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小石匠对着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太阳”说的那番话，似乎有一点游戏红色主流话语的味道；王安忆《小鲍庄》中给那个封闭山村的孩子们取名的方式(文化子、建设子、社会子等)，也颇有反讽的意味。除此之外就是王蒙自己了，他在他1985年前后的小说如《冬天的话题》、《来劲》、《选择的历程》等，都充满了对语言的“施暴”和对宏伟词语、包括对政治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双重的游戏倾向。但王蒙的局限在于，他的语言意识似乎并未从《蝴蝶》更前进一步，他过分强化了“作者”——叙事主体——的兴趣和理念，几乎将叙事变成了自己的“语言表演”，而不是侧重于历史情境中的人物的语言活动。虽然有的作品中的这类表演很有着某种与解构主义接近的表征，像《来劲》中的一些句子：“……你可以将我们小说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19)但这同他在《蝴蝶》中所表现出的语言方面卓越的颠覆性相比，根本没有什么进步。看起来他这里是刻意夸张地对汉语中字音与字义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一种“实验”写作，甚至也试图借此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亦此亦彼”的模棱两可的因素进行讥讽，但他还是没有从神髓上抓住当代社会特别敏感的情境，将对语言的处理深入到历史与政治情境的核心之地——1988年以后的王朔比之王蒙之所以有一些进步，主要是在这方面。在小说叙事语境的设置，以及人物对话过程中的反讽、调侃、语意颠倒与语境偷换等等技巧，是王朔的特长。 另外，如果从“解构主义阅读”的角度看，《蝴蝶》还是一个典型“男权主义叙事”例证。即使它不同寻常的政治深度，也不能掩盖它“皇帝婚姻结构”的叙事内核。主人公虽历经磨难，也还保有了超出常人的反思精神，但政治的沉浮赐予他的，最终却是“三易其妻”的机会，第一任妻子海云是“浪漫型”的，曾与他有过浪漫的精神对话；第二任妻子美兰是“生活型”的，曾把他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第三个“对象”秋文是历经考验的“完美型”的，她是知识分子出身，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思想性格散发着成熟之美。对张思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受用的呢？悲欢离合、荣辱浮沉，最终不过都是他人生辉煌和成功的必要和浪漫的组成部分罢了。假如从这个角度，《蝴蝶》又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批评的对象了。 ①杨牧：《我是青年》，载《新疆文学》1980年第10期。该诗获得全国首届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奖(1979-1980)，影响较大。 ②梁南：《我不怨恨》，《野百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③刘再复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观点，认为人物性格不应是单面的，应该是善恶与美丑的复杂组合。该观点在理论界影响巨大，但与1985年的“新潮文学”实践之间显然并不匹配(参见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④如1985年王蒙的《选择的历程》、宗璞的《我是谁》、谌容的《大公鸡悲喜剧》和《减去十岁》等，都运用了类似夸张和荒诞的手法，像是一种充满讽喻意味的“社会寓言”。但与同年爆发的“新潮文学”相比，在技法上还是显得单调和吃力。 ⑤王蒙：《蝴蝶》，载《十月》1980年第4期。下引皆同，不再另注。 ⑥(18)陶东风：《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载《文艺研究》2014年第8期。 ⑦恩格斯：《1884年4月初给玛·哈克奈斯的信》。原话是：“……是的，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等社会的必然崩溃的不断的挽歌；他的同情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虽然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讽刺却是最尖刻不过的，他的嘲弄却是最毒辣不过的……他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看出了仅能在当时找得着将来的真正人物——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巴尔扎克老人最伟大的特点之一。”(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1页。) ⑧关于这一说法，来自笔者对于与江河熟识的诗人林莽与宋海泉的询问，他们持共同的说法。此外的例子还有食指。“文革”期间食指一直有两种诗歌，个体性抒情的作品如《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但同时他也写了《我们这一代》、《红旗渠组歌》、《南京长江大桥》等作品。在《我们这一代》中也有这样的句子：“毛泽东的旗帜/正在标志着/共产主义道路/第三个里程碑……”(林莽、刘福春编选《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⑨张清华：《身份困境与价值迷局：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处境》，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 ⑩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3—134页。 (11)可参见笔者《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五章“解构主义与当代小说的美学变异”。 (12)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4—75页。 (13)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盛宁译，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7页。 (14)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5)克尔凯戈尔：《“那个个人”》，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陈鼓应、孟祥森、刘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3页。 (16)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17)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19)王蒙：《来劲》，载《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标签：解构主义论文; 王蒙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蝴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