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厚此薄彼——论当代家族小说的思想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厚此薄彼论文,当代论文,传统论文,家族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制度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具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进入中国现当代社会后，它逐渐走向最终的解体。但是，由于中国作家大多生活于宗法式的农业社会，家族观念渗入骨髓，加之家族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因此，现代作家在对家族文化批判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流露出眷恋的情怀。在当代家族叙事性作品中，不少作家仍未处理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宗法式的农业文明，对家族族长、保守知识分子、传统伦理等都表现出审美上的偏执，造成家族小说现代意识不同程度的匮乏，使作品缺少应有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一
尽管进入当代社会以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民主、科学的思想已是现代人基本的价值立场，但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厚土壤使现代西方话语在接受过程中遭遇到有意、无意的误读，张扬个性的声音淹没于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主流话语之中，传统社会的家族本位转变为当代社会的集体、革命本位，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冲突让位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知识分子由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的主体变为接受思想改造的对象，不仅作为反封建启蒙载体的家族小说已走向穷途末路，即使是革命历史小说中家族叙事的隐形书写也不再承传个性解放的五四传统，作家所钟情的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理想化的传统伦理、农民革命英雄，而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代文化则保持一种道德批判的价值立场。
田园牧歌是中国传统文人对乡村生活的诗意想象，他们在仕途上遇到挫折，对尔虞吾诈的官场厌恶之后，往往由庙堂走向民间，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寻找失落的自我，在田园牧歌中寄托自己的孤寂情怀，从而实现封建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传统文人的这种政治情感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仍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现代作家一方面认识到宗法式的农村走向解体的历史趋势，民生凋敝、生存危机的社会现实，但在情感深处，他们对民生凋敝的乡村还是充满诗意的向往。鲁迅在《故乡》中对儿时与伙伴闰土在海边沙地童年生活的描绘让读者感到乡村生活的美好。当代作家梁斌在《红旗谱》中充满深情地描绘了运涛、江涛兄弟俩在农田劳动的场景，“农村的风景，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农民之间的友情，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青年男女之间淳朴的爱情，农村孩子快乐的乡村生活，甚至农村妇女在夫权压迫下掺杂着甜蜜的哀怨，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美丽的春天原野上，赶鸟，看瓜，打狗，赶年集，走庙会，过除夕；运涛和春兰一对小儿女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江涛、大贵、春兰们在棉花地里扑鸟……乡村的居民在美丽的乡村风景中的生活构成了一幅没有历史感的农村生活的画卷，散发出田园诗一般的魅力”①。这既是作家对童年乡村生活的情感记忆，也是传统文人士大夫情怀在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流露，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恬静、淳朴、亲情、温馨一面的诗意描绘。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代作家写到具有现代色彩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时，侧重的则是对其负面因素的揭示。地主冯老兰一家世代靠经营土地获取利润，“到了冯贵堂，开始在乡村里做买卖，开了聚源号杂货铺、聚源花庄。……锁井镇上，自从有了座铺，成了有名的大镇子，掌握了四乡的经济流通”。现代商业经营方式自然带来了乡镇的繁荣，但从阶级视角来看，正是由于冯家的富有对农民土地的收购，导致了农民无地可种流离失所的残酷现实的出现。而相应的对冯贵堂提倡文明启蒙、科学种田、更新生产工具所遭遇失败的落后封闭的文化土壤则轻描淡写。给读者造成的印象仿佛是，假如没有地主家经商致富的繁荣，农村则是耕者有其田，其乐也融融的一片净土。实际上这在一定意义上暴露出作家骨子里的小农意识。
当代作家这种对乡村生活的偏爱又与其对传统伦理的张扬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是一位农民革命英雄，尽管他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经历了从传统的农民英雄到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转化，但从总体上看，他所奉行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伦理，体现出的是历代农民英雄的侠义精神。在他身上突出的思想性格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点，对“孝道”的遵守。父亲为反抗地主冯老兰霸占四十八亩官地的不义之举，赤膊上阵进行反抗，失败后吐血而死，为此，朱家家破人亡，朱虎子只身逃亡关东。不管他身在何处，父亲的临终嘱咐时刻铭记在心，从未忘记他们与冯家之间的家族仇恨。因此，实现为家族复仇的目的自然成为朱老忠参加革命最原始的动机。即使是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对冯老兰一家阶级仇恨的背后仍然是家族宿怨。第二点，重义轻利，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的精华。朱老忠尽管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文化教育，但受到民间文化环境的熏陶，他仍然体现出传统农民英雄身上的传统美德。作为农民，他并不富有，尤其是从关东重返锁井镇，一家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在这种条件下，他听说穷朋友朱老明因为和冯老兰打官司气瞎了双眼，没钱治病，便毫不犹豫拿出自己的血汗钱十块大洋给他治病。为了资助严志和的儿子江涛上学，他卖掉了自己心爱的小牛犊。为反抗割头税，朱家父子免费为百姓杀猪。与封建地主不义富且贵对应的则是，面对穷朋友的困难，他常常是慷慨解囊。第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历代农民英雄身上那种面对邪恶强暴所表现出的正义感与反抗精神在朱氏父子身上得到很好的继承。无论是在反割头税斗争中面对官府恶霸的勇敢，徒步到济南替严志和探监的胆略，或是在保定二师学潮中对青年学生的保护，都昭示出一种民间久违的侠义情怀。作为乡村地主冯老兰，他之所以在感情上遭到读者的厌恶，就在于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无论是他公开霸占官地的不义，对严志和一家遭难时趁火打劫的不仁，还是对同族女性觊觎之心的丑恶，都与民间道德理想相左，当然，也跟作家以阶级视角对地主行为中符合农民道德一面的遮蔽不无关系。
《红旗谱》中具有较多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冯贵堂，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接受过系统的现代西方文化，具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尽管他置身其间的锁井镇是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乡村社会，他在实施自己改良乡村宏伟理想时阻力重重，他在自己生活的周围几乎找不到一个对他的现代思想同感共鸣的支持者，但他毅然决然地推行自己的各项改革举措。他首先进行政治改良，反对父亲在村政上“一言堂”式的专制，倡导民主议政、民主管理；其次是反对封建迷信，对下层民众进行文化启蒙，把庙堂改为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在经济上，他轻农重商，并身体力行在锁井镇上开花庄、开货铺，直接与外国商人进行商品交换；他更新交通工具与农具，提高效率；他向农民传授新的果树栽培技术，增加收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承包全县的割头税，与政府签订法律合同，他履行合约，后因农民反对而失败，他愤怒于政府的不作为，利用法律武器，起诉政府的违法行为。如果抛开阶级意识，冯贵堂的行为无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行为。他尽管有经济商业头脑，但并非是一个唯利是图之辈，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仍体现在他的行为中，他劝说父亲，“对于受苦的，对于种田人，要叫他们吃饱穿暖，要叫他们能活得下去，要不然的话，谁给你种田，谁给你吃苦？”应该说，冯贵堂的改良计划与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方面，且鲜明体现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民主”、“科学”、“人道主义”思想，而这些为以后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乡村改革理念却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而失败。冯贵堂被作者描写为资产阶级反动的知识分子，对他的现代改良实践的进步意义缺少正确的评价，充分显现出作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感陌生与思想隔膜，把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给予有意无意的误读。
由于作家现代意识的匮乏，造成对作品中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内涵的揭示只停留在单一的阶级属性的彰显，而对作为传统农民英雄人物思想转变的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流于简单化的书写，忽视其作为传统农民思想意识负面因素的现代审视，理想化的文学实践带来的是人物个性的淡薄与历史厚度的不足，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刻画没有渗透进应有的历史内容，对其思想性格的进步性、改良实践失败的悲剧性没有正视，对传统乡村生活的那种温情、淳朴凸出的同时淡化了对其宗法环境的封闭、保守、落后一面的揭示，现代个性思想意识的遮蔽与群体革命意识的张扬使小说缺少必要的艺术张力，从而使其与真正的文学经典失之交臂。
二
在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西方的文化思潮大量涌入国内，向西方学习尽快走上现代化之路可以说是大多数国人的文化心态，因此，80年代的家族小说整体上表现出积极探索的热情与对现代价值理念的借鉴和吸收。不管是以反思民族改革为主题的《古船》，具有文化寻根色彩的《红高粱家族》，或是先锋家族叙事性创作，都不乏现代话语与传统话语的交锋。作家以现代人的观念去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对影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重负和现实弊端进行尖锐批判，但传统文化的积极一面也赢得了作家关注的热情，50-70年代中国作家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开始被打破，在对现实改革、西方现代文明肯定的同时，也从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与情感寄托。
《古船》无疑是当代家族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在对洼狸镇三大家族之间新中国成立前后四十年历史变迁与情感纠葛的书写中，将粉丝工厂主人的更替与家族之间的兴衰交织在一起。隋家的粉丝业由初期的小作坊发展到隋恒德这一代的现代企业，“他们在河两岸拥有最大的粉丝工厂，并在南方和东北的几个大城市里开了粉庄和钱庄”。“到了本世纪初，河边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粉丝工厂，‘白龙’牌粉丝驰名世界。”但作为现代企业的管理者，接受过现代西方文化的隋迎之却悬腕为儿子抱朴“书下几个大字：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希望儿子将其当成座右铭”。显然，这不是现代的思想意识，而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中庸理念的认同。他对自己家族的财产，并未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自觉，而是毫无条件地上交到人民政府手中，认为自己家族对洼狸镇是有罪的，似乎家族悲剧体现为历史的必然，他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儿子抱朴面对老赵家对隋家一次次的报复不敢有任何反抗复仇的冲动，忍受着强权暴力与人格侮辱。几十年来呆在老磨屋进行道德忏悔，寻找人格完善之路。作者将粉丝厂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位具有人道情怀与传统美德的改革者身上，流露出作家对传统人格的厚爱。
见素是隋家唯一一位敢于向赵家权威挑战的人物，出于家族立场，他对赵家的仇恨由来已久，尤其对赵多多承包粉丝厂耿耿于怀。尽管抱朴一再告诫他不要起意，粉丝厂是属于洼狸镇的，但见素凭着自己复仇的决心与过人的胆识直面赵氏家族的威权，承包失败后愤然离开洼狸镇到现代都市寻找自己新的人生之路。他靠着自己的聪明与勇敢，在商战之中横冲直撞，这“恰恰标志着某种意识到的个体价值实现的自觉和努力，标志着他在逐渐超越家族意识的过程中而表现出一种朦胧的自我解放和‘自由个体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对于这种应该充分肯定的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彻底的人道主义价值目标，作者却为其铺设了浓重的‘恶’的底色。这样一种表面化且未免狭隘的善、恶二元的思想方法，在创作中虽较易于突出某种人道主义的主题倾向，却难以完成人道主义主题的深化”②。小说给见素安排了一个彻底失败的结局，不仅因不正当手段经营导致洼狸镇大商店的倒闭，还患上不治之症，“见素的病在大城市治不了，却要由崇拜屈原的老中医郭运来治，他治身且治心，大概还能转凶为吉，这样的构思正表现了作家对人类理想的执著，也透露出他对传统文化的依恋，相对于作品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整体功能的强烈的冷峻的理性批判，这里也正表现了他感情上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悄悄归依”③。理性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情感上的眷恋成为张炜无法摆脱的文化情结。
赵炳无疑是叙述者情感上否定的人物之一，不过，对他修身、养花、品茶、读书、做人方面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对阴阳之道、盛衰更替之规律的较高悟性则不无欣赏，“老隋家的人兴盛了几辈子，气数到了，如今就该着走不到人场上来，一门光棍，这都是在规矩的事。依着规矩做事好，使性子逞能没有好结果。有阴有阳，相生相克”。他在洼狸镇说一不二，俨然一个封建专制家长，但从不亲自出马，而是运筹帷幄，明明是背后整人害人，还扮演着一个救世主的角色，让人感激不尽。他把赵多多作为打手，但又与之保持距离，声称赵多多“遇事最下得手去，心倒是诚。可是他常常做过了头，破了规矩”。年轻时他一直在镇上当政，但后来自动引退，落得让贤的美名，“古人说‘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就是这理。从土改到大跃进，洼狸镇的这一段路该当我来拉车。该做的事都做完了，退下来，不是吗？”他对男女之间的生理欲求和心理需要有独到的观察，对少女含章的精神情感世界了如指掌，将她十几年玩于股掌之间，让其欲罢不能，既对赵炳恨之入骨，又无法抵御其作为男人的诱惑，其中又掺杂着屈辱与不得已屈服其权威的苦衷。很显然，作家对赵炳整体上是贬斥的，但对他深得传统文化之智慧又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肯定，而非全然的否定。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作为家族小说的探索实验之作，其对传统伦理的反叛立场昭然若揭。他明确表示自己的反传统立场，小说之所以描写“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白昼宣淫，不是提倡这种方式，而是基于自己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极度愤恨。他所采用的独特的叙述视角、叙述方式与评价历史的尺度都代表着一种新的创新追求。不过作家所歌颂的“爷爷”、“奶奶”超凡脱俗的爱情，敢爱敢恨的性格却不具有现代意味。“奶奶”什么都敢于，只要她愿意。她的行为本身显然与个性解放、妇女自立相去甚远。“爷爷”、“奶奶”基于自己生命意志的爱恨情仇表现出的未受传统伦理束缚的原始野性，张扬着一种健康的生命意识。但是“爷爷”为了自己获得美丽少女之爱而杀死单挺秀父子就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行为了，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滥杀无辜。“奶奶”在单挺秀父子被杀之后公开与“爷爷”同居，享受着单家留下的财富而心安理得，他们两人自由相爱，且各有各的自由，但并未做到忠贞不渝，“爷爷”后来占有“奶奶”的侍女“恋儿”，“奶奶”一度与其他男人有染。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讲，我们都不能过高地评判他们爱情的反传统意义，他们的爱即使不是传统社会一夫多妻的变形，也充其量只能是民间爱情的想象，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更多秉有传统的民间色彩。尽管他们敢爱敢恨，但缺少的是良知和理性的渗透、独立健全的人格，有不少反现代、反人性的因子。
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的苏童，在他的《妻妾成群》中并不具有太多的现代意味。作家的创作追求也非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罪恶。他想尝试一下关注故事、关注人物的效果，他感兴趣的是“痛苦中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他们的泥土和空气”④。显然，小说独特的视角与叙述方式使其获得了成功，但作品缺少的是现代价值立场的介入。他一反知识女性追求独立人格与尊严的新文学传统，而是描写一个作为大学生的颂莲在家庭破落之后，主动到陈府给陈老爷当四姨太的生命与人性悲剧。她因年轻、漂亮、有文化而受到老爷的宠幸，又因孤傲不遵守陈府规矩失宠于老爷，在她身上，现代知识女性那种人格独立、爱情自由与人道情怀，对传统家族伦理的反叛都成为一句虚假的承诺，颂莲也像陈家其他妻妾一样追求的是为陈家传宗接代，保住自己的生存位置，她与她们之间的矛盾、钩心斗角，她对女仆雁儿的残忍显示的是人性的阴暗、女性自身的悲剧。小说无意于揭示作为陈家家长陈佐千对女性悲剧应负的责任，只是冷静地展示陈府日趋衰落的命运；无意于反映接受西方文化的青年一代决绝的反叛，而是如实书写大少爷疲惫的应付与对人际关系无奈的回避；无意于再现主仆之间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而是描写出人物之间“人”与“物”的模式。《妻妾成群》是对新文学家族叙事传统的一种重新书写，它以“陌生化”的实验获得读者的青睐，但由于作家现代价值立场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品位。
三
如果说80年代是文化激进主义思潮高涨的启蒙时代，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颠覆是文学的主流话语，那么，进入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则是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其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得到学界的公认。作家对儒家文化重要基石的家族文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对血缘亲情、家庭伦理、封建家长的正直人格，对保守知识分子，对传统母姓角色的首肯流露出作家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对现代个体本位思想的淡化、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陌生，呈现出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厚此薄彼的价值倾斜。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商业化的世俗社会，商业文明的价值取向是肯定人的个体意识与创造精神，《旧址》、《第二十幕》都以民族资本家家族的兴衰为主题，叙述者对经营盐井的李氏家族、经营丝织业的尚家对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所做出的贡献给以高度评价，但是这些“家族还停留在农耕文明的思想传统中，对祖先的迷恋和崇拜是这个家族的精神资源，祖先的生命也通过规训和后代形成一个连续体，成了笼罩几代人的象征符号，这与现代文明是抵触的”⑤。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社会形态与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的歧视和排斥。《白鹿原》中白、鹿两个家族祖先之间不同的治家风范与致富途径得到的却是世人迥然不同的价值评判，耕读传家的白家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而靠经商致富的鹿家则为乡人所不齿。同样是靠自己的吃苦耐劳达到发家的目的，与白家祖先农民式的致富方法相比，鹿家的祖先鹿马勺的致富过程带有了较多商业化的传奇色彩。鹿马勺成长于农业文化的土壤，却是在城市商业文明中获得成功，尽管他后来重新回到白鹿原安居乐业，养育子孙后代，但他有别于他人的独特致富方式无疑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挑战。虽然马家接受过农耕文明的影响，但家族传奇般的发家经历也无形中助长了后代思想性格中敢于冒险、投机、重利轻义的商业文化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显然与白家仅仅靠艰苦克己的敛财致富方式构成一种文化冲突，这也决定了鹿家尽管在白鹿村富甲一方，但仍然得不到人们应有的尊重。“从作者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态度中即可看出其局限性。这种局限归根到底显现的‘是潜伏在陕西作家文化心理中解不开的村庄情结，是工商业文明强力冲击下的农业文化的自卑、自闭和自大心态’。”⑥作者这种以农为本的文化心态成为其对人物言行价值评判的主要尺度。
与对农业文明情感倾斜相对应的是对封建家长角色塑造中的价值立场。不管是族长白嘉轩、李乃敬或是尚达志，他们都是家族意志的体现者，他们生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整个家族的兴盛而鞠躬尽瘁，较为圆满地履行了作为家长的责任和义务。白嘉轩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为赢得一块恩泽后代的风水宝地，千方百计筹划换地迁坟的阴谋。为了家族命运的改观，依靠妻子从山里带来的罂粟种子，得以发家致富，实现了家族中兴的目的。李乃敬作为李氏家族的族长，对外应对日渐崛起的新型资本家白瑞德的挑战，对内维持濒于危机的盐井开采业的正常运转。通过与军阀杨楚雄联姻，巩固李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尚达志则是为实现家族“霸王绸”的理想，历经坎坷而不悔，终于使尚家丝织业发扬光大。他们作为族长，始终坚守儒家仁义的文化人格。白嘉轩遵循“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座右铭，在族人面前率先垂范，对他人以德报怨，对长工鹿三以兄弟对待。他办学堂，聘塾师，教育家族子弟懂得“仁爱”之道，以正直的人格赢得世人的尊敬。在这方面，李乃敬、尚达志都有相似的道德人格。在家法族规面前，一视同仁，不徇私情。不管是对于违背家族族训的行为，或是陷入淫乱、赌博不能自拔的恶习，还是因自己的错误影响整个家族理想目标实现的行动，族长都是代表家族的意志对他们严厉惩罚，哪怕是被人看作是一种有悖人性的残酷。90年代的家族小说在对包括家族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显示出较为辩证的理性思考，从正面肯定其积极的有生命力的价值，同时又以现代的价值尺度审视传统文化中负面的消极性内涵。但是，作者由于对传统文化情感的眷恋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其理性审视的客观性，造成理性思考与情感判断之间的矛盾。以《白鹿原》为例，对于白嘉轩、朱先生等人，陈忠实在理性的层面客观地表现了他们人格中的二重性，但在感性的层面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在表现他们道德人格中神圣、崇高一面的同时，相对淡化了对他们思想性格中反人性内涵的揭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价值尺度的倾斜，由于叙述者对主人公情感上的过分偏爱，过于强调他们思想性格的永恒价值，而相对放松了对其所坚守的文化人格中非人性成分的批判。不管他们身上有多少闪光的道德精神，如果不是坚持“个体本位”，体现对人的独立人格的尊重，那么，这种道德人格的人文精神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不管多么公正地履行族长的职责，如果所依据的是人治的伦理，而非现代法理的精神，都需要进行价值追问。
在任何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们不能要求作家笔下的传统女性都具有现代女性的精神人格，但是，可以要求作家以现代的两性平等、人格独立的价值标尺对其进行理性的观照，或者说，作家在塑造诸多传统社会的女性角色时，应该渗透起码的现代女性解放的思想内涵。90年代的家族小说中出现了一批充分体现传统母性品德的人物形象，如《旧址》中的李紫痕、《白鹿原》中的仙草、《第二十幕》中的云纬等，她们以自己的忘我、牺牲的品格去成就男人的事业，赢得这些男性的尊重。尤其是李紫痕，以自己年仅七岁的柔弱之躯，遵循父亲的临终嘱托，为了让自己的弟弟妹妹完成学业，光宗耀祖，她竟以自己毁容的方式断绝求婚者的念头，全力支撑着这个濒于衰败的旧家。她不仅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弟弟妹妹抚养成人，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还收养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的本族族长李乃敬的孙子，从而赢得了银城男人们的尊敬。云纬为了自己爱的理想，为了她所爱的人尚达志，牺牲了自己一生的爱情，忍辱负重，饱受苦难。为支持达志实现尚吉利“霸王绸”的家族目标，倾其所有给予对方无私的帮助。作为母亲，她时时为儿子及其从事的工作担惊受怕。为了自己的所爱，她顽强地活着并为此献出了一切。仙草不仅为白家完成了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而且还为白家带来了让其家族致富的罂粟种子，扮演好自己作为妻子、儿媳、婆婆、母亲等每一个角色，临死之际，还在为自己死后没法给丈夫和长工鹿三做饭而感到不安。她们作为母亲无私奉献的品格，确实显示出中国女性的伟大的一面，但从作为一个健全的人格来要求，她们又有较大的缺陷与遗憾。不管她们如何伟大，她们都是从属于男性及其家族的，她们在“人”的意识上是盲目的，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自我”。由于价值评判尺度的倾斜，叙述者把一个女性丰富复杂的人性情感内涵简单化为一个牺牲者的符号，她们没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和七情六欲，只能成为符合男权社会规范的“无我”的空洞的能指符码。
当代家族小说以其复杂的思想内蕴、成功的人物塑造与厚重的文化品格显示出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是，由于作家价值观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厚此薄彼，没有处理好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未能对其创造的文学世界给予理性的审视，即作者价值观的保守、现代价值立场的缺失限制了作品思想与艺术境界的提升。这不仅仅是个别作家思想深度的不足，也是整个创作群体价值观念的滞后所造成的整个民族创作水准难以走上更高层次的创作难题。
注释：
①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②吴培显：《英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人格主义》，《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
③蔡世连：《古老土地的痛苦选择》，《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4期。
④苏童：《米·急就的讲稿》，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⑤曾一果：《爱欲与文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历史冲突》，见武新军等主编《聚焦二十世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⑥纪芳芳：《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