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意识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转型（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道德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加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己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来袭，遂不中支。
——鲁迅《摩罗诗力说》
一、关于“道德意识”和“两次转型”的说法
“道德意识”、“两次转型”释义——两者的关联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道德意识在两次转型之间演变的大致轨迹。
在这篇文章里，道德意识，是指20世纪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学思想和实践有着切身体味的文化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态度，尤其注重他们对于自身及所处的文化群体所做的道德省察，既是中国知识者对于自身精神体验的一种人格判断，也是他们对于社会历史过程自觉负责情况的一种良心评价。在本世纪的历史发展轨迹上，在与政治意识、审美意识的融通交错中，道德意识的觉醒、新生、强大、丰富曾经多么有力地推进了文化转型的到来和完成，在作为文化转型活跃表征之一的文学转型过程中，由道德意识所折射的主体的坚韧不拔的意义追索，曾给中国文学的深化带来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营养和价值启示。
“两次转型”，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时代和90年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内涵都有着明显的异于以往状态的转型特征。笔者认为，可以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转型时期的，只有五四时代（也包括在五四精神影响下三四十年代大量涌现的知识分子文学作品）和90年代（关于90年代文化—文学的转型，现已有不少文章涉及，笔者的意见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有着极富时代特色的思想开放性，对其文化背景的认识和文化思想的新探索显然占有最为耀眼的位置，文学创作方面虽有鲁迅等人的先声，但创作的表现显然不如直截痛快的议论更有战斗力量，文学转型的到来既猛然又必然，具有某种突变性，只有到了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文学大量出现的时期，才将转型的成果更加集中地展示出来。90年代文学，是在五四以后的文学探索的长长铺垫下形成的本世纪第二次文学转型期。它的时代因素不像五四时代那样从各个角度错综地展示出来，而是以经济权威的逐步树立为触媒为引信，在相对单纯的经济背景上，展示积蓄已久的复杂状态。这一时期，主体价值体系的消解程度是空前的，因而文学转型的特征相对突出，而且在创作上可以把握的现象大大丰富于理论和批评所呈示的归纳、判断和预测。五四时代的理论大于创作，与90年代的思想贫白而创作繁杂相映成趣。具体的转型情状的分析，将在本文二、三部分论及。
文学的两次转型，是在整体社会文化的转型之中呈现的，其中较为深刻的内部转换就包括知识者伦理道德观念法则的新变。这里着重指出：五四时代，知识者的道德意识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与历史方向一致，打倒一切旧伦理，不惜走到极端；90年代，知识者的道德意识在历史要求面前呈现徘徊和混沌状态，纯化后的道德意识表现出一种与主流时尚的不合作态度，并以一定程度上的逆向选择来达到与深度历史的相反相成。“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陈独秀语）（注：《答山逸民》，《独秀文存》第668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道德意识永远面对“义务”、“幸福”、“良心”等道德范畴，应该是知识者一种恒久的心灵持守。说其“演变”，只不过旨在说明道德意识的“彼在”与“此在”的处境与方式的变化。随着时代情境的不同，道德意识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干扰和解构心灵持守的外在力量必然发生相应的演变。正因为如此，其“义务”、“良心”等等素质的具体涵容也就出现了新时代的渗透和择取，以求“于自他两利”。转型期是社会变迁较为显在的时期，也是旧观念与新观念交锋、旧思想与新思想杂陈并往往难以廓清的时期，20世纪中国人文精神的状况在这种历史情境里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
两次转型中，文人的道德意识与文学的精神内蕴有着同构联系，而且，检验知识分子作为有价值文化的卫护者和建设者的最直接有力的标尺便是看其道德意识的强弱。甚至可以说，强烈的道德意识，是五四文学精神的核质，放在新文学发展史的背景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个性的力量、智性的真诚及心灵的高洁，是道德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长河中闪耀的最动人的波光。把“道德意识”与“两次转型”联系起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课题，又是一个新鲜而迫切的现实课题。现今文坛上的事情多多少少令人担忧，相当突出的问题就在于：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人，在群体的内部，已出现“转型期综合症”。相当普遍地存在道德意识的弱化甚至迷失的态势。
总的说来，在这两次转型之间，道德意识处在渐趋内敛的大致轨迹上。在艰难的文学探索中，寻路者的声音一直在回响着：“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纵使“脚早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注：鲁迅《野草·过客》），也一直没有停留脚步。在国家濒亡，民众疾苦面前，知识者的道德意识得到了足够的放大，五四时代的精神气质洋溢在思想和创作之中，尤其是1918年至1937年间的许多优秀作品，不仅对于封建礼教、婚姻陋习，更可贵的是对于广大的农民、工人等低层劳动者的不平等不公平待遇和苦难遭遇发出了深沉有力的抗议，不惜以激愤的声音为劳苦大众呐喊；这期间，还有一批体现知识分子的一种灼痛之感的自省的杰作。到抗战时期，渐显成熟的知识者形象带着他们经由一系列社会／家庭、群体／个性、使命／自由等随历史进程而来的矛盾的心理扭结，在时代的熔炉中体验幻灭、动摇、追求。随着必然的历史变迁，道德意识得到多侧面的锤炼，队伍渐渐分化得明晰起来。最明显的是，革命作家趋于外化这种“历史的必然”，对史诗性的追求使道德意识接近于政治使命的设定，从此延续多年。直到新时期文学，形成与五四时代遥相呼应的景观，这是一个指望与世界一体化的匆匆忙忙的过渡时期，它是在缺少根柢和后劲的情势下度过的，长长的背景与模糊的前景显得缺少和谐。在继续进行的无目的流浪之中，臆断的“历史”成了演示聪明的场所，无论是转为保守的还是转为先锋的，形式技巧的偏重压过了思想内涵的深度探索，种种非理性的欲望甚至将道德意识沦为“糟粕”而为时人所不齿，致使商潮汹涌的势头席卷每一角落之后，在日益明晃晃的经济尺度下，道德意识呈暂时的良莠不辨、荒秽难理的局面，几乎仅仅存在于为数不多的知识者的书斋冥想和缺少感召力的言语牢骚。
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所谓“文学转型”，更准确地说，是在整体的文化转型之时，文学以其自身的审美特性对转型期所作的敏感反应，因创作的特殊规律所决定，其作品的生成未必就在文化转型最为明显的时期。但在文化转型期，道德意识，作为人格因素及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良心波动，始终是一个被知识者不断感应的话题。两次文化转型期，道德意识渗透在文学实践当中，展示了主体心态的不同特色。五四时代主动姿态的激越、诚直、忧愤、痛苦，是共同的心灵涛声；相形之下，90年代被动姿态的暧昧、失落、沉淀、整饬，则是这个时代不甚鲜明的现实心理基调。
二、五四时代及其伸展
背景的指向——文学思想上道德意识的强化及方式——深刻的延宕：由思想的强力冲击到创作的深沉回响
五四时代，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曙光；五四文学革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日出。新文学的每一段历史，都有“五四”作为辉煌的背景，无不在“五四”的映衬对照之下而估衡和展示它们的价值和新收获。在一段文学史上，能够作为参照系的时空，必然是在更加具有参照价值的文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生成的。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时代的文艺创作，正是在更为开阔和更为现实的前提下的必然产物。现实的压迫和理性的增长相反相成。
有海外学者指出：“‘五四’精神就是摆脱传统束缚，创造现代文明，藉以‘拯救中国’”（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结论》，见《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第2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这里的指的“五四”，似乎就是作为整体文化所指的“五四”。作为文学革命的“五四”，是这个整体文化背景上最为活跃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方面。那时的情势下，旧道德作为观念变革过程中最为顽固的东西，曾作为焦点问题予以注目。这时，道德意识的觉悟，也是以伦理的觉悟为出发点的。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处今日而言文学革命，当与道德革命双方并进。盖国人之道德既趋于诚实之途，则对于种种花言巧语，自认为道德有亏，必力避之。”陈独秀表示认同（《答张护兰》）。“处今日而言”，这种现实态度，是五四区别于其他时代较少玄想而扎根背景的特点，这种把道德与文学并提的现象也存在于陈独秀本人的认识之中。他的《文学革命论》，在提出著名的“三大主义”之前，他分析政治革命不见效果的大部分原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注：《独秀文存》第95页）。在陈独秀的眼里，伦理观念的更新无疑是走向“民主”与“科学”的必由之路。所以他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中，不惜花去相当篇幅评价梅特尼廓甫和阿斯特瓦尔特的伦理道德观点。他在《青年》第1卷第6号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相当尖锐精辟地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独秀文存》第41页）学术—政治—伦理，作为整体文化理性觉醒的线性过程的概括，虽然显得有些简单甚至显得偏激，但我们注意到：这个线索并非是贯穿在一个表层的，而是带有纵深的指向，是一种由表及里的开掘，是一种由技术层面、形式层面向心灵层面、本质层面的深刻发现。
深在的东西总是潜隐在事物的核质之内，它所发生的作用不是以历史事件本身的客观内容为标志，而是以一种左右事物发展的意识或观念的形态而存在。每一重背景的幕后，都是浓重的新的道德意识的漫染和支配，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从个人、群体到国家，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觉悟”了的思想者以道德意识的不同层面的表达为五四时代的整体文化营造着共同的气氛。这种气氛不是以从众、随大流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不同的声音和文字在新思想的阵地上相互撞击的结果，道德意识在特殊的情势下所展示的和谐，是新文化史留给本世纪的光辉遗产。
对于道德问题的讨论，是五四思想界的热门。向旧伦理道德开火，倡导个性的、有爱心的、自由的新道德，是五四时代关于人的解放的重要突破口，尤其深深地拨动了年轻一代的心弦，而伦理道德问题仅仅是文化问题之一，对这种阻碍社会进步，妨害个性解放和人类幸福的旧道德的批判，仅仅是当时知识分子道德意识比较强烈的表征之一。当然，毋庸讳言，道德意识的完善是建立在对于道德内涵的拨乱反正基础上的，这也正说明，把道德的觉悟放到“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来认识，应该说是富有远见而且具有醒世意义的。
至于“道德意识”在文学思想上有意地得到强化，应该说，首先是出于历史对于文学的要求，倡导者以激烈的言辞表达犀利的思想，在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主将那里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对个人的个性尊严，对于个人人格价值的追求，与社会对个人的责任要求在他们的思想中是一体的，没有矛盾。小我承担着大我的重负，却满怀自豪和牺牲的气概。
胡适说：“‘德’便是个人人格的价值。像墨翟、耶稣一类的人，一生刻意孤行，精诚勇猛，使当时的人敬爱信仰，使千百年后的人想念崇拜。这便是立德的不朽。”（注：《不朽》，《胡适文选》第72页，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年版）将“德”与“行”，人格与思想的伟大崇高作为不朽的标志，是五四现代文化人在转型时期为自己树立的高标准。将墨翟与耶稣相提并论，也表露了对于“立德”的追求上有一种格外严肃真诚的宗教感。五四时代，为他们表达这种神圣的愿望和行动提供了契机。被一种声音呼唤着、吸引着，被一种使命催逼着鼓荡着，觉得面对新旧交替的历史，自己任重而道远，是他们恰切的心理写照。胡适在《尝试集·自序》里有一首《沁园春·誓诗》：“……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注：《胡适文选》第165页）文学的力量从梁启超起得到夸大，到胡适和鲁迅这一代，仍然被当作思想与革命的强大武器，“救亡”也好，“启蒙”也好，五四文学思想之中所包容的现实性是空前的，几乎也是绝后的。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里写到：“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重大的现实责任感使道德意识得到了实际的放大。“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的祖宗积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真如有人说的‘任重而道远’，我们岂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放下这绝重大的担子？”胡适对于人的一生有着清楚的道德意识。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的思想表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人生的态度，并且以相当通俗的说法透彻地把人生选择的后果的严重性加以强调：“其实人生不是梦，也不是戏，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注：《胡适文选》第5页） 胡适的言论里带有一种比较新鲜的自省精神，聪明睿智的文笔里带着一份坦率和真诚。所以在抨击时弊的时候敢大胆地放言，他认为这是在“说老实话”，“因为我们对社会的罪恶脱不了干系。”在不是梦、不是戏而是最严重的事实的人生过程里，他痛感“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注：胡适《易卜生主义》）正是省察自身和认识真实现状的驱遣，使得胡适等人开始更加集中地向传统名教的两大柱石发起进攻。关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孝道问题，这两座封建道德的堡垒，成为火力交叉点。文学创作即以此为主题衍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尤其在女作家的笔下，以自身的特有感受，凝成文字、塑造形象，不能不说与五四文学革命思想的先驱们倡导和激励是有着深刻的关系的。思想解放洪流在创作中奔涌，是道德意识强化的直接后果之一。
鲁迅与胡适相比，现代观念更加彻底也更加明确。对尼采的热衷和对进化论的相信，都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体察之后。尼采道德观的出发点在于，新道德的建立，必须首先批判传统的旧道德。要破除一切现存的旧思想，要“重估一切价值”。鲁迅正是带着这股冲劲步入思想界、文学界的。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不再相信它的完美无缺，同时用他锐利的观察和卓越的判断，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各个阶层的衰败腐朽，不仅把锋芒指向统治者，也通过小说创作把国民的劣根性深深地挖了出来，那么，国难、国耻的责任，不仅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要负起来，“在浑噩和迷信中生活的无知百姓，也难辞其咎。”（注：夏志清语，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第20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65年版）鲁迅思想的锐利和全面是同时存在的。 他呼唤在萎顿状态下中国文学精神的振作，呼唤新的文艺具有战斗的品格和勇力，都是怀着呕心沥血的道德意识的。他极端瞧不起那种“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的“实利”的文学，深深忧患文人的胆虚无力，“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来袭，遂不可支。”把转型期文人的精神面貌予以非常独到的勾勒，笔力雄浑，直刺人心。“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的文学理想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是一种清醒的现实呼唤。
“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注：《摩罗诗力说》）鲁迅先生于1925年7月得出这一论断， 并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面对肃杀冷寂的文坛，他以一贯的一针见血的深刻毫不隐晦地解剖文艺现状，也不掩饰自己的愤火和期待：“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注：《论睁了眼看》）鲁迅自己正是这样一个凶猛的闯将。他在对自己进行省察和不断的批判的同时，也期待着更多的闯将出世，与他一起听从“将令”。但事实并不让他乐观。缺少自省、缺少勇气面对自己的真实人生处境的人是无法指望他们读懂鲁迅、读懂社会人生的大书的。鲁迅深知这种“启蒙”的尴尬，在理解中免不了加上辛辣的讽刺，但“不敢指望”处却还是有所指点的，他在1922年写的《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里说：“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鲁迅之所以成为五四新文学的表率，是因为他不仅仅要“救出自己”，还要救出所有在愚盲无知当中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人们，让他们也一道加入时代的猛士之列，一道“听‘不主张消极’的主将的将令”。他的自省精神不是“独善其身”便罢，而是个道德意识的张力场。
在文学思想倡导的过程中，道德意识强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整体文化的革新中直接诉诸于文学思想的阐发和号召，随着对知识者内心虚软的批评，指出他们对于社会现象没有正视的勇气，进而刺激他们能够真实地审视自己，积极地看取血肉人生；二是执著于现实改造，用赤裸裸的现状作为奋起抗争的动力，促使道德意识的觉悟和强化，以期在现实的考验里获得坚韧的意志与恒久的良心。再有，就是倡导者的“自省”，成为有说服力的榜样。这几乎也是五四文学精神成长由外及内逐渐壮大的逻辑过程和历史过程。如果说胡适基本属于第一种方式的话，那么鲁迅则是三种兼具而且更多是以后两种方式来体现对道德意识的强化的。
鲁迅最终选择了文学之路，是他的道德意识焕发的结果，在对自己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不断深入的把握当中，鲁迅坚定不移地把梦与现实拉近，直到“梦”对于现实有了最密切的关联和契合为止。在一种即合于“我”又合于改造社会现实的状况的高度的精神熔炼过程中，作为一种真正的文学家素质的道德意识，构成的是一簇越燃越旺的良心之火。作为现代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依作者讲“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是一个现实的主题，鲁迅首先拿“吃人的筵席”开刀，实出于自己经过人生和寻梦过程之后所作出的深刻思考，直指传统文化的弊端。以狂人之口道出的警诫是鲁迅内在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的态度：“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他确信会有“真的人”出来，所以在无情地揭恶疤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于下一代的期望和改造社会的信心。
在这一篇小说里，鲁迅并不以诅咒别人、痛斥旧礼教作为作品的全部，深刻性还体现在对于“自己”的冷峻的审视上。在一个吃人的国度里生存的人，是免不了染上吃人之风的，“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一句“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注：《呐喊·自序》），真是令人惊怵。“自省”在中国现代文人那里，已成一种传统的德性。这种自省精神的最早的文学表述，大概就源于狂人之口形象的“自叙”了。
在鲁迅那里，忧国、忧民、自嘲、自省，常常是纠结在一起冲突于内心，宽广的襟怀和敏感的良知使他的作品灌注了更多的悲凉之感，悲凉越重，热望愈深，因而常常通过他的笔把那些绞结在一起的东西抽丝为一种“有情的讽刺”。（注：《热风·题记》）
“自省”是“守住自己”的“角色”的内心要求，它是针对个人的所做所为而做出的严格的自我评价，而将自己的所做所为植根于现实的召唤，才可免去旧伦理假道学的“交换利益关系的爱”，而面对更广大的人类之爱。鲁迅的想法是“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注：《门外文谈》），从很早的时候，鲁迅就已经“反省”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于是他力求与他人悲欢相通，以平等的姿态看取社会看取人生，体察人类生存的真实状态。鲁迅的小说无论《呐喊》还是《彷徨》，其深刻地打动人心、穿透灵魂的魅力与其说源自人道主义的爱，不如说来自他的德性修养，他“知行合一”的人格境界。这样说，并非是以士大夫的泛道德化要求来衡量鲁迅。好处还在于可以澄明对鲁迅那句“创作总恨于爱”的片面抽象化理解的偏执。我们不该无视鲁迅作为大众中的一个，却“心事浩茫连广宇”的道德意识。偏执，是缺少科学精神的。道德意识与旧观念的“道德治国”之类无关。
彷徨时期是鲁迅最集中地省察自己的时期，鲁迅表现出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疑虑和痛苦。在道德意识与历史规律的矛盾中挣扎前行。
由以社会批判为主到以认识自身为主，是彷徨时期知识分子文学的一个基本走向。朱自清的长诗《毁灭》里这样写道：
从此我不再仰眠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但这不是无动于衷的徘徊和无可奈何的叹息。它与鲁迅《伤逝》里“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作中，默默地前行”所传导的心绪是相近的。如果仅仅出于一己的悲欢和私利的爱憎，其文学价值就必然不会得到恒久的留存，这是站在更高的历史视角上的心灵体验。处在“历史中间物”位置的鲁迅们，尽管孤独、寂寞、苦闷、隔膜，但他们仍然尽着自身的义务。可见，只有为良心所支撑的创作才是能够不朽的。
小学教师出身的叶绍钧给文坛奉献了一批有浓厚底层感的小说佳作，他比一般文人更加清楚社会低层的民生疾苦。痛苦的现实人生、丑恶的社会状况就在作家眼前摆着，即便再为“爱、生趣、愉快”的理想而写作，也无法避开啼饥号寒，流离其所的悲惨事实。正是在这种事实场景的包裹内，倪焕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形象在反思中诞生了，在时代的旋涡里，他集清醒、迷惑、亢奋、幻灭、执着、犹豫、热情、浮躁……于一身，是“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对于经历过的“我”的幻灭史所做的叙述评价，表明这一代青年已经带着冷静客观的理性成熟了起来。
五四文学的道德意识在五四时代并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形象展开，更充分的展开当在“五四的产儿”这一代。巴金自觉地追求和由衷地信仰安那其主义，而安那其主义的精神本意是人类的道德理想学说，注重正义、互助、自我牺牲，“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偏重伦理道德的立场，认为无政府共产社会是建立在人性的互助本能之上”（注：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第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经过观察、摸索、挫折的痛苦，巴金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安那其主义根本无法在社会实践中行得通，于是，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转换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意识而诉诸于创作，这一由政治向文学的转换，是理想型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尽管是艰难的、痛苦的，但这种定位的积极方面是如此巨大。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转换、定位，使得如巴金等在动荡不已的时代风云之中的知识分子，真正地卫护了心灵的纯洁神圣；守住了对于人生、对于现实社会的责任感，保持了金子般珍贵的做人的良知，巴金小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热情，那种“以人类之悲为悲”的胸中“痛得厉害”的“心底”，是道德意识的炭火，所以他的小说的感染力才如此巨大。巴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道德意识最浓、最重视人格价值并时时自省的作家的典范。
作为五四文学精神的伸展的“五四后”文学，由于现实的激变，大致分为“大革命”、“抗战”几个时期，尤其在以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创作中，道德意识常常与审美意识、政治意识伴生而且产生交错和融通（当然也有所龃龉）。大革命前后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略有谈及。这里再简要分析一下抗战前后小说的情况。这一时期的文学已明显地与此前有所区别。作为五四文学最热门的“自我”的张扬，已被一种极少盲目乐观的更深沉的“内省”所取代。从未有过的“生存的痛苦”，已经比以往更集中地逼迫着中国人，知识分子的“穷”，由于外族的入侵和国内的腐败而沦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民族大义和个人的尊严感在此时变为更加自觉的道德意识，知识分子对“恶”的敏感也到了极其发达的地步，所以他们非常严峻地批判道德沦丧现象，尤其痛心于知识分子自身的道德价值的丧失，所以讽刺、批判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比如巴金的《寒夜》、陈白尘的《岁寒图》、钱钟书的《围城》、萧红的《马伯乐》、王西彦的一系列小说。（注：关于这方面，赵园著《艰难的选择》中有令人信服的论析。）特殊的历史时期总是构成对于知识者道德意识的特殊的考验。我们之所以要有点勉强地把这一段文学也置于五四时代的“伸展”部分，便是出于对道德意识的存在状态随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强化或潜隐的规律的探求。
五四时代文学的道德意识的深刻延宕，是有迹可求的，它伴随现实的不断变化对知识者心灵的激荡而越来越深入到血肉灵魂之中，越来越与政治使命拉开距离，虽然在突变的形势下政治与文学可能难分难解，但是道德意识的表露主要还是依托作品所自然流露的人格分裂的痛苦和心灵历程的艰辛。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制高点。道德意识在“文学的”表现中所应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此时的作品做了相当了不起的探索和尝试，它给文学创作注入的审美方面的深度，已经与它曾经带给作品的社会方面的力度趋于融二为一，至少是不可剥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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