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华[1]2017年在《张氏归义军时期佛教影响下的文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认为敦煌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创立者张议潮,并不是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出身于世家大族。相反,他只是出生于普通家庭的敦煌平民而已。在历史的机遇中,他凭借着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智慧推翻了吐蕃的暴政,并建立起敦煌归义军地方政权。由于自己的家族在当地并不显赫,因此缺少敦煌和河西地方势力的强力支持,所以张议潮需要借助唐政权在河西的深广影响,并依靠敦煌和河西深厚的佛教信仰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秩序。由于张议潮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父亲张谦逸以及僧人吴法成的影响,他的崇佛思想也十分虔诚。也正是由于张议潮的崇佛思想,在这六十七年的时间里,不仅政治和经济得到稳定与发展,佛教得到弘扬与壮大,更重要的是敦煌文化走向了多元与繁荣,使得这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地域特色与特定时代背景的文学作品与宗教作品。本文对这些文学作品与宗教作品进行了整理与系年研究,并结合张氏归义军时期的特定战争背景和佛教氛围来解读这些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内涵和特色,最后从文学史的意义上对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其辖域范围内的文学创作成果给予总结和定位。本文认为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文学是唐末、五代、宋初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唐以后的中国文学包括宋词、宋元话本、明清小说、戏曲等都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它是唐末、五代、宋初敦煌文学活动与中原文学发展的关键衔接点,更对中国文学史有特殊的补充作用。
吴格言[2]2000年在《敦煌归义军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归义军文学是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但在目前敦煌文学研究领域还是有待填补的空白。本文研究的是归义军前期即张氏归义军时期（851-914）敦煌地方的文学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对研究社会转型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宋初文学亦颇具价值。 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创作或传抄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文学文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置之于晚唐五代宋初中国——敦煌社会生活的宏观背景之下,运用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结合敦煌历史、宗教、艺术、民俗、语言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条分缕析，认真挖掘，指出归义军文学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风俗等千丝万缕或隐或显的联系，澄清并揭示出归义军文学活动的具体史实及其发展过程，并针对原创作品与传抄作品的不同特性，分别从创作和接受的不同角度就具体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 主要章节与观点： 敦煌文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对象：“敦煌”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学”是作家以审美的方式、运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敦煌文学是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人民创作或欣赏并因此以写卷或其它形式保存在本地区的文学作品。归义军文学在敦煌文学历史上最为兴盛也最具特色，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 敦煌归义军文学的地域文化渊源：源远流长、深厚坚实的地域文化是归义军文学重要的文化基础。从五凉到吐蕃占领时期（317-848），敦煌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过程中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其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对后来的归义军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敦煌归义军文学的社会现实基础：农业、畜牧业、工商业等传统的生产方式不仅是归义军文学的物质基础，更内在地影响到归义军文学的题材主题和思想感情。归义军政权与中央政府、及其内部不同世家大族、节度使衙门与都僧统司之间时而融洽时而冲突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敦煌地方政局的变化，而且明显影响到归义军文学的发展演变。宗教艺术、乡规族约、婚丧礼仪和民间风俗为归义军文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从多方面深刻影响着归义军文学的发展。 论文根据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把归义军文学分为张议潮、张淮深（包括张淮鼎和索勋时期）、张承奉几个阶段加以分析论述。 张议潮时期（851-867）的文学：归义军文学伴随沙州起义产生，以悟真为代表的敦煌文人多围绕光复河西这一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进行创作，为宣宗皇帝和节度使张议潮歌功颂德，抒发重归大唐的喜悦自豪之情，所用体裁有诗、词、变文、俗曲等，取材典型，描写生动，特别是铺张渲染所表现出的张力，是归义军政权开拓进取的艺术反映。 张淮深时期（867-890）的文学：归义军文学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得到良好持续的发展，题材与体裁都更加丰富多样。其中，张淮深题材作品可以称为艺术地再现这段历史的“诗史”或“文史”。在张淮鼎和索勋执政时期（890-894），归义军政权上层内部斗争激烈，节度使频繁更迭，政治环境险象丛生，这些都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张承奉时期（894-914）的文学：包括唐朝节度使（894-906）、金山国（906-一引1）、墩煌国（引1——盯4）三个互朴承接又相对独立的阶段，以张忠贤、朴太初、张水、张文彻等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葬示序》。《白赝诗二占井序》。《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李陵苏武柱还书》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归义军内外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过程 最后－章把归义军文学与同期其它地方文学进行了互相比较；归纳总结其思想艺术特证如下：归义军文学始终关注看地方政权和普通民众的生存命运这一重大主题；具体表现在反映现实政治，英雄人物。民族夫系、史地风物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即使宗教文学作品也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对现实人生极大的热情与关怀，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生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社会生活。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敦煌作者在继承和运用民族传统文学体裁进行艺术创坯和再创造的同时，大胆借用外地乃至外国文学中某些积极合理的困素或者改造民间艺术形式以为己用，在艺术上以通俗下实、朴素自然为主要特让和审美追求，有些作品由于佛教的影响，也不乏人胆夸张的浪馒想象。 敦煌归义军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5正；在思想、艺术各方面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啊；远远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局限n
邹旭[3]2013年在《敦煌归义军时期文人及其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敦煌的归义军时期,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晚唐五代宋初。这一时期,敦煌处于相对独立的政权之下,形成了自己的本土文学特色及作者队伍。他们的写作与活动是敦煌知识阶层的典型缩影,也是同时期幕府文学的一个侧面。本文将对敦煌归义军时期文人及其写作做以全面的考察,限于材料,以有文学作品留存者为研究对象。首先简要梳理其生平及作品,然后从姓氏家族、生活时代、僧俗身份、任官情况、文化活动等方面分析其总体特征,并初步探讨其成因,与中原幕府文人作以比较。继而关注作品本身,从题材选取、意象文风、思想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探讨归义军文人的写作特征。最后从敦煌文书的写本特征入手,考察文人作品的抄写及流传情况。由这些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敦煌归义军时期文人的主要身份是僧官与文吏,多出自当地世家大族,其文化活动与社会身份密切相关。文人作品的程式化、实用性特征较强,传抄零散,经典作品写本较多,未见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别集。
祁晓庆[4]2011年在《敦煌归义军社会教育研究》文中提出从时间上来看,按照中原王朝的分期,敦煌归义军政权的统治跨越了晚唐、五代、宋初三个历史阶段,从地域上来说,归义军的领地涉及整个河西地区。对于敦煌归义军政权相关历史的考察,也离不开这一时间和地域范围。敦煌文书的发现,为归义军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并提供了许多为传统史料所不及的材料。单就归义军时期的教育问题来看,除了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并研究的官学、私学、寺学教育外,实际上敦煌文书还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社会教育的资料,有待我们独具慧眼去进一步识别和研究。社会教育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对敦煌归义军时期社会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中国古代“政教”、“教化”涵义而展开的,着眼于地方政府在推行社会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将这一时期敦煌一地的社会教育现象从六个方面分别加以考察,包括：绪论部分,对“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化”概念进行辨析,社会教育的概念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教育学影响才出现的,但是不能否认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社会教育现象,只不过古代通常称之为“社会教化”,是儒家“化民成俗”理念的具体化和衍生,社会教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内化,理清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的实施途径和方式,尤其是承担主要社会教化职责的各级地方政府在社会教化方面的措施对于我们今天社会教育的实施具有可供借鉴的价值。敦煌丰富的文书资料为我们展示了归义军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下,地方政府在推行社会教育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措施。第一章,归义军地方政府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主导力量。首先,归义军地方长官尤其是历任节度使都以自身为表率,对当地民众进行直接的社会教化,并在当地形成了州、县、乡、里坊四级地方政府协同管理的教化模式,在制度上为社会教育的推行提供保障；其次,整顿官学教育体系,以引导和推动地方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方面,归义军政权阶层通过设置检校国子祭酒及太学博士来加强和提高教育的地位,恢复州县官学教育体系,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来引导地方教育的发展,同时还设有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庙学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儒学思想的引导作用；第三,广泛推行科举制,成为归义军地方政府推行社会教育的旨归。表现在任用乡贡明经等饱学之士任州县学教师,充实和提高教师队伍；积极沿袭科举制风俗；敦煌当地的学郎、学士郎们也无不以参加科举考试、立身成名作为学习的原动力；第四,归义军地方政府还积极利用社会各阶层参与到地方社会教育活动中来,包括允许和鼓励地方有识之士办学,允许和鼓励寺院办学,满足更多学子的求学愿望,也为更大范围普及教育提供了可能。第二章,以日常读物和民间通俗文学作为载体,推行社会教化。童蒙日常读物和民间通俗文学均是比较通俗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又具有娱乐性质的文化传播载体,它们的广泛传播与流行为最广大的下层百姓提供了了解知识、道德、伦理、规范、历史、习俗、文学的机会,也是民众接收文化熏陶、提高自身道德文化素养、完成社会化的过程。第三章,归义军时期音乐教育及音乐人才的培养。这一时期,音乐教育还没有被纳入官学教育体系,音乐教育和音乐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靠归义军地方政府的乐营机构来实现,同时寺院因为设乐的需要,也培养一些音乐从业人员。归义军时期的官府和寺院设乐为最广大的民众提供了享受乐舞娱乐、熏陶的机会,符合儒家“乐教”思想,客观上具有辅助教化的功能。第四章,归义军时期敦煌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教育与传承。农业对于敦煌这样一个四周沙漠环绕的绿洲城镇、拥有较强政权独立性、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归义军政权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本文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着重探讨归义军政权在农业教育与管理方面的特点。以绘画、雕塑等技能为代表的敦煌手工业技能的教育也还没有被纳入到学校教育体系当中来,其教育的传播与技能的传授主要是归义军时期的画行、画院、以及官府作坊,这些机构主要的功能是从事石窟、壁画等的创作与临摹工作,在教育方法上,则以师徒传授为主,但却在客观上具备了教育的性质。归义军时期大规模的图壁造寺塑像活动,虽然是以佛教供养、发愿功德为目的,但艺术对人的陶冶与熏陶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地进行着的,那些精美的壁画、雕塑在今天人们看来仍然震撼人心。第五章,社会基层组织“社”的社会教化意蕴。这一部分着重对敦煌特殊的私人结社组织所具有的对广大下层民众的教育与教化功能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对粟特等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私人结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居民汉化程度很高,在结社方面与汉族居民结社无异,充分说明民间结社这一民间组织形式已经完全被接受并作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常态而存在。相应地,民间结社所具有的教育与教化的功能对于少数民族居民来说也一样适用。
任伟[5]2017年在《敦煌傩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驱鬼逐疫”为核心的驱傩活动,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成为一种“嘉年华”式的娱人娱神的喜乐活动。现有的敦煌文献中存留有不少的傩文化资料,为探讨其时的傩事活动提供了条件。已有对敦煌傩文化的研究基本限于单篇论文的探讨,专题性的研究尚付阙如。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唐宋时期的地方傩事活动,并对后世傩文化出现的“泛化”现象的探讨有所助益。文章由七章内容组成。第一章探讨了唐前傩制的演变和唐宋傩制的变化,指出秦代是傩礼的成型期,汉代傩礼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隋代时期的傩礼由对前代傩制的继承发展而来,有沿革也有新变。唐代傩礼进一步成熟完善,尤其开元傩制基本上达到极致。宋代开始傩礼发生从“庙堂之高”向“江湖之远”的过渡。这些构成了敦煌傩文化的背景。第二章对现有的敦煌傩文化资料进行分期,结合敦煌墓葬考古资料勾稽分析了魏晋南北朝隋代敦煌傩的发展状况,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傩做了分期。第三章结合敦煌傩的表现形态和仪式要素的分析,尝试还原敦煌傩仪式活动。通过分析指出敦煌傩作为古代傩文化体系的一个地方范本,既有对传统傩文化的继承,也体现出对传统傩文化的突破,总结其鲜明的地方性、独特的宗教性和突出的现实性等特征。第四章选择代表性的神灵和鬼怪,结合现有的敦煌文献,勾画了敦煌傩中的傩神谱系和鬼怪内容。敦煌傩神有传统的钟馗、白泽、九尾狐、怪禽异兽、蓬莱七贤,还有佛教的诸佛菩萨、四大天王,道教的泰山府君、五道大神,具有地方特色的三危大圣、金鞍毒龙,以及祆教的神灵,此外,民众还把归义军领袖“神格化”,成为现实的傩神。相应地,敦煌傩中被驱逐的鬼怪有虚拟假想的,也有现实的。敦煌民众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各种鬼怪,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也把侵袭敦煌、破坏民众和平安宁、幸福生活的少数部族作为现实的鬼怪加以驱逐。第五章分析探讨了由西域传入敦煌的“踏悉磨遮”活动。指出敦煌地区的“悉磨遮”活动来自于西域而又加以变通,并结合龟兹等地的考古发现,探讨敦煌地区“悉磨遮”活动和佛俗结合、和民俗结合的特点。第六章结合佛教经典中的饿鬼、地狱书写从纵向的角度对敦煌目连故事和后世目连傩戏进行探讨,指出敦煌目连故事成为后世目连傩戏的先声。特别是其中的饿鬼地狱要素和后世傩戏关系密切,并分析指出敦煌目连故事进入后世傩戏的机制,以及和后世傩系在情节化及伦理化发展上的相关联系。第七章以敦煌斋愿文献为例,探讨“傩的泛化”这一课题。后世的傩事活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泛化”现象,由岁末年终的礼仪行为一变而为不限时间、不限空间、范围广大的禳灾祛邪、祈福求吉的民生活动,几乎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个内容。这种“泛化”表现自然并不是突如其来、一夜促成的,其发生、发展必然有一定的轨迹可寻,而由于古籍文献中相关的记述很少,这一课题遂成难题,学界鲜有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敦煌写卷中为数众多的斋愿文献则提供了探讨这个难题的契机,成为沟通古今的一个中介。文章最后对此作了尝试,以斋愿文献为中心探讨了今日傩活动发生“泛化”的机制。
钱光胜[6]2013年在《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作为中土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古时期民众生活及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引言对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相关研究作了综述,综合各家对“冥界”作了定义,指出尽管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相关研究显得较为零散,特别是在对《太平广记》文献价值的深入发掘,以及传世文献与敦煌吐鲁番、黑水城文献的结合上,需要进一步深入,故尚有较大研究空间。第一章在对先唐冥界观念及其信仰进行概括基础之上,对唐五代宋初冥界中‘的神明进行了考述,指出了这一时期山川神的冥界化趋势,探讨了冥界神灵在数量及空间上的发展。第二章对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中官吏的名称、地位、影响及其来源进行了论证,并以敦煌愿文为中心,考察了冥界官吏的佛道融合及其世俗化,并以道家韩真人演变为个例,探讨了愿文中的“保人可韩”和“专使可嚂官”的重要史料价值。第三章以道教对唐五代宋初冥界的影响为视角,对冥判、冥诉、天曹、算、簿籍、坑以及冥界中的地狱进行了考述,意在阐明汉魏六朝以来的道教与中土原有冥界观念对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重要影响,并对冥界与地狱的关系有所讨论。第四章以冥界与官禄、科举及政治,冥界与婚姻、财富和食禄,冥界与疾病等为论述重点,阐述了唐五代宋初的冥界前定思想。第五章着重考察了冥界观念及其信仰下民众的生活,论述了社邑在十王信仰下的造像活动,考察了冥界信仰之下刺血写经意义在唐五代的转变,并以《佛说寿生经》为例论述了纸钱在冥界信仰下功能的转变。第六章以《盂兰盆经》和盂兰盆会为个例,论述了民众冥界观念从“饿鬼”向“地狱”的转变,以斋会为例,考察了斋会之“禁杀”与杀生入冥的关系,指出唐五代时期断屠政策的实行进一步促进了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传播。第七章探讨了唐五代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的影响及其演变。首先探究了冥界观念与墓葬文书中死后世界之间的关系,其次注意到《格萨尔》、《西藏度亡经》与目连救母变文、《阎罗王授记(十王)经》之间的关系,认为唐五代宋初的冥界观念及其信仰对藏地有所影响。最后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从《唐太宗入冥记》到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冥界之演进。结论部分对唐五代宋初的冥界观念及其信仰提出了几点结论,并从现实世界与冥界的关系变化上,指出了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倾向及功过格的意义。
曾晓红[7]2008年在《敦煌本《维摩经》注疏叙录》文中认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译经是中国人吸收印度佛教最基本的开端,经疏则是中国人理解、消化、阐发印度佛典思想的见证。《维摩诘所说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经典性著作之一,为历朝历代的宗派祖师及研究者所关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维摩经》注疏写卷,这些注疏的抄录年代从前秦到唐宋之交跨越多个时代,大多未为历代大藏经所见,且都是译者本人或其入室弟子为之注解,无疑对研究佛教中国化课题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敦煌遗书一经发现,学术界即对其中的《维摩经》注疏写卷进行了研究,他们撰写题跋、校勘录文、并即时公布复印件或抄本。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李证刚、陈垣在编目、定名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30年代至50年代,日本学者在录文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主要反映在《大正藏》中。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部分《维摩经》注疏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中国学者王重民、刘铭恕在编目方面也取得了极大进展。之后,虽然敦煌写卷图版不断公布,研究条件也进一步改善,对敦煌本《维摩经》注疏的研究也发表了不少成果,但却没有出现对《维摩经》注疏作全面介绍与总结的论著,这使得许多研究出现了滞后、重复劳动甚至引用早已被学术界否定的错误结论的情况。本文在方广锠教授搜集到的未经发表的250余号敦煌《维摩经》注疏的目录基础上,收集相关图版或录文,共得《维摩经》注疏311号写卷,以及百年来各国学者发表的200余篇论著(文),详细地研究每一号写卷,并撰写出叙录。叙录包括以下内容:1、文本定名。2、每件的起迄、存行、书法,并标明在对照本中的起迄页码。3、与该件可缀合之卷号。4、该件写作年代和抄写年代的说明。5、介绍该疏的内容、研究价值,梳理该注疏的流传概况。6、指出该写卷的目录、图版、录文、题记、研究在已经公开出版图书中的册数、页码。7、列举引用或研究该写卷的相关研究论著。为与前人所作的校记性叙录有所区别,本文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撰写叙录。具体撰写方面,力图穷尽材料,希望以我微薄之力,介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予学术界研究者以方便,主要特点如下:1、收录卷号力求完备。本文收入了311号敦煌本《维摩经》注疏写卷、200余篇研究论著(文),为相关研究搜集最全的一次。2、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定名、错误观点和错误定年。3、列举相关研究成果,以便学者研究、利用。将每个卷号的研究成果分类著录,一目了然,对学者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力求对敦煌遗书中的《维摩经》注疏作一较为全面的梳理与介绍,充分展示这部分文献的多重价值,希望能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郑骥[8]2015年在《敦煌歌辞《十二时》写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二时是一种得名于古代记时法,原在民间流行甚广的曲调形式。史载萧梁时代的传奇禅师宝誌创作了《十二辰歌》。此后,十二时曲调并重于禅俗,历代创制流传着大量佛教或世俗内涵的“十二时”类歌辞。敦煌藏经洞保存了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大量《十二时》歌辞写本,经过近百年的搜剔著录,迄今总计辑得写本31件,按内容可别为14种。敦煌《十二时》作品,有约5种主要曲调形式,其核心则是[三(三)韵、七韵、七、七韵]和[三(三)韵、五韵、五、五韵]二式。敦煌《十二时》的研究史,契合敦煌歌辞整体搜集著录和校理研究的发展进程,反映了敦煌歌辞研究思维理路的发生和转向,即从只看重主辞采的曲子词到逐渐关注主声的长篇联章式的佛曲俗调——包括其格调特征、作品思想内涵、写本信息、传播演艺方式等领域。但总体而言,过去的研究多以文本为主,将作品与其载体——中古写本割裂开来,只作纯文本的抽离,因此导致许多问题难有确切结论。近年来,敦煌学界不断涌现关注写本的呼声,一批学者开始尝试从整体性角度探讨作为中古知识信仰主要载体的写本文献本身,重估其学术价值。基于此,本文采取“写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回归写本文献本身,重点关注正背面全部抄写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写本信息”,并串联敦煌学内外其他知识信息;在此基础上,推断歌辞创作或抄写的时代、人物;进而藉由系列相关写本,说明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本文正文划分为5章,选择敦煌《十二时》中作品内涵各异且写本特色鲜明,具有相当代表性的5种,按照“写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对5组写本逐一展开叙录研究:第一章讨论S.427等2本所抄《禅门十二时》,判定2件抄本皆为该组宣教劝信主题歌辞的专门抄本,根据北8440题记所揭僧名“保会”和“甲申”,推断此本抄在924年,而S.427的抄制亦距之不远。第二章讨论S.2679c所抄阙题《十二时》,介绍了此本与S.6103的缀合情况,说明其为禅宗趣味浓厚的写本,歌辞作者是禅门中人。依据同抄利涉文章,又推测其抄写时代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之间。第三章讨论S.6631vm等3本所抄《维摩(五更转)十二时》,交代了歌辞兼合五更转、十二时二调来共同演绎佛经故事的曲调形式及基本内容,重点关注到S.6631v这一带有佛教讲唱文学作品专集性质的写本,还判定3本皆于9世纪中叶左右抄成。第四章讨论上博48(28)等6本所抄《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该辞有净土内涵,是敦煌歌辞中体量最大的一组,本章重点考辨了原署作者智严的行年,认为该组歌辞确由智严在924年携入敦煌,此后广为流行。同时判定诸本抄写时间均在924年以后,而上博48则由多人多次增删,最后编定时间约在980年。第五章讨论P.2564b等4本所抄,属典型民间俗曲的《发愤长歌十二时》。重点推测了此辞常在《齖?新妇文》中出现的原因,是为鼓励汉族青年在吐蕃统治下发愤学习,不废诗书礼乐。根据诸本同抄内容及背面题记、杂写,本章指出该组歌辞诸抄本与敦煌学校教育有密切关系,其原始用途是学生读物。此外,我们对P.2564v所见卢博士、P.3821f所见白侍郎的身份有所推断。前者或是10世纪前期的沙州州学博士;后者或是10世纪中晚期沙州伎术院师长,而非浅人托名白居易之举。诸本抄写时间,大致集中于10世纪20年代前后,正是敦煌地区官私学校兴盛之时。馀论在详述诸家已有搜辑成果外,又从佛道二藏及民间俗曲歌谣中新辑敦煌文献以外“十二时”类歌辞近30种,说明了敦煌《十二时》在晚唐五代宋初的集中出现并非孤立现象。此后历代,十二时曲调仍长期流行,禅门大量创作“十二时”类歌辞,旨在祖述宗师。传世文献及民间歌谣中的十二时曲调,在敦煌所见三五或三七杂言的基础上多有新变。晚近时代,十二时曲调常与“十二月”内涵结合,“十二时”类歌辞有变体形式在民间流传。
张利亚[9]2017年在《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文献存有近两千首唐人诗歌,经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整理的诗歌写本有63种。这些写本反映了唐五代敦煌地区诗歌创作和流传的大致情况,是中原文化传递渗透于敦煌地区民间生活的直接证据。相关学者非常重视这些诗歌写本的价值,对其校勘、释录、辑佚颇为用力,而唐人诗歌写本中隐含的传抄信息关注者较少。本论文选择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为研究对象,从写本学的视野下对写本时代诗歌的传播方式进行深入地研究,分别从写本的特征、形制、抄写人,敦煌诗歌写本中的诗抄和唐人别集两种不同的辑篡方式,认识民间写本的特征;以写本传播的载体、场所及传播者三方面分析写本传播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敦煌地区流传的《李峤杂咏诗注》、各类韵书等诗歌工具书性质写本显示民间对唐诗的接受、尊重;写本中出现的各类诗体和各种文艺娱乐中的诗抄,体现了诗歌文化渗透于敦煌民间生活之中,是唐文化被敦煌民间认可、接受的具体体现。敦煌诗歌写本常见卷轴、折页装两种形式,写本中随意抄写的情况虽普遍存在,但也隐约可见有些抄写者开始有意遵循一定的规律。写本大多采用了诗题接抄于前诗之后,另行抄写下首诗的唐AI写作卷通用格式;写本中的各类诗抄编纂体例未见逾越传世本范围;五七言诗、诗文大致分开抄写;《珠英学士集》《瑶池新咏》《李峤诗杂咏》等经过文人编纂诗集更易传播;P.t.1208、P.t.1221是唯一抄写唐诗的藏文写本。卷背为岑参和大历诗人诗抄,此抄本抄写质量上乘,底抄本早在吐蕃统治前传入敦煌,此写本表明吐蕃统治时期,中原文化传播虽受到限制,早期传入诗歌仍被民间记忆、抄写、传唱。文人和僧侣诗集为两大别集类写本。严格意义上的唐人别集在敦煌写本中较少。《王勃集》《陈子昂集》之题署,以高适、岑参、白居易、张祜、云辩诗为主的写本,表明唐人别集单行本曾在敦煌流传。岑参早期诗歌和河西纪行诗同卷出现,乃河碛行人因辨认路途需要,将岑参诗集回传至敦煌。敦煌多个写本出现内容相似情况,这些写本有些为非同源抄本,表明敦煌流传各种不同抄本;有些为同源抄本,各写本辗转抄写,造就某些诗歌在民间盛传,推动了诗歌的持续传播。受抄写工具的束缚,写本传播的数量难以和刻本比拟。但其传播途径极具特色。驿站、寺庙等人口流动处是写本传播的场域,题壁、习字帖、碑刻、瓷器瓶等载体是写本传播有效媒介。通过分析P.2492+Дⅹ.3865卷,发现此写本可能传自蓝武关上驿亭中所留诗,经人辑录成集流传民间,传播到敦煌被抄写保存。寺院是唐人文化传播的主要文化场所。写本记载有敦煌僧侣、使节与内地的文化互动。敦煌高僧悟真与归义军使节李琬抄录内地高僧酬赠、送别诗作,在敦煌盛传,分别被P.3720、P.3886、S.4654卷和P.3676卷传抄,是僧侣使节传播诗歌的直接证据。S.5648是寺院杂写本,吴僧政是抄写人之一,此卷《道情诗》是说唱者执大拍板表演唱词,被观看人记录在写本。唐代寺院进行的各类说唱韵文表演带动了诗歌的传抄和流传。敦煌幕府各级官吏是写本传播和保存重要的群体,中央秘书省的校书郎、正字等官吏极可能在括书使命中获得民间写本,持有各类写本的官吏也因到河西等地任幕僚,将个人收藏本携带到民间。幕僚间相互抄阅,使一些上乘写本在民间流传。分析P.3862卷和P.2567、P.2552卷集中出现的高适诗,可能是抄自高适河西同僚间传抄的写本。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是唐代人口迁徙主要地区,各种人口流动,带动诗歌传播。唐诗经各种途径传入敦煌,民间社会对诗歌的认同、接受是孕育诗歌文化发展的土壤。吐蕃统治敦煌后,民间诗歌被迫走向了自我发展的道路,内地传入诗歌数量逐渐减少,敦煌诗人和当地诗歌大量出现于写本,敦煌诗人所作诗歌绝大多数为律诗,证实民间诗人已娴熟掌握律诗的创作,律诗学习和写作完全成熟。《李峤诗杂咏》注本、各类韵书及写本中大量出现抄写在儒家经典、书仪、诗赋背后的学郎题记,表明诗歌学习是敦煌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学郎是诗歌写本重要的抄写者。唐代民间宴饮、游艺等社会生活无不渗透着诗意,敦煌写本出现了刘希夷《洛阳篇》、刘长卿《酒赋》等唐人七言歌行体的多个卷本,此类诗歌在敦煌广为流传,是唐人宴饮等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七言古体在律化过程中受到民歌影响,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传唱的因素造成的,彰显了敦煌地区的审美趣味及对中原传入诗歌的选择和接受。
胡翠霞[10]2011年在《百年敦煌婚丧礼俗研究综论》文中指出中古时期的敦煌婚丧礼俗是中国古代婚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敦煌所处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与当时的中原婚丧礼俗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其独特之处。而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婚丧文化提供了依据,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婚丧礼俗研究的内容,弥补历史记载之不详和阙如。并进而通过研究敦煌婚丧礼俗可以使我们对整个唐五代宋初敦煌乃至中原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因而敦煌婚丧礼俗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研究成果斐然。本文在对敦煌婚丧资料整理、介绍的基础上,着重考察敦煌婚丧礼俗研究的百年历程,并对敦煌婚丧礼俗研究的成果、研究方法与特点作全面系统的评述和总结,最后对今后敦煌婚丧礼俗的研究提出了展望。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对有关敦煌婚丧文化的资料进行了介绍,主要包括敦煌婚嫁诗词、敦煌吉凶书仪(有关婚丧的部分)、敦煌壁画婚丧图和一些其他零散的记载资料。第二部分,对敦煌婚丧礼俗研究分阶段考察,从总体上三个阶段,对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宏观的梳理和细致的评述,并指出了各个阶段研究的基本特点和侧重点。第三部分,通过对诸种“敦煌研究论著目录”分类收录敦煌婚丧礼俗研究论著的分析,总结了以往研究的方法和特点,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最后就今后敦煌婚丧礼俗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参考文献：
[1]. 张氏归义军时期佛教影响下的文学研究[D]. 张兴华.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2]. 敦煌归义军文学研究[D]. 吴格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3]. 敦煌归义军时期文人及其写作研究[D]. 邹旭. 兰州大学. 2013
[4]. 敦煌归义军社会教育研究[D]. 祁晓庆. 兰州大学. 2011
[5]. 敦煌傩文化研究[D]. 任伟. 兰州大学. 2017
[6]. 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研究[D]. 钱光胜. 兰州大学. 2013
[7]. 敦煌本《维摩经》注疏叙录[D]. 曾晓红.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8]. 敦煌歌辞《十二时》写本研究[D]. 郑骥.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9]. 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D]. 张利亚. 兰州大学. 2017
[10]. 百年敦煌婚丧礼俗研究综论[D]. 胡翠霞.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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