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教育结构演进六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教育论文,六十年论文,结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农村教育的发展一直受到重视与关注。六十年农村教育的发展不仅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体现与标志，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与标志。农村教育的发展，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指农村教育的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此作为对我国六十年农村教育发展的一种纪念与追忆。
教育结构通常是指教育系统的内部构成状态或组合方式。农村教育结构则是指农村教育系统的内部构成状态或组合方式。它包含农村教育的类别结构、形式结构、层次结构和管理体制结构等。本文对农村教育结构演进的考察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分期，并重在从形式结构和类别结构的维度进行。
一、“前十七年”农村教育结构的形成与变化
所谓“前十七年”，是指1949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这一时期。这十七年间，我国社会发展经历了开国奠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和国民经济调整等阶段。十七年的农村教育事业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农村教育结构因之有了新的形式并开始发生着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农村文盲充斥，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在20%以下。在广大农村，除了稀稀落落的私塾教育之外，少有其他的教育形式。新政权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其中寓含着对发展农村教育的特有关注。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予以公布，这标志着新学制的确立。“在新学制中，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训练班，补习学校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小学实行五年修业的一贯制，取消初小和高小两级修业的分段制，便利于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子女能够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各种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所急需的技术学校被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关系之内，并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各种学校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都能够互相衔接，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形成了人民教育的一条康庄大道”。[1]新学制的确立，不仅使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制度保障，同时更使农村教育的发展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推进力量。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中期，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小学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1950年全国小学教育学生数为2439.1万人，1957年为6428.1万人。[2]七年间增加了3989万人，增长了2.6倍。全国小学教育学生数的增长离不开农村小学教育学生数的增长。从增长的绝对数上看，农村小学教育学生数的增长自然占有更大比重；二是农村的业余教育和扫盲教育有了启动和发展。在1950年至1957年的七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多次发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这对促进农民业余教育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全国扫盲的重心是农村。扫盲教育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在中国农村也大张旗鼓地启动与推进。
建国初期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时，中国农村教育在发展中已形成一种新的教育结构。新的教育结构的指谓是：1.从办学形式上看，农村小学教育中，出现了私立小学和公办小学并存的格局。尽管这一时期国家在接管和改造旧学校，在接办私立中小学，并变私立为公立，但在农村，还是允许私立小学的存在。这种私立小学主要是由学生家庭联合出资聘请乡村教师教学，类似于传统的私塾。农村在继续保留私立小学的同时，更重视的是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而大力发展公办小学，并逐步使公办小学成为农村学校的主体。2.从教育类别上看，农村不仅有正规学校教育，还有非正规的农民业余教育和扫盲教育。而非正规的农民业余教育和大规模启动的扫盲教育便成为新中国农村成人教育发展的滥觞。
1958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旋即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席卷神州大地，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农村如火如荼地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迅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国应在3年到5年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3]在《指示》精神的指引下，1958年至1961年的四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包含农村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跃进”景观。例如，“在‘大跃进’的影响下，1958年小学在校生人数比1957年增长34.41%；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到80.3%”。[4]教育的“大跃进”也使农村教育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就学校类型而言，农村不仅有日益增多的小学，也有了为解放农村妇女劳动力而开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更有新增的农村初级中学和农业中学。兴办农业中学，是为了贯彻党的关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着眼于培养农村的技术力量，为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作准备。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统计，1958年，我国农业中学及其他职业中学为20023所，招生数为200万人。农业中学的兴办，是农村教育结构的一次新的变革，它首开新中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先河。
鉴于“大跃进”的沉重代价，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教育事业的调整相随而行，农村教育亦然。1961年至1965年间，农村小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回落到稳步上升的过程，农村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规模较之“大跃进”阶段明显缩减。农村中学教育则在另一重意义上进行了调整。1963年，国家提出“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之后又着力推行半农半读、半工半读的两种教育制度，这使农业中学及其他职业中学经历急剧的压缩之后又得到新的重视和发展。据统计，1962年，我国农业中学及其他职业中学已降至3715所，招生数仅为14.97万；而在1964年又迅速增至15108所，招生数为88.56万；到了1965年，这类学校的发展处于新的高峰状态，学校数为61626所，招生数为306.47万，大大超过了1958年的发展规模。[5]
综观十七年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结构的演变，我们可以认识到，尽管这一时期农村教育发展之路并非平坦，但从总体上看是大步向前的，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经过十七年的演变，农村教育已基本形成以小学教育为主的普通学校教育、以扫盲教育为重心的成人教育和以农业中学为载体的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结构形态。
二、“文革”时期农村教育结构的“革命”
1966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教育革命”始终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以手段和目的的双重角色出现的。作为手段，‘文化大革命’首先发生于教育领域，教育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目的，‘教育革命’则成为‘文化大革命’终极目标之一”。[6]“文革”中“教育革命”的重要指向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文革”中的“教育革命”自然包含农村教育的“革命”。十年间，农村教育的“革命”也突出地表现为教育结构的“革命”。而农村教育结构的“革命”的具体表现是：1.农村学校的办学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写的《关于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简称“侯王建议”），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该《建议》提出：“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小学应是大队的一部分，大队在政治领导、经济、师资等条件上完全能够自己办小学。我们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公分。……”[7]这一《建议》对“文革”中农村办学体制的变革带来了很大影响。事实上，“文革”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普遍实行了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公社办，或分片设点，或大队联办的局面。农村学校经费也普遍实行民办公助。2.农村办学体制的“革命”带来了基础教育办学形式的“革命”。一方面，寓于“革命”的需要，“文革”前依然存在的由农民个体出资维系的小学一律更变为农村集体办的学校。至此，农村学校普遍实现了集体化或公有化；另一方面，同样寓于“革命”的需要，尤其是为了方便贫下中农子女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教学网点得以增加，而寓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四年一贯制的普通中学在农村也广泛设立。几乎每一个公社都设立了这样的中学。与此同时，在一些人口规模较大的生产大队还设立了二年制的初中，或者在大队完全小学附设初中班，也叫“戴帽初中”。这样，在“文革”中，一种既有小学，又有初中和高中的基础教育结构形式呈现于农村，它体现出农村教育结构的“革命”。这种教育“革命”虽然导致农村普通中小学教育有了规模上的发展，但却使农村基础教育因学制缩短、合格师资缺乏、办学条件简陋和教学的“革命”遭遇了质量的严重下降。3.在基础教育实现“革命”之时，“文革”中农村教育结构的另一重“革命”是：“文革”前创办的实施农村职业教育的农业中学及其他职业中学被作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教育制度的产物，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双轨制而被大量缩减直至“一扫而光”，“文革”前农村形成的职业教育因之不复存在。这导致农村教育结构的单一化。
三、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
结束“文革”之后，经过短暂的徘徊，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教育处在新的发展过程中，农村教育的新发展，伴随着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
1978年至1984年是中国社会拨乱反正的时期。农村教育也处在拨乱反正中。农村教育的拨乱反正，首先是恢复农村中小学正常的教学秩序。1978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试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此两项《暂行工作条例》是对1963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承续，并依据新的形势作了修改。两项《暂行工作条例》的重新颁行，对全国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而也对恢复农村中小学教学秩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基础上，农村教育的拨乱反正，还突出地体现为教育结构的适时调整。这主要反映在：其一，对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1979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继续切实抓紧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的通知》，同时，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桃江县委《关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情况的报告》，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决定》予以发布。这些重要政策的颁布，旨在从实际出发，将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心，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重心定位在普及小学教育上。基于这样的政策精神，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在努力实现小学教育的普及，并力求中学教育的合理发展。与此相应的是，此时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有了适当的调整。一批“戴帽初中”被撤销，一批社办中学有了适度的归并。其二，农村扫盲教育被重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成人教育得到新的恢复。1978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这是结束“文革”后国家对扫盲工作的重新部署。扫盲工作的中心仍是农村。恢复并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扫盲，既是农村教育拨乱反正的体现，也是农村教育结构调整的体现。其三，对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开始进行新的调整。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求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与可能，统筹规划，有步骤地增加一批农业高中和其他职业学校。在《通知》精神的指引下，一批农业中学和职业学校经过十余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兴办于农村大地。由此，农村教育结构单一化的局面开始得到改观。
自1985年开始，我国教育事业经历拨乱反正重获生机之后进入到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阶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全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确立了目标，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改革的路径与方向。教育体制改革内含着教育结构的改革，也推动着教育结构的改革。教育体制和教育结构的改革成为1985年后我国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体制和教育结构的改革也同样进入新的阶段。1985年至2000年的十六年间，随着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教育结构的改革迈开了继续前进的步伐。这主要表现在：1.农村基础教育的内部结构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由于国家确立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新目标，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这使农村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发展有了法律的要求和保障。其间，我国农村小学教育在巩固中发展，初中教育得到了新的切实的发展，高中教育也有了稳步发展。2.农村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在深入进行。一方面，农村职业中学在继续增设，职业中学与普通中学并行发展；另一方面，县域职教中心、成教中心和乡镇职教中心、成教中心在普遍设立，成为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重要载体。3.试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这是农村教育结构改革的新探索，新尝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教委在河北省农村建立起综合改革实验区，旨在探索在贫困农村如何使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开发和智力开发密切结合的途径，探索农业、科技和教育的有机结合，同时实现农村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统筹发展。20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在总结试验区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深入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和推进农科教结合的计划与行动方略，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也因之继续深化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农村教育结构的改革又被赋予新的要求和使命。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制定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同时也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我国农村教育被置于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位。200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这对新时期农村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有了新的目标追求，农村教育结构的改革也有了新的取向：其一，农村基础教育分层规划、协调发展。其中，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并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和学前教育分地区加快发展。为实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的调整在深入进行。其二，大力发展以就业为导向的农村职业教育和以农民培训为重点的农村成人教育。为此，国家采取支持性政策扶持与促进农村职业中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家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启动了“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以及其他相关工程，以保障与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有效实施和健康发展。其三，努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这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也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建构农村终身教育体系而努力发展的教育。农村社区教育是面向农村社区内全体民众进行的教育，是寓农村公民道德教育、文化科技教育、卫生健康教育、休闲娱乐教育等于一体的教育。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是农村教育结构发生更深刻变革的体现，它使农村教育结构的改革朝着新的向度，并大大拓宽了结构改革的空间。
四、认识与反思
通过对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演进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深受农村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因而也深受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从整体上看，呈现的基本取向是：从主要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服务，到主要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再到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前，农村教育结构的形成、变化乃至“革命”，主要受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并且也在致力于形成一种新型的农村政治文化，因而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取向”；20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到来之时，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相呼应，凸显出主要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取向；进入新世纪后，农村教育结构的继续调整与变革，则是秉承科学发展观，朝着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向度迈进。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既深受宏观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也折射出农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状况。
2.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始终是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与核心。农村教育结构演进的历程与农村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相一致。这在六十年农村教育的改革发展中得到清晰且也是深刻的体现。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演进的历程告诉我们：致力于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然要致力于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我们既无法想象没有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而有农村教育真正的发展，也无法想象追求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舍弃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六十年的实践表明，良好的农村教育结构表征着农村教育的良好发展，不良的农村教育结构表征着农村教育的不良发展。这是对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演进的考察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也由此昭示着农村教育发展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的一种“通则”与“真理”。
3.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始终受教育政策的驱动与制约，教育结构调整与变革的方式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通观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我们不难认识到，无论在何种时期、何种阶段的结构调整与变革，都来自于国家教育政策的驱动，受到政策的规范与制约。教育政策规定着教育结构调整与变革的目标、任务、内容和方式。从农村教育结构调整与变革的方式看，六十年间经历过“革命式”、“运动式”、“实验式”、“分步推进式”、“综合改革式”等不同的方式。而种种方式的不同又与政策倡导或规定的不同息息相关。从这种意义上看，回溯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更重要的是应回溯与反思农村教育政策。
4.六十年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既彰显着农村教育的进步与发展，也彰显着农村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积极影响与意义毋庸置疑，值得珍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农村教育结构的演进，虽然展现着成就与辉煌，但也还透射出差距与问题。时至今日，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仍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农村教育发展与城市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二是不同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而这两种不平衡又突出地显现为教育结构的不平衡。正因为这样，我国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新世纪中国社会正朝着新的发展目标迈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村教育的发展，关乎小康社会的实现，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的达成。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农村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继续努力顺利地朝前推进。