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代赋汇》明代都邑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历代论文,都邑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都邑赋始于汉，今见者以扬雄《蜀都》最早。《昭明文选》赋类首列“京都”一项。京都之都，本包含有都邑、属邑之义，不专指国都；但《文选》以“京都”连言，而所收又限于班固《两都》、张衡《两京》、《南都》、左思《三都》，皆为国都或陪都，故《文苑英华》于“京都”一项外又列“邑居”一项，《赋汇》则并合为一，称为“都邑”，从分类的角度说，可谓简当。
《赋汇》所收都邑赋共84篇（含逸句），以时代分，两汉10（《两都》算1，《两京》算2），三国至隋14，唐20，宋12，元3，明25。这个数字不能准确地反映明代以前都邑赋的全貌。一是它所收的不全，其中以魏晋至隋漏收者较多，计14篇。明赋我所见者亦漏收都邑赋12篇。二是所收唐赋多循《文苑英华》之旧，其中如《华山为城赋》（韦充）、《河堤赋》（吕令问）、《鞭石成桥赋》（韦充）、《题桥赋》（李远）等皆不应属都邑。又晋孙楚《登楼赋》亦不应收入此类。尽管如此，《赋汇》仍然给我们提供了都邑赋的基本轮廓，为我们研究这类赋的发展和特色提供了方便。
明代都邑赋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前此各代，其内容和形式也有一些异于前此各代之处。其内容上的特点尤堪注意：
(1)以明代的都邑赋同前世各代者相较，可以看出，这类赋的选题和结构，经历了几次明显的变化：两汉作者描述的对象多为大都、大邑，篇幅一般也比较大；魏晋至隋，题目小、篇幅短的渐多，但大题目的大篇仍不少；至唐而小题、小篇占主导地位，大题、大篇很少；宋元大题目虽较多，但描述多趋于简省，篇幅大的殊少。至明，则又以大题目、大篇为主，成化以后之都邑赋结构尤为庞大。汉以后渐少见的罗列名物，多用奇字、难字的现象又再次出现。
明代都邑赋这一特点的形成看来有多种原因，我们不妨以京都赋为例作初步的考察。
《赋汇》所收明京都赋有金幼孜、杨荣、胡启先《皇都大一统赋》各1篇，李时勉、陈敬宗、钱干、余光、盛时泰、黄佐《北京赋》各1篇，桑悦《两都赋》二篇及顾起元《帝京赋》、董应举《皇都赋》共14篇，另有莫旦《大明一统赋》虽不是严格的都邑赋，但按《赋汇》的分类难于找到别的归属，姑亦列入，此外《赋汇》未收者尚有吴溥的《皇都大一统赋》及刘三吾、周启的《大明一统赋》，则达18篇之多。又据《明史·艺文志》载：余光、黄佐都有《两都赋》（即《北京》之外还当有《南京》），钱谦益《列传诗集小传》说文翔凤作“金陵六赋，以当京都”（丁集下），则还当增益。
明代京都赋多，同明朝皇帝的提倡有关系。刘三吾赋的全题是《敕下御制大明一统赋》，可知是奉朱元璋之命而作；王直《周公明传》（见《柳庵后集》卷三四）说：“会有诏试《大一统赋》，独先生最优。”《列传诗集小传》周启传亦言“廷试大明一统赋，擢为第一”。可知周启（字公明）之赋乃奉朱棣之诏而作，且同时还有其他人参加。又李时勉、陈敬宗、钱干（即钱习礼）、金幼孜、杨荣、胡启先、吴溥在永乐时均为文学侍从之臣，前三人都作有《北京赋》，后四人均作有《皇都大一统赋》，这几篇赋从内容看，都是朱棣迁都北京后不久所作，意在颂扬北京的形胜和朝廷的建制规模，今虽未能确证其为奉朱棣的诏敕而为，盖亦体其旨意。
但明代作京都赋的并不限于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属成化、弘治时者有莫旦、桑悦，属于嘉靖时者有余光、盛时泰、黄佐、属于万历朝者有顾起元、董应举。他们中虽有曾入翰林为庶吉士及任修撰之类的官者，如黄佐、顾起元；有些则不是，如莫旦只是以举人入太学，毕业后授官为新昌训导。（见《吴江县志》），桑悦虽曾中进士，作赋时也是个训导（见《明文海》所载桑赋后记，盛时泰则只是个贡生。这些人的作京都赋就很难说是秉承朝廷的旨意了。从其赋中所宣示的意图来看：桑悦说是当时外国使臣朝贡，买不到两都赋，无以张扬国家之强盛，因而有作（见原赋序）；黄佐的赋颇寓讽谕之意，董应举则纯为针对当时国势衰危，有感而发；其余则仍多主于颂扬，有的甚至将明朝多次经历内忧外患而暂时转危为安也作了颂扬的处理（如顾起元的《帝京》）。这种情况是耐人思考的：为什么明朝中期以后还有这么些人热衷于作京都赋？他们仅仅是为了献谀吗？从诸人的行事考之，黄佐、董应举固方正，顾起元、余光、盛时泰等亦非佞谀之徒，桑、盛还以狂放或淡泊著称。他们的热心于赋京都，可能与对永乐以前诸赋有所不满有关；还可能有下列两方面的影响：
①明朝科举考试不试赋，但时有试赋之举。除前举周启曾被诏试赋外，我所见者，永乐时郑棠曾官翰林检讨）有标明为应制赋三篇，注明为应礼部试、吏部试、翰林试之赋各一篇。（《赋汇》均不收）正德时有李默《京闹秋试举人廷见》赋一篇注明“馆课”。嘉靖以后尤多，见诸题注者，嘉靖时陈束有《厩马赋》注“馆中作”，王弘诲有《春和赋》注“馆课”；隆庆时于慎行有《阁试经筵赋》，沈一贯有《日方升赋》注明“阁试”；万历时叶向高有《万宝告成赋（阁试）》《郊禋赋（北郊馆课）》《谒文丞相祠辞（用骚体，馆课）》周如砥有《月重光赋（馆课）》（以上《赋汇或收或不收》此外，《赋汇》还收有不少同一题而有数人之作的赋，其中一人注明为试赋，其馀虽未注明，然作者为同年进士，同选为翰林庶吉士，如《经筵赋》除于慎行外还有沈位、罗万化、李维桢之作，《万宝告成赋》除叶向高外还有邹德溥之作……等，盖皆为馆阁试赋。《赋汇》中尚有一些数人作的同题之赋，其作者多为同时的庶吉士，如刘克正、吴中行、刘虞夔、张元忭、刘元震均为隆庆二年进士被选为翰林庶吉士者，均有《越裳献白雉赋》（或前加“拟”字），疑亦为馆阁试赋。据此虽未敢肯定明时馆阁有试赋的制度，但朝廷对文学侍从之臣时有试赋之举是无疑的。其所试题目虽多与都邑无关，但其体皆用古赋，（元时科举即废律试，改试古赋），则其影响所及，士人所作多为古赋，因习古赋而兼及汉、晋古赋多见之都邑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②明代的诗文复古运动盛行于弘治至万历间，但某种程度的复古倾向则由来有渐。诗尚唐音，元时已启其端，明初林鸿、高棅更以规仿盛唐相号召，寔开前后七子之先河，辞赋复古思想亦在元时显露端倪，祝尧《古赋辨体》标举楚汉，而薄六朝骈赋与宋文赋，于唐宋律赋，则几羞于论及，即有复古倾向。明初吴讷作《文章辨体》，其赋类的概述几乎全采祝氏之语，可见其流风已及于明。京都赋的大量出现，盖亦与这种复古思潮有关。不过这种思潮是逐渐发展的，故明前期的京都赋又与明中叶以后有所不同：前期铺张的描写较少，更罕见难字奇字和名物的堆砌，从成化、弘治间的桑悦起就在这一方面也或多或少模仿汉赋了。但京都赋作者的复古又与明中叶以后诗文复古派（前后七子等）的复古有别。复古派首领李梦阳标举“汉无骚，唐无赋”，似亦崇汉赋，然其所作，则多承魏晋南朝抒情纪事赋的传统，罕见汉大赋的铺陈与夸饰，也不作以体物为主的京都赋和其他都邑赋（惟王廷相有《游蜀赋》），但已属变体，按《赋汇》的分类以入“行旅”类为宜），京都赋以及其他一些都邑赋的作者则企图向汉大赋那种宏阔的境界接近。这种现象，不仅对我们认识明代辞赋的发展，而且对我们认识明文的发展都有一度的启发。盖我国古代诗文赋的发展，至宋已极其变，明人创新的可能性已很少。然宋较近，循其径而求稍异其貌更难，故除部分诗赋文作者继续在宋人的道路上艰难地开拓外，多数作者都力求于唐以前有所吸取，以变其貌，但因文体和作家艺术倾向不同而有异。辞赋有长期崇尚铺张和藻饰的传统，唐承六朝之变而益趋简约，主要向小题目开拓，宋人承之，更向说理和平易、清淡的方向发展，这都背离了辞赋的传统审美要求。故明代的辞赋作者又多在不同程度上回归传统。至于回归的取向，则各不相同，上面说的两种，只是就其较突出者而言，实际要复杂得多。以选题、结构的大小而言，同一祝允明，就既写了结构规模巨大，内容繁富的《大游赋》，又写了题目小、篇幅极短的《一目罗赋》，徐渭则尤喜作短小的赋。但他们选择的那种短小的赋体，也是创始于汉，而极于南北朝及晚唐，宋元则罕见（但有短小的骚辞）。从体式而言，实亦复古。唐寅《金粉福地赋》、王骥德《千秋绝艳赋》之类的艳体赋，情辞纵放，颇异于前，然亦由南朝宫体蜕变，而为宋元所无，且其数量甚少。故从总体而言，我们仍不妨说明赋多有某种复古的倾向。
(2)明代的都邑赋虽有某种复古的倾向，但内容上有新的开拓：
①在赋史上初次出现写外国的《朝鲜赋》和《交南赋》。
《朝鲜赋》为董越出使朝鲜归来所作。李东阳《明故资政大夫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僖董公墓志铭》（《李东阳集·文后稿》卷二十五）说：董氏于成化“丁未（二十三年）充经筵讲官，寻以登极恩进右庶子兼侍讲。会朝廷颁正朔于朝鲜，特令奉使，赐麒麟服以行，至则宣德意，正王度，馈赠无所受，居三日而还，乃作赋以纪国俗，他所题咏甚多，国人锓诸梓以传”。知董越出使在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孝宗即位后。他盖在出使前于朝鲜已有所了解，经行居留期又勤于观察访问，归后又与同行者“参订”（见《赋序》），故此赋对于当时朝鲜（李朝李娎在位时）的山川形胜、政教风俗都有较翔实生动的描写，是一篇很好的关于朝鲜的游历考察报告，至今仍可供研究朝鲜史和中朝关系史者的参考，在赋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交南赋》是湛若水使安南归后所作。湛氏是著名理学家陈献章的高足，本人也是著名的学者，官翰林期间与王守仁并讲学京师。其使安南是策封安南王黎晭，时在正德七、八年之交（见赋序）。郭棐《湛文简公传》称他“既至安南，严却餽金，黎晭赠诗，有曰‘白沙（陈献章）门下、更何人’之句”（《明文海》卷三九七）。可知他与董越一样，也受到出使国的尊重。他这篇赋用骚体写成，对越南与中国关系的历史与越南后黎朝黎晭时的风土民俗亦有一些生动描述，可供治史者的参考，但翔实逊于董赋。又其《序》云：“睹民物风俗，黠陋无足异者，怪往时相传过实，怪往时相传过实，托三神参订，而卒归之于常。”故其具体描述，间带轻蔑的语气，不如董赋“主于直言敷事”，而抑扬有度；后半篇托参证于“三神”（朱鸟、祝融、伏羲），多引神奇怪异的传说，颇有恢奇之想，然故作波澜，反失自然，亦不如董赋有“典雅优裕，无烦雕琢”（李东阳评董氏诗文语）之致。但从开拓都邑赋的境界说，《交南赋》仍可注意。
②所写本土都邑在地域上也有新的扩展。主要是写边远地区的赋增多。
过去的都邑赋多以江、河流域的地区、都邑、关隘（唐赋还涉及著名桥梁）为描写对象，且多在腹地，惟唐代张嵩、吕令问的《云中古城赋》写及边域。明代则有丘浚的《南溟奇甸赋》黄佐的《粤会赋》（均见《赋汇》）写海南岛及广东，此外还有欧大任的《南粤赋》、曹琏的《西夏形胜赋》、周婴的《闽都赋》（以上《赋汇》失收；又按王彪之亦有《闽中赋》，但其时闽中非边远之地），则东南西北边邑皆已在赋家的视野之中。此外，徐杜有《郑州揽胜赋》（《赋汇》失收），韩杨有《荆湖山川人物赋》（见《赋汇》），写的虽是内地，亦前人之所缺。这反映明时各地经济文化均有所发展，东南尤甚，故居留（或游宦）其地者遂生产宏扬其土风之意。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丘浚、黄佐之作。
邱浚为琼山人，景泰五年进士，弘治四年官至文渊阔大学士。他“博极群书，尤熟国家典故。”（钱谦益语，见《列传诗集小传·丘少保浚》）对其故乡的历史现状自然更加谂熟。他的文笔也好，描述尽致，可视为富有文学意味的海南地方志。在明代乃至历代都邑赋中，都是较有特色的一篇。
黄佐，广东香山人。正德庚辰（十五年）进士，官至少詹事兼翰林学士。他“究心理学经济，而修词掞藻，杰然争雄艺苑”（钱谦益语，见《列传诗集小传》），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兼文学家。故他的《北京赋》和此赋，都内容充实而文词雅饬，有学者之风。惟《北京赋》颇多讽谕之意，其形容当时京师的士风云：“京游之士，实繁有徒。通籍禁闼，嘘吸荣枯。赂之则升天阶，忤之则沦渊墟。豺狼昼伏于当道，而惟诇彼稷鼠与城狐。至于翱翔四郊，走田飞弋，斗鸡蹴踘，罔事货殖。倏掣金以訾价，俄跃马而鸣镝，诛皇路于天衢，是以奸慝发而亡迹。”可谓情辞愤激，不似理学家言。此赋则一意颂美，其中也写到“侠客畴人，五豪七贵”的奢侈逸豫生活，却说：“盖处沃土而淫滔，民之常也；方和乐而讴吟，世之昌也；使歌《乔木》之‘南有’，戒《蟋蟀》之‘太康’，则虽好乐又何伤焉。”只略寓当引导使归之于正道的风旨。推其意，盖以为当官者应严于律己，不容贿赂与跋扈，而对于民（即使是豪贵者），则重在教化与疏导。这体现古人正下先正上的传统思想，意主导欲、节欲，则与某些理学家的高谈“存天理，灭人欲”有异。《列传诗集小传》说：“才伯（黄佐字）有漫兴诗，落句云：‘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自注云：‘欲尽理还之喻。’王元美（王世贞字）云：‘此公作美官讲学，恐人得而持之故也。’”此事《四库总目·泰泉集提要》亦载之，以为笑柄。王世贞、钱谦益、纪盷都非理学家之流，其讪笑固宜，然这正是黄佐既宗理学又讲求经济与文学必然产生的矛盾。他这两篇赋中的美与刺，都有偏离理学教条的倾向，亦与之相似。然这正是他的通达之处。至于其赋叙述之翔实，内容之繁富，可供治史者的参证，则又其余事了。
明代都邑赋中，《赋汇》所载佚名《蜀都赋》也可注意。杨雄首赋《蜀都》，左思《三都》中有蜀，宋王腾又有《辨蜀都》，其选题可谓陈陈相因，了无新意。然此赋有两点颇异于昔：一是对万历间蜀中的虐政及民众的反抗与土官杨应龙的暴乱有较详的描写，可以证史；二是它的篇幅特别长，内容也极庞杂，除详述山川形势，物产风俗外，凡有关四川的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几于网罗无遗。可以说是明代一些都邑赋贪大求全的倾向的极端发展。又《明史·艺文志》著录范槲明《蜀都赋》一卷，列万历至崇祯诸书之中，明万历有48年，启、祯合起来仅23年，推知槲明当为万历时人。按：《赋汇》所收《蜀都赋》有《序》，谓“岁在戊戌，小子侍家大夫参知是土，历胜揽奇，颇有兴抱，……会家大夫新膺浙敕，遽鼓栧东归，越甲子，又南征锻翮。冉冉冬徂，趣觐明州，爰理前绪，漫成斯篇。”可知作者之父曾为四川参政，其后又仕于浙，且尝驻明州（今浙江宁波市）。考《四川通志》（四库本）卷30“职官”载：万历至崇祯间参政有范涞，进士出身，休宁人，而万历二十四年为戊戌，与《赋序》相应。又据清康熙时《徽州府志·儒硕传》，知范涞为万历甲戌（二年）进士，“知南城县，……数迁至浙江右布政使，……”与《序》“奉浙敕”亦相应。其人有学，《四库总目存目》曾著录其《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与《哤言》二书，前书《提要》称：“万历二十九年，涞官海道副使，因取（有关海防）诸书复加增广，名曰续编”。明海道副使驻福建漳州（据《明史·职官志》），然明州亦其所辖，或临时暂驻，亦有可能。由于可知，作者之父当为范涞，而其人盖即《艺文志》之范槲明。范涞有学，且留心经世之务（《续编》可证），此赋广引群籍，复有大段言及时事，亦可从家学渊源上找到旁证。惟查《徽州府志》，其“科举”类所属各县举人以上者均列名，而休宁无槲明之名，则其人盖落拓不偶，遂致姓名湮没。故特附及之。
明代都邑赋在选题和结构上多有不同程度的复古倾向，在语言上，却多杂糅古、近。大抵才学富厚，仰慕古雅者，颇欲参取汉、晋，而究不能不能趋于质素，类于唐燕、许及李华、萧颖士等之体。才学稍薄，染于近习者，多用骈句而不能追步南朝及唐，多杂宋调（即散文化的浅近骈体）。惟桑悦颇欲“师司马相如、杨雄”（杨循吉《故柳州府通判桑公墓志铭》，见《明文海》卷四三一）。其人狂放，傲视当世。笔力亦雄肆，间得长卿之恍惚。然好堆垛奇字难字，其弊亦变本加厉。《赋汇》只摘其略，未审何故，若是有意去其繁芜，则精警处亦刊落殆尽，可能是陈元龙未见其全，故只就所得漫录之。
明代都邑赋这种杂糅古、近的语言风格，其实也是多数明赋乃至一些明文的共同特点，只有某些复古派、唐宋派和公安派的领袖人物例外，趋其风者亦未能免。这是时代使然。我认为，只要它言志体物，描写尽致，都不应加以鄙薄和非议。以此为准，明代都邑赋在艺术上也是有佳篇的。前已提到的丘浚《南溟奇甸赋》，即其较为突出者。此赋以“奇”字为贯串，层层展开，结构既脱去寻常蹊径，其间描述，亦多生动贴切之语，如其开头云：“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舆图之垂尽，绵地脉以潜通。山别起而为昆仑，水毕归以为溟渤，气以直达而专，势以不分为足。万山绵延，兹其独也；百川
茫，兹其谷也。岂非员矫瀛州之别区，神州赤县之在异域者邪？”又如其中有云：“惟走所居之地，介乎仙凡之间，类乎岛夷而不夷，有如仙境而非仙，以衣冠礼乐之俗，居阆风玄圃之壖，气尽而气脉不断，域小而结局斯全。……”这对海南岛总体特点的概括描写，就是既能高瞻远瞩，境界阔大，又特色鲜明，确切不移的。馀如“纵步而行兮，地虽甚遐，仰首而观兮，天则伊迩”……等句，亦从真境中体会得来，非漫作夸饰者可比。黄佐《北京》《粤会》、董越《朝鲜》等精警处不如《南溟奇甸》之多，但黄佐两赋内容繁富，而能注意将名物、制度等难于写得生动之处加以分散，且颇务樽节，不多铺述，而以山川形势、风俗民情等形象描写间于其中，变板滞为疏朗，亦见其惨淡经营。董越写《朝鲜》，基本上以出使行程所经为叙述线索，结构颇类前人的征行或行旅赋，在都邑赋中属于别格，描写亦多生动处。董应举《皇都》，更力图脱去历代京都赋的窠臼，对于山川形势、皇宫构造、百司职守，郊外物产等皆不作详细铺陈，而只用极简括的文学语句加以描述；写郊外官民的活动稍详，藉以反映民生的艰辛和当时宦官“轝金辇壁……椎骨吸髓”的情状。其后用“夫世无勤而不治，欲无极而不荒，地无大而不圮，心无小无不昌”领起，以抒其忧国之思。全篇结构紧凑，语句雄健，如后段有云：“尝试登高山，望紫塞，按图记，列职方，居庸紫荆，山海辽阳，去京师其几许，时嶪岌于疆场。盖有永乐三犁，宣德喜峰，铭功瀚海，天壤无穷；英北狩而来复，肃城守而张皇，贡市成而甲钝，犬羊饱而敌强。吾安知夫戎马之不郊，欃枪之不芒？……”即一气直下，如贯珠落盘，无一冗弱之句。可与丘浚《南溟奇甸》并称为明代都邑赋中的双壁。
明代都邑赋中，小赋较少。其中杨守陈的《张秋赋》为骚体，语句清新，且于当时徐有贞等人的欺世盗名，深有所讽，也是一篇佳作，但在明都邑赋中，属于别格。
明之都邑赋也有较为普遍的缺点，除在结构、语言等方面多循旧径而有创新者少外，主要是：一些作者喜欢逞才炫博，贪大求全，和盘托出，不务收敛、含蓄、少风韵；一些作者虽稍注意收敛（前期较多），而少精思，缺乏警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些明赋、明文、明诗的缺点。究其原因，前人多说是由于明代士精力耗于八股所致，近人有说明代文学体裁更加多样，除传统的诗（词）、赋、文还有南北曲（散曲、戏曲）、小说、弹词等，分散了文士的精神，不得专工。这些因素都可能有影响；然唐宋的进士科举试律赋（宋代间不试，或可不试），却有古文运动的兴起，作古赋者也不一定沾染律体之习；继明的清，科举考试亦以八股为主，清之古赋和文却多不粗放（另有缺点，此不论）。粗放之习，盖尤与明代所形成的士风和学风有关。
历史学家多认为，明代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较前有新的发展，皇权更加膨胀。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大权独揽，又诛戮功臣，乱杀文士来说，这个论断是有理有据的。但正因为不设宰相（尽管后来内阁学士实为宰相），防止个别大臣擅权，明代从中央到地方，在注意分散官吏权力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有利于皇帝听取官吏的不同意见，限制官吏结党营私的制度。就中央言，除继承前代经验，加强监察官吏（御史等）的权力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内阁学士一般采取先廷推，然后由皇帝决定的办法，内阁又有集议的制度，不由一人专决（尽管有时流于形式）；二是吏部权重，对官吏的升黜有很大的权力，而吏部的铨选又必须公开，受有关官吏（主要是司监察的官吏）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互相牵制的制度，当然不算“民主”，但却付给了某些官吏以议政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士大夫关心朝政、国事和敢于进言的风气。明代自英宗之后，明主少，暗主多，然屡经内忧外患，历二百年有余而始倾，就是因为有一批敢于犯颜直谏，甚至敢于冒死直言和勇于负责的士大夫在支撑。于谦等以对国家负责的精神，在英宗被瓦剌俘虏后，敢于严拒瓦剌的要挟，拥立景帝，使明朝转危为安，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其他敢于同宦官、奸臣和颟顸的君主进行抗争，力图遏制他们的虐政、暴行者，更史不绝书。武宗正德以后尤多，其中有些人因此遭到廷杖、贬谪乃至杀戮，然不计个人利害，前仆后继。其惨烈、悲壮的情状，真是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秦以来的任何朝代的士人都难以比拟。东汉一代号为重气节，桓灵时期某些“党人”的斗争也颇壮烈，但方之明朝，亦黯然失色。当然，他们有时也流于偏激，如嘉靖朝的大礼议、万历初关于张居正“夺情”任事之争，就未免过于迂阔，但其不避威权，尽心尽意的精神，仍然是可贵的。
正因为士大夫（特别是他们中的精英）多关心国事，对历史、社会的责任感较强，明代的学风也有其可贵的一面。清人多鄙薄明时的学风，说明人空疏；清初有的明末遗老，更痛心疾首，说明末的士大夫空谈性命误国。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没有根据。明朝提倡理学。宋元以来的理学家都提倡“慎独”，极端强调自我修养和自身以省，尽管一些大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朱熹、陆九渊及明之王守仁本人都博览群书，王守会还通达世务，有经济之才，但他们教人，却是要少读书，以免妨害修心养性，故其末流确有空疏不学，懵于国计民生者。理学家极端强调纲常伦理，尊为“天理”，把封建伦常解释成极端僵化、违反人性的死硬教条，其弊是“以理杀人”（清人戴震语），且造就了一批口谈性命，“行若狗彘”（明人李卓吾语）的伪道学。说上述的几种人招致亡国，可谓毫不冤枉。但若以之概括理学的全部作用则是有片面性的，以此概括明朝一代的学风尤为未当。且不说理学家对宇宙观、认识论等方面的探讨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贡献，他们提倡人们在道德操守方面要注意自反自律，倘去其太苛与迂阔，也有其合理性，并于世有益。同时，在考察明代的学风时，我认为必须把受到理学的某种影响与宗奉理学的人区别开来，也必须把虽宗理学而博学多才、明白世事的人与伪道学和只空谈性命而不学无术者区别开来。《明史》所载人物太多，且不限于士人，难以核查。《明儒学案》所收人物多崇奉理学，完全不学无术者却是少数，前面提到的黄佐、湛若水就是讲理学而有学问的。至于那些不入《学案》的士人，他们虽受到理学的某种影响（有的甚至有反理学倾向），其知名者也多非不学。著名文学家如杨慎、王世贞，著名异端思想家如李卓吾就都是博览群书的学者；前面提到的一些都邑赋作者如丘浚、杨荣、董越、董应举等，也非不学无术之辈。
但明人的所谓学，确与清人的所谓学有所不同。明人的学主要指用世所需之学，清人之学主要指博古专精之学。如经学，明人就主要取其大义，对名物训诂大抵承宋元人之旧，一般不加深究；对诸子学的研究亦多承宋元的道路；故这两方面明人的成就小，可谓“空疏”。但明人对一些同经世或同日常生活有关的学问却涉猎颇广，且有特色。如史学，明人对于与今无关的古事古制一般不加深究，对当代朝章国故、民情风俗等却甚注意，著述甚多。特别是明后期，如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以及众多的野史、笔记都有很高的价值；至于明清之际明遗老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书》前后集等巨著，就更不用说了。其他如地理学、医学、机械学、乐律学等，明人都留下了珍贵的遗产。所以不能说明人空疏无学。但明代某些士人之学确颇驳杂，除朝章国故外，三教九流、牛溲马渤，兼收并蓄的倾向较突出，中后期尤甚。然就明代士大夫的精英而言，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始终是主流，理学虽被尊为一代的指导思想，实际也多被纳入经世致用的范围，并随经世致用的需要变化而变化，程朱学与陆王学的消长升降即由于此。
明代学风的这种特色，对当时诗文赋的优点和缺点都有一定的影响。盖学博而杂，则不免流于放，过于重经世致用，则容易流于粗，任其粗放，则有欠精欠粹之失。但粗放有时也很美，树大干粗，枝叶扶疏，大江乔岳，狂奔雄踞，有宏阔伟岸之美；野草丛生，绿茵满地，粗服乱头，风韵天然，有真趣盎然之美。前者正是明代某些有复古倾向的大赋作家和前后七子所追求的，后者则是晚明的小品文作家和某些好作小赋的人所追求的。他们的作品不是都能达到此境，但有时能达到或接近此境，故明代的各体、各类作品都有佳篇。
据今所知，明代辞赋之尚存者，其数量超过《赋汇》所录历代赋的总和。都邑赋只是其中很少的部分，又是陈陈相因的老题材，似不足轻重。我年轻时读《世说新语》，对谢安批评庾阐《杨都赋》为“屋下架屋”（见《文学》篇），曾深有所契。故昔年撰《赋史》，于魏晋至宋写都邑的大赋，即不甚措意；对明以后此类大赋，更漫不经心，遽加割舍。近几年与一些同志搜辑历代辞赋，所见超过以前，重加阅读思考，觉此类赋不仅尚有某种生命力，且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当时辞赋发展乃至整个文风的某些特色，未可一概以重迭架屋摈斥之。因所见《赋汇》失收的此类赋皆不在手头，故只略提，而仅以《赋汇》所收者为主写下这篇感想，算是对旧时看法的修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