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1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学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于20世纪初年由西方传入，迄今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在新的世纪里，如何发展和完善并使之成为显学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只有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才能在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一、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必要性
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对中国的各个民族作了大量的调查，收集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建立了专业比较齐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成立了不少学术团体，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从理论和方法上看，主要还是引进、学习和模仿，是西方人类学及前苏联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阶段。80年代初，港台学术界曾热烈讨论社会及行为科学中国化问题，普遍认为，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在从事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时，“往往偏重西方学者所探讨的问题，沿用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理论，套用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方法”。由于“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研究者难以在问题、理论及方法上有所突破”。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附庸”。（注：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并认为：“我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已有相当的基础，理应超越吸收与模仿的学习阶段，迈入自我创新的时期，以使我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不仅具有世界的通性，且也具有中国的特性。”（注：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理论和方法创新既是21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目标，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社会科学中国化的重要目标是“建立不同的理论概念，发展不同的研究方法”。（注：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在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时指出：“创立适合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修正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较高层次的工作。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是本地的、本国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注：何星亮：《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李亦园院士访谈录》，《思想战线》1998年第9期。 ）萧新煌教授曾对台湾地区社会学家作问卷调查，大多数学者认为，从中国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资料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国化最为重要的问题。（注：参见萧新煌：《再论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台湾社会学家如是说》，乔健主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版，第294—295页。）
二、理论和概念的创新
（一）理论和概念的内涵
西方的社会科学新理论层出不穷，既有大的宏观的理论，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有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文化与人格理论、功能论、结构论、新进化论、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也有许多具体的某一方面的理论，如人类社会起源的理论、阶级和财产起源的理论、国家形成的理论、文明起源的理论等等。何谓理论？J ·吉布斯（J.Gibbs）教授认为：“理论是一系列有逻辑相关的概念， 用以解释一组现象的本质。 ”（注：J.Gibbs,Sociological TheoryConstruction.New York:Dryden Press,1972,p.3.）H·M.布莱洛克（H.M.Blalock）教授则说：“理论并不仅只是一群概念体系或类型， 它必须含有能串联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概念或变数的命题。 ”（注：H. M.Blalock,Theory Construction,From Verbal to MathematicalFormulations.Englewor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9,p.2.）也就是说，一个单纯的概念不能算是社会科学理论。例如，“中和”、“均衡”、“和谐”这些概念在学术界早就有人提出，但这些单纯的概念没有充分的解释能力，不能称之为理论。而李亦园教授提出的“三层次均衡和谐”则是一种理论，它是用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行为的运作规则的理论，由多种概念组成，如“整体的均衡和谐”、“个体的和谐”、“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时间的和谐”、“空间的和谐”、“内在的和谐”“外在的和谐”、“人间的和谐”和“超自然界的和谐”等。（注：何星亮：《李亦园的文化观与文化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社会科学理论最主要的目的和功能是解释与预测，它提供一套合乎逻辑的原理、原则，用以解释各种相互关联的社会文化现象，并预测今后的发展方向。例如，早期进化理论是解释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认为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简而繁，从低级到高级，遵循同一路线，依先后阶段顺序，各自独立发展而来的。其基本理论概括起来有三条：第一，人类的心理一致。由于人类有共同的起源，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也无论东方民族还是西方民族，人类本质是一致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人类思想中一些基本的东西是全人类共有的。第二，人类的文化一致。由于人类的心理一致，所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也是一致的。人们的行动是心理活动的产物，所以，相同的心理，在相似的环境下，会产生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各地相似的文化，并不是传播而来，而是独立、并行发展而形成的。第三，人类的历史一致。由于人类的心理一致，因而人类所创造的历史也是一致的。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种制度，都是依次经过一定的一系列阶段。基于上述三方面的理由，进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构拟了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婚姻与家庭的起源和发展阶段、宗教信仰的起源和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以及财产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等进化图式。理论通常是比较抽象的，一些理论往往包含数组研究假设，如E ·杜尔干（Emile Durkheim）在《自杀论》（注：〔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一书中提出的“自杀论”，认为个人是完全依赖社会的，因此个人的生活就完全受社会的集体意识所操纵。这是一个很广泛抽象的基本理论。杜尔干以自杀现象做具体的资料来证明其理论。他假设既然人是受社会的控制，那么自杀也就可能不是单纯的个人意识，而是一种受共同意识影响下的社会行为。
因此，
他的研究假设认定一个社会的连带责任（social solidarity）愈强，其自杀的现象就愈少；相反， 如果一个社会的连带责任愈弱，自杀的现象就愈多。在这里，可以看出杜尔干的基本理论是很抽象的，但其研究假设则就具体多了，所指的范围也小多了。概念与理论不同，它通常与其他概念构成理论的一部分。概念往往作为分析的工具， 用来分析某种社会文化现象。例如， “文化圈”（kulturkreis）是德奥传播学派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用以分析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传播。法国社会学派的创始人E·杜尔干（Emile Durkheim ）提出“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概念来分析社会现象； 列维—布留尔提出“先（前）逻辑思维”、“互渗律”（混沌律）概念来分析人类早期思维；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功能”（function）概念来说明社会文化现象的作用；美国人类学家A·卡丁纳（Abram Kandiner ）提出“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概念， 说明一个社会的成员因共同的早期养育和训练而具有的共同人格结构；美国人类学家杜波依斯（Cora
Du
Bois ）提出“众趋人格结构”（modal
personalitystructure）概念， 说明某一民族的共同性格实质上只是一种众趋的形态；美国著名人类学家R·林顿（Ralph Linton ）提出“身份人格结构”（status personality structure）概念，用以补充基本人格结构，说明由于身份、角色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特殊人格特征；英国著名人类学家M·T·道格拉斯（Mary T.Douglas）提出的“群”（group）、 “格”（grid，或译“网”）的概念说明社会群体对个人约束的强弱程度及其关系。在社会学界，各种概念也很多，如美国结构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R·K·墨顿（R.K.Merton）提出的“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潜功能”（latent function）、 “正功能”（eufunction）、“反功能”（dysfunction）等概念， 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各种不同的功能。
（二）创新的方法
如何创新？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因此，创新必须首先熟悉前人的有关研究情况。如果对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不熟悉，自然谈不到创新。无论是在世学者的抑或是过世学者的有关研究情况，都必须有充分的了解。
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是怀疑和批判。怀疑是科学发现的先导，是创造性思维的开端。哥白尼由于对托勒密的“地心说”发生怀疑，从而创立了“日心说”。社会科学也一样，所有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都首先是对前人的理论和观点产生怀疑。而批判也是学术研究应有的精神，学术研究没有批判就不可能发展。只有在批判前人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都是在批判前人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奥传播学派的理论与方法都是在怀疑、批判进化学派的基础上产生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是在批判进化论和传播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也一样，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L ·A ·科塞（ Lewis A.Coser）和德国社会学家R·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 ）等人为代表的的冲突论（Conflict Theory）是在批判美国社会学大师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结构功能论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 以美国社会学家H·布鲁默（H.Blumer）、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等人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以及美国社会学家G ·G·霍曼斯（George.C.Homans）和P·M·布劳（Peter.M.Blau ）等人为代表的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也主要是在批判结构功能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后来提出的理论并不一定比前者更科学，但它毕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创新与提出假设及检验、论证也紧密相关。只怀疑、批判别人的理论和概念还不行，还必须提出自己的新理论或新概念。只提出假设，没有论证、分析，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现在有不少学者喜欢提出假设，但不注重论证，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论证与假设一样，都是重要的一步，要用各种可靠的资料从多方面来论证，最好是利用多重证据。
西方学术界之所以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层出不穷，其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对一切均抱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普遍缺乏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有些人甚至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和方法。如果没有怀疑、批判和大胆假设的精神，生搬硬套，也就不会有创新，也就谈不上中国化，“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注：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叶启政教授曾说：“要使社会科学中国化，首先而且绝对必要的是：社会科学者要有自觉反省的意愿与能力，……应当对外来之知识有Merton所谓之‘有组织的怀疑取向’的思维习惯。唯有对外来之西方中心社会的知识具有批判、存疑与反省的习惯，才可能突破长久纠结成的魔障，而展现自主的思考成果。”（注：叶启政：《边陲性与学术发展——再论社会科学中国化》，乔健主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版， 第261页。）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应大力加强创新意识，发扬科学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只有不断地创新，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创新的方法多种多样，在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史上常见的创新方法主要有综合法、修正法和独创法等。
1.综合法。综合法即综合有关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在60多年前，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就提出综合各学派之长的看法，如林惠祥于1931年提出人类学、民族学应综合西方各种理论，融合而成新的理论模式。他说，社会进化论、传播论、循环论都不可从，但也都可从，“因为三说都各有其好处和坏处，而其性质表面上虽似乎排斥，其实却不相妨碍。我们可以取进化、传播和循环合为一炉，融合一处，而不见穿凿的痕迹”。（注：林惠祥：《社会进化？退化？》，《厦大周刊》第10卷，1931年。）
100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各学派此起彼伏， 先后出现众多的派别。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各有其优长，也各有其缺陷。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解释。如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象征学派等，每一个学派都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只有对西方各学派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认真加以鉴别，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才能有所创新。
综合法可分为三种形式：其一，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之长。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在综合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创立的。弗洛伊德的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是在综合了生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其二，综合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长。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是在综合了结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杜尔干和马克思的结构分析法、莫斯的交换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无意识与有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三，综合同一学科各学派之长。例如，人类学中的文化心理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是在综合了美国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象征学派是在综合了杜尔干、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2.修正法。修正法即修改或补充他人的理论、概念的方法。修正法一般是通过模仿，当发现问题后再进行修正。模仿是人的天性之一，模仿也可说是研究内容和材料的中国化。在模仿基础上修正西方的理论，也是创新的一种形式。梁启超早在20年代就提出修正西方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根据某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重新搜集的材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注：梁启超：《社会学在中国方面的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举例》，《社会学界》第1卷，1927年。）通过模仿，将会发现其长处与不足， 才有可能提出修正或完全改造的方法。杨国枢教授修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David McClelan）关于成就动机的理论和方法便是很好的例子。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概念具有高度的自我取向（self—orientation ）或个人取向的色彩。他认为，个人持有自己的“良好”或“优秀”的标准，而在做事时与自己的“优秀”标准相竞争的冲动便是成就动机。如果一个民族平均追求成就的动机很高，其经营能力和经济发展也会很高，因此其国力也加强；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就动机很低，其经营能力和经济发展速度也会很低。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许多国家大量的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上，看起来说服力很强，可信度很高，因此在本世纪60年代的美国颇为流行。杨国枢教授运用麦克利兰的理论和方法初步试测于台湾的大学生，但很不理想。因为“东方人基本上不是自我取向或个人取向的，而是他人取向的或集体取向的。他人取向或集体取向的人，常缺乏自己的‘优秀’的标准；不是内在的或自发的，而是外在的或人加的。他们之想将事情做好，并不是与自己私自怀有的标准相竞争，而是要符合父母、老师或上司等重要他人或团体所订立的标准”。于是，杨教授把成就动机加以扩展，将成就动机界定为“与内在或外在‘优秀’标准相竞争的冲动”。他进而将成就动机分为两类：一是自我取向或个人取向的成就动机，二是他人取向或团体取向的成就动机。他认为，在西方人中，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特强，而在东方人中，他人取向的成就动机特强。他还进一步把父母对子女的成就训练分为个人取向者与社会取向者，前者注重独立性训练，后者注重依赖性训练。并认为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与个人取向的成就训练成正相关，他人取向的成就动机与社会取向的成就训练成正相关。这一套修改后的成就动机的概念与理论，不但可以同时用之于西方人与东方人，而且也可以导出较多的预测。（注：以上参见杨国枢：《三种成就动机：概念性的分析》，1978年在香港心理学会演讲稿；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170—172页。）杨教授对麦克利兰成就动机概念和理论的修正，也就是创新方式之一，也就是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一种形式。
3.独创法。即根据新的材料，创立与众不同的理论或概念。如前述李亦园教授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提出解释中国人的行为规则“三层次均衡和谐理论”。曾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的著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教授在《宗族·种姓·俱乐部》（Clan,Caste and Club ）一书提出“情境（亲情）取向”（situation orientation）概念， 说明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他认为：中国、印度和美国三个国家的民族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背景，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心理文化取向和行为模式：印度教徒的处世态度以超自然取向和片面依赖为特征；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以情境取向和相互依赖为特征；美国人的处世态度以个人取向和自我依赖为特征。（注：参见许烺光著、薛刚译：《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译文分别把“情境取向”、“超自然取向”、“个人取向”译作“情境中心”、“超自然中心”、“个人中心”，笔者认为不准确。）后来，他又提出“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概念，说明人在与他人及社会文化事物的关系中，维持一种心理的与人际的均衡，并认为，这一概念不仅适用于情境取向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而且也同样适用于个人取向的美国人及其他西方人。（注：参见F.L.K.Hsu,Homeostasis and
jen:Conceptual Tools for Advanc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1,p.73—74。）
杨国枢教授根据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提出“社会取向”概念，并把它看作是比他人取向与集体取向更广的概念，因而在范围上可以包含后二者。他把“社会取向”界定为一种行为倾向，说明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即表现出顺从他人的行为、不得罪他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及对别人的意见感到忧虑的行为。中国人这种社会取向的行为目的是要达到：（1）获得别人的奖赏或称赞，（2）维持自己人际关系的和谐，（3）使别人对自己有好印象，（4）保护自己的面子，（5 ）使别人接受自己，（6）避免他人的责罚、拒绝、讥笑或报复，（7）避免困窘或尴尬，（8）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 这一概念对于描述与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面具有很高的适用性。（注：参见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173—174页。）
三、方法创新
方法创新包含改良西方的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两类。一般而言，方法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方法论的层面，二是研究法和调查法的层面。前者涉及基本科学方法问题，后者涉及研究者具体研究或调查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这里主要分析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法与调查法。
（一）研究方法：中西结合
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引进西方的理论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方法。由于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与西方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有较大的差异，因而运用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必然会不太适用。杨国枢教授曾说：“在甲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虽然特别适用于甲社会的对象，但如用来研究乙社会的对象，使可能有所不宜。”（注：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177页。）乔健教授也认为：中国人类学、 社会学和心理学家在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时候，“往往感到不能完全适用”，其主要原因是“从研究简单的小型的社会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方法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国这样内涵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差异极大的社会。如果真的有一天有效地做到了，那就是现代人类学方法全面的提升而不仅仅只是单向的中国化”。并强调：“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人类学特别擅长的比较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深入中国文化资源，把其中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提炼出来以充实甚至更新现代人类学。”（注：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中国学术传统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表明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说明它适合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任何国家传统的学术文化，均有其优缺。中西方法各有长短，应取长补短，互相借鉴。人类学、民族学只有继承、弘扬本国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并与西方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才有可能形成既与传统有别又与西方不同的方法。
中西方法如何结合？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相结合，历史文献资料与人类学调查资料相结合。
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在调查研究殖民地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民族大多是无文字的民族，其社会相对封闭，对外交往不多；社会分化不大，人们生活较为单纯，文化单一。国外有人称这种社会为“简单社会”。在这些研究对象基础上形成的方法大多是共时性的、静态的、横向的分析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象征分析法等。
中国有56个民族，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所研究的原始民族不同：一是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并有用本族文字或他族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少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两三千年甚至更为久远的文字记载。二是除了部分民族在50年代前仍处于原始状态之外，大多数民族都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分化较严重。多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在50年代与汉族相当，有较高的文化，而不是不开化的“野蛮”民族，与西方殖民地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尚处在石器时代的土著民族完全不同。特别是汉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国外有些人称这种社会为“复杂社会”。三是汉族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两层，一层是知识分子创造、由统治阶级提倡的教化文化，有人称之为“精英文化”，国外有些学者则称之为“大传统”；另一层是现实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或民间文化，国外有些学者称之为“小传统”。四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兄弟关系，而不是殖民统治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中国只有边疆，没有殖民地。五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存在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也较多。六是中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受自然环境影响，地区差异极大，即使同一个民族，东西南北以至各个省区的文化均有差异，甚至每一个县的语言、风俗都有其特色。七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各种政权，有的民族甚至曾统治整个中国几百年。
中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是将中国传统的方法与西方的方法相结合，即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相结合，既重视历史资料，也重视田野考察。凡是利用这种方法研究出来的成果，大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例如，凌纯声在30年AI写作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80年代后正式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等。
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是学术研究的一大优势。无论从事什么研究，都应扬长避短，才有可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才能在世界人类学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充分发掘、利用这些资料，并与田野调查资料结合起来，仍将是21世纪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研究方法问题上，笔者也曾经作过一些探索。1987—1990年间，在撰写《中国图腾文化》一书时，就如何运用西方的人类学方法问题作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当时国内兴起结构主义热，介绍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的译著及文章不少。笔者也曾考虑过采用结构主义方法，认真阅读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中译本名，英译本作《原始人的心智》“The Savage Mind ”）及利奇的《列维—斯特劳斯》（王庆仁译）等有关著作。经过反复考虑，觉得结构主义方法难以用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图腾文化，主要是因为结构主义方法是静态研究法，而中国的有关资料大多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难以放进结构主义框架中。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利奇评论功能论时所说：“我们功能论者在原则上并非真正‘反历史’；问题很简单，我们不知道如何把历史资料嵌入我们的概念框架中。”（注：〔美〕格尔茨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 页。）不过，列维—斯特劳斯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概念对笔者启发很大。笔者虽然没有采用他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概念，但采用了这两个名称。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空间和时间两个层次，文化的空间就是文化的横向面，也就是文化的共时性；文化的时间就是文化的纵向面，也就是文化的历时性。
其二，中国传统的实证法与西方理论分析法相结合。中西两种方法的差异有两方面。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实证法是重证据、重资料，利用各种资料论证，使人感到证据充足，可信度高；其缺陷是分析不深。西方研究方法的长处是偏重理论分析，但有些分析过于烦琐，有的则过于玄奥；虽然也重视资料，但不像中国学者那样运用多重证据。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实证法偏重个性研究，西方的方法偏重共性研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最佳方式是中国传统的实证法与西方理论分析法相结合，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证与分析相结合，个性研究和共性研究相结合，才能形成最佳的研究方法。
其三，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风。中国人和西方国家的人在思维方式上有差异，写文章的方法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中国有二千多年做学问的传统，讲究做文章，注重文章的结构、层次、条理和文字；注重实证，讲究资料丰富，内容充实，信息量大。而西方学者的著作则不同，文章结构、层次、条理远不如中国，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西方一些人类学家的论著，在中国人看来，缺乏严谨性和完善性，不少人（包括翻译西方名著的一些译者）都认为西方学者的论著信息量少，空话、废话太多，挤掉水分没有多少实在的话。遗憾的是，我国有些人把西方学者的这一通病也当作是长处，竭力模仿西方的文风。
（二）调查方法：多元化
民族学、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法始于美国的摩尔根，完善于英国的马林诺斯基。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之一。西方通常的方法是长期居住在被调查民族的一个小社会区域中，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等方法，了解、认识当地居民的生活，研究其文化全貌，熟悉当地居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及心理特征等。
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如何进行田野调查？ 是否仍要延续20世纪西方的主要方法？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延续和照搬西方的田野调查方法，其理由如下。
其一，考察者在调查前对调查对象的认识程度不同。西方人类学、民族学考察者在调查前对所调查的民族大多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一切从头开始，他们必须调查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了解清楚当地居民的情况。而中国则不同，大多数少数民族研究者由于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相当熟悉，他们没有必要像外国学者一样作长期的考察工作。不少汉族研究者在从事民族研究前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对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情况也十分熟悉。笔者在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前，曾在新疆民族地区工作、生活5年，并且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哈萨克语期间， 与哈萨克、达斡尔等族同学同住一宿舍4年，还常与维吾尔、 蒙古等族同学交往。可以说，笔者对新疆少数民族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已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汉族人类学者调查研究本民族，更没有必要像西方人研究异民族那样，长期生活在被考察者中。
由于中国大多数人类学、民族学者对所调查的民族的情况已相当熟悉，因而在调查基础上撰写的民族志著作也是十分可靠的，而且大多是经过本民族知识分子审查过，并得到他们的充分肯定。而不像某些西方人类学者撰写的民族志，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地区，不同学者所调查的情况和结论均不一样，因此而引起论争的不少。如李安宅对露丝·本尼迪克特关于祖尼人的调查研究批评；（注：参见〔美〕基辛著、张恭启等译：《人类学与当代世界》，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42页； 乔健：《美国历史学派》，周星等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3页。）德里克·弗里曼专门写了一本《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全面批驳玛格丽特·米德关于萨摩亚人的调查和研究；（注：参见〔美〕德里克·弗里曼著、李传家等译：《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奥斯卡·刘易斯也曾根据自己的调查，写了一本名为《墨西哥乡村生活：特波兹特兰再研究》，严厉批评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关于墨西哥特波兹特兰村的调查严重失实，调查草率。（注：参见〔美〕克莱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90页。）
其二，考察者在调查前掌握有关资料程度不同。西方人类学者所调查的民族大多是无文字的民族，以往也没有人调查过，没有文字资料，因而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材料。而中国则不同，各地、各民族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地方志和前人的调查报告，考察者到某一民族或某一地调查前，一般都广泛收集、阅读已有的资料。因此，在调查时往往注重收集以往没有发现的新材料和验证以往调查资料是否确实可靠。在21世纪，发现新材料和调查新问题以及纠正以往调查者的失误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田野调查的特色之一。笔者于1981年上半年和1983年下半年分别在新疆伊犁地区和阿勒泰地区调查近半年的时间，所获甚丰，其原因之一就是调查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掌握了大量资料。尤其是1983年的调查，调查前大量收集有关研究文章、调查报告及地方志，而且每到一地，总是先查档案资料，了解各乡和各村的人口、户数、氏族部落情况，把要调查村庄的基本情况摸清。此外，还熟记哈萨克族各部落几十代的系谱，使当地哈萨克族十分惊讶，因而受到特别热情的接待，并把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笔者。那次调查特别顺利，还收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并首次发现一批重要文物，如三颗重达9 斤多的旗札萨克银印和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五件文书都是那次发现的。（注：参见何星亮：《关于阿勒泰地区民族学调查报告》，《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1期。）
其三，中西观念和文化不同。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许多基本观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完全用西方的观念了解中国人，有时很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李亦园教授曾举例说明这一问题：通常外国人总喜欢问，你们中国人原来信什么教？这在西方是常问的话题，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西方人信仰的宗教十分明确，或是新教，或是天主教，或是其他宗教。而在中国，很难回答这类问题。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相对固定的宗教信仰，而有不少人不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等，见神就拜，见佛就求。所以如果套用西方人设计的问卷调查中国人的宗教，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把问题改为“你们的信仰是怎样的？”那么问题就容易回答了。（注：参见李亦园：《宗教与神话论集》，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68页。 ）杨国枢教授也认为，在调查表格的设计上，不能照搬西方，应设计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活动的调查表格，因为中国人的性格、观念与西方差异较大，如果完全照搬西方，不能全面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状况。（注：参见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第177—178页。）
据上，田野调查也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与学术研究一样，调查前必须熟悉有关资料和调查情况，熟悉当地情况及民族成分、人口、历史、地理、特产、部落或家支等各方面的情况，收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和地方志资料。如果调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对该民族和该地区一无所知，将产生许多弊端：一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熟悉当地情况，浪费大量的时间；二是调查不可能深入，会把别人早就调查和发表过的材料当作新材料；三是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和欢迎，而且可能会瞧不起你。在他们看来，专门从事民族研究而对自己所调查的民族知之甚少是失职，因而他们也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向你提供材料，或者对你的访问随便敷衍了事，甚至会以各种方式愚弄你。
笔者认为，21世纪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方法应该多元化。
其一，长期调查与短期调查相结合。笔者并不反对作长期的调查，需要长期调查的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进行下去。但是，长期调查的地点应认真选择：一是在文化上具有特色、对学术研究具有较高价值而以往学术界没有调查或调查不足的地区；二是存在问题较多、需要认真寻求解决方法的地区。短期调查是调查者对该地、该民族情况基本熟悉，调查主要为了收集某一方面的资料，或者补充、验证某一方面的资料。
其二，整体调查与专题调查相结合。整体调查法是西方人类学最普遍的调查方法，即在一个村庄居住较长的时间，进行全方位调查，全面了解该村的社会、经济、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这种调查法对于文化独特而又无人调查过的民族或地区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这种民族或地区在我国已经基本不存在。而且这种调查难以了解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在西方，这种整体调查法也已不时兴，许多人类学家已转向专题调查和理论探索的调查。所以，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不应只作整体调查，更要重视专题调查。
其三，田野调查与通讯调查相结合。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主要调查方法，随着通讯业的发展，利用通讯工具进行调查是当代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调查方法。通讯调查是通过包括信件、电话、传真、电子邮件进行调查。较适合此类调查的有问卷调查、个别问题的调查等。在信息时代，应高度重视通讯调查。
其四，充分利用其他有利条件调查。如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是十分理想的调查对象，他们文化水平高，对本民族的文化有较深、较准的认识，他们提供的资料较可靠、全面。
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料大国，但不是一个文化理论大国。数千年的文化资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各具特色的地区性、民族性的文化资料，异彩纷呈，五光十色。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料基础上，独立建构各种与西方不同的理论、概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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