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及其影响因素比较的实证研究_比较优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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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国际贸易组成部分的国际服务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1982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7721亿美元，到2012年则增加到84526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约11倍。按照配第一克拉克定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占一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上升，从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将不断提升，其结果必然是服务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但当前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却是相当不平衡。首先，与我国货物贸易多年持续顺差相比，服务贸易却是持续逆差，且有逐年增大之势。其次，我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不合理，服务贸易的发展仍然靠旅游、运输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在此背景下，对比分析同是亚洲重要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并实证分析影响两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因素，对我国借鉴他国服务贸易发展经验，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分析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从理论上探讨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来源。如R.N.Cooper（1987）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货物贸易竞争力的来源，因此，正如存在于商品生产一样，比较优势同样存在于服务业中。”Krugman（1991）则基于新贸易理论认为，当企业成本固定不变，且市场扩大时，若能扩大生产规模使平均成本降低，则即便失去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也能促进服务贸易发展。而影响力最大的是Michael E.Porter（1990）在继承发展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又称“钻石模型”。该理论认为，服务贸易竞争力应当由四个主要要素和两个辅助因素综合作用而成，其中主要要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因素、相关和支持产业因素、企业组织、战略和竞争状态因素。辅助要素包括一国的机遇和政府的作用。

      另一类是实证检验影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因素。如易行健、成思（2010）[1]利用我国1984—200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得出人均国民收入、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汇率均显著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陈虹、林留利（2009）[2]则运用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实证检验得出相异的结论，认为实际利用外资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还有学者如陈虹、章国荣（2010）[3]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了1985—2008年影响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的因素，结论认为外商实际直接投资、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出口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均GDP、服务业开放度、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均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还有一类是运用各种指标测度一国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如王晓丹、杨薇（2012）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分析中国和韩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中国与韩国都不存在显著的比较优势，但是中国与韩国差距悬殊。尹国君、刘建江（2012）[4]运用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ompetitive Advantage，CA）分析认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具有显性竞争优势，而美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具有显性竞争优势。庄惠明、黄建忠、陈洁（2009）[5]运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rade Competitive Advantage，TCA）分析了我国与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差距。此外，有少部分学者，如尚涛（2010）[6]运用对称性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SCA）分析我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以克服RCA指数的非对称性对结果的影响。吴贤彬、陈进、华迎（2012）[7]利用Lafay指数分析了“金砖五国”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模式。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目前对比分析中国和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文献较多，而深入分析中国和印度两个相近的经济体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文献很少，特别是实证检验影响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比较

      （一）服务贸易整体现状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总量不断增大，如图1所示，服务贸易进口、出口额分别由1982年的19亿、25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810亿、1900亿美元，分别增长了147倍和76倍，服务贸易逆差由1997年的32亿美元扩大到2012年的910亿美元。而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由1982年的30亿美元扩大到2012年的2307亿美元，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存在巨大差距。印度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12年分别达到1251亿美元和1476亿美元，虽然进出口数额均低于中国却实现了服务贸易顺差，达到224亿美元。事实上，印度自2004年以来一直保持服务贸易的顺差，除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在2009、2010年顺差有所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了顺差持续扩大。

      （二）服务贸易分部门比较

      

      表1计算了中国和印度2004—2012年服务贸易分部门的出口额。由表1可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合理，行业分布不均衡。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旅游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金融、保险、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所占比重较小，特别是专利和特许费、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两方面尚未形成规模。由表2可知，交通运输、旅游两部门出口占比虽然从2003年的54.5%下降到2012年的47.4%，但仍然接近出口额的一半，而金融、保险服务出口占比尽管有所上升，但直到2012年这两部门占比仅占2.5%。印度服务贸易出口也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旅游等方面，但其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占比却达到了1/3，显示了印度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方面具有较大规模。虽然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但印度2003—2012年金融服务出口均高于中国，在2012年更是达到了58.8亿美元，而同期我国金融服务出口额仅13.4亿美元，为印度的23%。

      由以上分析可知，印度服务贸易出口总量虽不及中国，但其部门分布较中国更为合理，且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均强于中国。

      三、中国、印度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比较分析

      （一）基于“对称性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服务贸易结构竞争优势分析

      1.SRCA指数的定义。上文对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现状和发展做了初步的分析，为深入对比分析两国的分部门服务贸易竞争力，笔者拟采用Dalum（1998）等提出的对称性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Symmetric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SRCA）来度量。其表达式为：SRCA=（RCA-1）/（RCA+1），其中RCA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显然，SRCA的取值范围是（-1，1），当0＜SRCA＜1时表示该服务部门具有比较优势，而当-1＜SRCA＜0时表示该服务部门不具有比较优势。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多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来衡量一国服务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优势。其表达式为：

其中

表示i国家j类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

表示i国家所有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

表示世界所有国家j类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额，X表示世界所有国家全部商品或服务的出口总额。一般地，若RCA大于1，则认为该商品或服务具有比较优势，否则则认为不具有较优势。尚涛（2010）认为，当一国服务部门RCA均大于1时，其取值为1到正无穷大，这会影响对一国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的直观判断，同时面临着非对称性的缺陷，而SRCA指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将取值范围固定在（-1，1）。因此本文采用SRCA指数来对比分析中国、印度两国服务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2.结果分析。依据SRCA指数的计算公式，笔者测算了2004—2012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分部门的SRCA指数（见表3）。由表3可知，我国仅旅游服务、建筑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SRCA值为正，显示出我国服务贸易在这三个部门具有比较优势，其中建筑服务的SRCA值保持持续增长，由2004年的0.07增长到2012年的0.51，表明我国建筑服务部门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不断增强。旅游服务部门竞争力除2009年有所增强外，其余年份的SRCA值虽然为正，但却在递减，由2004年的0.18降至2012年的0.03，表明我国旅游服务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下降，至2012年仅具有微弱的比较优势。除上述三个服务部门具有比较优势外，其余部门如通信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个人、文化与娱乐服务等部门的SRCA指数在2004—2012年间均为负值。其中，金融服务、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SRCA值一直保持在-0.9左右，表明我国这两个服务部门具有显著的比较劣势，而保险服务虽然也表现为比较劣势，但是其SRCA值由2004年的-0.60持续上升至2012年的-0.13，表明我国保险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提升。同期印度仅有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两部门的SRCA指数为正，具有比较优势，而其余部门均表现为比较劣势。与中国相比，印度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部门的SRCA指数一直稳定在0.7左右，表明其不仅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而且发展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我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虽远不及印度，但是SRCA指数在2011年首次由负上升为正，并在2012年达到0.1，表明我国该服务部门由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劣势转变为具备比较优势。在金融服务部门，尽管中印两国均表现为比较劣势，但印度的SRCA指数由2004年的-0.76迅速上升至2012年的-0.27，而同期中国金融服务部门的SRCA指数分别为-0.96和-0.86，可以看出，印度的金融服务发展迅速，其比较劣势小于中国。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中国和印度整体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但我国服务贸易部门之间发展很不均衡，而印度不仅部门之间差距比我国小，而且拥有具备显著比较优势的行业。

      四、中印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上文对中国、印度两国服务贸易的总体发展情况和竞争优势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了两国各自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劣势，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造成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原因，即什么因素影响了两国服务贸易竞争优势。鉴于Michael E.Porter的“钻石模型”已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对服务贸易竞争力来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选取“钻石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及解释

      “钻石模型”认为，影响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四个主要因素为服务生产要素状况、服务需求要素、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发展状况、企业战略。本文借鉴庄惠明等（2009）、陈虹等（2010）的研究，首先，选取人力资本（HR）来衡量服务生产要素状况，用中学入学率来代替人力资本。其次，选取人均GDP（PGDP）和城市化水平（URB）来衡量服务需求要素，其中，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替代。再者，选取货物贸易水平和服务贸易水平来衡量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发展状况，用货物贸易出口额（MX）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SP）分别代替货物贸易水平和服务贸易水平。最后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来衡量企业战略，用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代替。由于选取上文中的SRCA指数代替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时，得不到理想的实证结果，因此选取服务贸易出口额来代替服务贸易竞争力。

      人力资本：服务贸易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不提供可见的货物产品，而是提供无形服务，而服务的提供主要是由人来完成，用一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能够很好地衡量服务生产要素状况。因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所能提供的服务就越专业，相应的竞争优势也就越强。

      人均GDP和城镇化水平：对服务的需求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之上，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服务的需求量越大，对服务需求的层次也越高。人均GDP能够很好地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服务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城市，且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一般其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城镇化水平也能够很好地衡量一国或地区的服务需求。

      货物贸易水平和服务贸易水平：各个产业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服务贸易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发展能够对其国际竞争优势产生重要作用。服务贸易总量在一国或地区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反映该国或地区服务贸易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其总量越大的国家或地区，作为服务相关和支持产业的作用对其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影响也越大；由于服务的供给对象往往是实体经济，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往往能够带动服务的供给，而货物贸易水平能够很好地衡量一国或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外商往往看重一国或地区的发展潜力而直接投资于该地，而外商通常在该领域拥有人才优势、先进的管理水平和丰富的发展经验，对外资接收国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印度部分数据的缺失，因此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1年。其中中学入学率、城镇化水平、人均GDP来自历年统计年鉴，货物贸易出口额、第三产业产值、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服务贸易出口额来自UNTCAD、WTO数据库和IMF网站。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数据全部取对数值。

      （三）模型回归处理

      本文模型设定为：

      

      由于设定的影响因素较多，为分析主要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本文首先用stata11.0软件，采取逐步回归法（设定标准为F值对应的P值≤0.05），对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回归结果如表4、表5所示。

      

      

      从表4可看出，逐步回归法选取了LNMX和LNFDI即货物贸易出口额和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作为影响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剔除了LNHR、LNPGDP、LNSP、LNURB，得到拟合结果为：

      LNSX=-1.89+0.80LNMX+0.22LNFDI （2）

      从表5可看出，逐步回归法选取了LNMX和LNURB即货物贸易出口额和城镇化水平作为影响印度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剔除了LNHR、LNPGDP、LNSP、LNFDI，得到拟合结果为：

      LNSX=7.05+0.93LNMX+5.98LNURB （3）

      为避免伪回归，需要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EVIEWS5.0软件，采用ADF检验，结果如表6、表7所示。由表6、表7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最终模型的残差序列均通过了5%水平下的ADF检验，表明模型（2）、（3）不是伪回归。

      

      

      （四）结果分析

      由表4、表5可知，货物贸易出口额和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力资本、城镇化、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影响不显著；对印度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是货物贸易出口额和城镇化水平，而人力资本、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均没有显著影响。

      第一，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时对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货物贸易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每上升一个单位，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分别上升0.8和0.93个单位。事实上，李静萍（2003）对影响服务贸易的宏观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也发现，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夏晴（2004）[8]也认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具有协同作用。一方面，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非是分割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的。如交通运输服务、计算机与通信服务、专利使用费等作为制造业的支撑产业，在货物大量出口时，必然随之衍生相关服务的出口。另一方面，随着货物的出口额增加，一国的制造业水平在不断上升，经济发展水平也会相应有所提高，该国对各项服务的需求也相应提高，服务业必然得到发展，从而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提升提供基础。

      第二，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值每提升一个单位，我国服务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相应提高0.22个单位。事实上，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起步晚、层次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外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香港等地的服务业发展经验、管理模式、经营理念以及人才培养等软资源。这些资源对一个国家，特别是服务业相对落后国家的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进而增强一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

      第三，对印度而言，城镇化水平的自然对数值每提高一个单位，其服务贸易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相应提高5.98个单位。显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印度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其原因在于印度的城镇化水平还相对较低，截止到2011年印度的城镇化率才达到31.3%，而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服务业发达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多在70%以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为一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基础，刺激该国服务业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提升出口竞争力。

      五、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和分析，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优化货物贸易结构，带动服务业发展。201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38668.8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但仍主要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高附加值产品较少。我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决定了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制造业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样服务业有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我国制造业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可以有力地带动我国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从而提高我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第二，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合理利用外资。印度自1991年以来，对外商在服务业领域直接投资的政策程序逐步减少，限制逐步放宽，以印度的电信行业为例，其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从51%降至零。而当前我国政府对服务业的管制过多，行业准入门槛高、程序复杂，使得我国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通信等现代产业基本处于垄断状态，生产效率低下、创新能力不足。因此，应当提升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引进外资，加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国内竞争。第三，建立良好的人才培育机制。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家在加大对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的同时，更应建立校企合作的人才培育、供应的长期机制，并借助第三方机构对需要进行提升的服务业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第四，加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1991年印度出台了发展软件产业的鼓励政策，其优惠程度相当于我国现行的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部分措施甚至更加优惠。目前我国的优惠政策重点关注的是制造业，针对服务业的优惠政策较少，因此，国家应专门制定针对服务业的扶持、鼓励政策，培育出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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