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中的农村民主选举：制度、方法及影响——对东部1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证观察的一项综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换届选举论文,实证论文,村委会论文,综合分析论文,民主选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2；D668；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7-0112-12
近年来，随着基层民主实践的深化，村委会“直选”的具体程序和模式出现了新的发展变化。当然，“直选”这种外来的制度安排，相对于长期处在传统文化环境中的大多数乡村社会及村民来说，多少有点“生疏”和“别扭”。那么，这一制度安排在城市化进程较快、民主法制意识受“西风”影响较深的中国东部地区，其实际运作状况如何？乡村社会对外来制度有什么反应？这一制度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异”和“本土化”？这些值得加以深入调查和研究的问题，对于扩大基层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已引起学术界和实际工作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东部H省Q市10个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证观察和问卷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对城市化中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状况作初步探讨。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与治理变迁
以行政村或自然村落为单位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在国内学术界不仅已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也已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视角。本课题研究的10个村，都在东部H省的农村，皆系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
1.基本状况
本次调研所选取的10个样本村，从规模看，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有1个(黎村)，人口在1500-2000人之间的有泾村、联村、毛村和新村4个，人口在1000-1500人的有沈村、仁村、东村和塔村4个，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的只有南村1个。从样本村的集体经济状况看，总收入超过400万元的村只有1个占10％，总收入在200-400万元之间的村有2个占20％，总收入在150-200万元的村有5个占50％，总收入在100-150万元的村有2个占20％，总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村没有；收入与支出相抵后，村级集体经济年度收益出现赤字的有4个，占40％。这总体上与Q市2005年度村级集体经济收益的现实状况基本相符，在Q市，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在100-400万元之间，而与收入较高形成相对应的是，年终收益为赤字的村比率也相对较高。
从样本村的产业结构看，基本上已经工业化(以工业为主体)的村有4个，即联村、南村、毛村、塔村，仍以农业为主体的村庄有沈村、泾村、黎村、东村等4个，工业和农业并重的村有新村和仁村等2个村①。从各样本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来看，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以非农就业为主体，只有少数年龄偏大、缺乏文化和技术的人员还在务农；即使是以农业为主体的村，其耕地也大多承包给外来人员耕种。
从样本村这次换届选举的实际状况看，10个样本村一次选举成功的为3个，占30％；与全市31.09％的一次选举成功率也基本持平。
2.村治变迁状况
如果从个案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形态来分析，10个样本村的组织建构与全国的农村一样，其组织体系都经历了七个基本阶段，即从解放初期的村代表区→村→小乡(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生产大队→行政村；从组织设置来看，正式制度性组织一直由村(大队)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生产大队)、共青团、妇委会和民兵连等组成。村级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现在一般由村支书、村支部副书记、支部委员，村委会主任、村委会副主任、村委会委员等人员组成，而且，为了节省管理成本，村支部和村委会班子成员之间大多实行交叉任职；村“两委”成员又兼任妇女主任、团支书和民兵连长等职务。从村“两委”班子的成员数来看，一般都在3～7人。
如果从样本村的行政区划范围来分析，10个样本村中有8个是在2002年6月份前后经由行政村“撤并”后而形成的新行政村，只有联村和南村2个行政村自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没有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划调整顺应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形势变化，有利于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也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每个村的“两委”干部都减少了1～3人)。但也要看到，在当前基层自治的情况下，行政区划的调整并不是一种自发行为，而是在强行政权力推动下进行的。因此，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仅使农村居民固有的地缘、业缘关系发生了变化，也使他们原有的经济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在村民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村落共同体”的融合问题，村民的意识中依然存在“甲村人与乙村人”的认识。因此，对这种缘于原有经济利益② 和地缘、业缘关系而形成的“群体认同”如何加以正确引导和妥善处理，就成为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对待的社会问题。
二、农村民主选举的制度安排
何怀宏在考察秦汉至晚清中国两千多年社会流动的结构及机会时，提出了中国的传统社会是“选举社会”的概念③。但何先生所提出的“选举社会”中的选举，确切地说是“乡举里选”的意思，当然它不仅包括前期的“荐选”(即“察举”)，也包括后期的“考选”(即“科举”)，是统治者选择统治者的一种方法。而源自西方、现在流行的“选举”，则是基于民主前提的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性选择”。民主理念真正传入中国社会，始于“五四运动”，当“德先生”和“赛先生”开始为中国民众所认知时，民主思想才开始在人们心中传播。至此，传统的“选举社会”也终结了。现代的“选举”可以被定义为由种种程序、司法的和具体的行为构成的一个整体，其主要目的是让被统治者选择和任命统治者④。
20世纪80年代初，为应付因人民公社解体而出现的政治真空状态，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农民自发组织“村民委员会”。但直至1988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和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的正式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才在中国乡土社会发芽、生长。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就法律制度体系而言，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体系作为一种“本土知识传统之外的、令人费解的大量非生活化的专业术语”⑤，在进入乡土社会之后，其实际适用状况又如何呢？综合10个样本村的情况看，村委会选举制度体系虽然不是乡村社会内生性的，但这套引进的、外来的知识体系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嵌入乡村社会后，经过近20年的社会实践，已经为广大村民所接受。因此，在问卷调查中当问及“您认为村委会主任应当让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吗？”的问题时，有74.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应该且目前就可实行”，认为“不应该”的仅为1％(详见表1)。同样，从个案村的实证观察结果看，在每一个样本村正式选举的大会场，公开统计选票都成了吸引村民注意力的高潮事件。在统计选票的黑板前，一圈圈的村民围观着，他们有的穿着工作服、有的手中抱着小孩、有的手中拿着干活的农具……但他们的眼神是那么专注，他们的神情是那么执著，他们都热切地关注着每张选票的选择取向，关注着计票的全过程，期待着选举结果。从他们的这些行为可以看出，农村的村民对民主选举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关切。通过一张张选票的统计和每位候选人得票数的不断变化，选民们深切感受到自己所投一票的作用性和重要性。
表1 您认为村委会主任应让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吗？
选项不应该应该但目前条件应该而且目前就说不清其他不回答
还不成熟 可以实行
比率 1％ 8.4％ 74.8％14.8％ 0
1％
数据来源：对10个样本村300户农户和30名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
如果我们分析农村居民对民主选举制度的发展走向、适用边界的认识和态度(参见表2)，就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一种民众对民主制度认同感的“金字塔”效应：民主制度安排越往上群众的认同度越低，越底层认同度越高。原因何在？有的学者认为农村是聚居式形态，是熟人社会，不仅有利于组织民主选举，而且村民间相互很熟悉和了解，这样能充分和准确地表达意愿⑥。因此，在村级组织中推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⑦。可当这一场域放大到乡镇甚至县以上来看，在目前的信息获取和舆论宣传方式下，由于相互间信息不对称，也不相互熟悉、了解，因此要推行民主选举很难保证选举的成功和结果的公正。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很多学者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都认为民主选举制度不应该再向乡镇一级延伸和拓展。
表2 您认为下列职务应让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吗？
选项
不应该应该但目前条件应该而且目前就 说不清其他 不回答
还不成熟 可以实行
乡镇长20.8％34.2％15.1％ 29.2％ 0
0.7％
县市长 32.6％24.5％ 6.4％ 34.8％0.7％ 1％
省 长 34.8％20.5％ 4.4％ 34.6％1.3％ 4.4％
数据来源：对10个样本村300户农户和30名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
当然，这一民主制度安排在中国农村社会的实施和发展，也是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推进的力量主要来自国家权力的政策选择及其主动性、积极性；而这种国家权力最初是不包括乡镇乃至县一级。就是直到如今，乡镇政府在对民主选举制度安排的认识和态度并不与上层行政机关完全一致⑧。若从民主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模式来看，其经历了一个从“确认式选举”到“竞争式选举”的发展过程，应该说，是“海选”的推行才使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真正具备了民主的要求和内在本质。这也是由我国政权架构和管理机制的特点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曲折发展过程。在传统的政治心态中，权力一直都是通过自上而下“委任”的方式获取的，“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是中国传统政治千百年来所沿袭的“本位理念”。可民主选举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代表公民，而且“它必须理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使政治决策的制定者与决策所实施的对象之间能够沟通”⑨。也正是这一制度的“理论设计”与政治的“现实结构”的差距⑩，才出现了普遍存在的对推行民主的可行性越往上认同感越小的原因所在。
那么，这些规范化、民主化的选举制度安排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问卷统计结果看(详见表3)，有58.8％的被调查者认为“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比以前乡镇任命的村干部变得更好了”，有60.4％的被调查者认为“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在听取群众意见方面比以前变好了”。从中可以看出，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安排给村干部的行为选择及取向带来了良性的影响。当然，在个别访谈和实证观察中课题组成员都发现，选举的竞争性构成了村干部对村民的责任机制，改变了固有的基层干部选任机制所造成的村干部的“离根倾向”。同样，正是选举制度的这些民主化要求所产生的作用，会使选民更加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从而改变选民的政治无力感，增加政治功效感和自信心。另外，计票与选举结果的公开性、现时性，还有助于杜绝因秘密计票而产生的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篡改选举结果等行为，从而保证了选举结果的公正性(11)。
表3 自从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以来，村里的这些方面是否发生了变化？
选项 变得 有一定 变化 没有 变得 不知 不回
更好 好转 不大 变化 更差 道
答
直接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比以前17.5％41.3％19.4％8.3％3.0％9.5％1.0％
乡镇任命的村干部
直选出来的村干部在听取群众12.4％48.0％12.5％8.4％4.0％
14.4％0.3％
意见方面
数据来源：对10个样本村300户农户和30名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
从Q市本届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安排来看，本次选举是充满了“海选”精神的。《Q市2006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提出：“村委会候选人必须由本村过半数有选举权的村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按照应选名额直接提名产生。要推广‘海选’，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原则上全市面上采用‘一步法’选举方式的村委会不低于50％。”
从提名这一村委会民主选举中的关键环节看，Q市本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大多由村民无记名自由提名村委会成员候选人，并依初步提名得票数的多少来确定正式候选人，这就杜绝了以前乡镇和村支部干预村委会选举的现象。这里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步法”一定是比“两步法”更民主的一种选举办法吗？作为一种选举制度，其民主化程度主要体现为四个要素，即选民意志表达的自由选择性、候选人的竞争性、投票行为的秘密性和选举过程的公开性(12)。从以上四个因素来分析Q市选举制度的民主化程度，应该说不管是“一步法”还是“两步法”，都具备了民主选举制度的基本要求。
三、选举的过程与结果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有关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实质以及村民投票行为的争论，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阵营，一部分学者为“积极论”者，认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推动让农民意识到了自身的政治权利，通过选举也培养了农民参与政治的能力；农村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村委会民主选举能改善和影响村干部的工作和行为。另一部分学者为“消极论”者，他们认为农民基层民主选举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行为，也无法改善农村的政治和治理环境，更不用说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13)。本文所研究的选举过程与结果，实际上是以农村民主选举活动的主体——农民，作为研究的基本元素，通过比较农民对选举知识的了解状况、参与投票活动状况、投票中的人际互动行为状况等三个基本变量来对选举的过程与结果作测量分析。
“选举最基本的、也是最常见的功能是确保能够代表广大基层选民”(14)。在实证调查中我们观察了解到，追求自身权利和意志的正当表达，已成为村民参与民主选举的一大主要因素。正如前表3所示，有74.8％的被调查者认为“村委会主任应当让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表明大量的村民对自己的民主权利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和要求。那么村民们对选举知识的了解又如何？从实证观察的结果看，虽然农村基层的选民对非本土化的专业化的选举知识还不能全面、熟练地掌握并运用(当然基层干部也是如此)，但经过近10来年的训练，对基本的程序和要求还是了解的。对Q市本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所受理的15件来信来访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有7件反映的是计票方法和选举资格等非常专业的选举问题，所占比率达到46.7％。这表明，选举的技术性知识并没有为“体制内精英”所垄断，村民也能从经常性的选举投票等民主训练中掌握到选举的知识和技术。
从这个层面来研究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问题，就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过程更多的是一个村民对选举知识与技术的学习和熟悉的过程，而不能简单地把其看做是乡村干部对村民的动员过程(1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村民们对村委会民主选举的关注热情还是比较高。那么，按一般理论观点，与选民对选举的关注热情成正相关性的，是选民对选举投票的参与程度。根据史天健等的研究结果，一个村庄选举次数的增加和村民在选举中投票的概率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选举次数的增加会削弱村民投票行为对“内部政治效力”的依赖，从而减少那些具有较高内部政治效力的村民和那些内部政治效力较低村民之间在投票概率上的差距(16)。那么在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民的实际参与状况又如何？综合实证调查和问卷统计的结果来看，只有60.4％的被调查者参加了正式选举的投票(与村民的关注度相比差了14.4个百分点)，而有36.9％的人没有参加正式选举的投票；对于选举中其他活动的参与度就更低了(详见表4)。
表4 在最近举行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您参加了哪些活动？
选项自己提名候动员别人提名动员别人投票支持劝说别人不投自己反 参加正式选举
选人 候选人 自己拥护的人对的候选人的票 的投票
有
30.9％ 6.0％ 5.4％3.7％ 60.4％
没有 65.4％ 90.3％91.3％
93.0％ 36.9％
不答
2.7％ 2.7％ 2.3％2.3％
1.7％
其他1％1％
1％ 1％1％
数据来源：对10个样本村300户农户和30名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
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异常？我们从参与投票的人员结构发现了当前农村社会环境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参加投票的人员大多数是一些老人，部分参加投票的中年人中还穿着工作服，年青人只有极少数。这或许与Q市农村劳力目前的就业结构有关系(详见表5)，只有25.5％的劳力是纯务农，而有57.4％在本地的企业做工(含季节工)，另有17.1％的劳力外出就业。因当地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投票时间都是选择在白天进行，受就业的影响和工作时间的限制，能参与投票的劳力就只有一部分(约占50％左右)。这个因素是影响农村村民自治实效并将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表5 样本村劳力数及其就业结构统计表单位：人
选项总劳力纯务农劳力本地企业务工外出务工国外打工外出经商
数量 71901834
4126
865 216149
比率 100％ 25.5％ 57.4％ 12.1％
3％2％
资料来源：对8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有2个样本村的相关数据不详)。
除就业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影响农村村民参与选举投票积极性的其他因素呢？综合实证观察和问卷统计的结果看，村民自治实行以来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变化，并没有达到村民当初对这一制度推行所期望的预期，就如表6所示，认为“村干部的作风变好了”的只有44.9％，而认为“没变化”和“变化不大”的达30％，另有22.8％“不知道是否有变化”。或许这也是影响村民参与选举投票活动的一大因素。
表6 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以来，村干部的作风等是否发生了变化？
选项 变得 有一定 变化 没有 变得 不知 不回
更好 好转 不大 变化 更差 道答
直选出来的村干部在公款吃喝、11.7％33.2％13.8％6.5％9.7％22.8％2.3％
作风和用钱等方面
数据来源：对10个样本村300户农户和30名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
当然，村民不参与投票选举，除了上面分析的就业结构因素等影响以外，应该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们相信自己不参与投票也能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干部；二是他们本身对选举的作用和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从问卷统计结果看，前者更具有说服力。因为有78.2％的被调查者认为“村里的这次选举是公平的”(详见表7)。
表7 您觉得村里的这次选举公不公平？
选项非常公平比较公平不太公平非常不公平不知道不回答
比率 19.8％ 58.4％
9.4％3.0％
7.0％ 2.4％
数据来源：对10个样本村300户农户和30名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
村民在选举投票时的行为取向状况如何？有学者认为农村是熟人社会，农民看重眼前利益，因此，亲缘关系、宗族、个人利益等都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但综合实证调查的结果来看，在选举投票的价值取向上，“道德品行好”依然是村民选举投票时对村干部的主要选择，占到89.2％(详见表8)。同样，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也使得村干部发展村级经济的能力有了一定提升(详见表9)，这就能让村民更好地享受到村级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农村面貌也因此会发生变化，村民的集体福利也有提高。
表8 您认为“选举时要选公正、人品好的人”的说法是否正确？
选项根本不正确不太正确说不清有一定道理很有道理不回答其它
比率2％ 4％
3.4％
29.8％ 59.4％ 0.7％0.7％
数据来源：对10个样本村300户农户和30名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
表9 实行村委会直接选举以来村干部在发展村经济上有无变化？
选项变得更好有一定好转变化不大没有变化变得更差不知道不回答
比率 21.5％
41.9％
12.8％
7.7％1％ 13.4％ 1.7％
数据来源：对10个样本村300户农户和30名村“两委”干部的问卷调查。
四、选举方法及其影响
选举方法是确保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民主性和实效性的基础。在Q市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如前所述，在选举方法上采用了“一步法”与“两步法”并举的方式，各占88.9％和11.1％。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何在换届选举中选择“一步法”的村占这么高的比例，而一次选举成功率却只有31.1％。
1.选举方法的理解和选择
对于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Q市党委、政府根据H省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提出要扩大民主、推广“海选”，并原则上规定全市采取“一步法”选举方式的比例不低于50％。但在具体的工作部署中，只有3个镇是采用了“一步法”和“两步法”并举的措施，而在其他8个镇则全部采用了“一步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家习惯上认为“一步法”比“两步法”更民主是不科学的。综合各样本村实证观察的分析结果，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所致：一是从以往的选举经验看，在第一轮民主推荐候选人时票数(特别是原班子成员的票数)往往比较集中，而很多在推荐时票数多的到正式选举时反而选票减少了，这次村委会换届大多数村是“大稳定、小调整”，因此选择“一步法”更有利于原班子成员当选(详见表10)。二是基层干部在长期“压力型体制”下所形成的“政绩工程”影响下，已习惯于做工作时对各项指标层层加码、级级加压，最后市里要求的不低于50％到村里就成了88.9％。三是因为简单地从程序环节看，“一步法”比“两步法”少了很多程序，出于“做工作简单和易于操作”的考虑，同时也出于降低选举成本(减少投票次数就可减少给村民的投票补贴，一般为10元/人次)的考虑，大多数镇就都选择了“一步法”。
表10 Q市2006年新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情况统计表单位：人
项目 村委会主任
村委会副主任
村委会委员
总数连任数比率总数连任数比率总数连任数比率
数据 165
89 53.9％97
53 54.6％
339
16348.1％
2.选举方法的解读和运用
各村采用何种选举方法，按照《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原则上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实际上都是由镇党委、政府先确定好。我们的观察员也注意到，在实践中，镇领导往往会确定好选举方法，然后召开镇“村委会换届选举部署动员大会”，事先向各村的支部书记传达意图，村书记领会精神，最终该意图又正好成为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结果而上报到镇。综合各样本村个案观察报告的结果看，在对选举方法的解读和运用上，有几个问题值得作深入的理论探讨：一是在统计选票的过程中，所谓的“包含法”该如何运用？二是当“一步法”选举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应如何进行重新选举？三是“一步法”和“两步法”两者是怎样的法律关系，各自单独使用是否合适？
在仁村、南村和塔村，如果分析第二次正式选举时的选票，就可发现虽然都是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在一张选票上进行选举，但是上一职位的候选人名字同时出现在下一职位的候选人名单中，在计票时，上一职位的得票数可以计算到下一职位的得票数中。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用镇、村工作人员的话说，这是市民政局的解释，说这次选举是采用“包含法”的原则，即上一职位的得票数可计算到下一职位的得票数中。当然，按照科学的解释和以往的惯例，在采用“大海选”民主推荐候选人时，上一职位的推荐票数可以计算到下一职位的计算票数(当然在同一张选票上不能一个人同时推荐为不同职位的候选人，不然推荐票无效)，然后再按各职位得票数的多少进行排名。而在正式选举时，如果上一职位的候选人同时又要参与下一职位的选举，那么必须分职位依次分开进行选举，而不能在同一张选票上一次进行选举。这些不规范的操作实际上在我国广大农村的民主选举中多有存在，这也是我国特有的民主规则的“民间化现象”。在这次选举中，这种民间化现象还包括“一步法”选举不成功后进行第二次民主选举时候选人的确定。在仁村、联村、东村、南村、新村和塔村，在第一次正式选举(都是采用“一步法”)未获成功后，都于当天进行了第二次民主选举，而第二次民主选举时都有了正式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的确定是以第一次民主选举的结果为依据按得票数的多少而选择确定的。应该说候选人的确定是客观的，但让人感到疑惑的是，这些候选人确定后并没有进行公示就再次进行正式选举，并基本上都于当天完成了选举任务。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其实大多数当初确定采用“一步法”的村，最后实际上都是采用了“两步法”的程序选举出了新一届村委会班子，但从整个程序运作来看，却并没“两步法”那样规范。
3.相关结果与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Q市，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所采用的“一步法”，其实是“两步法”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在“大海选”的第一轮民主推荐中如果有人的推荐得票超过了50％，就认可他已经当选。但它并非是独立的一种选举方法，而且采用“一步法”进行了第二次选举的村还出现了程序不规范的情况。从这一视角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如果我们对“两步法”的选举方法作出这样的特殊界定：“在民主推荐候选人时若有得票超过半数的即可确认他(她)已经当选”，就能既规范了民主程序，又提高了民主选举的效果，并达到了村民对民主选举的预期。
虽然说Q市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不管是采用“一步法”，还是采用“两步法”，各村都基本上按照市的统一要求和时间节点完成了任务。但是，从前面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在选举方法的解读和运用上，还是出现了不少民主规则的“民间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并没影响到选举的结果，但正如贺雪峰所指出的，村委会选举所带来的民主规则的“民间化现象”(17)，较民主选举的理想状况大有差距，且选举所带来的村委会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前面所分析的在这次选举过程中所受理的15件信访中，有46.7％就是反映计票方法和候选人资格等问题，这也正好印证了民主规则的“民间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村民对民主选举的信任度和参与热情。
五、影响选举的相关因素分析
影响农村民主选举的因素，一直是研究农村村民自治的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有大量相关的研究论文。众多的研究成果分别从选举制度、乡村权力结构、乡村传统文化、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流动、宏观体制与政策等方面，多角度、多方位地对影响选举的相关因素作了分析，也得出了不少重要的结论和观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和观点多是基于对中国中西部农村的研究而得出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现状。但对于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农村的情况又如何，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不多。
东部和中西部农村的主要差异中，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尤为明显。那么经济因素对基层民主选举的影响又如何？在这个问题的研究分析上，受现代化经典理论的启发，不少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从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关联角度来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性(18) 或曲线相关性(19)。戴慕珍则提出村庄权力中心直接依赖于两个因素：农村工业化程度和农民同外界经济联系程度(20)。但肖唐镖等人的研究结果却认为，或者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关联有条件性，或者是此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从这次调查的10个样本村的实证观察结果来分析，也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基层民主选举之间没有明显的强相关性(21)。
综合对10个样本村的实证观察和问卷统计结果，我们发现，在东部地区的农村，虽然经济结构、社会形态、村落面貌等方面明显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但经历过同样的制度文化环境的东部农村，深刻的“历史记忆”虽然使得东部农村超越了中西部农村，却仍然与中西部农村一样在推进基层民主的过程中，选举制度、乡村权力结构、乡村传统文化、社会流动、宏观体制与政策等因素同样在影响着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这主要缘于东部农村社会并未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同步进行社会重构，也就是说东部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已经高度市场化，但基层社会管理却仍是“传统态”，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处于明显的“非协同状态”。正是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体系层面来分析，我们可以说，东部地区农村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在发展问题上具有“同质性”。
当然，在东部地区农村，也存在一些特有的影响基层民主选举的因素。综合各个案研究报告的结果看，主要有社会流动方式与结构、农民的组织化、非体制精英的影响力等方面的不同。从社会流动方式和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村多是“离土不离乡”式的非农转移，大多数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晚上和节假日还生活在原来的“家”中，生活在原来的“熟人社会”中，但他们的工作却已经是“非农化”、“市民化”，不像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那样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种流动方式和结构使得东部地区农村的村民不仅关注本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而且能够直接参加或影响选举投票行为。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鞭长莫及”，没办法也没能力、没兴趣去顾及家乡的村委会民主选举活动。
与这种高度“非农化”相对应的，是生活在原来区域内的“非农化”农民，他们的生产活动已经“工业化”，这样一方面使得这些“非农化”的农民组织化意识和组织化程度都有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促使仍生活在“熟人社会”的农民在工业化生产中容易生长出新的“非体制化精英”。虽然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非体制化精英”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基层民主选举的竞争性，但同时也给基层民主选举的组织、引导带来了难度。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如果这些“非体制化精英”成为一股与“正式制度化精英”对抗的力量，他们的行为可能激化农村社会矛盾，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联村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后出现的长时间的村民群体上访事件，就印证了这一观点。
民主选举的过程，本来是“新一代社会精英一下赶走旧精英”(22) 的过程，民主选举的本质就在于让精英结构发生流动，就如L-M·科特雷等所论述的“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实行普选，人们看到的是，选择体制没有使领导阶层彻底‘民主化’，而仅仅是让精英统治合法化，使精英内部更换得快一些”(23)。不过，从联村、毛村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过程我们又可以发现，在中国目前的乡村社会，政治利益集团形成后，他们就处于一种“封闭化”状态，新的乡村社会精英很难再进入这一政治利益集团。这就是当联村第一次选举结束后，镇领导林XX、联络员朱XX以及联村的原两委班子成员章XX、林XX、李XX等六位同志，集中到村支部书记办公室，就新的候选人确定的事宜进行周密的商议和筹划的原因所在。最后经过利益集团内部的相互交易、谈判和妥协，形成了一个“原政治利益集团”外的人物很难通过选举的合法程序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班子成员的“新的候选人组合”。这种“候选人组合战略”可能也是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民主选举中，唯一既能保证原班子成员当选又能体现选举“合法性”的最佳选择(24)。
结合联村以及其他个案村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乡村社会中，如果政治利益集团通过其本身具有的政治优势，占据了乡村政治组织的主要位置而成为“制度性政治精英”，一旦“利益集团”封闭化，而这些制度性政治精英(政治权威)又背离了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代表群众进行利益表达；在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关系分化的当前社会形态中，乡村社会就会出现“非制度性政治精英”(25)——像联村的5位村民代表一样——他们代表广大群众进行利益表达。这种“政治精英”(26) 分化的现象，可能才是经济较发达、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的地区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果我们的正式性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长期与群众的利益诉求相背离，而又无法实现农村政治精英的有序流动，我们的执政基础将会塌陷，党的执政能力也会因这些人及其行为而衰退，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将会减弱。这可能也是中国农村城市化中必将面临且必须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
因此，只有真正推行和实施基层民主选举和民主治理，实现农村政治精英的有序流动，形成农村群众的制度化参与机制，才能一方面为村民通过“正式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提供制度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化的参与让村民对体制性政治通道形成习惯、依赖和信心，从而减少“非正式途径”参与的可能；再一方面，村民自治提供的制度化参与可将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逐一化解，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Q市进行了全面的村级党组织民主换届选举，那么村级党组织民主选举对村委会民主选举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呢？综合各个案村和全市的情况看，由于在村级党组织换届中普遍采用了“两推一选”的办法，还有3个村采用了“两票制”选举办法，应该说所有的村党组织新班子成员都接受了全村党员和群众的选择，因此在村委会换届中，村级党组织班子成员只要条件符合，都基本上被推荐为村委会候选人并在正式选举中当选。而且在3个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采用“两票制”的村，有2个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采用“一步法”就一次选举成功。同时，大多数村党组织班子换届选举民主化程度高的村，在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也较顺畅。这些都表明，党内民主能够带动和推进人民民主、社会民主。
六、讨论与结语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选举制度安排来说，Q市村委会换届选举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也正是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安排，对乡村治理和村干部的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实现了农村基层选举的公正性；同时在这种民主选举的实践过程中，广大农民学习并熟悉了有关民主选举的知识和技术，更加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从而改变了广大农村村民的政治无力感，增加了政治功效感和自信心。
不过，城市化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农民的“非农化”程度较高。高度“非农化”的农民在生产的“工业化”、工作的“市民化”中改变了农民原来的“原子化”分散状态，农民的组织化意识和组织化程度都明显提高；同时，仍生活在“熟人社会”的农民在工业生产中容易生长出新的“非体制化精英”。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提升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竞争性，另一方面也给基层民主选举的组织、引导带来了新的情况和问题。
在Q市的这次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市委、市政府从“扩大民主、推进海选”的要求考虑，原则上要求采用“一步法”的村不低于50％。但在实际运作中，选择“一步法”选举方式的村达到88.9％，可一次选举成功率却只有31.1％。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有关部门和镇、村干部对选举方法及其民主化程度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民主规则的“民间化现象”，这将严重影响到农村村民对民主选举的预期，并会降低村级组织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在Q市民政部门对这次换届选举所作的总结中，提到“一些非组织化因素的影响还是存在”，并提出“宗族势力是影响村级民主选举的一大因素”。但我们的课题组成员在实证观察中却发现，在Q市农村不存在显性意义上的宗族形态(如祖祠、族谱及族长)和宗族仪式(如祭祖活动、祖坟群)，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意识，更没出现大的宗族势力干预和影响选举的事件，就是在农村民主选举出现的“拉选票、走关系”等现象，也不是以宗族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小亲族的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说，在东部农村只存有“家”和“小亲族”的意识及相关活动，宗族组织及势力已经不再显性存在(27)，也不再是影响农村民主选举的一大因素。前述“宗族势力影响”的观点可能是部分领导干部习惯性的认识所致。但农村城市化中形成的“政治利益集团”及其“封闭化”现象，阻滞了农村政治精英的有序流动和农村群众的制度化参与，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影响到农村民主选举和民主治理的实效，也成为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隐患。
注释：
①仁村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水产养殖业和工业并重。
②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源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农村的生产大队既是行政组织，又是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人民公社解体后，虽然农村生产大队也被撤销而建成行政村，但其管理结构和职能并没发生根本性变化。
③参见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参见L.M·科特雷、K·埃梅里《选举制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⑤唐晓腾、舒小爱：《影响乡村社会法治化的因素和阻力》，《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⑥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德]F·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⑦有学者认为，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面子观”一方面影响到农村精英积极、主动地去参与竞争和选举，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投票和选举的公正性。能够选任为村干部既有“面子”又能获取到经济利益，但一旦在竞选中失败，他的“面子”就会受到损伤。正因如此，关信基教授等对民主选举制度安排对中国乡村传统文化造成的影响感到担忧。
⑧参见肖唐镖、邱新有、唐晓腾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参见[法]L-M·科特雷等《选举制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⑩乔新生：《“漏斗形”法律构架博弈“金字塔”政治》，《改革内参》2007第2期。
(11)(12)范瑜：《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演进及其特点》，《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1期。
(13)[美]史天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郭正林等译，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系《中国大陆第二届村级组织建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
(14)参见[法]L-M·科特雷等《选举制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5)[美]史天健、吕杰：《学习还是动员？——中国农村基层选举村民投票行为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变量》，载《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村乡治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16)[美]史天健、吕杰：《学习还是动员？——中国农村基层选举村民投票行为研究中一个被忽视的变量》，载《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村乡治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17)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8)[美]欧博文：《中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5期。
(19)史天健认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农村最有可能出现自由公平的选举，而贫困和富裕地区的选举的竞争程度则较低。[美]史天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郭正林等译，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研究系《中国大陆第二届村级组织建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
(20)戴慕珍提出政治参与水平随着村庄同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而降低；村民参与竞选的几率与经济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这个几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大，而增大的速度却是递减的。[美]戴慕珍(Jean Oi)，Economic development,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village self-governance,in Maurice Brosseau,
(21)参见肖唐镖、邱新有、唐晓腾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23)[法]L-M·科特雷等：《选举制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9、98-99页。
(24)这是有别于西方社会民主选举制度的一种选举文化和方法。西方社会的大选战略是围绕两个目标：一只脚放在家里，不要疏远了自己的支持者，同时，努力从不确定的部分选民中争取部分选票，从反对者一方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具体论述可以参见[美]M·罗金斯《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25)俞弘强把他们划分为“官方政治精英”和“民间政治精英”。详见俞弘强《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
(26)王汉生以精英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为标准，将农村精英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详见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秋季卷。
(27)唐晓腾：《农村的家与族：形态、意识及其历史嬗变——以江浙沪三边地区为例的一项综合分析》，载《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西·南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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