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互补形态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工业论文,近代论文,形态论文,机器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既有竞争,也有互补,对其竞争的一面,学术界探讨较多,而对其互补则分析不足。笔者认为,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下,民族机器工业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且也难以顺利完成对手工业的取代,多层面的互补构成一定时期内两者之间关系的主导面,并呈现出四种形态,即行业结构型互补、市场关联型互补、市场水平型互补以及劳动技术型互补,下面就这四种形态的互补关系作一点实证分析,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
所谓行业结构型互补是指由于民族工业两个层次间,即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因行业结构的差异性而形成的互补关系。中国是一个手工业历史悠久的国家,行业十分发达,鸦片战争以来,随着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形成了一部分跨层次的行业,即在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中都存在的行业。晚清时期的手工业情况缺乏基本的统计,民国成立以后,北京政府农商部从1912年开始曾对全国手工业情况作过调查,列入该项调查的手工业行业达30种(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43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这3种手工业行业在1912年的户数为2087888家,职工总数13220122人,产值为4235489241元。 这30种行业大体上就是当时手工业生产中的主要行业,它们是:榨油、酿酒、制糖、制烟、制茶、制淀粉、丝织、棉织、麻织、毛织、丝棉交织、针织、皮革、衣帽、草帽辫、草席、胰皂、蜡烛、制漆、靛青、火柴、玻璃、砖瓦、造纸、陶瓷、五金、雕琢器以及其它杂工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已经受到外国同类商品打击但并未完全消失的行业如手纺纱、踹布、染坊、木版印刷等。花边、抽纱、发网、制蛋、猪鬃、肠衣等业则是在国外市场的刺激下产生的新兴手工业行业。农商部还调查了25种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其行业构成如下表:
1912年25种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统计(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357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业别 家数 业别 家数
业别 家数
棉织业115 制油及制蜡业 1703 制茶业617
制线业243 制漆业18
糕点制造业267
织物业2130 火药火柴业80
印刷刻字业50
刺绣业8洋皂烛业 80
纸制品业 115
成衣业987 染料颜料业73
木竹藤梭柳器业631
染坊及漂洗业 265 制香烛业 264 毛皮革制品业 427
针织业70
酿酒业1387 玉石牙骨介角制品业57
窑瓷业2214 制糖业728 总计 16313
造纸业2788 制烟业996
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从19世纪60—70年代起,清政府的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机器工业,除矿业外,清政府创办的民用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部门,包括棉纺织、毛纺织等行业。私人资本主义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分布在缫丝、面粉、榨油、火柴、造纸,制药等领域,但大多数规模小、投资少。它们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发生,但作为在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中占有一定地位的经济成分,还是在清末民初时期。甲午战后,随着清政府工业政策的转变、私人投资热情的高涨,民族机器工业获得初步发展。据汪敬虞对1895—1913年间资本在万元以上全部或部分使用动力的近代机器工业的统计看,共计468家企业,分布在25个行业, 其具体情况可参见有关资料(注:根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年)第二辑,下册,第869—919页附录一,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辛亥革命后,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以电力为动力的民族机器工业进一步增多,针织、丝织、精盐、石棉、酸碱等业中也开始机械化。这样,到20世纪初年的清末明初时期,跨层次存在的行业有:棉纺织、轧花、缫丝及丝织、针织、面粉、榨油、酿酒、制糖、制烟、制茶、制蛋、碾米、皮革、烛皂、造纸、火柴、玻璃、砖瓦、印刷、金属加工等。麻织(主要为夏布生产)、毛织(主要为制毯业)、草帽辫、草席、雕琢器、花边、抽纱、发网、猪鬃、肠衣、毛笔制造等行业基本上采取手工生产方式。水电、水泥、精盐、石棉、饮料、制罐、橡胶、酸碱、搪瓷器皿等行业主要由机器生产。
除部分跨层次存在的行业可能产生冲突外,其它行业或因手工业无法生产而为机器工业所独有,或仅为手工制造而补机器生产之所无,它们之间不发生竞争,而是构成结构型互补。在近代中国,由于机器生产的落后性,人民生活中的绝大部分用品都是手工业制造的,手工业品在出口贸易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结构型互补更多地体现为手工业对机器生产的补充。
二
所谓市场关联型互补,是指生产上具有关联性的行业在产品销售市场上的互补关系,其中一部分行业的产品构成另一行业的生产原料,一部分行业的产品则构成另一行业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彼此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中,机器纺纱业的发展离不开手工织布业的进步,以1913、1930年为例,如有关资料所揭示(注: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第275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913年时,机纱量的97.31%均为手织机所消费, 力织机消费量只有2.69%。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主要依赖手工织布业的原料需求,到1930年时,机纱量的78.46%为手织机所消费, 手织机消费量虽在国内纱线总消费量中的比重下降了,但绝对消费量却比1913年增长了210786204磅,力织机的消费量上升到21.54%,增长了13倍,这表明了机器纺纱业、手工织布业及机器织布业的共同发展。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进口纱线由1913年的64.16 %下降到1930年2.35%,而且国产机纱还有少量供出口。大生纱厂的成功更是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关联性互补的典型。“大生纱厂的诞生及其发展,是适应了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对于机纱日益增长的需要。当地农民之所以接受机纱,最初并非是作为廉价的消费品,而是作为价廉质优的原料。在较长一段时间,大生纱厂简直可以说是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共存共荣。”(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6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张謇正是利用了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以通海纱花为原料,以通海农村手工棉织业为销售市场,建立和经营着大生纱厂。1923年以前,大生纱厂的纱线主要销往通海地区。因此,如果没有通海地区传统手织业的市场优势,大生纱厂是很难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反过来,大生纱厂的机纱又促进了通海手工棉织业的发展,由于机纱的广泛使用,“关庄布产量大增,质地更好,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大、中名牌高档大尺布”(注: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未刊稿)第32页。)。
手工工具的改良为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初步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随着民族机器纺纱业的发展,棉花商品量激增,农民家庭轧花逐步向集中的手工工场转化,手工工具也由手摇向足踏过渡。1897年,民族机器制造业开始仿制轧花车,最早为上海戴聚源铁铺,“随着轧花车的仿制,戴聚源铁铺亦逐步扩大发展成为铁工厂”(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7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在上海,“同时期制造轧花车的南京帮有邓义兴、邓永泰、邓泰记等几家,专造脚踏小型日本进口式轧花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77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在武昌,“周天顺冶坊,仿东洋规模,造成思花机器,尤为灵敏”(注:许树分:《中国仿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以裨国家商民均沾利益论》,求强斋主人:《皇朝经世文编》第105卷,第1页。)。民族机器制造业仿造的轧花车占据了部分国内市场。“1900前后,国产轧花机的年产销量约二、三百部,1931年达二千余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77页, 中华书局1979年版。)。产品市场的扩大,促进了轧花机制造厂专业的形成,仅上海一地在1931年的轧花机制造厂就达到17家。
手工针织业的兴起带动了针织机制造厂专业的出现。针织业是20世纪初年从国外传入的新兴手工业,其中以袜类为主要产品,最初使用进口德产手摇机。1914年后,德货进口减少,民族机器制造业开始大批仿造手摇袜机,如上海邓顺昌机器厂,“生产袜机,每月经常在500 台以上,统由姚福康包销,以湖南长沙所购为多。一年后,……乃由硖石郭有川分包一部分袜机,专销硖石、平湖、嘉兴一带”(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85页, 中华书局1979年版。)。民族机器制造业对手摇袜机的仿造,促进了浙江平湖等织袜工业区的兴起,平湖织袜工业的出现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针织机制造厂专业的发展,截至1926年,“平邑城乡各袜厂,所有大小袜机现在约近万架”,“各厂所用袜机,均系上海华商各工厂所造,价值愈售愈廉,如平邑各厂所用之机,大半系牡丹牌一种(按:系上海振兴厂出品)”(注:《浙江平湖织袜工业状况》, 《中外经济周刊》第147号,1926年1月23日。),袜机愈售愈廉当然是制造厂家产品增多、 竞争激烈的结果。浙江西部的硖石镇“大小袜厂共有30余家。……各厂所用袜机以上海华厂所出之蝴蝶、牡丹两牌为最多。……硖石全镇现有袜机四千余部”(注:《硖石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15号,1927年6月11日。)。于是,针织机制造厂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家增至1924年时的39家。
手工织布机器的改良,尤其是脚踏布机的大量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在20世纪初年,特别是一战之后,民族机器工业又开拓了足踏布机市场。如天津三条石几家最早的民族机器厂,即金聚成铸铁厂、郭天成机器厂、春发泰机器厂都从事织布机的制造,其中郭天成机器厂生产的“郭天成牌”织布机,“行销高阳一带,……年产织布机、轧花机一百四、五十台”(注:徐景星:《天津近代工业的早期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6—149页。)。到1929年,天津织布机器厂达15家,共生产织布机及其附件产品达5383件,销售值在126457元至170187元之间(注:根据方显廷:《天津织布工业》第48页表统计,1930年版。)。上海的“织机制造厂有江德兴、宣东兴、东升、天利成、东华、泉鑫昌、三星等数家。……在1922年至1924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仿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路以上海为主,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厦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27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潍县手织业经济区的兴起也带动了本地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该县“织布所用的织机,是铁轮木架的铁木机,又有脚踏式和手织式两种。……此种脚踏机每具价值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做的。潍县现有机器制造厂11家,每家制造织机七千台以上”(注:王子建:《中国土布业之前途》,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130—131页。)。此外,丝织机、缫丝机等工具的改良也为民族机器制造工业扩大了产品市场。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击下的手工业经济衰退导致民族机器制造业的萎缩,从反面证明了具有关联性的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之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动关系。如振兴机器厂,“专制各种织袜机,过去获得甚厚,年有相当余利,近年来销路日衰。民国22年(1933)营业额约万余元,……去年(1934)只及前年半数”(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483页。)。 以制造针织机器为主的鸿泰永记机器厂,“近年因市况衰落,各埠针织业不振,因之该厂出品销路随之减少,加以同业间竞争剧烈,利润较前为薄。闻民国22年(1933)因累次停工,颇有亏损。23年仅敷开支。去年(1935)营业额约有一万余元,不致亏损。本年营业萧条,预计结果难免亏损”(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484页。 )。 据估计,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的营业额由1930年左右的1000万元下降到1935年的600万元, 主要原因在于“丝织机、棉织机、轧花机、卷烟机等销路最滞,几至无人顾问”(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册,第502页。)。
三
所谓市场水平型互补是指生产同一产品的跨层次行业在市场的空间分布及产品的需求层次上的互补关系,如制造生丝的手工缫丝业和机器缫丝厂、生产面粉的手工磨坊和机器面粉厂以及生产油类产品的榨油坊和机器榨油厂等跨层次行业之间,形成为地理分布上的互补:生产纸品的机器造纸厂和手工纸坊之间则更多地属于产品需求层次上的互补。
缫丝业中,自机器缫丝业产生以来,厂丝的销售主要在国际市场,原有的家庭手工缫丝逐步转向以内销为主。如“上海丝厂之销路,大约9/10以上为洋商购买,其销于国内绸厂袜厂, 供机织新式绸货及丝袜之用者,不及1/10”(注:《上海丝厂之调查》, 《经济半月刊》第二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中国之乡村工业》,《经济统计季刊》第二卷第3期,1933年9月。)。华南丝区也呈现出同样的销售格局,“本地织造,多用土丝,车丝则全运出洋”(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8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土丝和厂丝的市场产销分配情形如有关资料所显示(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辑里丝即土丝,“主要是供土法织丝者购用”,厂丝则“向欧洲出口”。从全国范围来看,厂丝的出口量由1895年的28.6%增长到1931年的86.1%,同一时期手缫丝的出口量则由71.4%下降到13.9%(注: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这种格局的形成无疑是因为土丝产品质量、规格无法满足国际市场上机器丝织业的需要所致,而国内手工丝织业仍然需要廉价的土丝。1920年以前,机器缫丝业与手工缫丝业是并行发展的,手工缫丝的产销量大大高于机器缫丝产销量,机器缫丝处于从属和补充地位,如1891—1895年平均每年机器缫丝量仅2.57万市担,主要供出口:手工缫丝达17.1%万市担,其中出口7.78万市担,内销9.32万市担;到1920年,机器缫丝量上升到7.53万市担,手工缫丝同时增长为21.16万市担, 其中出口仅3.21万市担,内销17.95万市担。1920年后,机器缫丝继续发展, 手工缫丝逐步萎缩,手工缫丝转变为从属和补充地位;到1936年,机器缫丝增长为14.19万市担,手工缫丝则下降到9.17万市担, 其中出口仅1.51万市担,内销占7.66万担。可见,在生丝市场的地理分布上,厂丝无法取代土丝的内销市场,土丝也无力占据厂丝的国际市场,两者在一定时期并存并共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厂丝虽然排挤土丝,但在一定条件下又需要利用手工缫丝,如广东顺德,“自汽机丝厂创设后,手工缫丝往往变为丝厂的附庸,盖丝厂间有将劣茧选出,另设小室或小工场雇用女工用手机缫之”(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蚕丝主要产区的无锡,在机器缫丝业的带动下,兴起了“以经营丝厂下脚料的行业,称丝吐业。……属于手工业者有:(1)肥丝, 利用丝厂剔除的次茧,如黄斑茧、双宫茧等,以旧式木车缫制肥丝;(2)小丝厂,拥有几部缫丝车的缫丝工场;(3)丝绵业, 以丝厂滞头或烂茧拉制丝绵;(4)滞头厂,把滞头中的蚕蛾取出,售于皂烛业或农村的养鸭户。废丝、乱丝、滞头上剥下来的薄茧衣,还是出口欧美生产绢绸的原料(注:高景岳、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第1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面粉业中的两个层次在近代一直是共同发展的,有相关资料记载(注:上海市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00页。)。 机器面粉厂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器磨坊、畜力磨坊的产粉量分别由1931年的2036万包和16662万包增长到1936年的10917万包和18677万包, 所显示的不是两个层次生产的彼消此长,而是两者的并行增长,与其说两者之间存在着竞争,毋宁说更多地表明了两者在销售市场上的互为补充。机器制粉业的生产和销售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沿铁路线附近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如1933年全国机制面粉实际产量为76078940包,其中上海、无锡、南京、汉口、济南、青岛、天津、蚌埠等八城市共产粉66238266包,占总产量的87.07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51页表,中华书局1966年版。)。国产机制面粉的销售,“以天津为最多,计426万余担,占各地入口总额 43%,其次则为秦皇岛、汕头、福州、厦门,各计400—500 万担, ……1932年我国各埠入口之国产面粉共计8580943 担”(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402页,三联书店1961年版。)。 广大的西北内陆地区则是土粉产销的一统天下,据调查,1936年山西省69个县共有畜力磨坊1186家,石磨1503台,年产面粉5540多万斤(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 第六编第3章。)。“西安有土磨坊200家供应着十七、 八万人口的日常生活需要”(注:上海市粮食局等:《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111页。),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前。即使在华北重镇的天津, 1930年时还有磨坊510家。土磨坊与机器面粉厂的长期并存和发展不仅有其客观上的经济因素,如消费习俗、运输状况等,更有其经营形式的灵活性,土磨坊大都就地产销、成本低、兼营他业,在天津,“以机磨玉蜀黍粉,则不如土磨之佳,故玉蜀黍粉之研磨,乃为磨房所独占”(注:方显廷:《天津之粮食及磨粉业》,《经济统计季刊》第二卷第4期,1933年12月。)。可见,面粉生产中跨层次格局的存在和发展,体现了由于地理分布而造成的市场销售上的互补关系,机器面粉厂在这种互补中获得了更快的增长。
机器造纸和手工造纸则在市场的不同需求层次上形成互补关系。一般说来,机器造纸主要满足新式印刷和近代工商业包装的需要,手工造纸种类既多,用途亦广,“竹纸类中之主要者如连史、毛边、贡川、表芯、烧纸等皆是,皮纸类著称者则有宣纸、桑皮纸、棉纸、皮纸等,而草纸类中则以坑边纸、草纸、斗坊纸等为大宗”(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545页,三联书店1961年版。)。 这些不同种类的纸品各有不同的用途,如连史、毛边、宣纸等主要供毛笔书写,“因国人写字向用毛笔,非此不称挥洒”(注:刘绵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3,实业六,第11306。),所以这类纸品有其固定市场。此外,“纸用于迷信者均系手工业,种类甚多,几无处无之,举其著者如黄烧纸、黄表纸、佛表纸、爆竹纸及纸箔等皆是,除国内消费外,每年输往南洋一带者为数亦多”。裱糊用纸也多系手工纸,“手工纸之供杂用者尤多,如连史纸之充扇料,顶泡纸之制爆竹、棉纸皮纸之用之衬衣,以制雨伞灯笼等物,皆其著例,他如火纸、坑边、蚕纸等亦皆有其特殊之用途也”(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546页,三联书店1961年版。)。
纸品的销售市场也同样存在着地理分布上的互补关系,“机制国产纸之销路大都限于国内各大商埠,内地所销为数无多。……长江一带为纸类产销之中心,生产既多、销路亦大,其分配中心,以上海、镇江、南京、九江、汉口、杭州等为主,上海一地尤为重要。例如天章所产之纸在沪销售者达总值5/8,竟成年产5千余吨之版纸, 在沪所销者占70%,又如民丰历年在沪之销额未有低于75%者”(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554页,三联书店1961年版。)。 正因如此,虽然民族机器造纸厂获得较大发展,但对手工造纸的影响并不很大,截至1934年,全国手工造纸作坊多达10017家, 职工 44397 人, 资本额769180元,年产量达20070122担(注:王毓霖编:《经济统计摘要》第43页,北平友联中西印字馆1935年版。)。
四
不可忽视的是,近代民族工业中手工劳动、手工技术对机器工业的补充。近代火柴、烟草、制革、机器制造等业中都大量存在着手工劳动或依赖手工技术的状况,如火柴业中,中国近代火柴工人可分为常工和散工两种,“常工在厂内工作,为正式工人;散工在厂外工作,多为贫寒家庭之妇孺,其工作之主要者为糊盒,其次为打包、装箱等,亦有由厂外包工者”(注: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 第648页,三联书店1961年版。)。著名“火柴大王”刘鸿生的苏州鸿生火柴厂创办时,“全厂工人约600人,工人之中,以女工居多, 约占2/3,其工作大多系辅助工,如齐梗、刷边、理片、装盒等等”(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32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而“糊盒的厂外工作比在厂工人还要多,在本城(指苏州)的盘门、阊门、胥门、葑门和邻近乡村如外垮塘、唯亭、东山、吴江等地,都设有发行所”(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一个设备较为先进的民族机器卷烟企业,该厂包烟、拍叶、制盒等工作均以手工劳动补充,“烤焙后,即交包烟部,该部分罐装、纸包两种,女工约2000人。……包成后,交入盒部,封包大盒蜡纸,均用女工。……制盒多用人工”(注: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在机器制工业较为集中的上海,“其大厂均以机械从事,但有一部分仍用人工,如生皮经石灰水泡浸而后,由池内取出,行脱毛除脂等工作时,皆由工人以纯刀用腕力刨去之。又鞣皮工作完成之际,如张皮晒日之工作,亦均以人工为之。小厂之工作,除置备一、二滚桶外,其余均以人工为之”(注:《上海皮革工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一卷第4号,1929年2月15日。)。早期民族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手工技术的补充,“机器厂内的加工,除车床能车削者外,其它工序全凭手工操作,如钻孔二分半以下,用我国铜锡器店原有的‘扶钻’及‘弓钻’工具,二分半以上的,则用‘报钻’。……加工引擎上四、五寸粗的弯地轴,亦凭打铁工人手工锻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54—15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正是凭着高超的手工技术,我国机器制造业生产出了最初的工作机和动力机。如上海勤昌机器厂仿造的第一台12匹马力卧式冲灯柴油引擎的“制造完全依靠协作”(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21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宝昌铜铁机器厂“曾承包手工制造不少‘别克’汽车的铁皮车身,质量较进口货并不逊色”(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2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以制造缫丝机为主要业务的钧昌机器厂,“年产缫丝机千台以上,为了增加产量,适应缫丝厂大量需要的要求,大部配件都外包协作,如缫丝机的生铁台面,由翻砂厂代铸,铜盒由铜锡店协作,水箱锅炉水管分包于冷作”(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67页, 中华书局1979年版。)。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我国传统手工技术的补充,我国早期民族机器制造工业的起步将会更加困难重重。
如何评价机器工业中大量存在的手工劳动和手工技术,过去往往只分析其对工厂改进技术、更新设备消极影响,而没有看到两者互补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这是有失偏颇的。近代机器工业创办时大多资本少、规模小,不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和发展,难以更新设备,廉价的手工劳动和手工技术正是民族机器工业起步和初步发展时所必需的;反过来,机器工业中的若干环节和工序使用手工劳动和手工技术,也有利于吸纳更多的手工业工人就业、缓解手工业劳动者的贫困及由此带来的复杂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